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思科学》电子杂志
2005年第4期
2005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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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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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碧声]神秘与平凡
新闻
3~4月份科学新闻
中国业余天文界发现的第一颗FMO
[虞骏]我与FMO，不得不说的故事
求知
[碧声]垃圾与宝藏
[碧声]瘟疫的遗产
译述
[G.Ferry]多萝西·霍奇金传(九)
[Olshansky et al]设计长寿的人体
[M.Brooks]没道理的13件事
[P.O'Connor]生物学和游戏——为什么
女人不爱游戏
博物
[佳肴]风神翼龙
人物
[韩雪涛]万世师表——熊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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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进化·达尔文之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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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霍奇金传
第九章 并非为自己而生，而是为世界而生
 Georgina Ferry
王艳红 杜磊 译
中国，非洲，印度，教育与和平
1959~1988
国际和平与谅解，是多萝西从童年时代就关心的事，起初是由于她母亲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胡德家4位才华横溢的舅舅，是一场她们都分担了痛苦的家庭灾难。1925年母亲带她去参加的国联大会，深深地打动了少年敏感的多萝西。茉莉在与埃及、苏丹和耶路撒冷的女子们结交时毫无种族偏见，多萝西在这方面理所当然地仿效她。
1930年代成年后，在贝尔纳和其他剑桥朋友的影响下，她接触到剑桥科学家反战团体的思想，并通过个人关系关心着西班牙和中国战争的进展，以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抬头。尽管二战期间她在牛津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伦敦大轰炸使各种各样的难民来到她门前，亲密的朋友们突然成了仇外或种族屠杀的受害者。马克思·佩鲁茨被作为外国人拘留，送到加拿大的一个拘禁所，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才被释放。格哈特·施米特在战争的头几年里同样被拘禁在澳大利亚，直到1943年回来加入多萝西的实验室。还有不幸的戈德施米特夫人，为了不被驱逐到奥斯威辛那无以形容的恐怖中去，她选择了自杀。
战争结束后，特别是在长崎和广岛被毁之后，多萝西欣然加入了由科学家和其他人组织的反对进一步开发、试验和储存核武器的运动。她是“科学为了和平”以及核裁军运动的成员，她的孩子们以更大的热情继续着这些事业。1960年代早期，在伍德斯托克路94号，多萝西在一个房间里以雪利酒招待来访的科学家，托比和他的朋友们在隔壁房间里举行青年核裁军运动会议，这情景并非罕事。在多萝西的鼓励下，他们参加了前往奥尔德玛斯顿（Aldermaston）核武器研究实验室的示威游行。伊莉莎白在剑桥念书的时候，有一次还因为参加室内静坐抗议而被捕（这是多萝西后来不无骄傲地讲到的一件事）。
但直到她人生相当晚的时期，当诺贝尔奖使她成为公众人物之后，她才公开地进行一些活动。如果多萝西有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它就是，国际间的关系最好通过持不同观点的各国国民的对话来培养，最好是私下面对面的方式。这是一种她自己以极大热情奉行的观点：她一生中旅行的距离无疑接近于科学家的最高纪录。她还通过以幕后活动争取资助、使海外科学家来与她一同工作的方式鼓励别人。多萝西年轻的同事们对她的实验室最看重的方面之一，是作为世界共同体之一部分的这种意识，。
多萝西的个人政治见解建立于这种国际主义之上。她所持的社会主义观点更接近于理想主义而非意识形态，其动力是她对人类和更高生活水准的关心。尽管她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但对苏联、中国和北越的共产主义政权十分赞赏。由快乐、勤劳的人民组成的自组织社会，生活节俭而舒适，有着优秀的学校、大学、公园和医院，这种景象在她眼中似乎在她访问过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令人愉悦地成为了现实。
在给托马斯的信中，她为英国没有这样的社会感到遗憾。多萝西仅仅是在私下对托马斯直接表露这种情绪，人们往往认为，她这样做是出于对他的爱，并非出于个人信念。从多年的通信看来，显然多萝西从未在政治问题（或者，实际上是所有问题上）与托马斯相悖。托马斯总是更愿意公开谈论社会主义者的改造和资本主义的邪恶。霍奇金家订阅《新工人报》的决定无疑应该是他作出的。
然而多萝西的确与托马斯有着同样的理想。她对共产党政权的专制并非一无所见，但她相信，社会主义理想在一个或另一个国家的堕落，并不表示它是行不通的。与其他老左派一样，她为那些别人看来没有辩护余地的东西辩护，认为任何外表看上去是朝着这一理想前进的国家都不应当为它们在前进的路途中所犯的错误而被谴责。她坚持希望情况在将来会更好，并且坚持认为她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的最佳机会就是保持友善。
这没有例外。1980年为一次科学会议访问齐奥塞斯库统治的罗马尼亚时，她见到了艾琳娜·齐奥塞斯库（Elena Ceausescu），当时她有着罗马尼亚第一副总理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的头衔。多萝西同意为齐奥塞斯库夫人的一本关于合成橡胶化学的著作的英文版写一篇签名序言。尽管她可能真的不知道齐奥塞斯库政权某些更为野蛮的特征，她还是很清楚罗马尼亚的科学家处境很不理想，工业污染非常严重、毫无节制。回来之后她后悔不该答应为那篇序言签名，但在罗马尼亚方面的压力下，她给出了典型的回答。她把齐奥塞斯库夫人的助手准备的一份阿谀奉承的草稿放到一边，写了自己的版本。这使她有机会为罗马尼亚的科学家呼吁，但遣词造句极为巧妙，以免冒犯。
我对罗马尼亚科研进展的兴趣是最近才发生的，源于三年前我与丈夫对该国的一次访问……在访问最后阶段我见到了艾琳娜·齐奥塞斯库博士……与她和她的同事就罗马尼亚面临的科学问题作了非常有趣的谈话……如果要满足罗马尼亚人民所有的需求、使这个国家保持像我们看到它时一样美丽，在她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非常有才能的科学家不缺少（需要研究的问题）。
她的确自称社会主义者，但她于人际和国际关系独特的非对抗方式，妨碍了她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标签。在其它方面，她也拒绝标签。她参与反对美国干涉越南，反对核武器，但与凯瑟琳·朗斯代尔不同，她并不自称和平主义者。她通过以身作则和直接支持女同事的方式鼓励女性参与科学事业，但对于想把她当作女性主义象征的女作家十分不耐烦。
可能是由于她这样不愿意将自己太严格地与某种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她的社会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从未妨碍她在最高级别的英国和国际科学团体中顺利游走。贝尔纳由于亲苏的观点于1949年被投票排除在英国科学促进会理事会之外，多萝西则于1977~78年当选为理事会主席，这成为她所获得的诸多科学荣誉中的又一项。她接受了美国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的外籍院士称号，后者还授予她众人渴求的罗蒙诺索夫勋章。她是众人一致青睐的1972~1975年间国际晶体学联合会主席人选，也是自1975年起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主席人选。世界各个角落的科学家在从她谦逊而慨慷地付出的时间和联系中受益后，都表示了他们对她永远的敬慕与喜爱。她的努力来源于一种并不总是会实现的希望，即只要人们能够面对面地讨论他们的分歧，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世界上没有哪个角落是多萝西不愿意去的，特别是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她把握一切机会这样做。她访问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发表讲话并得到更多的荣誉。1967年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访问特别感人。她与儿时的保姆凯蒂·柯林斯重逢，当时凯蒂的丈夫吉米（Jimmy）在报纸上读到她的事后与她联系。作为一种她典型的友好表示，多萝西出钱让妹妹伊莉莎白于次年去拜访凯蒂——伊莉莎白对凯蒂比其她所有的孩子都要亲近。当签证的困难多少解决之后，她频繁前往美国和加拿大。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也是她常去的地方。但她所了解的三个国家可能特别值得关注：中国，加纳和印度。
在中国对外封闭的时期及此后，通过与中国的接触，她显示了自己科学无国界的信念。她总共访问过中国8次，不过这个国家早就给她留下最初印象了。萨默维尔来了一位热情、理想主义的年轻女学生，叫做廖鸿英（Liao Hongying，这就是她中文名字的写法——译注）。她是中国南部山区长汀（武夷山脚下的一座小镇——译注）镇上一位儒家学者的女儿，在与世隔绝的乡村与物质贫困中度过了童年。但她非常重视学习，向父兄学了儒家的经典，并在教会学校学到了一些中国国度之外的东西。激愤于传统中国社会之不公正，她在二十岁出头上中学时，成为了热情的革命者。为了她的安全，教会系统里的朋友设法将她送到英格兰，她在这里度过了三年，提高英语，并准备上大学。
