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思科学》电子杂志
2005年第3期
2005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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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的态度和正确的废话
——读田松先生《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有感
 异调
注：田松先生的文章发表于本刊2005年第2期，详见文后链接。
小时候我外婆家有一张大八仙桌，平时放在屋子一角，过年请客的时候必摆到堂中，四周围坐上一圈人，也不觉得太挤。而我们家请客的时候，不得不去别人家借圆桌面，搁在我家的吃饭小桌上，既不好看，又不稳当。所以妈妈这时就会羡慕外婆有这样一张桌子，说上一些关于这八仙桌的好话。我在小时候算是比较皮的，跑外婆家常钻到八仙桌下，当自己是住在城堡里的领主。领主也有出城杀龙的时候，一不小心脑袋撞在城墙——哦，八仙桌——上，疼痛难忍，于是领主大人嚎啕大哭。外婆忙跑了过来，一边用一只手揉我的痛处，一边用另一只手拍着八仙桌说：“你这个坏桌子，怎么把我们小孩给弄痛了！打你！打你！”妈妈却在一边说：“你看你看，叫你不要乱钻还乱钻，现在知道什么是活该了吧。”我那时虽小，却也知道，这事怪不得桌子，外婆这是哄我呢，妈妈说的才对。不过怎么着还是外婆说得顺耳。于是虽然心中别扭，也不说话，呜咽一阵算数。
但按照田松先生的说法，我外婆这哄小孩的逻辑，才是“逻辑自洽”的：既然八仙桌对请客有用，为它说了好话，好的归它；那碰痛了我的头，坏处当然也该归它喽。而我妈妈则是严重的“逻辑不自洽”：好的归八仙桌，坏的归自己儿子！我小时候要是就看见了田先生的高论，心中哪会有那点别扭，说不定在饭桌上还能总结出“八仙桌是双刃剑”这样必定会使当年在座诸位舅姨大惊的名言来。
田松先生在他的文章的开始引的是莎翁的名剧，我历来缺乏此方面的素养，只好讲段童年俗事凑趣。
“双刃剑”一说，田松先生说他不大喜欢，因为它一涉及具体问题便语焉不详。但田先生对此也不怎么反对，因为这是“正确的废话”。我也不喜欢这个说法，但却不觉得这是什么“正确的废话”。所谓“双刃剑”，按田先生的说法，就是“有一利必有一弊”，这前后两个都是“一”，言下之意就是利弊各半。按照一把剑的模样来想像，该是左右两刃基本对称。可依我之见，要说有语焉不详之处，主要也是在这个地方。用八仙桌请客方便，乃一利，小孩钻进钻出会碰头，此一弊，但利弊并不相抵，我妈妈还是希望自家也有一张；要是八仙桌下布满倒刺，那么虽仍是一利一弊，这样的桌子也断断不可再放在家中。所以有一利有一弊的，并非都是那么对称的“双刃剑”。
田松先生虽然“同意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但是后面用来指责科学的例子，比如氟里昂、DDT、原子弹等等，却无一例外地是用技术的例子，我把它们看做是对技术的指责，留在后面再谈。关于科学，田先生最重要的论点是：既然科学是中性的，只是工具，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歌颂它呢？如果因为它带来的好处而歌颂它，那就也应该为了它带来的坏处指责它。我应该算是田松先生所说的“歌颂科学”的那群人中的一个，那么让我来谈谈我为什么要“歌颂科学”。
科学是人类寻求对自然界的认识的一种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当然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工具。但是工具也有好坏之分，但是这好坏却是针对这工具完成它的任务的效用来说的。我家里有一把菜刀，这把刀被生产出来和我买它回家的用场，就是用它来切菜切肉。如果它很容易钝，切起菜肉来相当费劲，而且不小心还会弄伤手，那么这就是把坏刀；如果它切起菜来很方便，那么就是一把好刀。你当然用不着因为恰好用它敲起钉子来很顺手（我没买榔头时这么干过几回），就称赞它时把好刀；当然，如果用它敲起钉子来实在顺手得很，以至于干脆拿它当榔头使，并称赞它是把好榔头，也是可以的；但无论如何，你不能因为不能够用它来煮咖啡，或者说拿它来拉小提琴拉坏了提琴，就说它是把坏刀。
科学的目的是要求真，要让我们对自然的认识更符合实际情况。人类寻求对自然界的认识的方法当然不只科学一种。田松先生所反对的科学主义认为，得到真理的途径只有科学一条，这当然是大谬不然。比方说凯库勒靠做梦做出了苯的结构式；十九世纪的工人也可以只靠经验就知道铁铲刮铁锅，刮得越厉害，生产出的普鲁士蓝的质量越好；靠纯粹的哲学思辨，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就提出了“原子论”；靠占卜来预测明年的收成，也未必一定算错；就算仅靠乱猜，也经常有人能猜到下期六合彩的号码……
