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思科学》电子杂志
2005年第2期
2005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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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霍奇金传
第七章 “看上去构成得非常漂亮的分子”
 Georgina Ferry
王艳红 杜磊 译
美国，俄国和维生素B12
1946~1960
战争结束使多萝西有机会到海外旅行，与同一领域的其他科学家会面。1945年8月，她写信给在战争期间一直资助她购买设备和招募研究人员的洛克菲勒基金会：
如可以安排，我将非常高兴有有机会对美国作一次短期访问，与贵方及其他人进一步讨论现在的研究及今后的计划。我们度过了非常有趣的一年，虽然说不上激动人心，但希望能向贵方详细谈及。
她得到了一些鼓励的声音，但并没有立刻着手实施计划，因为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1946年7月，洛克菲勒基金会自然科学分部的助理主管杰勒德·波拉米在他战后第一次访问英国实验室时，在日记中写道，多年来其研究工作给基金会留下深刻印象的克劳福特小姐在个性上有着另一面。
到博物馆访问了多萝西·克劳福特……她已经是霍奇金夫人，并承认她已结婚8年，有3个孩子，其中一个是最近才出生的。这一切都表明，如果具有科研的动力，女性也可以做到……她看上去非常像珍妮特·麦克唐纳（Jeanette MacDonald）!（美国歌星——译注）
1947年2月，多萝西再次写信说她计划于那一年晚些时候进行一次访问。她原先考虑的是访问一个月左右，但洛克菲勒的访问资助要求至少停留三个月。波拉米使她确信，这是必要的最短期限。
如果你的经历与斯特兰奇韦（Strangeway）实验室的 (霍诺，Honor) 费尔（Fell）小姐相像，你会发现一个月的访问太过仓促，难有成果。费尔小姐告诉我们，她发现美国人与英国的女性科学家非常相投，她收到太多重要的研究中心发来的令人兴奋的邀请，以至很难将之压缩在她4个月的访问期限内。
托马斯同意说，多萝西不在的时候，家庭也可以维持。乔伊斯于1945年离开了，但家里还有伊迪丝帮助做饭和打扫，他们又另请了一位保姆来照顾孩子们。大学允许她在迈克马斯学期（秋季——译注）离开，期间她将获得洛克菲勒的访问资助。根据波拉米的建议——“如果可能你应尽量乘一艘你们英国的漂亮大船”，她订了伊丽莎白王后号于9月26日驶往纽约的票，预订圣诞节回国。
多萝西对这次旅行作了全面记录。她于10月3日在纽约上岸，发现她坐三等舱的“通常的经济做法”意味着她要最后一批下船，教她的东道主们在码头上好等。从跳板上走下来的这个纤小轻灵的人儿（她高5英尺5英寸，重仅7.5英石）（1英石为14磅，这样计算，多萝西只有40公斤重——译注），给美国海关带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多萝西以她做事的典型方式，只带了一个箱子来应付三个月的逗留期，箱子里除了样式端庄的衣服之外，还有她关于青霉素的透明胶片电子密度模型。
鉴于模型占了大概一半的空间，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海关官员）非常有兴趣，让我解释这是什么。然后他说“这在你看来可能不合适，但我想如果我把它记录成‘一个价值不到1美元的科学模型’，将会省去许多麻烦，然后你就可以带它进关了。”我感激地同意了。
招待多萝西的第一批主人是汉斯·克拉克和他的太太，他们住在纽约城外哈德逊河畔一幢漂亮的房子里。克拉克是那本尚未出版的战时青霉素研究的书的编辑。在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里，多萝西吃惊地发现她自己那一章的手稿尚未打开——特别地，她是自掏腰包用航空邮件寄过来的。她还发现，他在生物化学系的同事们对她的结构表示怀疑，并且“惊骇”的发现她还要费很大力气才能说服他们同意它是正确。
“范”范库肯在布鲁克林理工学院开设晶体学夏季学校，因此认识所有的人，他给多萝西设计了一条路线，使她能“会见美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晶体学家”。除了访问实验室，她还希望与定居在美国的朋友和从前的同事们见面。最先会见的人中，有一位是多萝西·林奇。多萝西在去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路上，与她和她丈夫奥托·格拉泽（Otto Glaser）在马萨诸塞的阿莫斯特（Amherst）待了一个星期。这次会面看来十分友善和睦，多萝西给他们写了热情的信表示感谢。
我不会忘记树林和湖泊美丽的色彩。完成了胰岛素的帕特森图，不再疑惑它是否值得去算，真是非常令人愉快。（林奇安排在IBM的机器上用多萝西的数据进行了一次三维帕特森图计算）。
在东海岸的5个星期里，多萝西访问了12座城市和数量比这更多的研究所，参加了美国X射线和电子衍射学会的一个会议。人们最希望听她讲的是青霉素，但她自己更看重将X射线晶体学用于蛋白质研究，并将美国实验室的设备和组织与她自己的进行比较。在这些访问期间，她与每一位在其领域内有重要贡献的X射线晶体学家和蛋白质化学家会面，还会见了相关领域的其他主要科学家。她从麻省理工学院的马丁·伯格（Martin Buerger）那里得到了一些相当有价值的关于设备的建议，还在普林斯顿与冯·诺依曼探讨计算机运算的问题。在布林·莫尔（Bryn Mawr）与林杜·帕特森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惊奇地发现这个发明她所喜爱的研究工具的人只有“一间相当小的实验室，没有多少设备，而且我只看到一位研究助手”。在贝塞达斯（Bethesda），她为拉尔夫·威科夫（Ralph Wyckoff）用电子显微镜拍到的病毒晶体照片大为着迷，这是她头一次看见这种照片。
11月9日，多萝西离开东海岸前往加利福尼亚，在帕萨迪那的加州理工学院与莱纳斯·鲍林和他的同事们待了一个月。这是她头一次得以与鲍林详细谈论她的工作，尽管他们有通信往来，并在这年早些时候他与妻子访问英国时在牛津见过一面。多萝西对鲍林非常尊敬，主要是出于他对化学键的研究以及在结构分析方面的理论贡献。她已经安排芭芭拉·劳到加州理工来待一年。劳受到美国大学女性学协会的罗斯·西奇威克（Rose Sidgwick）纪念奖金的资助，于前一年11月到这里。但起初，多萝西必须在鲍林的帮助下就一个意外的障碍与人进行商谈。
莱纳斯如我预料的那样回答说“好，很高兴”，但协会那边说，她们当然可以给她提供资金，但是帕萨迪那不收女生……这是我头一次遇到女性在美国做科研的困难。幸运的是，尽管我此前不知道，莱纳斯强烈支持女性从事科学……因此芭芭拉和我都得以前往，并与加州理工开始了长期联系。
她一直将鲍林看做一位理论家，因此在发现他正指导进行着许多蛋白质结构分析的实验研究时，感觉颇为吃惊。与英国的蛋白质研究人员不同，鲍林试图通过研究（蛋白质分解后的）单个氨基酸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研究整个蛋白质。多萝西很快在他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里找到了趣味相投的人，其中最主要的是埃迪·休斯（Eddie Hughes），她在加州理工停留期间和他共用一个办公室。