鸿英于1929年加入公谊会，听说了该团体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马杰里·弗莱。在很厌憎地发现剑桥不向女性授予完整学位时，她决定试试牛津。通过艰苦的努力，她于1930年被萨默维尔录取，学习化学。她的一个目标是以自己所学的东西帮助中国的社会改革事业，打算专攻农业科学。但她发现教学方式不鼓舞人，跟上进度很费力气。多萝西比鸿英小5岁，但高两个年级，提出帮助她。在牛津的最后一年，做二期研究期间，她抽时间在里士满路她的房间里给鸿英作特别辅导。鸿英向多萝西表达了自己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她那贫穷落后的祖国的热切渴望。多萝西深受打动，从而通过鸿英与在伦敦的一家英中友好组织，考虑起在毕业后到中国去工作的可能性。
鸿英于1936年回到中国，在武汉和成都的大学执教。1944年她与一位英国外交官德里克·布赖恩（Derek Bryan）结婚。英国当局认为，有一个中国妻子（特别是像鸿英这样的一位反美人士）会影响他的公平，于是布赖恩在1951年回英国时，被告知他不会再被派到中国去了。他从外交部门辞职，与鸿英将全副精力放在英中友好协会（BCFA）上。BCFA的成员主要由英国共产党员组成，他们面对公众的不理解和普遍敌意，热情地支持中国的立场。
1959年，BCFA应中国驻伦敦的临时代办处之请，帮助挑选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参与建国十周年庆典。中国非常想要一些对中国有兴趣的学术界著名人物参与代表团。协会主席是李约瑟，剑桥的一位生化学家，多萝西与他相识，他后来将毕生精力用于研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协会的艺术与科学委员会成员包括比尔·皮里，也是她在剑桥的一位老朋友。在皇家学会会长（欣谢尔伍德）由于另一个约会而谢绝邀请后，多萝西的名字在能够代表英国科学界的人物名单中位列第一。代表团其他成员包括作家兼批评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农学家弗兰克·哈罗德·加纳（Frank Harold Garner）。鸿英和她的丈夫将作为代表团的翻译，自1951年之后首次回到中国。
这次访问给多萝西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像访问苏联时一样，她出发前与凯瑟琳·朗斯代尔短暂会面。朗斯代尔在4前年访问过中国，给了她一个可以尝试与之联系的中国晶体学家名单。
我相信你的中国之行会很愉快，如果可以的话，请务必去访问一下满洲（这里指中国东北——译注）的晶体学家们，他们非常热情，（环境）比在北京的那些更加闭塞。
请向他们转达我热情的问候！请务必询问他们明年是否有可能来剑桥（参加第5届国际晶体学大会）。
多萝西自己已经建立了一些联系。唐有祺（现北京大学生物物理学教授）于1947年在帕萨迪纳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见过她，当时他是鲍林的实验室里的一位年轻研究人员。在学术讨论会上成群的美国人中，他俩是仅有的外国人，多萝西又是唯一的女子，因此他格外注意她。1951年回国时，他受埃迪·休斯的鼓励去与一些英国晶体学家会面，到牛津拜访了多萝西。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尽管她全副精力都被维生素B12所占据，她仍然“在感情上依恋于胰岛素”。“在将桑格博士有关胰岛素氨基酸序列的研究告诉我的时候，她兴奋之极。她预言，桑格的工作将使人们重新燃起对胰岛素研究的兴趣。”
1950年代末期，中国的科研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许多有才华的中国人在欧洲和美国学习。有许多人留了下来，但也有人，比如唐有祺这样的，回去帮助新中国建设科研机构。起初中国向苏联寻求技术、培训和设备方面的协助。对共产主义抱有强烈同情的西方科学家如贝尔纳和凯瑟琳·朗斯代尔也帮助中国获得了最新的设备和主要的科学杂志。
毛泽东于1957年12月发动的大跃进，试图摆脱苏联理念，建设一种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大跃进强调集体主义和体力劳动，对实验室里的科研形成了潜在威胁。但唐有祺说，有些科研仍被允许继续进行。
1958年，年轻学生被问及他们想做什么。他们知道的不多，但想做大事，于是选择合成胰岛素。事实上，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胰岛素合成中用的溶剂可以装满一个小游泳池！氨基酸也很费钱。在中国，我们不能去搞登月，但我想一个有着8亿人口的国家花这么些钱也可以算作（与登月相同性质的）一种实验。
自佛瑞德·桑格发表胰岛素分子的氨基酸序列以来，合成胰岛素便成为可能，这一工作由北京和上海的化学家进行。多萝西最初听说这项研究，是在她第一次访华途中，当时她在北京做一个关于B12结构的讲座，唐有祺是她的翻译。她对此极感兴趣，尽管在第一次访问中没有去承担了大部分研究工作的上海的生物化学实验室，但她仔细地记下了关键的联系方式。同时，讲座结束后，学生和研究人员云集在周围向她发问，他们的热情使她大为高兴。唐有祺后来回忆说，胰岛素是多萝西和中国晶体学家们建立“亲密长久的友谊”的方法。
在第一次访问中，科学只是整个行程的一部分。开始是庆祝宴会，1000名客人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晚宴，赫鲁晓夫在场，还有胡志明、周恩来和毛泽东。多萝西没有与毛泽东会面，不过作为英国代表团团长的赫伯特·里德会见了他。德雷克·布赖恩回忆说，当时是一个政治上十分紧张的时期，第二年，中苏关系便破裂了，在英国和其它地区的共产党组织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曾公开批评大跃进的赫鲁晓夫，是在宴会上发表讲话的国家领导人之一。
英国代表团后来被安排访问中国其它地区，他们私下注意到了庄稼糟糕的长势。大跃进将集体农庄合并成更大的公社，并未能形成有效的农业生产系统，又遇上了糟糕的气候。代表团里的农学家对中国近来的情况很不体谅，批评了他们所访问的集体农庄的做法。多萝西回忆说：“鸿英对他的批评很生气。”不过许久以后，当那后来几年的死亡数字为人所知时，显然他的批评是正确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饥饿。
他们沿长江而下，从重庆经三峡到武汉，经历了一次“暴风雨很激烈”的航程。他们访问公社和工厂，沿新的铁路旅行，参观大学。他们在行程中可以停下来与遇到的人相当自由地交谈。不过当访问快要结束时，多萝西得知鸿英和她的丈夫很困扰，因为他们未获允许待到行程最后阶段、访问她在福建省的老家长汀，由于福建临近台湾，当时对外国人封闭。布赖恩回忆说，当时被委任来照顾代表团的高级干部“非常官僚，政治上非常固执”。鸿英在北京他们下榻的小旅馆的房间里整天与他争论，但他毫不宽容，直到多萝西为鸿英进行干预。布赖恩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但她的确是说服了这个有意阻碍的干部，结果是鸿英被允许独自回乡探亲。
对多萝西而言，与中国科学家会面、听到他们对胰岛素的兴趣，是这次非凡旅行中最精彩的部分。如果她不回去看他们，就没有机会跟踪他们的进展——当时中国人不允许在西方杂志上发表文章。没过几年，她就得到了所期待的机会。1965年，英国文化教育委员会邀请她去日本作两个星期的讲座，当时在东京办一次盛大的英国文化展，她的讲座将是其中一部分。这立刻吸引了多萝西，因为她可以在归途中顺便访问中国。在皇家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的帮助下，她顺利地得到了必须的资金和邀请信。日本之行比她所希望的更加正式，如同她在出发之前在给英国驻东京使馆科学参赞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
您的计划看来非常好，但我希望补充一点。我想我真正的麻烦在于，如果能有多一点时间了解日本的科研，将对我自己的研究有用。这一点在计划中似乎完全没有提及。
除了在东京和京都作那些精心安排的讲座，她还被要求出席一些官方招待会。科学参赞小心地建议她，在有皇室成员（日本或英国的）在场时记得戴帽子。更合她心意的，是有一天与日本女科学家协会的代表一起参观一幢传统房屋。她们说服她穿上和服、摆出在榻榻米上以日式姿势睡觉的模样拍照，大家笑成一片。她写信给托马斯说，她在京都见到的一座日本庭园之美，值得专门前来一看。
但她急切地想继续前往中国。她知道，除了中国人之外，（美国）匹兹堡的一个由帕纳约蒂斯·卡索亚尼斯（Panayotis Katsoyannis）领导的小组，以及（德国）亚琛一个由赫尔穆特·察恩（Helmut Zahn）领导的小组，也在尝试合成胰岛素，方法是分别合成A链和B链，然后将它们拼到一起。在美国布鲁克黑文将要开一个有关胰岛素合成的会议，中国人几乎肯定不会到场——当时对中国科学家来说，到国外去开会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多萝西希望能在会上介绍他们的进展。她抵达上海时，王应睐和他的同事已经成功合成了牛胰岛素。但与德国和美国小组一样，他们尚未成功地使之结晶。她鼓励他们继续为此努力，强调了X射线分析对比较天然与合成胰岛素结构的重要性。她自己对胰岛素的研究当时看上去十分有希望，尽管她并未曾意识到这项工作还要多久才能完成。
1966年春，中国科学院举行了一次会议，胰岛素研究人员在会上报告说，他们已经成功地使合成胰岛素结晶。科学院决定建立一支由北京和上海研究机构的小组组成的队伍，致力于解决结构问题。唐有祺被任命为青年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如今他说，他接受这一职责时并不十分乐意，因为他知道胰岛素结构是多萝西的项目。
这是管理机构作出的决定，整个群体的决定。我并不很乐意，但不能拒绝。实际上，我很清楚多萝西是什么样的人，知道我可以很坦率地向她解释。但从个人来说，我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我知道多萝西在研究（胰岛素），她不是敌手。如果她是敌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但她是我们的朋友！当然，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如果听说在别的国家有什么人在研究同一个问题，没有人会在乎——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系。
