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思科学》电子杂志
2005年第5期
2005年6月15日
目 录
封面
封面故事
[九歌]发光的生物
新闻
4~6月科学新闻
[邢立达]七千万年前的龙骨软组织
[石青]哈勃十五年
求知
[珊瑚]剥开乙肝病毒
[石青]寻找祖先
[石青]太阳系：新的边疆
[春上莱茵早]手机辐射影响健康？
[碧声]果蝇：一个基因的罗曼史
译述
[G.Ferry]多萝西·霍奇金传(十)
[Ainsworth et al]生命界最重大的
十项顶级创造
[R.Dawkins]科学是一种宗教吗？
[R.Dawkins]关于相信
博物
[邢立达]掠海翼龙
[林璇]木棉
历史
[韩雪涛]原子的历程：从哲学到科学
[方舟子]进化·达尔文之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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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霍奇金传
第十章 “最近所有的事都更有希望了”
 Georgina Ferry
王艳红 杜磊 译
退休以及退休之后
1977~1994
退休对多萝西不是一件易事。她喜欢工作着，喜欢与她有相同兴趣的人们。不管克莱布米尔有多美丽，退休回到乡下去种玫瑰花，对她总没有什么吸引力。只是身体虚弱最终迫使她减少科研及其它活动，即使如此她仍尽最大努力保持联系。
1977年，她正式从沃尔夫森教授职位上退休，此时她67岁，是可能的最迟退休年龄。任期内的最后几年，她花大量精力确保她的研究能在年轻一代手中继续下去。胰岛素研究当时的任务是得出清晰度更高的结构，研究范围已扩展到包括许多其它物种的胰岛素，这项研究实际上由盖伊•多德森领导已经约有十年了。他和妻子埃莉诺很快就成为多萝西不可缺少的帮手。他们远不止是同事，而是亲密的朋友，差不多是一家人。多德森家的孩子们把多萝西当成干祖母，他们本来的祖母在世界的另一头。（埃莉诺•多德森说，多萝西总是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注意孩子们、与他们交流，别人也这么说过。斯瓦•拉马士汗回忆说，1964年10月在牛津时，他的孩子们嚷着“我们的多萝西得了诺贝尔奖！”）
从小组于1971年搬到动物学／心理学楼里的新实验室中起，盖伊和埃莉诺在多萝西退休后要怎么办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紧迫了。他们的地位与多萝西所有的前同事一样，都没有牛津的永久职位。过了这么多年，盖伊仍然是多萝西以研究资助支付报酬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埃莉诺是兼职研究助理。当时其他人要么有意跳槽，要么正准备跳。约翰•卡特菲尔德（John Cutfield）和布赖恩•安德森是新西兰人，他们的研究资助到期后，便要回国去。维贾安也是一样，要回印度去。汤姆•布伦德尔去了苏塞克斯大学，后来继承了伯克贝克学院贝尔纳的教授职位。（再后来他接受了一个科学管理方面的高级职位，担任农业和食品研究理事会的行政长官，多萝西对此颇不赞成。现在他是剑桥的生化教授。）但对多德森夫妇及多萝西来说，将他们之间多年培育起来的联系斩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起初多萝西希望能为盖伊在牛津安排一份工作。但她是皇家学会的沃尔夫森教授，在牛津是个外人，并没有影响力——正如她对埃莉诺说的，她已有15年不在什么委员会任职了。盖伊必须另谋去处。他申请了约克大学化学系的讲师职位，在那里，一个物理学方面的晶体学研究小组正在蓬勃发展。多萝西在给他写的推荐信里对他所作的一切大加赞赏。于是，1976年盖伊和埃莉诺离开牛津，到北方的另一座古老城市去，在一所不那么古老的大学里设立新的晶体学实验室。他们在那里继续研究胰岛素和蛋白质结构的相关问题。现在盖伊在化学系有着教授职位，实验室繁荣兴旺，风格与多萝西的实验室极像，时常有来自许多国家的研究者在这里学习新的技能，交换对世界事务的看法。
同时，多萝西又申请了两年的资助，以一支比从前小得多的研究队伍尽力完成剩下的项目，尽可能工作到最后时刻。事务交接确实是个问题。她的最后一位博士生苏•卡特菲尔德（Sue Cutfield）于1975年完成论文（同时照顾一个刚出生的孩子），然后回家与丈夫团聚。为了帮助她，多萝西在她做博士研究的最后一年把维贾安和格利亚尼请到牛津来，当时几乎所有其他人都走了。格利亚尼解决了维生素B12研究的一些遗留问题，直到她的另一个孩子快要出生才离开。维贾安与多萝西密切合作，努力使胰岛素结构的两项改进结果协调一致。两人每天见面的第一件事，都是急切地问候对方的配偶的健康状况。
让牛津化学晶体学系颇为失望的是，多萝西将她的4台循环衍射计、一台X射线发生器和以胰岛素研究资助购买的两架进动照相机转移到了多德森夫妇在约克的实验室。然后就没什么别的事，只等搬出去了。她留下的痕迹很快被实验心理学专业的扩张而全部抹去了，这个小组按照她搬进来之前的约定迁进了她留下来的领地。
但多萝西并未完全失去牛津的阵地。早在1974年，当时也快要退休的无机化学教授就许诺，在化学晶体学系刚刚接管的帕克斯（Parks）路9号上一座粉刷成白色的两层建筑里给她留一个房间。她把资料卡片、书、模型、一箱箱的翻印资料放在这里，在这里继续读书、写作、研究她的图谱，持续十年之久。化学晶体学系当时的主管是基斯•普劳特，他在鲍威尔退休后接替他的职位。他还记得，她对年轻学生做的事非常有兴趣，随时会停下来谈论某人的研究。不过他认识她已经够久了，对她追求科学目标的决心十分了解，很清楚不可被她脆弱的外表所迷惑。他好笑地回想起，托马斯有一次在出门远行之前跑过来，恳求他“照顾我亲爱的小多西（多萝西的昵称——译者）”。另一位晶体学家则记得看见普劳特小心翼翼地帮助患有关节炎的多萝西坐上停在系外面的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显得颇为紧张，问道：“她行吗？”得到的回答是：“当然没问题。她只不过是要去莫斯科。”