她离开之前，休斯从帕萨迪那开车送她到伯克利和奥克兰去参观实验室。在奥克兰的西北地区研究实验室，她特别想见到帕默（Palmer）博士，就是他首次制备了她与丹尼斯·赖利（Dennis Riley）研究过的那类乳球蛋白晶体。劳告诉她说，他现在对溶菌酶拍到了漂亮的X射线照片。但他们到达时却发现实验室门锁着。休斯毫不气馁，摸进帕默的实验室找到了那些照片，其间多萝西躲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为此，她可以相当自信地认为，在这次旅行期间她看到了“美国拍摄的所有蛋白质晶体X射线单晶照片”。他们沿太平洋沿岸高速公路返回，使多萝西能够看到大瑟尔（Big Sur）（北加州的海岸风景区——译注）的美丽风光。
多萝西在加州理工交到了一些诚挚、长久的朋友，特别是鲍林本人和他的妻子艾瓦·海伦（Ava Helen）。让人高兴的是，他们并没有永远分别。1946年，全世界晶体学家云集伦敦，创立国际晶体学联合会（IUCr），这是当时不断涌现的以学科为基础的国际科学联盟之一。1948年，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的第一次国际大会在哈佛召开，多萝西是正式代表，她的新知们自然也都到场。更妙的是，鲍林和他的家人在1948年1月至6月间将住在伦敦，他被委任为贝列尔学院的乔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访问教授。
回到纽约乘船回国之前，多萝西本想观光一番，包括去一趟大峡谷。但最后时刻里发来的请她去衣阿华、伊利诺伊和密歇根发表演讲的邀请改变了她的计划。时间表需要绝对可靠的交通系统作保障，由于风季暴风雪给民航造成的混乱，改乘火车从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前往堪萨斯城让她耽搁了一天。这再一次显示出多萝西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热情的旅行者，完全不担心她预定行程上的启程时间。
次日早晨我醒来时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白雪覆盖，但很漂亮……我坐出租车到机场，想看看飞机是否还飞。有一班飞机半小时后去裴奥瑞阿（在伊利诺伊州，美国政府研究实验室所地在，青霉素生产的许多早期研究是在这里进行的)，我在那里有一个午餐约会。我很快买了张票，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到达的时间，让裴奥瑞阿的化学家到机场去接我……我们离开机场时，我注意到有广告说可以花50美元租一架飞机，飞200英里到任何地方。很显然，如果这样，我就可以赶到艾姆斯（Ames ，在衣阿华)去做我的讲座。于是我租了一架3点30分的飞机，打电话告诉艾姆斯方面说我能来，然后我们回去吃了一顿不错的午饭，谈青霉素的事……然后我很快赶到机场，找到了我租的小飞机。飞行员急于出发，说我们必须在太阳下山之前到达艾姆斯，因为没有夜间降落的设备。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美妙的一次飞行。我坐在驾驶员身边的前座上……他将一张地图放在膝盖上，在裴奥瑞阿和艾姆斯之间画了一条线。我们飞得离地面很近，从而可以对比地图、确认航线正确……我们在艾姆斯的小机场着陆，正在落山的太阳染红了西面的天空。(鲍勃（Bob）)朗德尔（Rundle）在停机坪上朝我们挥手。
12月，毛里塔尼亚号在利物浦靠岸，及时将多萝西带回来与家人共度圣诞。她不太确定十九个月大的托比是否能认出她。她写信给一位同事说，即使他不认识，也很快重新接受了她。托马斯和孩子们声称，她不在家的时候，他们每天都吃巧克力粗麦粉布丁，——“至于帐单嘛，我们一张也没有付，全等着你来处理呢。”
对霍奇金家的孩子来说，父母出门在外，是他们必须习惯的一件事，正如多萝西和她的妹妹们从前所习惯的那样。1948年轮到了托马斯：他被邀请前往访问黄金海岸（后来的加纳）、尼日利亚和苏丹，去讲课并对在非洲国家设立成人教育系统提供建议，这些国家正在朝脱离英国统治而独立的方向努力。他还会见了许多独立运动领导人，包括黄金海岸那位魅力超凡的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这段经历对他有重要影响，据多萝西说，回来后他“非常不安”。他不再满足于牛津的宁静生活，开始写有关非洲历史的文章，并投身于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几年后，由于倾向于把所有的导师工作都交给共产党员担当，他与牛津大学发生了纠纷，这成为了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非洲吸引了他全部注意力。他是一位富有魅力的演讲者，文笔流利，很快就获得了国际声望，为那些致力于建设后殖民时期政府的人们所熟悉。孩子们和他们的朋友对多萝西的科学成就了解极少，而将托马斯看作“所有人都围着他转的杰出人物”，直到她1964年获得诺贝尔奖，才意识到她与他一样杰出。
托马斯的职业不稳定，这使多萝西再一次成为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养家糊口的人，全凭她的学院院士薪水和微薄的示教讲师报酬。她的女儿伊莉莎白回忆说，与同学们相比，她的家庭似乎总是缺钱，“从一个经济危机跌入另一个”。（一位从前的研究助理回忆说，有一次在加拿大开会时，多萝西在妹妹戴安娜的花园里露营以节省住旅馆的费用，尽管她当时患了重感冒）。更糟糕的是，托马斯决定从不列德摩尔路上狭小但是很方便的公寓搬到博阿尔（Boar）山上的一幢房子里去，博阿尔山是一个树木繁多的宁静地区，离牛津市中心5英里，从世纪之交时起，富有的大学教师们开始住在这里。这幢大砖房称为保德山庄（Powder Hill），有几间卧室和一个花园，里面“长满了金雀花和羽扇豆树”。房子的主人去世了，把它留给了万灵学院。他的遗嘱特地注明，如果没有哪位学院士士想住在这里，他们须将它租给多萝西·霍奇金，她此前曾表示希望住进来。全家人都去看了这幢房子，时年9岁的伊莉莎白·霍奇金还记得那一天。“那是一个雪天，我记得自己非常喜欢它，希望能住到这里来。我在雪地里丢下一个硬币，作为使愿望实现的魔咒。”
多萝西不太确定。在不列德摩尔路上，她步行来往实验室只需20分钟不到。保德山庄离最近的公共汽车站差不多有一英里，到市里还要换一次车。附近没有商店。这幢大房子对伊迪丝和她一同来管家的朋友爱丽斯来说是件繁重任务，虽然旁边有幢她们可以居住的小屋。托比可以去村里的学校，但莉兹一旦通过11岁考试，就要每天去牛津中学上学。这时路克已经住在寄宿学校，他获得了伊顿公学的最高奖学金。这并不是他的父母所青睐的教育，但谁能拒绝一份最高奖学金呢？托马斯自己计划在非洲待较长的时间。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地损害多萝西的体力和灵活性，她看不出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我说‘如果你想住在保德山庄，我们可以搬去，你也可以去西非。但怎么能同时做两件事呢？’但是，出于他宽宏的天性，托马斯当然决定要两样都做。”
他们在1951年搬进保德山庄。孩子们非常活跌，他们被允许在房子周围的树林里乱跑。家里没有电视机，因此到晚上他们就玩牌、纸笔游戏和七巧板，祖母特别鼓励他们这样做。看手势猜字谜是为大家喜爱的娱乐。到格尔斯顿度假时，会有更精巧的玩法，通常是由路克发明的。如果托马斯在家，他会带头参加这些活动，在生日会上组织“十字军和撒拉逊”这样闹腾的游戏（撒拉逊泛指抵抗十字军的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译注）。所有客人——无论是非洲政治家还是以为只是来与导师喝茶的害羞的萨默维尔的女学生，都被强拉来一起玩，他们的外套和围巾被征作戏服。喝茶时孩子们在炉边烤面包，晚上会有人念书给大家听——托马斯在家时通常是他，但多萝西也会念。她喜欢基普林（Kipling）的《蒲克山的小妖精》（Puck of Pook’s Hill）和《报答与仙女》（Rewards and Fairies），记得许多诗歌。