同年，多萝西尝试让中国的胰岛素科学家被邀请参加将在埃克斯特大学举行的化学学会的一个会议。她提出自己出资为中国科学家支付旅费，从而克服了英国方面的反对意见，只是规定要让人看上去以为是化学学会在出钱。组织方接受了这个折衷方案。但中国方面让她失败了：中国科学院谢绝了邀请。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们必须以更好的成果积极参与这场文化大革命。因此，没有科学家能抽出时间前往贵国参与会议。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混乱。在这场革命中，毛泽东在他的妻子江青催促下，呼吁中国的年轻一代反叛其文化传统，挑战尊长的权威。学生和知识分子被命令到乡下去从事农业劳动，接受“再教育”。在许多地区，社会秩序完全瓦解，不同的红卫兵组织为了夺取最高权力而武斗，邻居们互相揭发。待到秩序重新建立起来时，已有百万人死亡，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流亡或被迫害。在这种环境中没有什么科研能继续进行——但据北京生物物理所的顾孝诚说，他们的研究是一个例外。当时她是新成立的胰岛素研究队伍的一员。
1966年，所有的大学都关闭了，几乎所有的科研都停止了。（胰岛素结构）研究坚持了好几年，但它坚持下去——或在短暂停滞后重新开始——的唯一原因，是政府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也要继续进行一些基础研究，以表示我们对促进基础科学发展高度重视”。当时这几乎是唯一正在加强进行的项目。因此我们的项目非常独特，没有中断——其他大学基本上没有什么成绩。
小组于1967年初充满热情的开始工作。当时加入的研究人员中有一位名叫梁栋材，现在是北京生物物理所的教授。在加入之前的14个月，他根据皇家学会和中国科学院之间的一项交换计划在英格兰访问。起初他跟查尔斯·邦恩在皇家研究院工作，后来转到牛津多萝西的胰岛素研究小组里。
多萝西将我领进蛋白质晶体学领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认识到这对中国将非常重要，所以非常刻苦。在牛津，多萝西对我照顾得很好，让我做各种蛋白质结构确定、晶体培养、制备重原子衍生物等各种工作。这对我很重要，不仅是我从事蛋白质晶体学的第一步，也是我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第一步。我在小分子晶体学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但对分子生物学一点基础都没有。
1967年初，梁栋材在牛津的逗留期限被中国大使馆立刻回国的命令缩短了。他参加了一个由约30名年轻科学家构成的小组——随着时间推移，人数增加到60之多——致力于解决胰岛素结构。工作条件与在牛津截然不同。大量的人员是为了弥补设备的不足。他们分成多个小组，每组5到6人，负责人一部分工作。一个小组负责制备晶体，一个用24小时运行的线性衍射计收集数据。顾孝诚和她小组中的其他人每天花10个小时一起用计算尺作计算。另一个小组绘制图形。
经过4年的努力，他们独立地解决了胰岛素结构，比多萝西和她在牛津的小组晚两年，但清晰度稍高些。1971年，多萝西得知这个消息时，刚结束一次对越南的访问回来，为着自己未在回程中经过中国感到“郁闷极了”。国际晶体学大会将于次年在京都举行，多萝西刚刚被一致提名为国际晶体学联合会主席，任期三年，将在大会上被正式推举。她现在擅长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官方出差机会，就安排在前往日本的途中作了一次北京之行。她带上了自己的胰岛素电子密度图，希望能与中国的结构进行直接比较。
这两张图以相同尺度绘制，都有重要的实际价值和象征意义。当它们被摆到一起时，双方的第一反应都是“严重关注”：两个结构看上去根本不同。但他们立刻明白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两个小组绘图的方向是相反的。当把其中一张旋转180度时，它们就非常相似了，尽管并不完全相同。于是大家都笑起来，多萝西非常高兴，立刻给牛津实验室的同事们写了一封长信。
他们的结晶工作非常漂亮，值得我们效仿。他们培育出了很大的晶体——尺寸有3到4毫米……重原子衍生物方面的主要发现是一整个系列的烷基汞氯化物 ，天知道我们真该试试啊……他们认为他们的锌原子位置可能比我们的更准确一些，我同意这一点。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组。我们一定要安排一次大家都参加的会议——当最终的图谱出来之后。
多萝西立刻飞往京都，在国际晶体学大会上对中国的胰岛素研究作了全面介绍。她的发言印在大会新闻公布的头版上，北京的科学家至今还珍藏着这些新闻公报的副本。多萝西的宣传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好处，不仅是在国外，在国内也是。
中国的胰岛素结构于1971年发表之后，小组立刻解散了。梁栋材到他的家乡——中国南部的广东省去接受“再教育”，直到1978年才回到北京工作。（1972年多萝西访华时他曾被临时召回与她会面，但对自己已不再研究胰岛素一事，他实在无法向她说出口。）顾孝诚则在一个农场里“培育秧苗，喂鸡养鸭”。他们的成就对政府而言似乎毫无意义，直到多萝西向世界宣称，他们的研究工作比世界任何其它地方做的都不逊色。同时，她在京都宣布的消息，促使日本晶体学家将他们的研究译成日文，很快世界其它地方的科学家纷纷来信邀请他们前去访问。
京都会议之后三年，多萝西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中国的胰岛素研究》。她在文中总结了《中国科学》（Scientia Sinica）（当时中国科学家只能在本国杂志上发表文章，而这些杂志几乎不被其他国家注意）上发表的最新研究，不仅引起了晶体学界的注意，还引来了整个西方科学界的注意。她给予了（中国科学家的工作）相当高的评价。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指望对一种蛋白质分析的X射线分析得到完全的重复——因为涉及的工作是如此之多。但在此事例中，我们拥有了对胰岛素晶体结构的两种结果，从而有巨大收获……北京小组这张清晰度1.8埃的图，是迄今最精确的、由实验和同晶相位角获得的胰岛素电子密度图——今后可能长时间一直如此。
她接下来谈到自己对修正结构所作的努力，其间涉及一些非常实验性的计算过程，她说，利用中国的分析可以进行非常有价值的对比。她的结论有点感性：“如果我们东方和西方有一天能够聚集一起，谈论这些不断增加的、对胰岛素结构和功能的有趣观察，就太美妙了。”
多萝西于1977年再度访问北京，这一次带上了盖伊·多德森，仍是为了将两个小组的改进图谱进行比较。不过中国的长期隔绝——她曾在其间建起一座脆弱的桥梁——快要结束了。多萝西从1960年代初开始，就鼓励中国科学家加入国际晶体学联合会，希望他们来开会，联合会的秘书处全力支持她的行动。但中国不愿加入任何承认台湾单独存在的组织。尽管她与中国科学院和一些晶体学家保持着极好的私人关系，但在她担任联盟主席期间，也无力改变这种状况。但在这种艰难时期，通信渠道仍然没有关闭，这意味着在四人帮倒台、1978年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中国应当参与国际科学交流之后，中国晶体学家马上就可以与西方同行们会面了。1978年，由唐有祺率领、包括顾孝诚在内的一个代表团参加了在华沙举行的第11届国际晶体学大会，并申请加入联盟。多萝西向唐有祺解释了投票程序，保证说中国一定会被接纳。她说的当然没错，顾孝诚回忆说：
我们都看到，投票一致通过。我想，如果没有她的介绍和努力，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形。在会上，我们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都向我们表示祝贺，许多人说：你们来得太迟了，你们早就该来的，许多年前你们就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了。我们很惊异地发现，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研究小组。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啊，我们最早是从多萝西那里听说的。”这就是她的影响、她对把中国晶体学介绍给全世界所作的巨大贡献。
大会之后，多萝西安排代表团前往英国，访问各地的实验室。并参加英国科学促进会在巴斯举行的会议——她是当年的主席。她快活地在克莱布米尔的花园里招待他们所有的人。从此以后，多萝西有着良好关系的许多实验室——牛津，剑桥，布里斯托，约克，达勒姆——都与中国研究小组建立了固定的联系，进行了一些富有成果的合作。
1980年她再一次访问北京时，汤姆·布伦德尔与她同行，他回忆说：“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全都到友谊宾馆来见多萝西。他们来见她。”在这次访问中，梁栋材吃惊地发现多萝西以前访华时竟然从没去过长城。他引用“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俗语，安排她去游览长城。多萝西当时已年届70，她以极大的热情努力登上长城，穿着一件借来的外套、戴一顶毛帽以抵御寒风——尽管在中国晶体学家的眼里，她的‘好汉’地位从未有任何疑问。
当中国完全靠自己努力时，多萝西跟随托马斯的脚步去了加纳。但加纳仍在她的感情中占据特殊地位。它从前称为黄金海岸，曾是英国殖民地，后来和平独立，由一个以黑人为主的民选政府管理，为全世界反殖民主义者带来了非洲政治的新希望。自1940年代末首次访问加纳开始，托马斯是加纳谋求自治的热情支持者，也是夸梅·恩克鲁玛的热情支持者。加纳于1957年独立后不久，他被任命为一个委员会的秘书之一，参与为发展高等教育提供咨询。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中有一项是，在设于勒贡（阿克拉附近）的加纳大学建立一个非洲学研究所。1961年，托马斯被夸梅·恩克鲁玛总理任命为所长，据多萝西写道，这一任命“非常不合他的心意，因为他曾敦促（恩克鲁玛）任命一名非洲人为所长。”