多萝西的外务仍然极其繁忙。她是布里斯托尔大学校长，帕格沃什会议主席，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医疗与科学援助组织主席，并以原主席身份在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的委员会里任职，所有这些职位都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她在从牛津的职位上退休后，尽力更加勤恳地参与这些事务。在科学方面，请她去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或访问实验室的邀约仍是那么多。每到一处，她都大受款待。1977年欧洲晶体学大会为向她表示敬意而在牛津召开。1980年，包括鲍林在内的晶体学家们从四面八方远道而来庆祝她七十寿辰，举行讨论会并在萨默维尔的花园里办宴会。为了纪念这一时刻，她的几位最亲密的同事（盖伊•多德森，詹妮•格劳斯克和安妮•塞伊尔）为她制作了一册回忆录和报告文集，这个文集迄今仍是关于她科学生涯早年岁月的最佳资料来源之一。
这时，多萝西在晶体学家中已经拥有了宗师的地位。此前二十年里，那些打下这一学科的基础、曾在她研究生涯中给予她激励和支持的人们许多都去世了。作为仍在世的人中声望最显赫的一个，多萝西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写挽文。她总是愿意承担这样的职责，写作带着某些个人风格。早在1964年，多萝西就在诺贝尔领奖辞里回忆了那些未能活着看到她得奖的人们：热情奔放的美国人“范”范库肯，在她走后担任贝尔纳的助手；富有幽默感的比尔•阿斯特伯里，曾与贝尔纳同一时间在皇家研究院跟W•H•布拉格工作，在利兹大学他的实验室里开创对蛋白质纤维的晶体学研究；瑞典蛋白质化学家K•林德斯特-朗（K. Lindestrom-Lang）。
到1972年在京都国际晶体学大会上以主席身份致开幕词时，她提到对这一学科的历史贡献最多的三个人的去世了。凯瑟琳•朗斯代尔，坚强、诚实的物理学家，看上去像一位“亲切和蔼、讨人喜欢的老祖母”，于1971年4月因癌症辞世，享年68岁。多萝西在她去世前几个星期还见过她，“在（伦敦）大学学院她的房间里，她身上穿着非常不正式的晨衣，从大学学院医院的病房里走过来，找一些与她的书有关的论文……她在写书。”
在一篇真挚而充满敬意的回忆录里，多萝西不仅写到了她的科学研究，还写到她为了以一种有社会责任感的方式将科学付诸应用所作的努力。她披露，朗斯代尔参与制订了保护铀矿工人免受放射影响的第一份国际法规，讲了一件与她的和平主义者声望有关的吸引人的轶事。
在所有访问过的国家中，再没有一个国家的欢迎方式比日本更令她感动了。人们送来了许多鲜花，塞满了她下榻的小旅馆的每一个房间。她发现新闻界报道说，她为了拒不参与研制原子弹而坐过牢……她立刻纠正说，她的确是宁可坐牢也不愿参与研制原子弹，但事实上也并没有人要求她参与研制原子弹。这个声明的结果是人们送来更多的鲜花，多得只好摆在桶里沿街道排开。
多萝西还以明显的赞赏语气引用了凯瑟琳•朗斯代尔对女性在科学上获得成功开的药方：
对一位女性，特别是有孩子的已婚女性来说，要成为一流科学家，首先必须要选对丈夫。他必须能够认识到她面临的问题，愿与她共同分担。如果他喜欢做家事就更好了。然后她必须是一位良好的组织者，一丝不苟地按日程表做事，天塌下来也不管。她必须能够睡眠很少，因为她的工作时间比一般的工会成员至少要长一倍。她必须打破所有早年接受的观念的束缚，即使被人认为古怪也不要介意。她必须愿意接受额外的责任，即使觉得自己的责任已经够多了。但最重要的，她必须学着在任何可能的时刻集中精力做事，而不是等着理想的条件出现。
凯瑟琳•朗斯代尔去世后仅三个月，轮到了英国晶体学的元老，劳伦斯•布拉格爵士。晶体学界刚刚在皇家研究院举办座谈会，庆祝他八十大寿（多萝西在会上淘气地让29岁的维贾安代替她参与活动，“因为发言者里没有印度人。”）。布拉格还在写一份关于X射线分析发展历程的报告，向后人介绍他与父亲共合同作的早期研究的激动人心之处。尽管严格说来多萝西在科学上出自率先将X射线用于研究生物分子的老布拉格门下，劳伦斯•布拉格一直对她保持一种和蔼的风度，对她所有最重要的成就都发来热情赞赏的信件。
失去朗斯代尔和布拉格之后，是一次更为悲伤的离别。1971年9月15日，在经历了从十年前开始的一系列使他逐渐失去行动能力的中风之后，约翰•戴斯蒙德•贝尔纳在70岁上去世了。多萝西为他写的挽文（此前不久写好的）于次日发表在《泰晤士报》上，见报时她甚至还不知道这一消息。她和托马斯当时正在河内，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阮文香（Nguyen Van Huong）和邓永善（Dang Vinh Thien）那里得知了贝尔纳的死讯。
他们从未见过他，但认为他是一个备受爱戴和尊敬的人，他的死对所有人都是一大损失。我们谈到他，他的样子，他对知识非凡的领悟力，他对科学和人的强烈兴趣……
如果说没有人比贝尔纳更受多萝西的“爱戴和尊敬”，或许并不过分。她相信他是个科学全才。在她于贝尔纳去世前一年在伯克贝克学院所作的第一次贝尔纳讲座中，她讲的一个故事体现了这一点（当时他已经病重到不能出席了）。
我在斯德哥尔摩参加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有人问我：“如果有人给你一块月亮，你会怎么办？”我很快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哦，我会转交给J•D•贝尔纳。”我确信他对月岩可能的结构类型知道得比我多，比我更懂得怎样用好的实验来研究它。
