《三思科学》电子杂志
纪念卡尔·萨根特刊
2001年12月20日

目　　录
封面

安·德鲁彦寄语《三思科学》

怀念萨根

[安·德鲁彦]科学需要普及吗？
[李大光]萨根其人及其思想 
[胡铂]接触宇宙的人 
[逍遥]我与卡尔·萨根
[胡铂]卡尔·萨根：驱蛇人
[小江]科学的意义
[小茜]那个遥远的地方
[庞旸]呼唤中国的卡尔·萨根
[柯南]阳光下的暗淡蓝点
[碧声]宇宙与心灵的诗歌
科学美国人：萨根的个人生活
科学美国人：怀念卡尔·萨根

萨根作品及相关资料

在阴影的幽谷中
《数以十亿》跋
无论在天堂还是大地
卡尔·萨根相关图片
卡尔·萨根部分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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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科学杂志社
本期责编　碧声



三思言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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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阴影的幽谷中
　　——《数以十亿》第19章

　　　　 卡尔·萨根
　


　　　　　那么，这是真的，还是纯粹的幻想？
　　　　　　　　　　　　欧里庇得斯《伊翁》(约公元前410年)

　　有六次我与死亡照面，六次他都把视线移开，放过了我。当
然，死亡终究还是会找上我的，就像找上我们所有的人一样。这
只是一个时间与方式的问题。

　　在与死亡的会面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生命的极端
甜美，朋友与亲人的珍贵，以及爱改变事物的力量。事实上，与
死亡擦肩而过是一种积极的、能塑造性格的体验，如果没有其中
必不可少、无法缩减的危险因素，我愿意推荐每个人都去试一试。

　　我很愿意相信死后会再生，有一些想法、感受和记忆会存留
下去。但是，就像我非常愿意相信这种说法，我也非常清楚，没
有什么东西表明这一想法不仅仅是一个愿望，尽管全世界的古老
文化传统都声称有来世。

　　我希望与挚爱的妻子安妮白头到老，希望看到我年幼的孩子
长大成人，参与他们人格与知识的成长过程，还希望见到尚未面
世的孙儿们。我渴望知道一些科学问题的答案，例如对太阳系多
个星球的探测和在地球以外寻找生命。我想知道人类历史那些既
鼓舞人心又令人不安的大趋势最终会有什么结果，例如技术的危
险与前景，女性解放，中国日趋增长的政治、经济和技术优势，
星际航行。

　　如果死后还有来生，那么不管我什么时候死，这些深切的好
奇心与渴望大多都会得到满足。但如果死亡仅仅是永远的、无梦
的睡眠，就没有希望了。或许这种看法给我增添了一些活下去的
动机。

　　世界如此美丽，有这么多爱和精神深度，没有理由用一些缺
乏有力证据的动人故事来自欺。对我来说，既然人是如此脆弱，
那么直面死亡、为生命的短促而精采的机遇感激每一天，这种做
法要好得多。

　　有许多年，我刮胡子用的镜子旁边都放着一张装在相框里的
明信片，这样我每天早上都会看到它。明信片的背面，是一段用
铅笔写给威尔士史旺西谷的詹姆斯·戴先生的短信：

亲爱的朋友：
　　告诉你一声我还活着，在旅行，并且非常愉快。真是享受。
　　　　　　　　　　　　　　　　　　　　　
　　　　　　　　　　　　　　　　　　　　　　　　　你的
　　　　　　　　　　　　　　　　　　　　　　　　　WJR

　　签名是一个叫做威廉·约翰·罗杰斯的人几乎难以辩认的姓
名首字母缩写。明信片正面是一艘造型优美的四烟筒轮船的彩色
照片，船的名字是“白星客轮　泰坦尼克”。明信片的邮戳日期
是这艘巨轮沉没的前一日，罗杰斯先生在遇难的1500多人中。安
妮和我把这张明信片摆在这里是有用意的，我们知道“非常愉快”
也许是最短暂、最虚幻的状态，对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曾经非常健康，孩子们茁壮成长；我们写书，着手进行
雄心勃勃的电视和电影项目，发表演讲；我一直在参与最激动人
心的科学研究。