伊莉莎白回忆说，家中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维持着纪律。
多萝西从来不会对你说一个难听的字眼——我记得很清楚，十岁那年有次她管我叫笨蛋，我跑开去大哭起来，因这是她一生中对我说过的最难听的话。父亲要严厉些，尽管以某些标准看来并非如此。我记得托马斯曾说，如果他惩罚路克，他会马上非常难过后悔；如果惩罚我，我会桀骜不驯；而如果惩罚托比，他只会笑笑罢了。
但是即使孩子们被纵容惯了，他们还要学着独立，接受父母之中的一人或全都长期不在家的事实。对伊丽莎白来说，这并不总是一件易事。
多萝西到苏联去十天时，我记得一次非常难过，挥舞着一把剪刀在草地上骑车，结果摔了下来，割伤了我的头。我还记得有一次他不在时，学校流行风疹，我说“好啦，如果我得了风疹，你就不会走了，是不是妈妈？”她说“哎，我想还是要走的。”
搬进保德山庄一年后，托马斯出发前往西非作6个月的旅行。他走之前，多萝西在本地报纸上登广告，表示愿意给能帮着开车和照顾孩子的人免费提供住宿。一对澳大利亚夫妇唐（Don）和莫林·麦凯（Maureen Mackay）看到了广告。他们住在附近，靠唐在贝列尔学院念历史学博士的奖学金很难做到收支平衡。他们来看了一次，喜欢上这个友善、容易相处的家庭，几乎马上就搬了进来。他们两人都会开车，所以多萝西和伊莉莎白进城和回家大多由他们接送，他们还负责买东西。莫林还接送托比上学。晚上，唐会给六岁的托比念他喜欢的书，托尔·海因德尔（Thor Heyerdal）的《康蒂奇号历险记》（Voyage of Kon-Tiki）。日子过得很愉快，除了住得太接近造成的紧张偶尔显露出来。伊莉莎白还记得因为她没有敲门就闯进麦凯夫妇的屋子，结果与“麦克（Mack）”吵了一架。
麦凯夫妇的到来给多萝西带来了一个未曾意料到的好处：莫林拥有化学专业的学位。麦凯回忆说：“她一旦知道我有一个科学学位，就很有兴趣想把我招去参与她的研究。”尽管莫林随丈夫来到牛津时未曾想过要谋求一个科学方面的职位，她还是很热情地接受了这份兼职工作。托马斯从非洲回来、麦凯夫妇搬出保德山庄时，多萝西让莫林做了全职研究助理。她帮助了研究维生素B12的工作，当时这是实验室的主要任务。不过她也有自己的研究项目：吗啡的结构。1955年她与多萝西共同发表的论文是她的第一篇论文。1956年她与丈夫分居、回到澳大利亚以后不久，就攻读起晶体学方面的博士学位，最终成了墨尔本拉特罗布（La Trobe）大学的一位高级讲师，有自己的实验室。她现在说：“如果不是多萝西，我永远不会进入晶体学领域。”
有唐和莫林在，多萝西就可以考虑在托马斯回家前到非洲去与他待一段时间了。由于他在出门期间曾病得很厉害，她急于与他重聚。但做出旅行的决定并非易事，正如她在信中向他解释的。“在这里我真的得不到认真的建议——通常的局面出现了——你母亲和孩子们……希望我留下，我母亲、珍妮特(沃恩)、托尼 (皮里)等人希望我去。“麦克”夫妇保持中立，但不管什么情况他们都有准备。”她还是去了，在1953年5月与托马斯和他的一个朋友在尼日利亚北部乡下一起待了两星期，这位朋友正在巡回放映一部关于甘地之死的新闻影片《时代进行曲》（March of Time）。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尼日利亚北方的一个村子里放这部片子时，所有的人都到露天来看，枪声响起时观众们发出了一阵多么强烈的痛苦叹息。对一个自己在追求独立的国家来说，这可能不是一部最容易理解的影片，但可能对提醒他们将来会遭遇何种困难有所帮助。
这次旅行使多萝西认为，托马斯已经“完全将心放在了非洲”。她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在她加紧自己的研究时面对更多的离别。
在战后的年月里，新的研究人员源源不绝地来到多萝西的实验室，尽管总人数从来没有达到很多。赖利、卡莱尔、希夫和劳都走了。劳在加州理工学习结束后去了哈佛大学，后来又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再没有像多萝西曾经希望的那样回到牛津。萨默维尔仍然偶尔招收二期学生。1947年的这批学生中有一位名叫玛格丽特·罗伯茨（Margaret Roberts），她曾跟格哈特·施米特（Gerhard Schmidt）做过一年关于抗生素短杆菌肽S的研究。从实验室的角度而言，罗伯茨并不属于多萝西的成功事例之一。她获得了一个二等学位，最终放弃化学改行从事法律。许多年后，她以玛格丽特·撒切尔之名成为保守党领袖和英国首相。她在多萝西的实验室工作期间，正是一个政治意识高涨的时期——保守党在1945年大选中败给工党——而且尽管撒切尔女男爵回忆说她在学生时代从未与多萝西讨论过政治，但她确信两人都很清楚对方的观点。尽管立场不同，她们一直相处得很好。有一段时间，最令多萝西失望的事就是罗伯茨显然不打算成为晶体学家。
除了本国人才，世界其它地方的年轻晶体学家也希望来这里体会她的研究方法。她对所有的人都表示欢迎，尤其是那些自己带有资助的人。如果他们没有资金，她总是想办法给他们找到。1946年杰克·邓尼兹向她询问是否能从格拉斯哥来与她一起工作，他很想学习三维傅立叶分析和重原子方法。6月的某天，他第一次到博物馆来找她说话。
穿过那些足尺足寸的史前动物骨骼收藏品，我被直接指引到她的房间……我在下午约好的时间准时敲门，多萝西以她那宁静的、有前拉斐尔派风格（19世纪英国的一个绘画流派，代表人物有但丁·罗塞蒂等人——译注）的微笑迎接我，解释说她刚刚做完一个辅导。当那两名萨默维尔的学生准备离开时，其中一人有礼貌地问“霍奇金博士，下次辅导我们应该哪天来？”多萝西似乎集中注意力考虑了一番，才答道：“星期二罢。”“那我们该什么时候来？”“三点罢。”
多萝西同意让他在那年10月到实验室来工作，问他想研究什么。他说对她与贝尔纳在那篇关于固醇的宏论中的一种说法有疑问，即钙化醇（维生素D）与胆固醇有着相同的基本结构。虽然这是对她的判断的一个公然挑战，她同意说钙化醇将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
邓尼兹来了之后，他需要找到一种分子里有一个重原子的钙化醇衍生物，以解决相位问题。最先制备出这样一种物质的是丽塔·柯恩福斯（Rita Cornforth），她是一位很有天分的实验化学家，在戴森·佩兰斯实验室跟鲁宾逊做研究。她于1939年获得一份1851奖学金*，从澳大利亚来到牛津，两年后嫁给了约翰·柯恩福斯（也是一位1851奖学金获得者，与她同船抵达）。丽塔·柯恩福斯制备出一种包含碘原子的钙化醇衍生物，并培育出黄色的晶体。（多年以后，她的丈夫——一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试图再制备一些这种物质，却无法使之结晶。在绝望中，他把自己的溶液倒进她原先试管中剩下的渣滓里——于是结出了许多晶体）。一旦拿到晶体，邓尼兹很快就弄清了它的结构，在多萝西于1947年12月结束美国之行回来时向她报告自己的成功。结果显示，虽然多萝西正确地计算了单位晶胞的维度，却把分子在晶胞中的排列方式弄错了。
*注：1851科学奖学金是由管理1851年世界博览会盈利的皇家委员会建立的。这个奖学金让大英帝国——后来的英联邦——的学生在英国本土的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11名奖学金得主获得了诺贝尔奖。
她于是说，鉴于我是在她不在期间完成的，应该独立发表。但我说：“绝对不行，这是在你的实验室——如果你没有做先期工作，我根本就不会想到要选择这个结构。”