诺贝尔奖获得者多萝西，对自己专业领域以外的东西，总是求助于她的导师。她与贝尔纳共同署名的最后一篇论文发表于1940年，此后他们再未正式合作过。但多萝西一直把她的研究进展告诉贝尔纳。她是伯克贝克的实验室的常客，而且，尽管贝尔纳的许多研究兴趣与她的兴趣并无直接关系，她仍密切关注他的同事的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一起分享了其他人的成功：他们一起出现在1962年为庆贺克特•多恩伯格-希夫（Kathe Dornberger-Schiff）的新研究所开张而访问东柏林的照片里，以及1965年赞赏戴维•菲利普的溶菌酶模型的照片里。
自从在剑桥的早年岁月以来，他们的关系本质当然是改变了，但至少从多萝西的角度，仍保持着某种不平等。她无条件地将他视作科学和世界事务方面一位卓尔不群的人物。例如，她永远也不理解为什么他没有得到诺贝尔奖，不管是科学奖还是和平奖；这是她一俟自己得奖便开始游说、但没有成功的一件事。她在贝尔纳讲座中说：
一旦有严重的国际危机威胁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只能希望他能够付出比过去更多的时间，为国际合作与世界和平而努力。有一些时候，他看上去几乎是唯一愿意和能够到世界任何地方去、鼓励理性解决所有冲突的人，以及唯一在无论有何种政治信念的国家都会受到欢迎的人。
她个人的感情如何？在她还是一个年轻女子时被贝尔纳激发的热情，发展成熟为永恒的爱与忠诚，这是她与他身边的人们共同拥有的情感。这种忠诚表现为一种维护他的观点的决心，不容对他在政治判断上的敏锐有任何怀疑，不容公开承认他的个人缺陷。在他人生最后的年月里照顾他的艾琳•贝尔纳认为，至少是短期内不可能自由谈论他与人的关系。她审查了即将由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他的文章分类，规定其中装有“私人特征的”信件的箱子要封闭50年之后才能打开。
多萝西承担了为皇家学会写贝尔纳的生平传略的任务，尽管她已经答应写凯瑟琳•朗斯代尔的传略。这些当时可能长达60页的文章，通常在传主去世之后一年内出版，这对一位事务繁忙的科学家来说是一个艰巨任务。多萝西及时地在1975年写完了朗斯代尔的传略，贝尔纳的传略则直到1980年才完成。等待是值得的：她一如惯常地做了完全、彻底的研究。若她要对他的科学研究作一简明陈述，是十分容易的事；她也很熟悉她在科学和社会方面的著述、他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及世界科学工作者联盟所做的工作，以及他与苏联的关系。她还到他童年时代的家乡——爱尔兰的尼纳（Nenagh）去访问，在那里会见了他的兄弟凯文（Kevin），访问了他的许多亲友。她详尽无遗地阅读贝尔纳的日记和未发表的手稿，了解在她认识他之前他的生活，并利用了艾琳•贝尔纳对他的原同事们的一些访问材料。
当然，写成的文章中也有回避的事。贝尔纳为李森科的辩护及其后果只是一笔带过；他被英国科学促进会理事会逐出则完全没有提及。多萝西写了贝尔纳与艾琳•斯普雷格（Eileen Sprague）的相识及结婚，只顺便提到他的四个孩子中有两个的母亲并不是艾琳。她自己则只在一则注解以及偶尔的“我们”一词里出现，透露了在文中所谈到的一两个场合中有她在场。如果贝尔纳被描述成了有缺陷的天才，那么她尽了全力去掩盖他的缺陷。
自然，不能指望《皇家学会会员生平传略》会对任何科学家的生平作完全无遮掩的陈述。但多萝西写的传略尽管在双重意义上都是片面的，仍是迄今有关贝尔纳生平的唯一权威记录。科学作家莫里斯•戈德史密斯（Maurice Goldsmith）于1980年出版了一本贝尔纳的小传，贝尔纳的回忆的守护者们在此书未完成之前便撤销了支持。多萝西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相当严厉的书评，指责作者过多地依赖于流言蜚语。至今，对这个魅力超凡的复杂的人，仍然没有真正全面、透彻的记述。
当她的密友马克思•佩鲁茨在《新科学家》上发表关于贝尔纳的文章、偶尔提到他对苏联的支持时，她坐下来给他起草了一份有7页纸的信（她没有把信发出去，但草稿留在档案里）。看上去信的主要目的是纠正有关他无视斯大林独裁恐怖的印象。她列举了她所知的贝尔纳抗议苏联行为、或努力为被该政权所关押或批判的人们求情的例子（例如赫尔曼•菲尔德及其亲属的事件，见原书267~9页）。
从有时与阿哲的谨慎谈话中，我得到一种印象，即他对苏联解除斯大林的恐怖、释放囚犯的进程非常关心……有一次他确曾提出抗议……为了匈牙利（1956年苏军入侵匈牙利）。他在伦敦的一个抗议集会上讲话，然后去苏联使馆，见到了哈利•波利特（Harry Pollitt，英国共产党总书记，贝尔纳的朋友），受到他的责备。就是这一次……他哭了……因为匈牙利的状况看上去那么糟糕。他曾经想苏联的新领袖——赫鲁晓夫——会有所不同。然而他也看到了他们的困境。奇特的是，匈牙利——最终在创建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成绩不错。
为朋友去世而感到的悲痛，伴着多萝西对她丈夫的状况的关心。托马斯的健康状况在好的时候就不稳定，此时严重恶化了。在一生中大多数时候，他抽烟抽得很凶，结果肺坏得很厉害，以至于连爬几级楼梯、走几步路都不行了。感冒就会使他重病；1979年他在班加罗尔几乎死掉（见到9章）。他越来越依赖于多萝西，依赖她的照顾、陪伴和谈话。他们曾暂住在贝列尔学院的教师公寓（Master’s Lodgings），托马斯在那里每天接受理疗，因为他无力爬上不列德摩尔路20号三楼公寓的楼梯。大多数时候他们住在克莱布米尔，托马斯的母亲在同一条路上的一幢房子里一直住到90多岁——她于1979年去。尽管他病着，多萝西还是很高兴能与托马斯多相处一些时间。对他来说，待在家里表示他可以在多萝西不在时帮她处理信件，采取必要的行动。他仍有自己要做的事：在战争期间访问河内之后开始写的关于越南的书，于1979年秋完成；他的诗体自传《唐•托马斯》，预备以拜伦的《唐璜》的形式分十二章讲述自己的一生。