又比方说科学家很想知道火星上有没有水，以至于生命。为了这个他们费了老大的工夫，发了几个探测器上去，好几个还失败了，而且到现在他们还是没确切地搞明白火星上到底有没有水。而我坐在家里嘴巴一张说道“火星上有水”，再说道“火星上没有水”，这两句话里总有一句是对的，所以我必然找到了真理，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我觉得如今有些哲学家追求真理的方式，和我这个方法也没什么本质区别，所以算是我模仿他们。
我“歌颂科学”，不是因为作为认识自然方法的科学是一个毫无缺点的工具，我也不对任何其他的方法作这样要求。从很多方面来说，科学方法比起其他方法来，缺点尤其显著。搞科学化钱多是不用说的了，卫星探测器，对撞机什么哪个都得化上几亿几十亿美元甚至更多；化的时间也不少，从牛顿开始的力学，到相对论，到量子场论，现在又搞什么弦论……有完没完？就算弦论搞出来了，按照田松先生的要求，“你也不能证明它永远没有问题”。而我们看看《易经》，十元二十元一本，据说天地万物的奥妙都在里面了，两三千年前我们老祖宗都已经替我们搞定。这个区别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可是既然是认识自然的工具，那么我们要比的，当然是比完成这方面任务的本领。在这方面，科学方法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方法。我不想在这里具体谈论什么是科学方法，或者罗列一番为什么科学方法比我前面提到的那些其他方法在认识自然方面都更好更有效的理由，这些都早已有比我所能叙述的更好的论述。我只想说明两点：首先，如果有谁能够给出一种比科学方法更好的认识自然的方法，比方说天天只靠做梦就能梦见一堆有效的解释自然现象的理论，或者是向什么什么上帝祷告一番，就可知天地奥秘，那么我马上就转去提倡这种高效简洁的方法，而视科学这样又花钱又麻烦又不绝对确定的方法为敝帚；其次，正如前面说过的那样，科学的目的是求真，如果科学结论令人不舒服，比方说我们和猴子甚至和所有其他地球上的生物拥有共同祖先这样的结论伤了某些人的自尊心，或者是科学结论敲了一些人的饭碗，以至于他们的大力丸卖不出去，那么这实在不能怪科学，这不能算作科学的缺点。无论如何，科学方法有许多缺点，但是它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拥有的最好的认识自然的方法，为什么我们不能“歌颂”一下呢？至于科学方法的缺点，我没有一天不在科学报道上看见，大量的科学结论被置疑，被修正，甚至被推翻。有什么能更好地表明了科学的怀疑精神，并看见这种精神正被付诸实践呢？毕竟“怀疑”并不是只在嘴巴上说说并贴一个“科学”标签就可以实行的。
田松先生文章中有一段很有意思：
“非典期间，有些地方巫术流行，有人大惊失色，有人痛心疾首：都二十一世纪了，还相信迷信，不相信科学！这些表述强调的固然都是科学与迷信的对立，然而按照中学政治课本上的对立统一规律：只有存在统一性，才可能有对立性！就会发现，这种表述同时也把科学与迷信并列起来。不要相信迷信，要相信科学！就好比跑到街上做宣传，不要买东家的东西，要买西家的东西，东家的东东不好，西家的西西好！这样一种以科学反对迷信的思路，实际上把科学降到了和迷信相同的水平，把科学本身变成了迷信的对象。”
我从来不觉得把科学和迷信并列比较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科学应该和所有其他的自称能够认识世界规律的方法相比较，有比较才能看出优劣。田先生一定要套用中学政治课本的话，科学和迷信都是一种对世界的认识方法，这就是它们的统一之处，而既然有对立，并且科学有“强势话语”，说明它们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田松先生一边要把科学从神的位置上拉下来，一边却不让科学和这个比较，不让和那个比较，一比较就成了“相同的水平”，这很象是要把科学摆到一个无人可及的水平。田松先生谴责科学的“强势话语”说：“在科学这个强势话语面前，几千年积累的传统文明，地方性经验和知识，都只有在改造成科学话语之后，才能争取一点言说的权利。”但是不知道田先生想过没有，科学的强势话语是如何取得的，为何“几千年积累的传统文明，地方性经验和知识”这些东西，明明出现在科学之前，却失去了“强势话语”？如果都象田松先生主张的这样谁都不用和谁比，不仅“几千年积累的传统文明，地方性经验和知识”，迷信和巫术也有“话语权”，到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顺便提一句，田松先生对于人们把科学当做神很担心，认为“崇尚科学，反对迷信”“依靠科学，战胜非典”“科学殿堂，不容玷污”这些口号是在把科学当做神，我却实在看不出来。“崇尚”也就是提倡之意，“依靠”就更不用说了，“殿堂”有点神圣之意，但是“文学殿堂”、“艺术殿堂”之说也非常普遍，没人以为这是要把文学艺术当神供起来。相反，最近“敬畏自然”派的“敬畏”之辞，要对一个东西既敬又畏，到非常有“把……当做神”的味道。田先生一面反对把科学当做一个神，一面却指责转基因“你也不能证明它永远没有问题”，这分明是对一个神的要求，实在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现在回头来看看田松先生对技术的指责。