这意味着托马斯将全职待在勒贡。从1962年起，多萝西每年都会来两次，与他待上一两个月，自己则在一个新国家的新大学里研究问题。开始他们非常乐观。研究所于1963年11月由恩克鲁玛正式宣布成立时，多萝西正与托马斯在一起。研究所自己的剧团（副所长是一位音乐学家）的舞蹈家们在开幕式上表演。同一个星期，这些女孩子们在一所宅邸的大厅里举办舞会，一直开到凌晨三点。研究所院士们来自世界各地，多萝西称他们为“非常有趣的好人”，还有“来自各国的有趣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大学里工作。爱尔兰外交家科纳·克鲁斯·奥布赖恩（Conor Cruise O’Brien）当时刚被任命为大学副校长，他和妻子玛丽（Marie）成了霍奇金夫妇的朋友。
托马斯……和其他朋友经常到副校长的寓所去，在那里一直待到凌晨，表演莎士比亚作品或其他戏剧（广受欢迎的一出戏是，托马斯扮演一个美国百万富翁，努力要想从科纳手里买下大学，在美国他的豪宅地基上重建它。）
白天，多萝西会静静地在化学系做研究。那里唯一的晶体学设备是一个老旧的X射线管，还是由泰尼·鲍威尔的一名学生在许多年前安装的。这是阿杰伊·贝科（Adjei Bekoe）和他的一位博士生的地盘，他是一位晶体学家，从前在尼日利亚工作，这位博士生则曾偶尔得到多萝西的帮助。对她来说，图书馆里安静的一角、笔和纸，就是她唯一需要的东西，用来把在牛津做的工作写出来准备发表，或核查结果。她有访问教授的头衔，会讲一点课。
但情况发展并不像开始那样好。大学是按英国大学的最高标准建立的，这意味着，在这个连中学教育都只有一些特殊人物能享受的国家里，它很少能招到加纳的学生。这还不算，在此前曾受教于剑桥的校长负责下，教学大纲与国家的需求几乎没有关系：有拉丁语和希腊语课程，却没有可能有助于国家发展的应用学科。同时，恩克鲁玛还想利用大学来宣传他独特的社会主义。政府与大学之间产生了裂痕。奥布赖恩和他的员工抵制政府干预，认为这会危及学术自由。同时，恩克鲁玛担任总统之职、未能维持使他得以上台的民主进程，使得西方国家从前同情他的人士对他的反感增加了。
1964年1月，当时正在牛津的多萝西接到消息说，托马斯病得很厉害。她立刻飞过去，发现他得了登革热，住在医院里。他的病情正在好转，她说服医生们允许他回家。但她发现大学校园处于一种骚乱状态，6名学者收到了驱逐令。在几星期前的一次暗杀企图之后，有关恩克鲁玛的精神状态的谣言乱哄哄地流传着。政府组织了当地居民的游行，反对大学团体的特权，学校的窗子被打碎、一些房间被捣毁。
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有人能说服恩克鲁玛收回驱逐令的话，非托马斯和多萝西莫属。他们的确地成功拜访了总统，他的态度并非不友善，但坚持说有充足证据不利于那些被指责为违反秩序的人。其中一人被指控在学术记录上作假；法律系的两名高级学者——都是美国人——被怀疑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
我们一直在谈话。托马斯有时爆发一阵非常剧烈的咳嗽，说不出话来。他显然还没有痊愈，最好不应该出门。夸梅对他的状况非常关心，说：“当我这样的时候，我的医生总是命令我吃大量的维生素A……”第二天下午中间，我们接到非洲学研究所的电话，说有一辆很大的警车捎来了夸梅的口信。车开过来后，司机交给我们一大瓶维生素A。
驱逐令还是实行了。过了几个星期，局面平静下来，多萝西同意与一位被驱逐的律师的妻子、经济学家安·塞德曼（Ann Seidman）一同去见恩克鲁玛，努力说服他让安的丈夫鲍勃（Bob）回来。
我们在克里斯蒂安堡（Christiansborg）的一张东方式沙发上，分坐在他的两边，这里是他离开平时在Flagstaff House的办公室之后的休息处。……最后我们感到他一定会安排让她丈夫回来，但他说：“这很困难，但他当然可以回来，不过我不能马上行动。” 安还记得他问她认为鲍勃被驱逐的原因是什么，并补充说：“这是我的老妈妈经常说的：只有你摘下一个人的脑袋往里面瞧，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
鲍勃·塞德曼的确很快就回到了加纳。尽管有这些麻烦，托马斯和多萝西仍不放弃幻想。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举行时，《观察家报》彩色增刊上发表了一批摄于1964年秋的照片，上面是多萝西与托马斯轻松愉快地在他们于勒贡的花园里，多萝西穿着一件印花加纳棉的裙子。她后来说这些照片是她最喜欢的之一。1965年，她被加纳大学授予荣誉学位，为褒奖言辞“非洲的女儿”大为感动。
但与许多来自世界各地帮助加纳努力奋斗成为一个真正独立国家的人那样，托马斯与多萝西在1966年2月的一次将恩克鲁玛赶下台的军事政变里失去了他们的第二家乡。当时他们都不在加纳——幸好如此，因为托马斯是10名得到恩克鲁玛委任、被新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者”的人之一。回到牛津后，他得到贝列尔学院的院士资格，以及“新兴国家政府”学科的讲师职位。此后不久，由于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各奔东西，佩恩-霍奇金的组合家庭涣散了。琼在牛津城外买下了一栋小屋，托马斯和多萝西搬进了克莱布米尔，这幢由托马斯的父母三十年前在华威郡乡间买下来的老房子。他们将不列德摩尔路上的一套公寓——当年他们第一个真正的家——保留为临时住所。
多萝西与印度的关系又与此不同。作为一个仍在适应它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的独立地位的国家，它自动地获得了她在政治上的同情与友善。她与印度也有一些私人联系：多萝西担任萨默维尔的年轻院士期间，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曾在该学院求学；后来成为印度总统的萨尔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爵士（Sir Sarvepalli Radhakrishnan）早年在牛津当教授时与她相识。她在学术生涯早期，就知道印度在X射线物理学方面有相当出色的研究。1948年在哈佛举行的第一届国际晶体学大会上拍的一张照片中，她与贝尔纳以及包着头巾的高个子、曾研究X射线在液体中的散射的诺贝尔奖获得者C·V·拉曼（C.V.Raman）一同在看一个展览。因此，她非常能接受这样的建议，即印度科学家可以到她的实验室来学习她将晶体学用于研究生物分子的特殊技能。1960年代一连串卓有才能的印度科学家在牛津停留，使她对印度晶体学的发展有一份个人功劳，为此，后来她曾数次访问印度。多萝西的印度同事则至今仍在文章或讲话中流露出他们对导师的仰慕。
多萝西与印度的关系中的关键人物，是设于班加罗尔的印度科学研究所的斯瓦拉吉·拉马士汗，尽管他并不是她遇到的第一个印度人。1950年初，他接到任务要在研究所的物理部门建设X射线晶体学小组。1954年，他前往美国，在布鲁克林理工学院跟范库肯做了一年研究。在那里他听说，X射线衍射物理学已经大体完成，下一个发展浪潮将是将此技术应用于化学和生物学。范库肯鼓励他在印度发展这些应用，谈到了多萝西的研究，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榜样。
大约5到6年后，拉马士汗的年轻同事K·文卡特桑（K. Venkatesan）在杰克·邓尼兹的提议下来跟多萝西做研究，邓尼兹审查了他的博士论文，给他安排了一份奖学金使他可以来苏黎世。多萝西当时手上刚好有一些新晶体，这是一种从下水道污泥中分离出的称为cobyric酸的物质。Cobyric酸是维生素B12族分子中的一部分，有着同样的咕啉核。第一批照片上显示出明显的反常散射效应，即成对的反射图样间的强度差异，可以为定相提供线索。多萝西听说文卡特桑的博士论文课题是反常散射，就建议他尝试只用这种方法来解决结构。
她十分淘气地眨着眼睛说：“但这可能表示要测量几千个反射——用传统方法总是可以解决结构的。不过你如果想用毕育特效应，那也很好。”
然后她说，她将称他为凡（Van）——尽管他的名字并没有简写形式——而他应当像所有其他人那样叫她多萝西。实验室不拘礼节的程度使文卡特桑大为惊愕——盖伊·多德森强拉他跟他们一起玩板球。当他从这种惊愕中缓过劲来时，他开始与博士生戴维·戴尔（David Dale）一起测量约2000个反射斑。他们的工作得出的相位角非常精确，以至于第一张电子密度图就包含了所有重要的原子，最后一张图中，连氢原子都显示为清晰的峰。这期间多萝西大多数时候在加纳，文卡特桑坚持写信向她报告进展。
当我们完成时，她非常兴奋、快乐。戴维和我搭建了一个模型，她一回来便问：“凡，我能瞧瞧你的模型吗？”我们花了几个月才做完的事，她45钟就完成了，还修正了一些地方的错误。整个结构就在她眼前。我实在太吃惊了，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凡的经历。
她一看到所有地方都完成了，马上冲进（研究）胰岛素的房间。马乔里和盖伊在那里，她向他们说了反常散射对这个分子的成功——这是迄今以此方法解决的最大分子。她立刻想到了胰岛素。她想鼓励他们下一步考虑使用那种方法。她总是在考虑将新方法应用于更高级的系统。
多萝西后来在诺贝尔奖演讲里谈到了这项研究，印度晶体学家对此大为感激。文卡特桑回到印度之后，下一个来的是拉马士汗本人，人称“斯瓦”，从他与“范”（范库肯）在一起时就如此。1965~65年，多萝西绝大多数时间与托马斯待在加纳，就安排斯瓦代替她在实验室中的高级科学家位置，照顾研究生们。他是个博学多才、性情宁静的人，在这个由年轻热情的人们构成的小组中大受欣赏。他对反常散射的潜力的洞见，带来了切实的收获。他开始帮助克莱夫·诺克奥尔兹（Clive Nockolds）解决B12家族中另一种分子——维生素B12一元酸的结构。
这全看你用的是右旋或左旋系统。我发现克莱夫在研究中犯了个错误。他已经测完了6000个反射图样。我们转换了、做了一个合成的时候，瞧啊！每个原子都非常漂亮地出来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之一，看到一个庞大的结构显现出来。
胰岛素小组也从拉马士汗的建议中获得益良多。埃诺莉·多德森开始写计算机程序，使数据一旦足够好就可以解决胰岛素结构，部分原因就是受与他讨论的影响。拉马士汗自己也曾提到，实验室里的亲密友好和无拘无束，与他在印度体验过的更正式的机构大不相同，这对其工作效率有直接作用。
我不认为我曾在任何别的地方见到科学能以这样轻松的方式来做——这是你做科研的唯一方式。只要天气好，我们经常去看板球，然后去酒吧……从放松和做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