冬天对托马斯来说是最糟糕的时候。只要有可能，多萝西就带他出国，去希腊或印度之类的地方，避开牛津的潮湿与寒冷。1981年12月他们去苏丹旅行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在喀土穆北部与苏拉法•哈利斯•穆萨（Sulafa Khaled Musa）一起住了三个月，她是伊莉莎白的好朋友巴比克尔•贝德里和她的丈夫艾哈迈德•贝德里（Ahmed Bedri）的孙女儿。然后他们去了乌姆杜尔曼（Omdurman），与巴比克尔•贝德里的儿子优素福（Yusuf）待在一起。托马斯大多数时间都躺在床上。多萝西利用这个机会去寻访那些认识她父母的人，详细地记笔记，为她开始想着要写的自传作准备。在温暖干澡的空气里，托马斯的状况似乎略有起色。
三月份，他们慢慢地启程回国，在希腊小镇托隆（Tolon）逗留了一段时间，前一年托马斯曾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伊莉莎白和她的恋人彼得•卡特（Peter Carter）来与他们在一起，“有段时间看上去一切都很好、很快乐”。但一次远足之后，他突然极度疲倦。三天之后，3月25日，他倒下了，因心力衰竭在他们住的小旅馆里去世。
多萝西将托马斯葬在那里背山面海的一块乡村墓地中。这是他自己的愿望，要葬在自己死的地方。他在1959年从达卡发出的一封愉快的信中提到了此事，此后他身体逐渐衰弱，仍继续四处漫游，期间，他有可能重复说过。
我想要一个很老式的基督教葬礼，翻新花样唱几首快乐的圣歌——比如“英勇的他（he who would valiant be）”（原来是“魔鬼与邪恶的朋友（Hobgoblins and foul friends）”之类的——哦，当然还有“O Qanto Qualia”！）以及人能想到的任何这种圣歌——主要是我总觉得火葬很丧气——我的科学头脑也还没有强到愿意把自己送给某家医院的程度（我害怕）——我还想要在葬礼后举办一个快乐的小聚会，会上有上好的勃艮第葡萄酒或波尔多红葡萄酒——可能是努伊•圣乔治葡萄酒（最好是城堡瓶装的）？——要有很多——那种人们真的过得很快乐的聚会。
另外，如果我死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希望能把我就近埋掉——把尸体带回家总是一件可怕的多余之举。但你可以办一样的聚会！我想，我只是在想着这些问题——在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之后——的时候把这些想法写下来——因为看上去是个不错的时间——我现在一点也不想忙着做什么——而且非常希望，因沙安拉（insha allah，穆斯林常用语，字面意思是依靠真主的旨意。此处可理解为听天由命。——译者），能在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回来——但你可以把这个保存在什么地方，将来作为参考……
多萝西疯狂地想念托马斯，想得她的容颜都走了样。光彩消褪了；她的脸和身体失去了中年时母亲的曲线，也不那么爱笑了。盖伊•多德森开始想到她怕是生病了，可能是癌症。他踌躇地问她是否有什么不对劲。“她马上明白我脑子里在想什么——她能读出你的思想，实在让人惊惶。”她回答说：“没有，盖伊。只是悲伤。”
得知某段时间她只占托马斯的爱情的一部分，也未能减少她的悲伤。托马斯的弟弟爱德华安排《唐•托马斯》已完成的三章出版了，此书按托马斯的意愿以订阅的形式私下发行。直到那时候，多萝西和托马斯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才完全了解了多萝西的自我牺牲。托马斯没有将书献给多萝西，而是献给了玛丽•加斯特（Maire Gaster，娘家姓林德（Lynd）），如同爱德华•霍奇金在引言里说的，“他的但丁的比阿特丽斯（但丁暗恋的女性，写入了但丁的作品中——译注）”。人称BJ（幼时爱称“小宝贝（Baby junior）”的缩写）的玛丽•林德是托马斯第一个深爱的女子。在他还在上大学、年仅二十岁时，他们订婚了。当她解除婚约时，托马斯非常痛苦。结婚时多萝西知道他过去的一些事，在几个月之后的信中提到，她听到他在梦中把她“与B.J.混淆”时，感到“意外地高兴”。
林德嫁给了一位共产党员杰克•加斯特（Jack Gaster），自己有孩子。但她与托马斯仍保持联系。1960年代早期她出国去加纳，她女儿在那里给霍奇金夫妇的朋友做女家庭教师。大概是那时候，她与托马斯旧情重燃。托马斯回到英国后，每星期都会去伦敦看BJ，每年有一个星期两人结伴出去度假。他无意隐瞒。多萝西对此感到不满，但并不要求他尊重她对此事的感受——她说她认为他与BJ共度的时间使他的注意力从工作上移开。但正是此时，她开始利用机会出门远行，投入到国内和国际组织的工作中去。伊莉莎白认为这两件事并非全无关联。“我一直觉得这是她在那些事情上投入那么多时间的重要原因——在她的家庭生活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情况下，可以说这使她的生活有意义。”
1970年代早期，托马斯想完全离开多萝西与BJ在一起。不过，并不让人意外的是，所有的亲戚对此都不支持。而BJ也并不想离开她丈夫。如果这件事付诸实施了，会使许多认为托马斯和多萝西是模范夫妇的朋友大为震惊。托马斯在他的诗体自传里描述了自己的妥协，作为对一长段论述婚姻本质的离题内容的结语：
宁愿要一个安定的
忍耐着的热情
并不真正
过着那样的生活
随着托马斯年纪越来越大，病越来越重，多萝西开始承认，她不在家期间有个人来照顾他，或许更好。于是这些时候BJ开始公开地与托马斯待在伊明顿。他坚持见她直到生命终结。伊莉莎白记得，他去世前一星期还从希腊给BJ打电话，希望能在克莱布米尔再见到她。
多萝西从未谈到她对此事的感受。连与她非常亲近的伊莉莎白也没法探出口风。
多萝西不会向人展露她的心灵。很难让她谈个人的事情。我记得她问过我对此事的看法。谈论隐私时通常会有难堪之感，对于多萝西而言这种感觉更强烈。
不过在家人看来，托马斯和多萝西都不认为他对BJ的感情是一种背叛。他们的关系一直使某种婚姻之外的爱有可能存在，而且托马斯确实还有过其它短暂的风流韵事。晚年的托马斯对伊莉莎白说，可能到头来，四十年的共同生活比别的一切都重要。多萝西对托马斯的爱并未消减，正如托马斯自己所知道的。在他未完成的诗中，唯一一次提到她的名字的是这些句子（本来他的自传的后面一章会讲述他的婚姻）：
与我最亲爱的多萝西结婚
在科学、过失、争吵和呼噜之外
她仍然依恋着我