田先生举了包括氟里昂引起南极臭氧层空洞的关于现代技术使用给人类带来危害的例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前面我提到过，怀疑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重要一部分，任何科学理论，都无时无刻不在被怀疑，检验和修正中，科学正是在这种怀疑精神中前进，这种怀疑精神也保证了科学不沦为教条。一项技术一旦被发明，它本身以及它和自然环境的联系也就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臭氧层空洞正是在这种研究中被发现的，而不是靠什么先知先觉的“所以我怀疑”的毫无证据的怀疑而被发现的。对于技术应用带来的负面影响，科学家也是持谨慎态度的，比如最近三思科学报道中的《基因疗法受到限制》，比如氟里昂的被禁用。这样的怀疑，是有实证的怀疑。
田先生对技术带来的害处反复描述，并且得出一个结论“要怀疑”，但是偏偏对究竟是怎么一个怀疑法语焉不详。这很让我吃惊，田先生在“不太喜欢‘双刃剑’”的时候说得明明白白，“这种原则性正确的话语在具体问题上通常都不具备可操作性”。科学研究中的怀疑方法是清楚的，具有操作性的。但是田先生是不喜欢这种怀疑法的，因为这“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假想的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未来科学之上”。那么我就很想知道，田先生这化了洋洋数千言总结出来的结论“要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是如何个可操作法呢？要是不说清楚，岂不是成了田先生自己说的“基本上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了？
如果这个“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就是如同田先生在写这文章的时候那样，就是一句口号，没有任何实际行动，那么这个态度和不怀疑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呢？
如果有实际行动，那么这种怀疑需要选择，到底是对所有技术进行怀疑，还是有选择地进行怀疑？
如果并非针对所有的技术成果，仅仅是有选择地进行怀疑，并将这种怀疑付诸行动，那么田松先生还必须对这种选择作出“有操作性”的方法的说明。有选择，表明怀疑者对“无须做出行动”的技术和“需要做出行动”的技术有某种进一步的认识，这种认识的来源，自然仍可以是科学方法，那么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由科学方法来决定什么技术应该更谨慎地应用。但是田先生肯定不赞同这种方法，因为这就又成了“相信科学，不能怀疑科学”了。如果用其他的方法，我们自然可以问，如何这种方法就成了不可怀疑的方法？我们如何对这种怀疑进行怀疑？
再一种可能性，就是田松先生的意见是要对所有的现代技术“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并且采取同样的行动。这个难度就更高，我无法想像。至今只听过天涯社区有一位郭金昌大师这样提倡过，但也不知他是如何操作的。传说郭大师是用算盘上网的，所以即便他有操作能力，我们这样的凡人也无法模仿。
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大概是所有人，包括我本人都关心的，因为我同样受这些负面影响的危害。我的牙齿因为小时候常服用四环素而变黑并且磨损得很厉害，去年有大半年时间不得不每星期一两次去牙医诊所治疗，不但花钱花时间，而且还相当痛苦。可是在我服用四环素的那个年代，四环素对牙齿的危害并没有受到重视，我父母也没有现在我们拥有的知识，如果他们要保证我不受任何药物未知的危害，唯一可能的方法（同样也是现在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对所有的药物都“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不让我服用任何药物。可那样的话，我很有可能就活不到今天，牙齿保住，命却丢了。
如同对自然的认识方法那样，我不知道有哪个方法能比科学方法更好地来对待技术负面影响的问题，虽然科学方法充满缺点。而田松先生知道更好的方法，就是“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可他却不说具体如何操作。也许田先生不关心具体的操作方法，尽管这会让这“一种怀疑的态度”变成“基本上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但重要的是说出来，那样就算是废话，也是“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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