还有从其它更远的领域来的人。戴维·塞伊尔（David Sayre）是一位年轻的美国晶体学家，对晶体结构分析中的数学问题非常有兴趣。战争期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与雷·佩宾斯基（Ray Pepinsky）一起研究过雷达，后来与他在奥本（Auburn）的阿拉巴马理工学院设计和制造第一台专用于晶体学计算的计算机。这台称为X-RAC的机器（X射线自动计算机），是一台非常了不起的模拟设备，外面全是刻度盘和开关，通过产生正弦波并对之相加来计算傅立叶级数。多萝西1948年去美国哈佛参加第一届国际晶体学大会时见过X-RAC的演示。塞伊尔当时也出席了会议，并听她在会上讲了钙化醇的事情。
1948年，塞伊尔被卷入了一件纠纷，事情的原因是，他的妻子安妮是一位热情的社会主义者，在完全由黑人组成的塔斯基吉（Tuskegee）学院教书。结果他丢了工作。考虑到离开美国一段时间可能比较好，他想到了多萝西。
我给牛津大学的入学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说我想来念研究生。同时也给多萝西写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几天后我收到一封大学寄来的让人困惑的信，说牛津没有入学负责人这样的人。我又收到了多萝西的一封信，说来吧，都安排好了。
她收到佩宾斯基的介绍信，强调塞伊尔年轻、不成熟、爱研究一些对他来说太过庞大的问题，多萝西没有把这当一回事，做了一番努力，给他弄到了一个牛津大学博士生的位置，属于贝列尔学院。他本想靠一份富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来支持自己在牛津的学习，但又来了一件挫折——那一年没有一个在英国读书的学生获得奖学金。
（安妮·塞伊尔（Anne Sayre）回忆说）于是戴维去见多萝西，说：“本来是很好的，可是再见啦。”我永远不会忘记多萝西的回答，因为那实在太是她的风格了。她说“希望你别介意，我早就担心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在纽约时就得到许可，给你申请一份洛克菲勒的资助。”
塞伊尔夫妇在牛津待了两年半，他们永远对多萝西心存感激，因为她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那样有力地帮助了他们。戴维以另一种固醇——光固醇的结构作为博士研究的课题，但花了更多时间去研究解决相位问题的数学方法。塞伊尔的设想预见了后来称为直接方法的方法，目前在现代晶体学中普遍使用。但令人吃惊地是，多萝西对他的这项努力并不关心。
在许多其它晶体学实验室里——比如剑桥布拉格的实验室——相位问题被认为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们对它极有兴趣。在布拉格的实验室里，任何人对此提出一种设想，布拉格都会注意，研究并进一步发展这种设想……多萝西——这个问题并未对她产生这样的影响，我只能这么说。她对人非常支持，很快乐……但在牛津尚未以直接方法解决过分子结构。多萝西是帕特森方程之女王，那就是她的工具，她精于此道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她不具备符号化的数学头脑，思维方式要实在得多。她以图形的方式思考……直到许多年后，直接方法才真正开始被用于晶体学。
现在人们认为塞伊尔的研究是突破性的，尽管它有些超前于时代，直到蛋白质晶体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才流行起来）。50年代早期，两位美国科学家赫伯特·豪普特曼（Herbert Hauptman）和杰罗姆·卡尔（Jerome Karle），独立地发明了类似的方法，最终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他们做出这一发现时，塞伊尔对多萝西承认，正如他所担心的，晶体学“失去了趣味”。1954年他到IBM工作，起初研究晶体学运算，后来参与开发FORTRAN编程语言。直到很久以后，高速、功能强大的计算机出现，直接方法才真正开始产生影响。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持续支持使多萝西能买一些新设备，来代替贝尔纳那些被搬回伯克贝克的设备，并可以聘请多位研究助手。战后的岁月是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科学家对盟军胜利的贡献促使人们更加重视作为战后和平发展时期主要力量的科学。突然之间有很多钱可以花，对多萝西而言似乎她只要说一声就行。凯瑟琳·朗斯代尔在1946年写道：
你最近为仪器设备筹钱的事情如何了？有天我跟亨利(戴尔)爵士说起，他说如果你需要钱，他认为你一定能弄到。他可从来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多萝西于1948年从科学和工业研究部获得第一份政府资助。很快，纳菲尔德基金会又给了一笔数额大得多的资助，主要是帮她支付运算费用的。这使她成为牛津获得外部资助最多的人之一，现在看来这是值得庆贺的事，但在那时牛津的官僚机构看来，这隐隐有些让人担忧。牛津大学1949年案卷里有关多萝西的资助的文件体现了这种焦虑。
某个系突然从外部获得大量资助，对此理事会必须仔细观察……确信这项研究中并无任何隐瞒的内容……普拉斯基特（Plaskett）正在调查此事并已准备好……向理事会保证该实验室并未被不恰当地夸大。
此时多萝西曾希望她很快可以在新的物理化学楼有一间新实验室。波拉米于1948年访问牛津时，她对他说，希望实验室建好后大学至少会资助至少一个新的终身职位，同时她不打算再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更多资助，以“强迫大学掏钱”。但她们没有搬到物理化学楼去，多萝西得到承诺说她会在无机化学楼计划扩建的建筑中有一个地方，但这个还没有建起来。多萝西只好设法从她的地下办公室搬到博物馆里那间她最早与鲍威尔做研究的大房间去——也没有得到资助额外职位的资金。
尽管条件这么差——沃伦·韦沃有一次去看过她的房间之后说“就像大多数英国实验室那样，看起来像满是灰尘的旧仓库的角落”——多萝西的实验室仍是一个亲切可爱的地方。人们以不带姓氏的名字相互称呼。这就避免了那种尴尬局面，即当时的男科学家仅以姓氏称呼他们最好的朋友，而女性则按传统冠以“小姐”或“夫人”的头衔。读多萝西的信件，看她和男性同事们在40年代怎样逐渐转为以名字互称，相当令人感动。亨利·利普森的第一次冒昧大胆堪称典型。
亲爱的多萝西：
朗斯代尔夫人最近对我说，她发现美国人以教名相称的做法比我们英国的传统更招人喜欢。于是我接受她的意见，试着这样称呼你。希望你不要介意。
这是1948年——他已经认识多萝西十三年了。在姓名方面，多萝西还坚持以克劳福特的姓氏发表文章，直到40年代末。正如很久以后她对科学史家约翰·希恩（John Sheehan）解释的，她从未想要为了婚姻而改变姓氏。
但在我们度蜜月期间，罗伯特·鲁宾逊让大学管理当局把我在教职工名单里的姓氏改了。我没有勇气去改回来，因为托马斯的家庭在牛津非常有声望。但我以克劳福特的姓氏发表文章。随着时间过去，情形变得有点尴尬，总要解释其间的不同之处。汉斯·克拉克在哥伦比亚的秘书在校对（有关青霉素的章节）时对此颇不以为然，说：“不管怎样，你和我都不会再改一次姓氏啦。”我同意她的看法，但总是不太想在那时候、那种场合下改。在下一份校样——莱斯特·史密斯（Lester Smith）的论文中第一个关于维生素B12的注解——时我改过来了。他对此十分反对。说“关于X射线分析，人人知道克劳福特，没有听说过霍奇金。”此后我就把两个姓氏都写上。