（science, sins scrapes, snores，托马斯凑了这几个在英语中押韵的词。科学是她的，而过失、争吵和呼噜都是他的——译注）
托马斯去世后一年多，多萝西被邀请去参加伦敦的年度女性午餐会。客人们被要求就“女人最好的朋友”这一主题讲话。其她人把这视作一个轻松的机会，多萝西则只是站起来，讲起托马斯。
此后的年月里，多萝西经常承认自己感到可怕的孤独，特别是在给同样丧偶的朋友们写信的时候。家庭对她来说是一大安慰。路克是伦敦国王学院的数学讲师，1960年代他与安娜分手了，1970年与吉恩•拉福德（Jean Radford）结了婚。他们收养了一个女儿艾米莉（Emily），过了些年又收养了一个儿子多米尼克（Dominic）。路克的第一次婚姻还为多萝西留下3个孙儿詹姆斯，凯西（Kathy）和米克（Mick）。托比在罗马的一家国际农作物研究组织工作，也与儿子西蒙（Simon）和丹（Dan）的母亲朱迪（Judi）分手了；他与第二任妻子费伊（Fay）生了两个女儿丽贝卡（Rebecca）和莎拉（Sarah）。多萝西从孙子孙女——有时还有重孙子孙女——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快乐，在这个家里，不同辈份的人很容易融在一起。就像在实验室里大家都叫她多萝西一样，儿女和孙儿们都喜欢以她童年的昵称喊她：多西。
她最常亲近的人是伊莉莎白。伊莉莎白受托马斯影响最多，与他的共同兴趣也最多。托马斯去世时伊莉莎白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课题是十七世纪的廷巴克图（Timbuktu）和Niger Bend），此后几年她待在家里，帮助多萝西处理她依然繁忙的生活。获得博士学位后，她在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获得一个研究职位，这使她一星期大多数时间不能待在克莱布米尔。1989年她加入大赦国际，起初是为谋求释放摩洛哥的政治犯而努力。这使她必须经常出国，一星期多数时间都要待在伦敦。多萝西应该是希望更经常见到她，但她为女儿的工作骄傲，因为继承了改造世界的家族传统。她急切地等待着女儿星期五晚上回家，不管有多晚，一定要等到她进门才肯坐下来吃饭。
多萝西又过了几年累人的生活，进行国际旅行、参加会议、去约克郡与多德森夫妇研究胰岛素、在牛津的办公室里工作。例如1987年，她去了美国、加拿大（两次）、奥地利、罗马尼亚、波兰、希腊和苏联。下一年到过的外国城市包括巴黎、日内瓦、布拉格、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的里雅斯特、费城、蒙特利尔、渥太华、维也纳、林道（Lindau）、莫斯科和第比利斯。但她的健康在坏下去。此前二十年间，她的关节炎不断恶化。尽管她从没抱怨过，但亲近的人都知道她经常觉得疼。在最后几趟旅途中，她经常带上一位亲人帮助自己——伊莉莎白，更多的时候是她的孙子孙女中年纪较长的一个，那时他们已经上大学了。走路速度很慢、很疼，她发现在会议期间穿行于各房间之间，或通过机场的走廊时，使用轮椅更为方便。
伊莉莎白决定，这是母亲休息的时候了。她开始劝她拒绝大量邀约中的一部分。多萝西并不愿意（虽然她发现在拒绝邀约的信中把责任推给女儿是很方便的），因为她有一个希望完成的重要工程：关于她生平的记述。这一任务是受阿尔弗雷德•P•斯隆（Alfred P. Sloan）基金会的委托，作为该基金会出版的一系列科学家自传中的一本。书的每一章将围绕着对她的人生很重要的地点，开始是埃及、苏丹、以及在巴勒斯坦的搬迁，然后是牛津、剑桥、美国、苏联、中国、非洲、印度和越南。她写自传的理由之一，是认识到人们会需要关于她的生活的记述——采访者们越来越频繁地要求她讲自己的故事。同时她对那些她称之为“对她的生活作的尝试”的东西不满意。
这些传记中最重要的一本开始于十年前，计划中是一本完整的传记，由弗兰克•帕根（Frank Pagan）撰写。帕根是她儿时的熟人、同班同学，贝克尔斯的一户人家的儿子，克劳福特家的女孩子们在父母不在身边时，就寄住在他们家。他从事出版业，退休后写信给多萝西，问他是否可以承担记述她一生的任务。她在1978年的回信是犹疑的：
谢谢你的来信，我慢慢地仔细考虑过了。
托马斯的意思是不应该给还在世的人写传记，我一定程度上同意这种看法，不过也有些不同意见。对我来说，除非我们是为了记下过去的年月里经历过的、别人可能永远不知道的事，否则我不认为托马斯或我自己会安下心来写自传……我的感觉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进行一系列谈话，整理某种叙事体的资料，而不对生平和成就作严肃评价——但我不确定这样一件事对你来说是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这件事还是进行下去了。接下来两年，帕根勤勤恳恳地收集材料，开始打草稿。但多萝西很难对他的努力产生热情，她曾对贝蒂•默里承认自己因“他似乎不注意准确”而感到的焦虑。在他的草稿写到1939年时，她告诉他，剩下的部分可能最好搁一搁，等她写出自己的回忆录来。
直到1987年她才开始认真地写她的手稿。从那时起，若有人请她去演讲，她通常提出讲她的“科学生涯”。令人难过的是，这项工作也未完成：总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开始几章是很辛苦地在零散的（没有编号的！）纸张上手写的，讲述了她自己一遍遍向访问者重复过的、有关她成功的根源的故事。这部分内容印在她的《文选》第三卷里。后来的每章都只有几页，是口授给人抄录的，要零碎得多；计划中关于印度和越南的内容根本就没有写。这剩下的内容中，叙事方式有着奇怪的孩子气。一方面完全没有内省，不分析她自身的动机，极少描述她的感觉；另一方面没有意识到，对于可能对她所提到的人和事一无所知的读者，多交代一些背景会比较好。这些特点很不像多萝西写东西的风格，清楚地暴露了她急于及时完成整个计划的草率。在她早年所作的谈自己科研生涯的大量文章和讲座里，她总是苦于要怎么样把内容放在当时的科学和历史背景下来谈。