　　1994年底的某个早晨，站在这张相框里的明信片旁边，安妮
注意到我的手臂上一个难看的黑蓝色斑痕已经长出来好几个星期
了，就问：“它怎么不消褪？”在她的坚持下，我不情愿地（黑
蓝斑没有什么重要的，不是吗？）到医生那里去做一些常规的血
液检查。

　　几天后收到医生的信时，我们正在得克萨斯奥斯汀。他很困
扰：显然实验室里有什么东西搞混了，分析结果表明这是一位重
病人的血。医生催促说：“请务必马上重新检查一次。”我照做
了。结果是，没有错误。

　　我体内向全身输氧的红细胞和抵御疾病的白细胞都严重减少
了，最可能的解释，是由骨髓产生的造血干细胞——红细胞和白
细胞的共同原型——出了问题。该领域的专家证实了这一诊断：
我得了一种自己从来没听说过的病：骨髓发育不良(myelodysplasia)。
发病原因基本上未知。我吃惊地得知，如果不采取措施，生存的
几率将是零，我会在六个月之内死掉。当时我的感觉还很不错，
可能偶尔有点头晕。我很活跃，干劲十足，说我正站在死亡的门
槛上，听起来真是荒唐可笑。

　　迄今只有一种方法有可能治愈我的病：骨髓移植。但必须找
到与我匹配的捐赠者才行。即使找到了，我的免疫系统也要被完
全压抑，以便使捐赠的骨髓不会被我的身体排斥。然而，完全被
压仰的免疫系统可能使我由于其它一些原因而死掉，比如抑制抵
抗疾病的能力使我可能被任何一种细菌感染。我也曾暂时考虑过
什么也不做，坐等医学研究发现新的治疗方法。但那样的希望是
最小的。

　　对于该上哪里求医，我们所有研究的结果都指向西雅图的福
莱德·胡钦斯(Fred Hutchinson)癌症研究中心，全世界最优秀的骨
髓移植研究机构之一。那儿有许多专家，包括因为完善现有骨髓
移植技术而获得1990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的唐纳德·托马斯
(E. Donnal Thomas)。医生和护士的高水平，以及护理质量的优秀，
充分表示我们到“The Hutch”去求诊的建议是不错的。

　　第一步是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捐赠者。有的人从来没有找到
过。安妮和我给我唯一的手足——妹妹卡丽打了电话。我说得很
婉转，卡丽甚至不知道我生病了。我还没有触及正题，她就说：
“你有的。无论是什么……肝……肺……就是你的。”每次想起
卡丽的慷慨，我现在还会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堵着喉咙。但是，这
当然并不保证她的骨髓一定与我的匹配。她接受了一系列检查，
6个决定匹配程度的因素一个接一个被发现与我的相符。她是一
个完美的匹配者，我真是难以置信地好运。

　　不过，“好运”是相对而言的。即使完全匹配，我痊愈的机
会也只有30%。这就像玩俄罗斯轮盘赌，枪膛里有4颗子弹，而不
是一颗。但这已经是我迄今能拥有的最好的机会，过去我曾面对
比这更大的困难。

　　我们全家搬到西雅图，连同安妮的父母在内。在我住院及出
院疗养期间，不断有人来探访——成年的孩子们，我的孙子，其
他亲属和朋友们。我深信，正是我所得到的支持与爱——尤其是
安妮的爱——使得机会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倾斜。

　　就像你们猜想的，确实有过让人害怕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
晚上，我遵照医嘱在凌晨两点钟起床，打开12个装着白消安（二
甲磺酸丁酯）药片的塑料瓶中的第一个。这是一种强力化疗药物，
袋子上印着：