如果多萝西的实验室是一个“两性平等的避风港”，在它之外的世界里，还不那么平等。多萝西从未想到对她选择的职业来说性别是一项劣势，当她发现已婚的女研究生拿的DSIR（科学与工业研究局）资助比她们同为学生的丈夫拿的要低时，大为吃惊。出于义愤，1955年她插手了她的学生詹妮弗·坎普尔（Jennifer Kamper）的事，她刚刚因为与一名身为学院成员的学生结婚，导致资助从每年325镑削减为245镑。
我写此信是要求重新考虑一项公共政策，即有关减少已婚女性资助的决策。
现在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科学家，若要获得充足人手，在雇用男性的同时也须雇用女性。同时，现在男性和女性相当年轻时就结婚，经常是在获得大学本科学位之后一年之内。因此，关键是……这些已婚的年轻女子必须被积极鼓励继续从事科研。据我个人经验，她们通常非常希望继续工作……
如果一名已婚年轻女子要从事严肃科研，她必须与同她拥有相似职位的丈夫过同样的生活。她不应为家务所累，不应从事做饭和家务劳动来节约家庭开支……更个人化而言，如果我在结婚时未能获得充足薪酬请人帮助料理家务，我将无法完成这么多科研工作。
DSIR的第一反应显示，他们不理解一个与丈夫同住的女子有何理由需要比与父母同住时更多的钱。但多萝西坚持不懈，最终坎普尔的资助在第二得年到了提升。DSIR秘书曾称她对多萝西的观点抱有“某种同情”，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暗示，她赢得了一场战斗，但没有赢得战争。他承诺将来“力求公正”，但拒绝正式修改政策。
实验室里许多的流言是由工作产生的，这项工作涉及到多萝西1948年开始研究的一个新问题。维生素B12对多种生理功能非常重要。它防止恶性贫血，在这种疾病中，红细胞异常，导致许多神经问题如麻痹和行走困难。它于1926年为美国临床科学家乔治·迈诺特（George Minot）发现，他观察到患恶性贫血的病人在食用动物肝脏后康复了。1948年，美国默克公司研究化学家从肝脏中分离出这种物质并使之结晶，起初将之称为恶性贫血因子。那年晚些时候，葛兰素公司的莱斯特·史密斯也取得了同样的成果。史密斯当时是青霉素委员会成员，对多萝西的工作有了解，马上把自己的成功告诉了她。
我最近从肝脏中分离出了治疗恶性贫血的因子，生成红色针状晶体。我们急于对其晶体学结构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该因子的分子量约为3000……我在想你是否有兴趣对这些晶体做一些X射线测量……
多萝西永远顶不住漂亮晶体的诱惑。史密斯到牛津来参加生物化学学会的一个会议时，把他的样品带来了。在他第二天启程返回之前，多萝西已经拍了两张照片给他看。此后的几个星期她拍了更多的照片，尽管起初她似乎并未想着要给它做完整的结构分析。
所有记录的测量都是对上次送来的显微镜载物片上那些漂亮的、但非常小的晶体中的3块完成的。晶体产生的X射线照片好得让我惊讶……你的晶体无疑非常有趣，我很高兴能有机会研究它们。
这一因子的结构式未知，化学成分仍在研究中。但几乎同时，葛兰素公司的化学家作出了一个发现，从而完全改变了多萝西的态度。史密斯的同事麦克雷（Macrae）博士打电话给她说，恶性贫血因子每个分子中含有一个钴原子。钴原子重得足以产生一张帕特森图，这是多萝西所偏爱的结构分析方法的起点。
发现一种天然产物中含有钴，真是太了不起了。但要解决一个完成未知的分子结构，钴的份量还是轻了一点……但我当然还是从那天起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她立刻催史密斯尽快再送更多更大的晶体来。他当然很高兴，但认为应当让她知道，还有别人也对这一因子感兴趣。
我们……非常高兴地得知，在分子中发现钴促使你对它作进一步X射线研究……我想你会有兴趣知道，我们已经同意给托德（Todd）教授提供数量相对较多的晶体供化学研究。他承诺让手下最优秀的人员来从事这项工作，并表示有信心使我们能赶在美国人之前解决结构，并可能开发出合成方法。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确信他将对X射线方法能提供的任何帮助都感激不尽。
此后不久就受封骑士的亚历山大·托德（Alexander Todd）是一位有机化学家，1930年代在牛津跟鲁宾逊念博士，此后在曼彻斯特工作，于1944年迁到剑桥担任有机化学教授。就像研究青霉素那样，如果化学分析能对B12分子的构成提供某种线索，将对多萝西大有帮助，因此托德的小组参与这项研究是个很大的有利条件。
B12令人感兴趣的原因有许多。它显然有着医用价值，化学家和生化学家非常有兴趣想知道它起作用的机理。在大小上它介乎青霉毒与蛋白质之间，不包括氢原子在内，有超过100个原子——这显然是一项巨大挑战，但以多萝西的经验而言，并非是不可能任务。它还有着至关重要的重原子。困难将在于增加的计算量。手工进行如此庞大的计算，进展将慢得令人沮丧。打孔卡片计算机将大大加快速度，但多萝西必须付钱在别处进行这样的计算——在牛津并没有这样的机器。她与1944年被选为萨默维尔院长的珍妮特·沃恩谈到了这个问题。
沃恩是一位病理学家，不仅是对女子学院而言，对牛津所有学院来说，她都是第一位成为院长的科学家。她自己此前在二战期间研究过以肝脏提取物治疗恶性贫血的效果，此后对建立伦敦输血服务站起了关键作用。来到牛津后，她建立了一个研究骨骼病理学及放射效应的小组。多萝西曾奋力进行幕后游说，使她当选为院长（另一位主要竞争者是露西·萨瑟兰（Lucy Sutherland），也是萨默维尔的院士），两人成了朋友，结成同盟。在沃恩当院长期间，萨默维尔选择学习科学的年轻女子不断增加。
珍妮特·沃恩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在牛津校内和校外都是如此。重要的是，她刚刚成了纳菲尔德基金会的托管人之一。这个基金会由纳菲尔德勋爵创立，他在牛津创立莫里斯汽车公司，赚了许多钱，基金会是生化研究的重要支持者。沃恩鼓励多萝西提出申请——她于是申请了每年3000镑、为期5年的运算和研究助手资金。这笔资助几乎马上就被批准了。多萝西招募了新的助手从事B12项目。起初是刚刚从剑桥获得博士学位的琼·布鲁姆黑德 （June Broomhead，后来随夫姓林赛），收集葛兰素公司送来的那些用空气干燥的晶体的数据。这些晶体会逐渐变质，因此一年之后，1950年，多萝西从她在荷兰的朋友卡罗琳·麦吉利夫雷（Caroline MacGillavry）那里迎来了一位叫做克拉拉·布林克（Clara Brink）的学生（后来随夫姓休梅克），让她对湿型晶体收集一批新数据，就像自己曾经对胰岛素做过的那样。
默克和葛兰素在为抢先理清B12结构式展开竞争，因此托德急于“抢在美国人前头”。默克也与一位晶体学家约翰·怀特（John White）有联系，这是一位在普林斯顿工作的英国科学家。与多萝西同葛兰素的史密斯合作一样，怀特也与默克的卡尔·福克斯（Karl Folkers）进行非正式合作。福克斯给了他B12晶体，他于1949年秋季开始对其空气干燥形态拍照。一个关键差别是，默克的科学家急于保护其实验室研究成果的所有权，因此怀特无法接触到他们在有机化学方面研究成果的机密信息。另一方面，他必须同意“随时向默克通知（他的）研究进展”，作为获取晶体的交换。
他刚刚开始工作时，一位活泼的萨默维尔学生（查尔斯·达尔文的后裔）塞西莉·达尔文（Cecily Darwin，结婚后姓利特尔顿（Littleton））来访他，当时她已跟着多萝西做完了二期研究，在美国与林杜·帕特森一起工作，当时帕特森已经迁到了费城的福克斯·蔡斯（Fox Chase）癌症中心。她听说怀特在研究B12，就告诉他，多萝西的实验室也在研究同一问题。当时晶体学家中间尚有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即不同的研究小组不应为研究同一种分子而竞争。1950年1月，怀特写信给多萝西，对她试图分析B12感到惊讶，因为印象中她一直只在做一些初步研究。多萝西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新课题，但也不想使人不快。她圆滑地提出，这个问题对两个小组来说都太庞大了，他们可以保持联系，告知对方有关进展。琼·布鲁姆黑德于1950年夏访问了怀特。他正打算花点时间与已经在宾州州立学院的佩宾斯基一起做X-RAC运算，提出琼做同样的工作也可能有用。