班加罗尔印度科学研究所的物理讲师维斯瓦米特拉（Viswamitra）于1965年秋来到时，也有同样的感受。多萝西让他研究一种叫做硫链丝菌肽的抗生素，这是一种有150个原子的分子，化学式还未知。她坦率地告诉他，这其中存在困难，特别是没有人曾成功地生成它的重原子衍生物。维斯瓦米特拉（多萝西简称他“米特拉（Mitra）”）的运气并不比别人更好，但他想办法对原来的物质培育出了一种不同的、更容易处理的晶体。然后他开始结合新的数学方法和自己的直觉，想方设法从帕特森图中找出分子里5个硫原子的位置。
大家都觉得我不会有结果。但多萝西总是非常热情，给我完全的自由按自己的心意去做，此后我就没有再做过重原子研究。到她家里作客，是促使我们成功的另一个因素。不是因为我们谈论晶体学——而是因为从她家回来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能做得比以前更好。
一年后，多萝西以一项举动体现了她对维斯瓦米特拉的信心：她让从新西兰来的博士后布赖恩·安德森（Bryan Anderson）与维斯瓦米特拉一起研究这个问题，编写完成分析所需的程序。结构最终是在维斯瓦米特拉回到印度之后解决的。
维斯瓦米特拉之后是他的学生M·维贾安，他在玛格丽特·亚当斯离开实验室时来到这里，加入胰岛素小组（见第8章）。多萝西非常关心她的同伴们的福利，维贾安和妻子格利亚尼并不是唯一从中受益的人。所有与她一起待过的、来自班加罗尔的晶体学家们，都强调她对他们是如何友善：拉马士汗与妻子格利亚尼及孩子们经过了漫长的海上航行来到那不勒斯、抵达欧洲时，收到了她的欢迎电报；多萝西给同事们提供照顾婴儿的保姆、午饭、儿童床和幼儿沐浴设施；她请他们去参加圣诞宴会（事后她发现自己本应该准备素食，为此大为羞愧）。最快乐的时候，是维贾安和格利亚尼于1970年代末再次到来时，此前曾两次流产的格利亚尼发现自己再度怀孕了。多萝西亲自向她保证，她会在牛津的约翰·拉德克利夫（John Radcliffe）医院得到可能的最好照顾。5月12日多萝西生日那天，一个女孩安全降生了——（起名叫）黛维·多萝西（Devi Dorothy）。
多萝西从不鼓动海外访问学者们永久待下去（多德森夫妇是个明显的例外）。相反，她鼓励他们将技能带回本国去，促进那里的科研，特别是对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有一次她问文卡特桑为什么另一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定居。他答道：“因为印度的研究设施太差。”于是“她瞧着我，说：‘凡，你看，我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做的研究，给了我最大的满足。’这句话对我的激励很大’。”
所有与多萝西一同工作过的印度科学家，在回到故国后，都开创了研究的新领域，将他们的经验传授给学生，这些学生现在已经建立起了又一代新的实验室。
多萝西数次访问印度，1979年作为印度科学院的访问教授去过两次。这两次访问中的第一次是在2月份，托马斯与她同去。他急于要结识E·M·S·南布迪里巴德（E.M.S. Namboodiripad），1957年共产党在喀拉拉邦国民大会选举中获胜时，南布迪里巴德是新闻报道的热门人物，他成为第一位通过选举上台的共产党政府的首席部长。维贾安也是喀拉拉邦的一位共产党员，他安排了多萝西的这次访问。他们抵达时，多萝西得了重感冒，维贾安安排她到特里凡得琅（Trivandrum，喀拉拉邦首府——译注）的一个医疗中心做检查。医生告诉他，她的心率不规则，不可劳累、不应做任何演讲。但是，当地大学来请她讲话时，她立刻答应了。
当多萝西和托马斯——当时他的健康状况也不好——说他们要坐火车而不是飞机回班加罗尔时，维贾安更加着急了。他得知卧铺位置已经满员，简直绝望了。
怎么办呢？天要黑了，多萝西在正常情况下坐上一夜都是不可想象的，更不要说心脏有这样的毛病。最后我告诉大家多萝西是什么人，结果有一大堆人自愿把铺位让出来。不仅如此，那些带着孩子的旅客都把孩子带来请求多萝西的祝福。托马斯说：“这完全是胡闹。”但多萝西说：“不是那样的。”她明白，他们只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学者的尊重与敬慕。
回到班加罗尔之后，托马斯病得很厉害：这座城市的空气好像使他的呼吸疾病更严重了。有好些天，他躺在印度科学研究所的客房里，医生们给他在英国的医生打电话咨询意见。多萝西面对这种危急状况的镇静与坚忍，使拉马士汗大为震惊。
他病得很重，我们认为他可能死掉。但多萝西预定要在研究所做一个讲座，她去了，讲座非常精彩。绝对冷静，镇定，没有人看得出托马斯病得这么严重。
班加罗尔的医生们用尽了常规医学的办法，转而求助于吟唱圣歌，让不信神的拉马士汗向（印度教神祗）文卡特斯瓦拉（Venkateswara）许诺，如果托马斯好起来，他就献上1000卢比。托马斯真的痊愈了，于是医生让拉马士汗掏出了这笔钱，因为“合约的另一方履行了承诺”。
当年秋天，多萝西再次来访，完成她访问教授的职责，这一次她访问了印度北方。她的健康又一次成为让人担心的原因。但尽在大吉岭（Darjeeling，印度东北部的城镇）生起病来，她仍坚持继续进行一次拉马士汗答应的旅行——去看喜马拉雅山的日出。
早上4点，我们开车走了一程，站在虎山（Tiger Hill）山顶上。太阳升起之前，阳光已照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上，它屹立在孤独的灿烂光彩里，背后是黑暗的天穹。然后，那些比它更矮、相隔几百英里、高度超过25000英尺的山峰逐一显现……直到雄伟的干城章嘉峰出现在绚丽的金色中……太阳终于升起时，多萝西说：“太壮丽了，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它。斯瓦，谢谢你没有取消这个行程。”
在国际交往中，多萝西使她到访的每个国家的科学家都感到，她与他们的关系是特别的。维贾安在1986年到北京去参加一个小分子会议时突然领悟到这一点。多萝西参加了会议，苏联晶体学研究所的一个代表团也来了，理所当然，北京生物物理所的晶体学家们也在。
在中国与她的交流十分不寻常。我们总觉得多萝西是我们的一分子，结果中国人也这么认为，苏联人也一样。她在每个地方都一样。这在中国特别引人注意。
随着她不断得到国内国际的各种荣誉，多萝西非常清楚，她的声望使她具有影响力。为了教育、科学和世界和平事业，她愿意在任何地方发挥这种影响力。在牛津，她是一项建立一所学院为研究生特别是外国研究生提供服务的活动的主要发起人，这些学生在传统的本科生学院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结果是成立了利纳克尔会馆（1965年成为利纳克尔学院），有自己的院长和院士。多萝西是第一位被选为利纳克尔学院荣誉院士的人。
1960年代末，她被邀加入一个委员会，这是自由党领袖乔·格里蒙德（Jo Grimond）领导设立的一个委员会，职责是调查伯明翰大学的管理。这使她对大学结构有了在牛津时从未获得的深入了解。委员会的主要调查结果中，有一项是，女性在学生中占到接近50%，但在教职员工中却十分稀少。然而，有许多女性承担兼职工作，这类工作没有相应的合约地位，有关员工不出现在名册中。委员会于1972年提出的报告建议设立灵活的兼职合约，现在这种合约已经成为大学系统中的一种标准。这使多萝西认识到，她自己的实验室也要为埃诺莉·多德森及其她兼职女员工作这种安排。
她回到牛津，立刻给我写了一份合约。它显然有效到我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拿到产期津贴或诸如此类的钱。在那之前，她一直执行着一种谨慎的系统，即按现有的资金给每个人支付报酬。她最终明白需要一种更正式的形式，并且明白，从1930年代她就在萨默维尔有一份合适的工作，生孩子时也能领到工资，这对她的帮助很大。
1970年她被选为布里斯托尔大学校长，这是英国第一位非王室成员的女性担任大学校长职务。（参见第6章的注解——译者）她本来每年出席毕业典礼发发学位证便可，但这不符合她的做事风格。为前校长温斯顿·邱吉尔订做的一件绣着许多金边的长袍几乎把她压垮，她借这一身份发表讲话反对削减教育资金，反对将学生生活费用从资助改成贷款。
她很重视与学生见面、接受学生会领袖的邀请，以听取他们的观点。年复一年，她在讲话中坚持的原则，正是学生们希望听到的——学生数量要增加，生活费和学费方面的资助应随着通货膨胀而提高。她担任校长期间，适逢政府大幅削减高等教育资金，使布里斯托尔大学不得不把预算减少11%。单是讲话是不够的。多萝西给教育国务大臣基斯·约瑟夫（Keith Joseph）写信，并亲自去访问他，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她还给首相——她从前的学生玛格丽特·撒切尔——写信。撒切尔回信说：“您若愿意就您与基斯·约瑟夫谈的问题或任何其它问题与我谈话，请务必保持联系。我非常珍视您的建议与指导。” 约瑟夫非常聪敏文雅，多萝西与他很投缘——有点太投缘了，以至她觉得自己没能把意见表达清楚。
非常感谢您会见我。我担心，在我们愉快的谈话中，我可能未能将充分有力地将原本要表达的请求说清楚，即停止目前减少大学学生人数的措施。
我相信，目前的大学教育目标水平相对于国家的需求来说太低了。撤销部分人数的削减，将是未来希望的信号。
总体上，多萝西的努力并未解脱布里斯托尔或其它大学的困境。但对学生和教职员工来说，这非常鼓舞人心，因为他们看到，她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当布里斯托尔大学管理当局决定关闭建筑学院以免超出预算时，多萝西正与托马斯待在苏丹，她竭尽全力进行挽救。作为校长，她并无行政权力。但她用自己的权利主持了大学管理处的一次听取请求的关键会议，向反对者保证会进行公正的听证，不顾副校长的警告说这可能越权。同时她向当地企业发了许多信，努力筹集私人资金。结果，学院并未能得到拯救，但再一次，多萝西在此事中的积极活动为她赢得了热情的支持。
有一件比较让人愉快的事，是为外国学生建一座宿舍。多萝西亲自参与筹款，满怀喜悦地主持了1986年宿舍开张的仪式。为了纪念于1982年去世的托马斯，宿舍起名为霍奇金会馆（Hodgkin House）。从那以后，她经常到宿舍来访问，总是愉快地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相处。
多萝西并不追求公众地位，但地位会来找她。1970年代中，她获得了她在国际舞台上最显赫的角色——担任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的主席。