　　　　　　　　　　化　疗　药　物
　　　　　有害生物物质　　　　　有害生物物质
　　　　　　　　　　　　有　毒
　　　　　　　　按有害生物物质弃置处理

　　一个，又一个，我倒出72粒药。这剂量足以致死。如果我不
是马上要接受骨髓移植手术，这种免疫抑制疗法本身就能要我的
命。这就像是服下致死剂量的砒霜或氰化物，希望着合适的解毒
剂会及时送到。

　　这种用于抑制我的免疫系统的药引起了一些直接的反应。我
总是感到恶心，不一些其它药物控制住了这症状，使我不至于难
受到什么工作也做不成。差不多所有的头发都掉了，随后是体重
下降，使我看起来形容枯槁。但四岁的儿子山姆瞧着我说：“这
发型不错，爸爸”，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他接着说：“我不知
道你生病什么的，只知道你现在好多了。”

　　我原先想，移植手术可能会非常痛。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像
是输血一样，妹妹卡丽的骨髓细胞到达我的骨髓里。治疗过程的
某些阶段是极为疼痛的，但人往往会好了伤疤忘了疼，事情过去
了，你也就忘记了疼痛。Hutch关于止痛药的政策很开明，病人
可以自己掌管包括吗啡衍生物的药品，因此我可以立刻处理那极
度的疼痛。这使整个过程容易忍受多了。

　　治疗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的红细胞和白细胞大多是卡丽的了。
它们的性染色体是XX，而不是我自己的XY。 在我的身体里，有
女性的细胞和血小板在循环着。我一直在等着卡丽的某些兴趣在
我身上表露出来——比如对骑马的爱好，或者一口气看上六出百
老汇戏剧——不过从来没有过。

　　安妮和卡丽挽救了我的生命。我将永远对她们的爱与同情满
怀感激。出院之后，我需要多种医疗护理，包括每天往腔静脉里
注射几次药物。安妮是我“度身定做的护理者”，日日夜夜地给
我安排用药、换衣服、检查关键的体征、提供重要支持。据说，
独自到医院来求诊的人，活下来的机会要少得多，这很可以理解。

　　医学研究救了我。其中有些是应用研究，致力于直接治愈绝
症或减缓其症状。有的是基础研究，只努力了解活的机体运作的
方式，偶然获得结果，最终却有无法预料的实际益处。

　　康耐尔大学（我作为安妮的配偶享受其福利）和美国作家协
会的医疗保险也救了我，后者是电影、电视剧本作者等的组织。
还有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享受不到这种医疗保险。如果我们处在
他们的境况上，会怎么做？

　　在我的作品中，我曾努力表明我们与其它动物是何等亲近，
给它们造成痛苦是多么残忍，杀死它们用来制造唇膏之类的东西
又是如何地不合道德。然而，就像托马斯博士在他的诺贝尔奖答
谢辞里说的，“如果没有动物研究，包括对近亲繁殖的啮齿类动
物和远亲繁殖的物种——特别是狗——的研究，骨髓移植不可能
达到临床应用阶段。”我在这个问题上仍然非常矛盾。如果不是
对动物的研究，我今天不会活着。

　　于是生活回复正常。安妮和我与家人返回纽约伊萨卡的家。
我完成了几个研究项目，做完了《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
黑暗的蜡烛》最后的校对。我们与华纳兄弟公司的电影《接触》
的导演鲍勃·泽米基斯(Bob Zemeckis)会面，这部片子是以我的小
说为蓝本拍摄的，安妮和我共同撰写剧本，并担当影片的共同制
作人。我们开始商谈一些新的电视和电影项目。我参加了伽利略
探测器访问木星的早期工作。

　　但我痛切地发现，未来是不可预知的。就像在北太平洋清新
的空气里快乐地用铅笔写着明信片的威廉·约翰·罗杰斯痛切地
发现的那样，未来紧接着会发生什么是不可知的。回家之后，我
的头发重新长出来了，白细胞和红细胞回复到正常水平，感觉好
得不得了，但几个月后，又一次血液检查把我击败了。