怀特于9月开始做X-RAC运算，希望能算出一张三维帕特森图。但几乎同时，他从多萝西那里得知，她已经画出了一张。有青霉素的经验在前，她将第一批B12数据送到科姆利的科学运算服务机构的伊丽莎白·吉图斯那里，在一台霍尔瑞斯机上运算。图比她期望的最好情况还要令人鼓舞，她于是写信给怀特提出了一个建议。
我想你得把结构弄清楚，我们也是。今后会有大量工作要做，但都与此前所想象过的不像。如果你愿意，我将很高兴将我们的结果进行比较，安排某种形式的合作或同时发表论文……如果你更愿独立进行，我们也非常理解。
怀特立刻答应了，催促琼尽快带着牛津所有的结果过来。两人使用两组数据的平均值绘出一张干态B12的电子密度图。多萝西后来评论说，两家商业企业想必为怀特和她这样勾结而感到他们“完全靠不住”。
在1951年，佩宾斯基的计算机实验室里充满了英国工作人员，怀特和布鲁姆黑德就在那里计算出他们的图。比尔·科克伦（Bill Cochran）是剑桥的一位高级物理化学家，正来此做访问，他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还有爱丁堡的阿诺德·比弗斯从前的一名学生约翰·罗伯逊（John Robertson），他和妻子英奇（Inge）正越来越不喜欢在宾州理工学院与佩宾斯基待在一起。他们希望回到英格兰去，因此罗伯逊有点绝望地写信给多萝西写信，问他是否可去与她一起工作。
回头想想，她回信说好，真是让人吃惊。她接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不同的人。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弄到钱的。于是我就这样去了，实际上是个难民。
事实上罗伯逊完满地填补了琼·布鲁姆黑德 走后留下的空白，她此后不久就结婚了，搬到加拿大去，放弃了晶体学——在多萝西看来，这真是一个巨大损失。他到来时，恰好一种新晶体出现：一种除钴之外还包含硒的衍生物，这成了他的研究课题。
三种晶体（干态，湿态和硒衍生物）的工序完全一样：拍照，对反射图样强度分类并测量，计算帕特森图以寻找重原子。在每种情况中，钴－钴相互作用的峰都清楚可见，因此即使是一位晶体学的新手也可确定分子中钴原子的位置。更让多萝西兴奋的是，钴峰附近环绕着一圈由其它特征构成的不那么清楚的环，距离很近，所代表的必然是与钴相连的原子。“通过帕特森方程产生的令人迷惑的图样和交叠，我们研究了这些峰，发现它们可能属于4个5元环，就像在卟啉中那样。”
红色晶体吸收光的方式表明，其分子可能包含类似卟啉的结构，即由四个较小的称为吡咯的环构成的平面环（尽管光谱分析数据表明这个环系统并非真是卟啉）。卟啉存在于许多其它生物分子中，特别是血红蛋白。因此，一如往常地，多萝西的预感得到了有力的化学证据支持。但其他人都不相信她的观点，即图上那些模糊的斑点代表着什么重要的东西。多萝西沉着自信地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利用重原子产生的相位数据计算电子密度图。第二届国际晶体学大会于1951年夏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时，她、怀特和布鲁姆黑德已经对空气干燥的晶体做到了这一点。这是比三年前那场创立大会盛大得多的一场会议。自然，多萝西利用此机会展示了她对B12的一些初步研究结果。听众中有一个加的夫（Cardiff）的年轻博士生戴维·菲利普（David Phillips）。
我记得她以一种看上去有点胆怯的态度给大家看电子密度图的幻灯片……图中央有一个漂亮的峰，显然是钴；周围环绕着模糊的等高线，其他人都不认为这代表着什么。但多萝西预见地说“它看上去有点像一些吡咯环”。所有人都茫然地看着她，因为他们什么也瞧不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多萝西，领略她做研究时富于想象力与灵感的方式——她信赖对电子密度图的解释，这种解释是以很少引人注目的化学知识为基础。
对于那些与她一起做研究的人，这种预见可能很让人恼火。约翰·罗伯逊对此作过比较详细的描述。
当她看到一张关于某种全新的晶体、还湿着的振动照片时，就能在仔细的观察后快活地断言那空间群应该是些什么东西，让那刚刚拍出这张照片的年轻人大为惊惶失措（甚至感到丢脸）；然后过两到三天，在合适的零层及一层魏森伯格照片照出、干燥、分类并分析完毕之后，多萝西的意见被证明是正确的……人们总说这是“女人的直觉”。但实在地，这是源自她对相应的化学和物理的异常广博的知识、长久的经验、对细节的惊人记忆力和始终活跃不知疲倦的思考。
1953年秋天，进展放慢了。剑桥的化学家提供了一些帮助，对该寻找什么提出了一些建议，多萝西和同事们对于确定分子边缘位置的某些原子位置有了点信心。但类似卟啉的核仍然是个麻烦。约翰·怀特假设那是个传统的卟啉结构，坚持研究了一阵子，但他工作得越深入，画出的图就越糟糕。在约翰·罗伯逊对B12硒衍生物绘出的第一张电子密度图的基础上，牛津小组“相当犹豫”地开始考虑一种修改后的卟啉结构，其中两个环直接相连，而不是当中有一个原子。这样一个结构此前从未有人描述过。
正在此时，另一种新晶体出现了。与托德一起工作的一位澳大利亚研究人员约翰·坎农（John Cannon）正在努力制备一种只包含中央核的B12衍生物。他没取得什么成绩，在完全绝望中把他所能想到的每种溶剂都倒进那堆混合物中，然后扔下它们度假去了。等他回来时，烧瓶底上结晶出了一团石头一般的红色晶体。他的同事艾伦·约翰逊（Alan Johnson）照例给多萝西送去了这堆晶体，完全不指望它们能有什么有用处。她小心地从上面切下一块来拍照，结果发现它是迄今最好的，产生了大量反射图样。这种分子实际上是B12的一部分，是它的六羧基酸，包含钴和周围的平面环，而没有分子的外层部分。更好的是，碎片分子在单位晶胞里的位置比以前的位置有用得多，与三个轴都形成夹角。在B12分子里，中央基团与单位晶胞的一条边非常接近而且几乎平行，结果产生了混乱不清的交叠图样。
多萝西决定优先解决这种新晶体的结构，不顾剑桥方面传来的消息说化学家们认为这堆晶体不够纯净。有一位新助手帮助她做这个课题：詹妮·匹克沃斯（Jenny Pickworth，现在费城福克斯·蔡斯癌症中心的詹妮·格劳斯克（Jenny Glusker）教授)，这是她在萨默维尔的一名学生，二期研究做的是红外光谱学，但现在希望念晶体学的博士。约翰·罗伯逊也参加这个新课题，但多萝西让他不要把他们迄今得出的假设结论告诉匹克沃斯，“看看她搞出什么”。匹克沃斯全力投入了工作。
开始是我画了一张帕特森图，寻找钴的位置。我想三维方式可能比较复杂，就做了二维的。大家都说这太离谱了，但实际上成功了……我自己手工完成，并不太难。然后我们要做三维傅立叶分析、画电子密度图，这在霍尔瑞斯计算机上花了六个星期，到处都是穿孔卡片，真是相当辛苦。
感谢纳菲尔德的资助，多萝西可以从英国制表机器公司租用一台早期型号的霍尔瑞斯计算机，当时这家公司设在附近数学研究所的地下室里。它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所以要处理负值就得把卡片反过来。但结果明白显示，维生素包含着一种与以往所知的任何东西都不同的环系统（后来称为咕啉）。