部分是因为需要腾出时间来写书，部分是意识到自己正日渐衰弱，多萝西终于决定放弃她的官方责任。1988年她对布里斯托尔大学的毕业生作了最后一次演讲，接替她担任校长的是英格兰银行行长。最后一次穿着那件沉重的长袍走上讲台，她简单地对学生们讲了几句话（这一年的毕业生中有盖伊和埃莉诺 多德森夫妇的长子里查德（Richard））。在讲话中，她希望他们中间至少有一部分人能够“过谨慎的生活，做严肃的事”。在这次典礼上，她向曾在帕格沃什执委会与之共事的80岁苏联学者莫伊谢耶夫•马科夫（Moiseev Makov）、以及萨默维尔的院长达夫妮•帕克（Daphne Park）授予荣誉学位，这件事令她大为满意。
同年，她辞去帕格沃什主席职务，支持约瑟夫•罗特布拉特接任，后者虽比她年长两岁，但在作者写作此书时仍然在任。她于1987年首次提出辞去MSAVLK主席之职，但不屈不挠的、比她年长4岁的琼•麦克迈克尔说服她收回了辞职申请。两年后麦克迈克尔去世，多萝西努力谢绝了她的后任以振奋组织的士气为由让她留下来的请求。
多萝西或许是逐渐停止了公共活动，但在这期间，她在许多地方都有所举动，保证她不会被公众忘记。当萨默维尔学院计划一系列新建筑、为假期会议交流的与会者提供舒适的住处时，这片建筑立刻被命名为多萝西•霍奇金方院（quadrangle）。此院于1991年开张，其中还有一个玛格丽特•撒切尔会议中心，开张时学院最显赫的两位毕业生都在场。为了保持她的偶像地位，一些机构永久地安放她的画像。第一个这样做的是皇家学会。1970年代中，多萝西的老朋友、有机化学家约翰•柯恩福斯爵士想到，尽管皇家学会选举女性为会员已经有三十年历史，却从未有一位女性会员的画像挂在墙上。对他来说，“为了挽救这一缺陷，最合适不过的人选就是”多萝西。理事会对此计划无异议，条件是费用要由别处出。柯恩福斯在会员里散发一份倡议书，大家的反应十分热情，几乎是马上就筹到了超出所需额度的金钱。
第一位受委托的画家是格雷厄姆•萨瑟兰（Garaham Sutherland），他曾给女王和邱吉尔画像，也是功绩勋章获得者，多萝西曾见过他。1979年9月，多萝西和托马斯在萨瑟兰郡的乡间宅邸里度过了几天愉快的时光，他给他们拍照，画了一些水彩速写。但他那年冬天就去世了，并未能完成画像。他画的一张水彩画现在悬挂在皇家学会的墙上，另一幅由霍奇金家收藏。接下来被委托的是布赖恩•奥根（Bryan Organ），他画了一张宁静的画，画上多萝西坐在花园长椅上，显然是与某个看不见的人物在倾谈。
第三位受皇家学会之托将多萝西作为其作品主题的著名艺术家，是雕刻家亨利•摩尔（Henry Moore）。多萝西年轻的时候刚刚从剑桥返回牛津时，曾与莫尔见过面，当时剑桥的一些朋友在办一个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展，请多萝西在她的房间里为此安排一次午餐。后来，他曾在一次正式宴会上记录下了她严重变形的手——莫尔也是功绩勋章获得者。牛津酶小组的雷克斯•里查兹（Rex Richards）爵士找到莫尔时，他拒绝画一幅全身肖像，但同意给皇家学会画多萝西的手。
多萝西最著名的一幅画是由玛吉•汉布林（Maggi Hambling）所作，现在悬挂于国家肖像画廊。画上是她在克莱布米尔楼上书房里凌乱的桌子上，忘我地工作着的情景。让一些观众愉快但也让一些人苦恼的是，画上她有4只手，两只举起来，握着放大镜查看数据表；另外两只手在画桌上的结构图。她戴着厚边框的眼镜，一些发绺凌乱地立在头上。前景是胰岛素和维生素B12的模型。从窗户中望出去，可以看到克莱布米尔的花园盖着白雪。
汉布林在1985年3月于克莱布米尔与霍奇金一家待在一起时，用五天时间完成了这幅画。
我开始在三个月之前去见多萝西，她待我非常亲切。我们到处散步，她明白地告诉我，我让她坐在哪里都可以。我们走到楼上她工作的房间里，里面摆着她的各种模型，我立刻就知道，这正是我希望画她的地方。我知道自己想画她和她的工作的样子，而不是她坐在椅子里看着我。
某个星期一的早上她开始作画，开始是用一块木炭在纸上画，以“发现构图”，然后开始直接在画布上作画。
我请多萝西旁若无人般的继续工作。她坐在桌边，光线从窗中倾泻进来，这对我非常重要——我希望将她画成某种光芒的通路，介于窗子和胰岛素模型之间……第一个星期一上午结束时，画面上至少已出现了三只手。她的手像忙碌的小动物，在论文之间奔跑着，握着笔，握着放大镜……我想这的确显示了一种完全专注的感觉。我希望这能体现出她的脑子在运转——某种东西在论文、她的手和脑之间流动，而其它的都是静止的。
伊莉莎白回忆说，她们合作得很好，因为两人都喜欢明确的日程。早上多萝西工作，汉布林给她画像。午饭后多萝西休息，汉布林继续完成画上的其它部分。两人一起吃晚餐，晚上休息得很早。汉布林注意到，多萝西热情地关心她身边的每件事——院子里雪花莲的开放，村里的新闻，伊莉莎白每天的活动——与“心不在焉的教授的陈腐形象”完全不同。她还看到她耐心和善地接待一位非常年轻、没有经验的本地记者，某天晚上接电话时欣然同意下星期为了帕格沃什的事务飞往东京。这些观察使她将多萝西描述成为“我所遇见过的人中，最像一个活着的圣徒的人”。
在克莱布米尔，多萝西仍要处理大量信件，她的朋友和秘书艾琳•萨宾（Irene Sabin）在笔记里有记录。从1987至1992年，萨宾星期二和星期四早上会从隔壁她的小屋过来，记下她口授的信件。多萝西下午休息的时候，她把信用打字机打出来，交给多萝西检查并签字。这些信显示，即使她已几乎不再出门旅行了，她仍视自己为科学事务和世界事务的参与者。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那一连串引人注目的事件，她都通过电视新闻广播予以密切关注：某个地方她认识的某个人必定会受影响。有些时候消息是让人高兴的。冷战的结束使她对核裁军的前景充满一种乐观情绪，这是她在担任帕格沃什主席的多年里未曾感到的。她与大众一样为前铁幕国家获得新的自由而欣喜，尽管这显示了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