　　“恐怕我有一点坏消息要告诉你，”医生说。我的骨髓里出
现了一批危险的、正在迅速增殖的新细胞。两天之后我们全家回
到西雅图。现在我是在Hutch 的病床上写这一章。一项新的实验
过程发现，这些异常的细胞缺少一种能保护它们免受普通的、我
没有服过的化疗药物伤害的酶。用了一次这些药，我的骨髓里就
找不见这种异常细胞了。为了彻底清除残余部分（可能为数极少，
但生长速度非常快），我又接受了两次化疗，并新移植了一些妹
妹的细胞。看上去，我又被完全治好了。

　　我们都有一种倾向，容易为人类的破坏性与短视感到绝望。
我当然也会如此（在某些问题上我仍然认为很有道理）。但我从
这场病中得出一个发现，那就是众多人的善良拯救了许多与我处
境相同的人的生命。

　　有超过200万人志愿参加美国国家骨髓捐赠计划，愿意忍受
多少不大舒服的骨髓抽取过程，来造福于素不相识、无亲无故的
匹配者。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向美国红十字会无偿献血，连5美
元的报酬也不取，只为了救陌生人的命。

　　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多年辛勤工作，他们要克服许多困难，薪
水常常很微薄，而且不能保证成功。这样做的动机多种多样，但
其中一个，就是希望帮助别人治愈疾病、逃脱死亡。当我们被过
多的玩世不恭所包围时，想到世间善良如此普遍，实在令人鼓舞。

　　在纽约市的圣约翰大教堂，基督教界最大的教堂，有5000人
在复活节的礼拜上为我祈祷。一位印度教教士向我描述恒河岸边
为我举行的一场大型祈祷守夜式。许多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写信告
诉我他们为我做的类似的事。我并不认为，如果真的有神存的的
话，他对我的安排会因为祈祷而有所改变。但对这些在我患病期
间为我努力的人——包括许多我从未谋面的人，我的感激无以言
表。

　　他们中间许多人问我，既然不确信有来生，怎么可能直面死
亡。我只能说，这从来不成为一个问题。我对“微弱的灵魂”存
疑，并与我心目中的英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观点相同：

　　我不相信一个奖惩其造物或有类似意愿的人格化的上帝。我
不能也不愿意因为恐惧或荒谬的自大而相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之
后仍能存在，更不相信微弱的灵魂。我满足于生命之永恒的秘密，
满足于一窥这现实世界的非凡结构，并致力于去领会那呈现于自
然之中的理性的一部分。不管这一部分多么微小。

　                 　后记：

　　一年前写下这一章之后，又发生了许多事。我从Hutch出院，
回到伊萨卡，但几个月后又发病了。这一次要严重得多——可能
是因为我的身体因为以前的治疗而变得虚弱了，但也是因为这次
的移植前准备工作包含了X射线全身照射。我的家人又一次陪我
来到西雅图，我又一次在Hutch与同一位专家会面， 接受富有同
情心的护理。安妮又一次出色地鼓励和鼓舞了我。妹妹卡丽又一
次毫不吝惜地捐出她的骨髓。我又一次为众多的善良所围绕。此
刻我写这些话的时候，诊断结果好得不能再好了（当然，事实也
可能改变这种状况）：所有能检测到的骨髓细胞都是供体细胞，
即我妹妹的XX型女性细胞，没有一个在原先的疾病中所发育出
的XY型男性宿主细胞。有些体内仍存留有百分之几宿主细胞的
人活了好些年。但是，不捱过两年，我不会把这当作理所当然。
在那以前，我只能希望。

　　　　　　　　　　　　　　　　　　　　　西雅图，华盛顿
　　　　　　　　　　　　　　　　　　　　　伊萨卡，纽约
　　　　　　　　　　　　　　　　　　　　　1996年10月　


碧声译自《数以十亿——新千年来临之际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思考》
Billions and billions ,thoughts on life and death at the brink of the Millennium


译注：本章的题目《在阴影的幽谷中》可能出自《旧约·诗篇》第23章第4节：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比喻死亡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