根据一张仅根据钴原子相位绘出的六羧基酸图，研究钴原子周围的峰，我们认识到有两个五元环是直接相连的，这对我、约翰·罗伯逊和多萝西来说都是一件令人难忘的事。……这一次，对原子的位置没有什么疑问、不可能有错了。
大约同时，杰勒德·波拉米来做每年的例行访问研究，多萝西因为家务而不在时，他就与小组其余的人一起度过下午的时间。他在日记中记下的评论，透露了多萝西的实验室与他所见识过的所有其他实验室有多么不同。
他们轮流讲自己研究的精彩部分，这是杰勒德·波拉米所遇到的最好、最友善的一群人。没有罗伯逊的话，这个小组以一般的RF项目标准来看太年轻了，但这是一个非常渊博的团体，在各方法都能思考得比他们深入、能看透他们的温和女导师领导下，他们有着严格的科研纪律性，这一点毫无疑问。这是对导师的才能的一个可爱的小小反映。
多萝西的特点是，在对结果有把握之前想都不愿想发表的事，不管这是否会导致被其他小组抢先的危险。直到此时，她发表的唯一关于B12的文章，是一篇初步的对这种晶体所作的类别、光学和X射线描述，与玛丽·波特和R·C·斯皮勒合著。莱斯特·史密斯一直担心默克会抢先，自1950年开始就暗示她在继续研究的同时要发表文章。
你的技术之优美使我景仰得不知如何是好！为此我想起你推断出的这种B12碎片“内核”的结构，与你早先给我看的对B12本身作分析时得出的一张图样相同。
科学地说，这项成果当然应该发表，我的同事和我都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建议你推迟。
多萝西给《自然》寄去了一篇短信，尽管如她在前言中所说，“仅为晶体结构的一部分提出了证据”，多少有些不像样子。但这只是开始。詹妮·匹克沃斯的图中，除了代表真实原子的峰之外，还有许多伪峰。要对图进行改良，使其等高线仅仅代表真正的原子，还需要几轮计算。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已经陈旧的打卡机上，这种想法至少是让人气馁。但又一次异常的好运降临到多萝西身上，一种替代方案在关键时刻出现了。
前一个夏天，一位温和亲切的美国晶体学家肯·特鲁布拉德（Ken Trueblood）在与父母游览英国时顺便过访实验室。特鲁布拉德认识杰克·邓尼兹，因为一年前左右他们两个刚好都在帕萨迪纳莱纳斯·鲍林的实验室里。现在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工作。UCLA有着世界功能最强的计算机之一——国家标准局西部自动计算机，人称SWAC。特鲁布拉德和他的研究所鲍勃·斯帕克斯（Bob Sparks）及迪克·普罗森（Dick Prosen）在为SWAC编写晶体运算程序，使这种运算能以奇迹般的速度进行——只需要数小时，还不是几星期。他们还没有对真正的大分子进行过测试。1953年7月8日他遇见多萝西，发现这可能是他所需要的机会。那天晚上他在一张阿什比德拉祖什（Ashby de la Zouch）皇家旅馆的一张纸上记道：“与多萝西·霍奇金、约翰·罗伯逊和杰克·邓尼兹谈话。提出如SWAC可用，帮他们作三维傅立叶分析和SF（结构因子）计算，针对钙化醇（40个原子，2500refl）和维B12（112个原子？）。”
11月，他写信来证实了这一提议，指出他可免费使用SWAC。多萝西“对于将我们默默无闻但很有希望的晶体拿去给我们不了解其工作的人去研究感到疑虑”。她起初给他寄去了钙化醇的参数——3000个反射图样和41个原子中37个的位置。他颇花了点时间去做这项工作，1954年5月他写报报告说，所有37个原子位置正确，另外4个原子的位置也算出来了，看上相当可靠。多萝西大喜若狂。
你完成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是，在显露出来的最后4个原子中，有一个不在预期的地方（至少是不是杰克和我预期它应该在的地方）。它的位置看上去非常合理……你能否承担更多的运算？我们还有一大堆事给你做……
大约在这时，詹妮·匹克沃斯的第一张电子密度图使她们有信心认为，已经知道了B12“红色碎片”73个原子中26个的位置。她已对特鲁布拉德和SWAC的可靠程度完全信赖，于1954年7月16日寄去了这些原子的坐标和所有反射图样数据。此后，除了偶尔的计算机故障，分析进行得相当顺利，主要是出于特鲁布拉德与普罗森的无私奉献。他们夜里工作，那时计算机的任务较轻，也因为特鲁布拉德白天还有教学任务。
要坐在一台卡片穿孔打字机前，里面有一叠IBM卡片，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数字都放在正确的位置。开始把强度数据打出来，这包括3000组数据，每一组包括3个数。然后打7 4 10，然后193，然后7 4 11，然后20，然后7 4 12 37，如此这般。然后打印出来校对，修正错误。然后另取一套卡片，输入他们迄今已经分辨出的每个原子的位置……迪克·普罗森和我一口气工作了12小时，通宵。由于它将速度在你可能达到的基础上提高了100倍左右，所以我们可以一晚上完成本需要3到4个月的工作。
他们对已逼近最终结构的预感清楚地在特鲁布拉德和多萝西之间的通信、以及詹妮·匹克沃斯写给她在帕萨迪纳的未婚夫唐·格劳斯克（Don Glusker）的信中显示出来。1954年9月詹妮写道：
我们对UCLA这种新的傅立叶运算方法非常兴奋。我为之选择了参数的所有原子都被发现正处在正确的位置，现在我必须在剩下的峰中寻找结构。
不到两个月后，出现了一个挫折。在为70个原子中的44个根据傅立叶相位计算位置时，肯尼斯·特鲁布拉德把一个原子的位置弄错了。他大为失望地写信给多萝西说：
结果所有的力气都白费了……等士气从这场打击中恢复过来，我们会马上从头再来。请原谅我的沮丧——在过去三个晚上总共只睡14小时的情况下，这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有可能我们可以完成得比前面所说的要快得多——但别抱太大指望——这要看还有谁上夜班，迪克的太太会对他晚上从来不回家做何感想，我们明天会有多累，等等。
多萝西立刻回电“振作，所有结果航空寄来”。她检查了根据存在错误的级数生成的图，发现尽管那个该死的原子产生了一个伪峰，但仍有一个较为微弱的真峰出现在正确的位置，这使她感到鼓舞，有信心认为其它原子位置是正确的，并不是根据相位推导出的位置的假象。几乎在特鲁布拉德准备再作一次努力的同时，SWAC出了故障，有超过两个月不能使用。不过到1955年春，碎片的结构基本算是完成了，这意味着，B12的完整结构也不远了。只需要再作几轮计算，使结构清楚到人人都能看到。
1955年5月，多萝西已经对碎片结构有了充分的把握，考虑在《自然》上发表一篇更详细的文章。她与研究碎片的这段令人兴奋的时期一直没有与约翰·怀特联系，现在便写信告诉他最新的情况。
今年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我都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才好。
首先，我们认为碎片结构差不多完成了。从我们由肯对26个原子确定的相位算出的级数，结构很快地显现出来。我们经历了几次挫折，特别是对于最后4个原子，但我们希望，肯现在对73个原子算的傅立叶组数，或许真的是最后一个了。我们可以给这个碎片写出结构式，随信附上。你可看到，其中仍有一两个可疑的细节，并至少有一个区域与B12不同。
我们已经算了两个部分定相的级数，一种是湿态B12的，一种是干态的……并对二者整理出了我们所能想到的所有分子。
我倾向于认为，我们应该马上就这个碎片发表一篇短文。待我拟好草稿后会寄一份给你看。然后我们就可以着手研究B12本身了，希望几个月后就能开始。
托德非常赞成这个结构式。他说，它能与所有已知的化学现象吻合。
在多萝西发表文章的同时，亚历山大·托德也将发表一篇有关化学证据的文章。约翰·怀特立刻担心，他自1949年来对B12所作的工作可能得不到承认。