帕格沃什会议是受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启发而举行的，罗素在1955年发出一份历史性的呼吁，反对核武器时代的战争威胁。他将此信寄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签名后数日就去世了。此信发表时还有9位签名者，但总是称为“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它的开头是：“在人类所面临的悲剧性的情况下，我们觉得科学家应当进行集会，对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引起的危险作出估计……”随后敦促读者“用新的方法来思考”，停止将战争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以保全人类的未来。宣言提出，世界范围的核裁军将是有效的第一步，尽管这并非“最终的解决方案”。宣言发表后四十多年，结束战争的前景仍然如此渺茫。但科学家的确响应了“进行集会对……危险作出估计”的呼吁。第一次会议于1957年举行，与会者仅25人，地点是工业家塞勒斯·伊顿（Cyrus Eaton）的家乡，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帕格沃什。大多数与会者是物理学家，其中一些人如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和约瑟夫·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曾在二战期间参与原子弹研制。除了欧洲、澳大利亚和北美，苏联、中国和日本也有代表参加。第一次会议确定，当务之急是要收集有关核武器威胁特征的科学信息，包括用于战争和武器试验的武器。
在一系列于世界其它地区举行的后续会议上，核爆短期及长期影响、大气与地下核试验的危险等的主题逐渐确立，所有这些会议都按第一次的会议地点称为帕格沃什会议。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中加入了其它科学问题，例如怎样查实各国是否遵守国际武器条约。
第一次帕格沃什会议时，多萝西并未与其中哪位发起者有密切联系。会议在举行时她正好也在加拿大，在渥太华她妹妹办的一次聚会上遇到了与会者之一J·S·福斯特（J.S.Foster）教授。但他给了她“关于整件事的一种冷嘲热讽、全无同情心的印象”。不过后来她渐渐收到曾参与会议的密友的更加积极的报告，包括康拉德·沃丁顿、鲍林和凯瑟琳·朗斯代尔。第一次五年纪念会议于1962年在伦敦举行，在朗斯代尔安排下，多萝西接到了邀请。
这是一次盛大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会议——我见到伯特兰·罗素的唯一场合。我没有太多地参加会议讨论，而是在下午与亚历克斯·里希（Alex Rich）和伊戈尔·塔姆（Igor Tamm，苏联物理学家，获195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译注）一起乘船沿泰晤士河往格林尼治，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讨论和草拟他们关于监测地下核试验的“黑匣子”的计划。
她的参与热情给约瑟夫·罗特布拉特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当时已经九十高龄的罗特布拉特，仍然担任帕格沃什会议的主席，全力参与活动。“我记得她与许多人谈话时那种生气勃勃的样子。她认识苏联科学家，他们信任她，了解她在科学上的成就。他们信任她在科学上的正直。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多萝西正忙于胰岛素研究，没有立刻更多地投入这一活动。不过当别人请求利用她独特的国际联络网时，她十分乐意提供帮助。对帕格沃什的执行者来说，一件非常令人失望的事情是，自从物理学家周培源参与第一次会议以来，再没有中国科学家出席过帕格沃什会议。1965年，多萝西接到亚历克斯·里希的一封信，他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位晶体学家、鲍林从前的同事，帕格沃什的主要组织者之。他问她，在她看来，如果帕格沃什会议在加纳举行，中国会不会接受邀请。多萝西与恩克鲁玛以及中国驻加纳大使黄华谈了此事。恩克鲁玛说毫无问题，中国方面的态度则比较含糊。最终，在里希的建议下，加纳科学院向中国科学院发出邀请，希望他们能派代表来讨论核裁军问题。帕格沃什会议并不正式代表官方态度，但就这样也终究未成功。里希还建议多萝西帮助一些中国科学家来美国参加一个蛋白质会议，此事的结果也并不更好。不过，多萝西以她的关系网以及利用这些关系的意愿给会议组织者留下深刻印象，被邀请参加在瑞典龙内比 （Ronneby）举行的下一次五年纪念会议。
这时，她对一个特定群体的当前命运感到痛苦，这种痛苦盖过她对人类长远未来的关心。这个群体就是北越人民。她认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美国干预印度支那都是不正当的，1965年2月开始的轰炸造成的平民伤亡使她大为震惊。因此，当1960年代中许多组织行动起来支持北越人民、努力结束战争时，她立刻接受了他们的帮助请求。谁都看得到，能够把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功绩勋章获得者(OM)的名字摆在信笺抬头上，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第一个与她联系、也是她保持关系最久的这种组织，是越南医疗援助基金会。这个组织是另一位杰出女性琼·麦克迈克尔（Joan McMichael）创立的，麦克迈克尔毕生都是一位共产主义者，1920年代学医出身，参与了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医疗救援。战后的年月里，她在伦敦的贫困地区设立了儿童医疗计划，并进入地方政府。她是1963年世界妇女大会的代表，在会上她听到了有关越战造成的困苦的许多第一手资料，这期间美国还处在卷入越南战争早期阶段。1965年，已经年近60的她设立了越南医疗援助基金会，在工党国会议会雷妮·肖特（Renée Short）的帮助下，在下议院举行了成立大会。她将余生致力于支持印度支那战区的受害者，直到1989年去世。她在办公室中工作到几乎最后一刻。
她赢得了许多有影响的人物的支持，包括国会议员、科学家和医生，到去世时总共筹得了250万英镑。战争结束后，她提出了“越南英国医院”呼吁，使得南北越交界区附近的奇英（Ky Anh）的医院得以重建。这一组织后来扩展了其关注的范围，成为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医疗和科学援助组织，除了提供医疗援助，也提供学术杂志、教科书和科学设备。
多萝西起初拒绝了麦克迈克尔请她担任基金会主席的邀请，但同意做副主席（几年后她担任了主席职务）。如同她早期参与帕格沃什会议时一样，她并未投身于该组织的日常运行，但努力利用她的影响力提供帮助。1969年在巴黎，她和托马斯与越南人民革命政府代表团团长萍夫人（阮氏萍，Nguyen Thi Binh，曾任越南国家副主席）作了有关和平的谈话。
当谈话突然变得冷清时，萍夫人改变了话题，问：“琼·（麦克）迈克尔是个很了不起的人，能不能告诉为她为什么这么关心我们？她花了毕生精力为我们工作。怎么会这样的？”我只能回答说，她的爱得到了回报，可能是因为她找到了与她关心相同事业、致力于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朋友。
多萝西邀请萍夫人到克莱布米尔的霍奇金家作客，希望能够在那里安排北越和南越的科学家作一次会面。但北越领导人胡志明于1969年晚些时候去世，意味着这一计划被搁置，结果再也没有重新提上日程。
1970年，多萝西同意成为美国在越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US War Crimes in Vietnam)的一员，该委员会在斯德哥尔摩越南问题会议上设立，由冈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领导。该团体从两方收集美军在越南的行动（包括轰炸学校和医院）造成的苦难的证据，包括悲惨的照片和亲历证人的叙述。它还唤起人们注意使用脱叶剂及有意轰炸北越防洪设施等行为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多萝西很快将这些信息传达给公众。1971年3月，她在《泰晤士报》的《星期六评论》上发表文章，明确表示支持北越人民以及南方的人民革命政府。她对越南乡村居民的自力更生赞赏有加，特别提到年轻人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高）识字率。她认为，萍夫人是可与英迪拉·甘地相提并论的领袖。她引用了通过战争罪行委员会得知的、受够了战争的残酷而怀有不满之意的美军地面部队的话。她指出，猛烈的轰炸使得飞行员很容易对他们造成的苦难无动于衷。她承认，自己并未近距离经历过轰炸，但在直接对读者发出呼吁之前，讲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有代表性的事。
我记得，曾经来给我们做饭、闪电战期间到伯明翰去当护士的内莉（Nelly），有一次回来度周末时说，在她平生所受的护士训练里，从未有任何东西使她对密集轰炸后人的尸体有心理准备。
晚上以及白天的某些时候，我总在想，对当今世界的状况要怎么办才好。战争与贫困的苦难，与快乐地生活在和平世界里的可能性，两者的反差实在太大。但为了和平，必须重建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信任……
美国在印度支那已经倾泻了1000万吨弹药。不应该再多了。
报纸用了她的一张照片为此文的插图，而不是她所提供的一张表现杀伤炸弹造成的伤亡的照片，这使她很生气。报纸的辩解理由是，那张照片跟同一版面上的填馅青椒食谱摆在一起，看上去会有点古怪，显得报纸对她表达的观点缺乏同情心。这篇文章至少招来了一封有敌意的读者来信，严厉批评她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这引起了牛津管理方的关注。她可能并没有说服任何一个不愿意参与反战运动的人，但确实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同年晚些时候，多萝西和托马斯被邀请作为政府贵宾到北越访问，分别就胰岛素和非洲问题发表讲话。1971年9月，他们经莫斯科前往河内，自己负担费用，不过接受了主人们的款待。多萝西愉快地与越南科学家会面，后来还邀请一位东道主派一名研究生到她的实验室去，尽管这个计划最后并未实现。不过在两星期的时间里，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到处旅行，亲眼看北越人民如何对付美国的轰炸。这个国家和他们遇到的人民使他们着迷。他们访问的村庄和工厂最令人惊奇的特征是，它们几乎全由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们组成。年轻的男人们都在军队里，母亲、儿童和老年人被送到了丛林里的藏身之所。