在其它方面，她高兴的理由就少了。1989年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对民主示威的暴力镇压使她极为痛苦，南斯拉夫的解体也是如此。她与这两个国家都有许多科研方面的联系。她焦急地给俄罗斯的朋友写信，谈到他们的国家正在衰退的经济。她管起通过帕格沃什认识的一位罗马尼亚原科学部副部长扬•乌苏尔（Ion Ursu）的事——他被新政权监禁，病痛缠身。她为他给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马尼亚政府写了几封信。
她所关心的事中，最重要的是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冲突。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阿拉伯世界的深深喜爱。她年轻时去杰拉什的旅行，以及与托马斯对巴勒斯坦的支持，都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促使她决心作一些幕后努力，使双方代表在帕格沃什的旗下会面，即使这时她已不是帕格沃什的主席。她与雷霍沃特（Rehovot，在巴勒斯坦）的魏兹曼研究所有联系，格哈特•施米特曾担任所长，一直到因癌症早逝；她也与约旦河西岸的比尔宰特（Birzeit）大学有联系。她为阿拉伯方面软弱的立场感到沮丧，正如她向托马斯的弟弟爱德华所坦承的：“我实在希望能给巴勒斯坦人想出些比较好的事情来做，而不是扔石头、烧轮胎。大体上，我与报纸和4频道的电视报道相当有同感。”
1988年1月，她受法国总统密特朗之邀，去参加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会议，会议的名字是“面向21世纪——威胁和承诺”。她非常努力地想要把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提上讨论日程。会议组织者和主席是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利•维泽尔（Elie Wiesel）。他建议，（此事不提上讨论日程），作为替代她可以在闭幕词上就此话题谈上几分钟；有几位与会者（“包括亨利•基辛格”）向她索要所讲内容的副本。她在致词中引用了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里的一节诗歌，这节诗歌在许多方面上概括了她为世界政治的努力方式：
啊，我爱，你我是否能与命运同谋
完全把握这悲伤的一切
我们能否将它打成碎片，随后
依着内心的热望重铸？
尽管多萝西与世界事务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但她对妹妹戴安娜坦白说，她厌倦那种呆在克莱布米尔、与科学和科学家们缺少有规律的联系的生活。她从未感觉到长久的孤单，在伊明顿有很多朋友和邻居在实际问题上帮助她，路上碰到时聊几句，经常照看她。克利斯廷•沃明顿（Christine Warmington）和她的母亲安妮帮她打扫屋子、煮饭；乔治•弗罗斯特（George Frost）收拾花园。艾琳•萨宾逐渐在她的秘书职责里加入了帮着买东西、准备饭菜。但这些朋友尽管很宝贵，但都不能像科学界的朋友那样使她眼中重现出光彩。
朱迪斯•霍华德（Judith Howard）是来访问他的常客之一，曾于1960年代跟多萝西做博士研究。他现在是达勒姆（Durham）大学的晶体学教授。霍华德做学生的时候倒很少见到多萝西，部分是因为导师经常出远门，部分是因为她自己做的是中子衍射而不是X射线衍射研究，因此要每天来往于牛津和几英里外哈韦尔（Harwell）的英国原子能机构的实验室之间。但霍华德到布里斯托尔大学做讲师时，她们的来往密切起来。她的实验室给多萝西提供了一个科学的避难所，使她在厌倦了大学的典礼和管理事务时可以躲过来。1990年，达勒姆大学化学系有了一个晶体学教授的空缺职位，霍华德发现自己颇有取胜的希望。
我告诉多萝西说，系主任曾问：“你要申请吗？”我说：“不，我不这样认为。”那里离家太远了——300英里。于是他说：“那你知不知道有其他的女人，因为她们似乎很擅长这个，不是吗？”
我有点生气，向多萝西讲了这事。但她说：“当然你应该申请，不要让这种评论阻碍你。”
霍华德申请了，得到了这份工作。此后她固定地来往于达勒姆和她与丈夫在布里斯托尔附近买的乡村宅邸之间，路上要经过伊明顿。于是她总去顺便拜访多萝西，给她带来科学界最新的闲谈话题。
1990年5月多萝西八十大寿庆典的幕后组织者是霍华德。这对多萝西来说是又一次见到世界各地同行的机会。霍华德安排、玛格丽特•亚当斯和多德森夫妇协助在利纳克尔学院举行了一次会议、两次宴会。特鲁布拉德夫妇、杰克•邓尼兹和加林娜•季先科（Galina Tishchenko）分别从加州、瑞士和莫斯科赶来；国际晶体学联合会主席马里奥•纳尔代利（Mario Nardelli）在宴会后发表讲话。接下来一天是在克莱布米尔花园里举行聚会，本来计划只有家人和邻居参加，结果还来了一大群科学家，以及帕格沃什的代表和越南大使。罗马尼亚来的瓦斯里斯库（Vasiliescu）教授戏称之为“农民集会”，宣称这是周末最精彩的部分。庆典活动包括种下三棵树：雪松、白桦和山楂，这是帕格沃什的礼物。多萝西坚持坐在轮椅里登上植树点的陡坡，从轮椅中站起来，亲自培上一铲土。
这一年，国际晶体学大会于8月份在波尔多举行。多萝西错过了1987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前一次会议，因为觉得实在太远了，而她那一年已经忙得不行。这是自组织成立以来她第一次没有参加其国际大会。波尔多要近得多了，虽然她几乎完全放弃了出门远行，但觉得还是有可能去的。盖伊和埃莉诺 多德森鼓励她去，最后定下来，她将和他们住在他们在贝尔热拉克（Bergerac）附近的假期别墅里。不过埃莉诺回忆说，他们几乎感到后悔了。
天气很热，快要到40度，真是糟糕透了。多萝西还能忍着……但4天后她就十分疲劳了。晚上有一个宴会，她非常想去，但主办者说她不该去；宴会是自助餐，会非常地挤。于是我们说服她回到贝尔热拉克与我们在一起，那里比较舒适。第二天是一个美妙的休息日。有人来访，盖伊无意中听到多萝西对他说：“盖伊觉得太累了，明天不能去，所以我要错过这么这么一个会议了。”我们可是刚刚把她从筋疲力尽中解救出来！