总是会想起闪电战中的英国（托马斯写道）。但越南有一种特别漂亮的做事方法——那里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比我们所做到的更多。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代表本人，她只有16岁，组织了一支女子民兵，驻扎在村子边缘、我们的翻译称之为“堡垒”的地方。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防空地点，女孩子们住在这里，轮班操作，将军事任务之外所有可能的空余时间用来种稻子，就在1966和1967年她们曾打下两架美军飞机的地方。对此，她们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演示。
他们还提到了一边干活一边唱歌的工人，慷慨地把竹竿和猪捐出来支援遭受洪灾的低地同胞的高地村民。多萝西谈到他们所访问的一座寺庙里的老尼姑与年轻的当地共产党女代表之间诚挚的友情。她在接受河内广播电台采访时说，她所见到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人民，尽管他们必须忍耐这么多苦难，却仍然努力地生活着，看上去健康、漂亮、快乐。”
这些微笑的脸孔犹在眼前，多萝西听到了1971年圣诞节这天美军进行的新一轮轰炸，这使她大为震惊。她立刻给基辛格写信表示抗议，结果收到一份邀请，请她向美国驻英大使馆的第二秘书讲述她在访问中的见闻。她再一次得以向公众表达她的感受，这一次是在《纽约时报》上。
任何文明国家在圣诞节或无论哪一天，朝我们看到的令人愉快的田野与村庄投下炸弹，都是难以置信的。我们在越南得知的一切都清楚地表明，那里的人民急于为和平而努力……必须认真地将把时间、精力和金钱用于制造战争转向谋求和平——而且必须尽快——如果想让更多美丽的国度和聪明的人们免遭毁灭的话。
1973年，在父母的全力支持下，多萝西和托马斯的女儿伊莉莎白前往河内教英语，帮助编辑英文出版物。实际上她在（美军发动）新年攻势的1968年就考虑要去。多萝西听说，曾经并且正在北越教书、年届七十的弗雷达·库克（Freda Cook）即将回到英格兰，这将使越南不再有英语方面的专家。伊莉莎白曾在赞比亚执教两年多，急于接替她。她写信申请这个职位，却没有得到回复。于是她接受了去喀土穆在大学里教历史的一份工作。五年后越南方面突然发出召唤，问她是否立刻愿意前来；她得到了这份工作。在那里，她一直待到1975年西贡陷落。1974年，托马斯和多萝西先后来与她相聚几个星期。
尽管多萝西在过去就曾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为她所支持的事业所作的呼吁与宣言上，越南战争还是她第一次利用自己的名声发表明确的个人声明。很难说任何个人有能力影响战争进程，但她反对美国对越政策的强硬立场，帮助反战运动获得人们的支持，而且，正如在中国的情况中一样，她个人对越南人的亲近，使他们感到自己在西方并不是完全没有朋友。她对北越政权的看法是否太天真？有可能，尽管当今大多数观察家都同意她对美国的行为的谴责。但她是从人民的角度去考虑，而不是从政权的角度。她代表她在北越的朋友们发言。汤姆·布伦德尔回忆说，这对她而言是一个容易捍卫的立场。
利纳克尔（布伦德尔所在的学院）有一两个院士觉得，他们要击败、质问、揭露她。他们预期会遇到一场政治分析，但他们不理解多萝西。她谈的是她遇到、认识的人，见到的科学家，对每个问题都从人民的角度去看，因此很难攻击她。就我所知，她在与中国、印度、波兰、苏联和加纳进行的所有交往中，都是采取这种方式。这是一种感情的立场，一种富于人性的交流。
在越南战争持续期间，多萝西没有再为帕格沃什会议做什么。1967年她去参加龙内比会议时，第一次遇到了帕格沃什的核心科学家成员，包括布里斯托尔的塞西尔·鲍威尔（Cecil Powell）、苏联物理学家彼得·卡皮斯塔（Peter Kapista）。但她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越南工作组里，而不是她本来被分配到的工作组。
非常精彩，但也非常累人。一些美国人坚决支持美国国务院的官方观点，以至于要想发表一个说出大多数人想说的话的声明意外地困难。
1969年，她被邀请参加在捷克斯洛伐克玛丽亚温泉市（Marianske）举行的小规模帕格沃什座谈会。苏联占领这个国家还不足两年，这是对帕格沃什原则的一项考验：与会者均以个人身份被邀请，并不代表所属国家。在给托马斯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多萝西对会议的评价并不高：“会议很奇怪——主要是在对一些太一般的声明作太多的重复，背景比较紧张。但……苏联代表在占领后第一次到场……”
她与帕格沃什的关系在1974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约瑟夫·罗特布拉特和另一位流亡者、刚刚从牛津威克姆（Wykeham）物理学教授职位上退休的前核武器研究者鲁道夫·派尔斯（Rudolf Peierls）来访问她。他们问她是否愿意接任主席职位，现任主席下一年就要退休了。罗特布拉得记得她的反应是：
她有些犹豫——并非不情愿，但是犹豫——因为她要做的事太多了。我们保证她只需每年来开一次会，但我们两人都知道实际上不会仅此而已，因为她对所有的事情都很认真，又把帕格沃什看得很重要。她也理解自己能作出什么样的贡献，于是接受了。
为什么是多萝西？罗特布拉特坦率地承认，会议组织者们希望“利用她在科学上的名望”。她自己后来说，她与中国的联系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帕格沃什仍未能成功地让中国科学家参与会议。东南亚局势仍不平静，因此大家急切盼望中国人的参与。多萝西当然很愿意以这种方式被利用，但即使如此，她也不希望帕格沃什成为她的生活。1975年底，她谨慎地给秘书长伯尼·费尔德（Bernie Feld）写信说：“我的确希望能对组织有所用处，即使我只能偶然、谨慎地出场。”
第25次会议于1976年在印度马德拉斯举行，新任主席多萝西致开幕词，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到场。马德拉斯会议后，费尔德退休了，接替他的是另一位美国人、世界卫生组织前任研究与开发部长马丁·卡普兰（Martin Kaplan）。卡普兰认为，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对组织进行复兴。在早期它曾非常吸引公众注意，有理由宣称它对达成限制核武器的协议作出了科学方面的重要贡献。1963年禁止核试验条约，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1972年第一轮SALT（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译注）协议，都利用了帕格沃什工作者讨论制订的原则。但在1970年代中期，帕格沃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重点。会员范围扩大到不仅包括物理和生命科学家，也有社会和政治学家。讨论的问题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平衡对安全的影响，并开始对付一些别的专门团体已经在关注的问题。尽管帕格沃什早期工作者提出的报告包含了对科学信息的有价值的分析，尝试解决一些根本上是政治问题的事务，就不那么容易达成共识了。一系列的宗教冲突，包括中东和东南亚地区，将会议的注意力从核裁军的中心问题上转移开了。
从公众形象来看，帕格沃什若只是重复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影响范围是有限的。它所偏好的工作方式——（理论上）不代表政府意见的私人代表参与私人会议，排除了使世界媒体了解其审议过程的可能性，这使那些本来有可能倾向于它的记者们感到沮丧。从公共关系的观点来看，多萝西被任命为主席，是一个好的动向。她为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帕格沃什会议所致的开幕词，总是能在东道国吸引到非常广泛的关注，影响通常还到达其它地区。但组织的根本问题依然棘手。
作为执行秘书，马丁·卡普兰竭力寻找一种使组织和它所举办的会议更有影响的办法。他理所当然地认识到，多萝西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做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正如她在担任主席的第一年快要过去时后悔地向他指出的。“我觉得我自己可能确实太多地卷入其中，超过了我的意愿——而显然你的新草案提出主席要参加更多的会议……我希望今年能避免更多的干扰。”
多萝西在年度大会上的讲话显示，随着时间推移，她对裁军问题细节的的支配权力增加了。起初她倾向于依赖为了人类利益的呼吁，例如1977年在慕尼黑，她引用了伯特兰·罗素的话来表达她显然同样拥有的感受。
有时我幻想一个由幸福的人们组成的世界，人人都聪明而富于活力，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被压迫；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比他们相争的东西更重要，朝着人类智力和想象力所能达到的那些真正美好的可能性而努力。我所说的这样一个世界，如果人们选择它，就能够存在。而如果它真的存在——如果它真的能实现——我们将拥有一个辉煌得多、美好得多、更加充满想象力和幸福情感的世界，超过我们此前所知道的任何世界。
多萝西的公开声明从来没有完全失去这种乌托邦的特质，不过这些声明仍开始体现，她正尽职尽责地收集许多与裁军有关的问题的信息：国防研究投资，军火贸易，生化武器的开发，对禁止核试验的核查。与许多乏味的帕格沃什工作文件相比，她的讲话有着一贯的清晰明了，使全球问题显得个人化。她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对东方抱有强烈同情的西方科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十分关切，这使她无与伦比地适合领导帕格沃这样的组织。
然而组织本身的特征以及更大范围内的政治环境，限制了她的成就。私下里，她对此现实得令人吃惊。在担任主席之职早期，她曾给英国帕格沃什小组的迈克·彭茨（Mike Pentz）教授写信说：
目前军备的增强以及军火贸易的现状显示，无论是帕格沃什以内或以外的科学家，都未对裁军或减少武器生产有什么影响。从我知道的一点儿东西看来，这（科学家们——译者）并不曾缺乏努力，或缺乏科学声望……
我确实认为，帕格沃什作为使不同领域的主要科学家相互之间密切接触的又一个途径，有某种作用，可能是在防止战争以更糟糕的形式发生方面；也有可能是在帮助实现和平方面，不过非常不完善。
“使科学家相互之间密切接触”只是多萝西喜欢的做事方式，不管是为了科学还是为了和平。她很快参与让中国人参加会议的进一步努力，经常给中国科学院的周培源写信。1979年之后中越战争爆发之后，这种努力变得更为急迫。但周培源不愿意考虑与一小群英国、苏联和美国科学家一起开会讨论世界和平的长期问题，因为这将转移人们对“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注意——而这是中国科学家愿意讨论的唯一问题。中国仍然没有来。不过，到1980年代中期，地区紧张局势一旦缓和，长期的殷勤便终于获得回报，中国代表自1957年以来首次重现于帕格沃什会场。
帕格沃什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必须保持无党派，不干涉国际关系中的任何问题。这种立场的风险是，在看起来要宽容——尽管是出于疏忽——应该受谴责的政治行为时，即使是成员的中坚力量也会变得疏离。1981年底，执行委员会就冒了这种风险，尽管波兰实施了戒严令，仍决定将下一年的25周年纪念会议在华沙举行。多萝西没有出席委员会会议，当时她正与托马斯在苏丹。但她知道这一决定，并且表示支持。
然而，美国帕格沃什小组无法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中立，宣布抵制会议。多萝西写信劝说之后，他们同意将她的信分发给小组成员，并让每个人自己做决定，因为若不如此便“违背了帕格沃什精神”。与此同时，在所有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传播、希望他们签名的一封信，至少遭到了一个人的强烈反对：1977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美国医学生理学家罗萨琳·耶劳（Rosalyn Yalow）。她在拒绝签名的信的结语中，希望“帕格沃什会议应当有勇气现实地处理一个政府向其人民开战的当前紧急的问题。”
会议还是开了，争议格外地多。除了波兰局势，有关军备协议以及美国在西欧设立弹道导弹的谈判破裂，美苏关系也处于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时期。国家利益的干扰，使会议无法对当前立场作出清楚的声明。包括多萝西在内的执行委员会似乎是要调和矛盾，接受了与总理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会面的邀请。包括一些帕格沃什会议的与会者也认为这一行为在政治上太鲁莽了，结果看来更加糟糕。1982年8月31日会议召开的这天，当局用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暴力镇压了团结工会在华沙街头举行的示威游行。新闻界再一次被邀请与会，却不能参加工作组讨论，产生了敌对情绪。大会采纳了一份最终有1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签名的宣言，呼吁各方立即冻结核武器，美国新闻界报道此事时十分恼怒，认为这是在支持苏联。
多萝西和马丁·卡普兰被迫进行补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题为《华沙帕格沃什会议并未对苏联‘畏缩’》：
对（举行帕格沃什会议的）国家的选择，并无认同或反对执政当局之意识形态的意思。否则，鉴于帕格沃什与会者之间的政治观念差异，许多国家都不可举行此类会议……我们的理事会接受了总理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交换意见的邀请，这是东道国高级官员提出要求时的习惯做法……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其间向两位官员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和评论，他们也作了直率的回答。话题包括对团结工会的镇压、据报道的对囚犯的暴行，其它造成波兰目前困境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以及它们对欧洲安全的重要性。
……（他们指出，会议期间，批评美国、苏联和波兰政策的文件在代表中流传并得到自由讨论。）在一些西方的圈子里，我们经常被认为上了苏联的当；对他们来说，任何非官方的、愿意与俄国人坐下来讨论和平的人都是可疑的。
苏联方面有一些小团体认为帕格沃什是西方的代理人……
我们都同意，目前的当务之急应当是关注我们的主要目标——阻止核战争。任何其它问题，无论多么重要，在我们达成主要目标的努力中都只应居次要地位。
多萝西并不喜欢这种公开冲突。但随着变动的政局使帕格沃什越来越随波逐流，她很快就可以把华沙忘到背后了。对英国核裁军运动及德国类似团体的支持高涨，随后戈尔巴乔夫终于认识到军备竞赛对苏联经济是灾难性的，导致1987年诞生了禁止中程核武器如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的条约，使它们最终从欧洲消失。这期间多萝西以自己偏好的干预方式作了许多努力，时常在幕后平静地发表一些意见。在利用自己的关系来达成众人渴求的目标方面，她从未有丝毫犹豫。一个显然的活动对象，是她从前的学生，1979~1990年间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
英国和美国所采取的那种里根主义的“邪恶帝国”说辞使多萝西深为担忧。在她的档案中有一张碎纸片，标题为“给玛格丽特的短信”，开头是“目标：在认为可能存在友谊的基础上重新考虑与苏联的关系，这种友谊对大家都有利——贸易——科学——艺术及其它。”这可能是1983年她应邀去首相乡间别墅（撒切尔在乡间的官邸）共进午餐之前写下的备忘录。她继续在和首相的通信中施加温柔的压力，例如，1986年她送去了一份请愿书号召禁止化学武器。如同她一向打交道时那样，得到了谦恭、详细的个人回复。撒切尔同意说，禁令是非常必要的，但认为目前达成这一目标的障碍是苏联在核查方面的态度。多萝西没有立即回应，直到她亲自去了一趟莫斯科、与曾参与化学武器专题学术讨论的一些帕格沃什成员会面。那时，苏联方面表现出的接受核查的意愿已经大得多了，多萝西将她对这种局面的满意之情告诉撒切尔。
我觉得，目前正在进行的、有关国际核查实际上到底意味着什么的试验，帮助改变了苏联的态度。我们（帕格沃什）两、三年前在西德的一家化学工厂做过一些调查；明年早些时候还可能在东德的一家化学工厂作类似调查。目前还有叶夫根尼·韦利霍夫（Evgeny Velikhov）和弗兰克·范·希佩尔（Frank van Hippel）（分属俄罗斯和美国，都是帕格沃什科学家）之间在核试验监察方面非常成功的合作为例证。因此我现在相当抱有希望。
我非常希望你能去莫斯科，或者苏联其它地方——并且发现那里令人愉快。
此后不久，撒切尔在英国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称他为“一个可以打交道的人”，此言非常有名。然后她真的去了莫斯科。前首相、现在的撒切尔女男爵否认多萝西的催促对这一决策有过任何影响。她显然并非唯一这样建议的人——多年以来，外交部的政策就是鼓励首相对东西方事务产生更浓厚的兴趣，戈尔巴乔夫当上总统也使她更容易这么做。至少可以这么说，撒切尔总是倾听多萝西要说的事，即使她并不同意。“我们只是观点不同，我们都知道：她不能劝阻我什么，我也不能劝阻她什么。的确，她是理想主义的——但远没有理想到隐瞒苏联政权的暴政。”
不过，撒切尔在1987年的莫斯科之行中访问了苏联科学院的晶体学研究所，此举必定与她与多萝西的关系有关。当时的所长是鲍里斯·魏因施泰因 （Boris Vainshtein），多萝西在1953年与他初见次面，此后相当熟识。他对首相此次访问的描述，想必使首相的前导师脸上泛起了一丝苦笑：“每个人都被这位聪敏而有魅力的女士迷住了，她在繁重的政治任务之外，仍然对科学非常有兴趣。”下一年，研究所的一个代表团应皇家学会之邀访问英国，并到唐宁街10号作客。他们被带进首相的书房时，立即注意到书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多萝西的画像。尽管在政治上有意见分歧，玛格丽特·撒切尔仍是多萝西最狂热的崇拜者之一，现在仍是如此。
苏联当局毫不怀疑，多萝西持续不懈地维持东西方对话的努力是非常有价值的：1987年他们授予她列宁和平奖。约瑟夫·罗特布拉特记得，她曾颇有些着急地跟他讨论她是否该接受这个奖。他们知道，她有一种可能被“拉到苏联圈子里”的危险，这可能连累他作为帕格沃什会议主席的身份。不过，奖是授给她个人的，不是给帕格沃什的。她决定为自己接受这个荣誉，并前往莫斯科参加授奖仪式。不过，她将大多数奖金捐给了帕格沃什；余下的则悄悄地捐给那些她认为值得的人。
多萝西没能活着看到帕格沃什及其主席约瑟夫·罗特布拉特1995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五十年、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发表后四十年。表彰辞强调了帕格沃什一直以来的、即使在其努力看上去非常徒劳无益的时候也坚持着的主要职责：使跨越政治疆界的裁军争论具有威信、值得尊重。
帕格沃什会议的基础，是科学家对其发明具有责任的认识。他们强调了使用新式武器的灾难性后果。他们使科学家和决策者走到一起，跨越政治分歧，就减少核威胁的建设性计划进行合作。
委员会希望，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罗特布拉特及帕格沃什会议，将鼓励世界各国领导人为消除核武器作出更多的努力。
第一章 “这是个有点吵闹的童年”
第二章 你不明白吗，我得知道！
第三章 “我在剑桥的年月充满了新发现”
第四章 “如果全都不对，那就再对也没有了”
第五章 “在寻找蛋白质的真相时，没有人是无关紧要的”
第六章 “所有这些关于青霉素的吵闹……”
第七章 “看上去构成得非常漂亮的分子”
第八章 “我似乎将人生的多数时间花在没有解决结构而不是解决结构上”
《为世界而生——霍奇金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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