这年11月，在她预定要去爱尔兰发表演讲前几天，多萝西在克莱布米尔摔倒了，髋部骨折。她从医院回到家时看上去极为虚弱，致使伊莉莎白担心她撑不到圣诞节。新一年里她缓慢地恢复，不过现在已经需要24小时看护。工作日里有一名专业护士陪她，在周末，路克、吉恩和莉兹承担照顾她的责任。但尽管她置换了人工髋关节，却再也没有能走路，也没有再发表过演讲。她总是那么宁静的声音已经减弱到近乎耳语。被邀去颁发特殊的奖项如英国晶体学会的霍奇金奖时，除了受奖者，没人能听见她在说什么，即使有麦克风也一样。当她坐着听讲座时，看上去越来越像——经常就是——很快睡着了。对朋友们来说，看到她依然在努力非常令人高兴；但对不那么了解她的人来说，这样的场合是难堪而尴尬的。
1993年国际晶体学大会定于北京举行。（1989年底，由朱迪斯•霍华德带领的英国代表团去参加一次特别全会时，帮助挫败了更改会议地点……的动议。多萝西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在英国晶体学家们对他们的中国同事的热情支持中，她的影响明显可见。）这时多萝西已异常衰弱，谁也没想过她能去。但前一年12月，她看到一个批评中国的电视节目之后，突然对伊莉莎白说她要与盖伊•多德森谈谈。伊莉莎白拨通了约克郡多德森的电话，把话筒交给多萝西。她说：“盖伊，我想我可能给了你一个错误的印象，你可能觉得我不打算去参加9月份的国际晶体学大会吧。”
这一次几乎没人支持她的决定；但她十分坚持，伊莉莎白和多德森夫妇只得开始安排行程。他们直到最后一刻还不相信她真的会去。她的医生拒绝证明她可以出门旅行。负责部分旅费的皇家学会，提出了每个人都想到的那个问题：“如果她死在中国怎么办？”唐有祺和其他中国人也同样担心这一点，尽管他们决心要“不遗余力使她安全、愉快”。多萝西非常清楚地表示，即使她死在中国也并不介意。伊莉莎白注意到，随着会期临近，她变得越来越兴奋，似乎感到了一股新的活力。
星期一早上我准备启程去伦敦，还有二十分钟她的护士才来，她说：“我要穿上衣服，让杰基（Jackie） 来的时候吃一惊。我有时会对护士这样做”——但这完全不是事实，她已有多年没这样做过了。我说：“不行的，你连床都起不了。”她说：“我想我行，我可以扶着家具很小心地走动。”
为了打消她这个特别的计划，伊莉莎白叫醒了一位周末的客人，请他陪多萝西坐着，等护士过来。多萝西临行前三星期患了胸膜炎，但这也没有扫她的兴致。出发那天，艾琳•萨宾给她安排好，穿上一件劳拉•阿什利（Laura Ashley）牌的粗斜纹棉布裙子，领子带着花边，好“让她尽量显得年轻一点”。她和乔治•弗罗斯特伤心地瞧着她出发，一心认为她没办法撑过这趟旅行了。伊莉莎白和多德森夫妇都陪她去北京。他们推着她经过机场时，劝她一直把头抬着，就这样顺利登上飞机，没有人盘问多萝西是否适宜旅行。在中国的第一晚，她又一次可以与科学界的朋友们围坐在一起了。尽管旅途疲劳，她还是“打起精神来”。大会期间她让伊莉莎白送她去听那些比较重要的讲座，特别是由亲密的朋友作的讲座。每天晚上她都会“低声说着对他们的敏锐观察”。大多数与会者看到她的欢喜之情，是夹杂着悲伤的：她看上去极为衰弱，好像只是从前的她的一个影子。很明显她活不了多久了。
多萝西在回程中已无法掩藏自己的疼痛和苦恼，终于到家之后伊莉莎白和艾琳•萨宾脱下她的衣服，照顾她上床。她终于平静下来，靠在枕头上，快乐地微笑着，低声说：“谢谢你们。”
下一年7月中，多萝西在克莱布米尔的家里摔倒了，又一次髋部骨折。她被送到医院，两天之后她的情况稳定了下来，但并未恢复意识。家人和朋友立刻聚集到一起：伊莉莎白，路克、吉恩和他们的孩子从伦敦来，托比一家从罗马来，年纪较长的孙儿们多米尼克、凯西、米克、西蒙和丹回来了，其中一些来自更远的地方。他们轮流不分昼夜地陪着多萝西度过了她在医院剩下的十二天。朋友们也来了——多德森夫妇、朱迪斯•霍华德，从前的学生、现在已经是教授的索菲娅•坎代洛罗•德•圣科提斯（Sofia Candeloro de Sanctis）从罗马赶来。（托比看到霍华德和坎代洛罗•德•圣科提斯坐在多萝西的床边低声说话，便问：“称呼晶体学女教授的集合名词是什么？”）
路克和伊莉莎白决定在7月27日星期三这天将母亲带回家，医院同意他们的决定。星期四，多萝西的妹妹戴安娜从渥太华赶来，琼从牛津过来。星期四夜里，多萝西度过了又一次危机，全家人为她守夜祈祷，唱歌，念诗，演奏音乐。第二天，1994年7月29日星期五，她在家人环绕下在家中去世了。在一个简朴的葬礼中，她被安葬在了伊明顿本地的教堂。
次年3月，牛津大学圣处女玛丽教堂为纪念多萝西举行了一次礼拜。教堂里挤满了人，朋友、从前的学生和亲人们读圣经，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读多萝西于1976年以帕格沃什主席身份作的首次讲话。马克思•佩鲁茨令人感动的致辞，总结了多萝西对待这世界和世上的人们为何如此独特，或许比任何其他人总结得都好：
她的人格有一种魔力。她没有敌人，即使在那些科学理论被她推翻、或政治见解与她对立的人中间也是如此。正如她的X射线照相机展露了事物粗糙表面下的内在美，她待人的温暖与亲切展露了人们——即使是最冷酷的科学骗子——内心深处某种隐藏的善良。她不期而至地去实验室访问你，那情形是如此美妙，如同春天到来。多萝西将作为一位伟大的化学家，一个圣洁、宽容、温柔地爱着世人的人，一个和平的热情倡导者，而被世人怀念。
第一章 “这是个有点吵闹的童年”
第二章 你不明白吗，我得知道！
第三章 “我在剑桥的年月充满了新发现”
第四章 “如果全都不对，那就再对也没有了”
第五章 “在寻找蛋白质的真相时，没有人是无关紧要的”
第六章 “所有这些关于青霉素的吵闹……”
第七章 “看上去构成得非常漂亮的分子”
第八章 “我似乎将人生的多数时间花在没有解决结构而不是解决结构上”
第九章 并非为自己而生，而是为世界而生
《为世界而生——霍奇金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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