我对发表的问题总体上想了很多，看起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存在不同的晶体结构，在完成之间不应该发表。但化学家们的意见是，有一个B12分子，你和托德的短文将被看作是对发现其结构的宣告。在研究这一分子6年后，我觉得我应该为自己说点什么……我不希望提出这种问题，但我必须很快提出，否则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多萝西以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方式解决了问题：把怀特的名字也列入作者之中，还有詹妮·匹克沃斯，约翰·罗伯茨，肯·特鲁布拉德和迪克·普罗森，并列入了部分依靠怀特已有的成果而提出的一个B12完整分子的假设结构。
多萝西对自己的成就总是谦逊的，但她认为在需要的时候应当将荣誉归予相应的人。在向怀特保证他的作用会得到承认时，她发现自己必须保护自己的小组的成就。7月初，在《自然》的文章发表之前，化学学会在埃克斯特开了一次会，宣传上说托德会谈“某些新的含氮化合物”。就在一两天前，他还在牛津与多萝西讨论《自然》论文发表的事，只字未提埃克斯特的会议。但她不知怎么听说，他可能在会上公布B12的结构。詹妮·格劳斯克回忆说，她马上跳上火车前往会场。
她说“我得去听他们说什么”。结果他真的宣布了B12的结构。他没料到她会来，但她在他讲完后站起来，讲了这项成果是怎么作出的。此后她坚持说，只要托德讲话，我们就都得去，在结束之后起来发表评论。
托德随后于7月底去苏黎世参加国际纯将和应用化学大会。由于短文的缘故，他无权作正式讲座，因此他“不觉得有必要（把多萝西）拉去苏黎世”。然而，他以两篇尚未发表的《自然》论文为基础提交了一篇摘要，在杰出的化学家利奥波德·鲁齐卡（Leopold Ruzicka）的实验室里对挤满屋子的听众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并接受了一位《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7月26日该报发表一篇通栏文章，题为《英国人发现了B12的结构》。开头说：“大自然最困难的问题之一——维生素B-12的三维结构——被剑桥大学的一组英国化学家解决了。”后面又说：“赢得这场赛跑的小组……由剑桥大学化学实验室的亚历山大·托德爵士领导……”直到第17、18段，文章才分别提到了“牛津化学系的一组X射线晶体学家”和UCLA运算小组的“协助”。
托德将文章的偏向归咎为新闻报道失实，自己给多萝西寄了一份《纽约时报》的剪报，她无疑已经看过这篇文章。
我看到时极端生气，因为我在苏黎世特别努力地贬低了化学方面特别是我自己对找到答案所作的微末贡献……想要控制新闻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安慰是它们非常短命。但我仍然对这篇文章非常生气……
他又给《纽约时报》的编辑写信进一步表达自己的立场，这封信在最初的报道发表后一两个星期见报，文中他将全部荣誉归于牛津的研究人员。
这一进展的主要荣誉应归于牛津的多萝西·霍奇金博士和她的同事J·匹克沃斯小组、J·H·罗伯茨先生，以及K·N·特鲁布拉德博士和R·T·波森（R.T.Posen。原文注释：原文如此）博士……我强烈认为，霍奇金博士对阐明维生素B12结构的卓越贡献应当得到承认……
看上去，还不够强烈到让她自己去第一个宣布这项成果。最后一刻，她终于在8月初布鲁塞尔的一次会议上把自己提上了日程，在会上第一次有机会亲自介绍这一成果。多萝西那时希望，《自然》论文的发表会澄清任何误会，没有向托德提出任何直接的抗议。但她还是在给肯尼斯·特鲁布拉德的信里流露出了某种情绪。“我抵达布鲁塞尔时，很多人问我对‘托德的’B12结构有什么看法，真的很难受。”
詹妮·匹克沃斯对托德——在她看来是这样——将晶体学家的贡献一笔带过的行为狂怒不已。“我想托德真的觉得这是他的成果，晶体学家只是技术员，因此他希望自己成为第一个报告结构的人。”如果是这样，托德想必很难接受，在需要解决未知的结构时，区区“技术员”已经能在传统的化学家周围形成阵容壮观的圈子。他自己对多萝西承认，苏黎世的讨论会上，“有两种抵触的情绪：既钦慕你的成就，又担心有朝一日你和你的同事们会搞得有机化学家们没饭吃！”在晶体学家中，维生素B12的成功立刻被公认为建立了一个新标准：劳伦斯·布拉格爵士本人就将之比拟为“突破音障”，“独一无二”。莱纳斯·鲍林在信中表示了衷心的赞美。
视贺你对维生素B12取得惊人的成就……我真难相信——尽管非常满意——X射线晶体学能够如此有效地用于这样一种复杂的分子。
维生素B12的成功带来了这样的希望：比这大上十倍甚至百倍的蛋白质分子也有可能臣服于X射线的威力。尽管多萝西分散了精力去做别的事情，但她从未停止考虑蛋白质的问题，特别是胰岛素。与一些心存疑虑的化学家不同，她从不认为蛋白质结构是无法弄清的。在战后的年月里，几线光芒出现了。 莱纳斯·鲍林在1948年待在牛津期间提出一种看法，即蛋白质可能包括一种他称为阿尔法螺旋的普遍结构，这是一种由氨基酸链以精确的回旋缠绕而成的结构，似乎与某些X射线证据吻合。他因为流感躺在床上时突然想到这个模型，就用剪刀和纸尝试了几种可能的方案。后来他获得突破，认识到螺旋的每一个回旋里无须有确定数量的氨基酸残基。1951年他发表了关于这一模型的第一批文章，使人们大为兴奋。为了将新理论与蛋白质结构的发现结合起来，他于1953年10月在帕萨迪纳组织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
多萝西自然受到邀请。这是她第4次横渡大西洋（1948和1949年她曾去美国开会）的旅程，也是一个再次与鲍林夫妇、埃迪·休斯和帕萨迪纳实验室其他老朋友再次会面的愉快机会。但她忘了考虑当时反对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症，美国数以千计有左翼联系的人的事业受到牵连。早在1948年，将要领导法国代表团去哈佛参加国际晶体学大会的吉恩·迈亚尔（Jean Wyart），就因为有共产党的嫌疑而被拒绝入境。一年后轮到阿伯丁的洛威特（Rowett）研究所的有机化学家迪克·辛格（Dick Synge），他在战争结束时从莫斯科方面得到一些短杆菌肽S的样本，把它们交给多萝西作X射线分析。他也是一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由于没有拿到签证，只好请多萝西在1949年的冷泉港蛋白质会议上代读论文。鲍林本人在妻子艾瓦·海伦的鼓励下参与反核运动，结果未能获得护照来英国参加1952年皇家学会举办的一次蛋白质会议。
多萝西在1953年初填好了签证申请，详细到一种动人的天真。她填上了自己所属的所有团体，从女童军到牛津考古学会和工党。关键是，她填上了不少在1945年原子弹投在日本之后产生的与世界和平和核裁军有关的组织。其中包括原子科学家协会，牛津地区和平协会（她曾短期担任此会的副会长），科学为了和平，以及国家和平理事会。让她惊诧的是，签证被拒了。贝尔纳也被拒签，但他参加共产党从来就不是秘密。多萝西从来不曾是共产党员，但她列出的组织中有一两个在美国国务院看来是可疑的。例如“科学为了和平”（Science for Peace）是一个英国组织，于1952年从剑桥科学家反战团体的灰烬中重生，委员会成员包括皮里，当然还有贝尔纳。用加里·沃斯基（Gary Werskey）的话说，它在此后五年中仍是“老左翼科学家的主要讲台”。
根据移民和国籍法案，多萝西与这些组织的联系使她“依照法律不允许入境”。她和她在帕萨迪纳的朋友都认为这种情形让人难以置信，确信他们可以从伦敦的美国大使馆科学参事拉尔夫·威科夫那里获得帮助。威科夫本人是一位晶体学家（后来曾任国际晶体学联合会主席），多萝西1947年访问美国时曾见过他，甚至帮他弄到过晶体。但他的回复没有什么希望：
在接到你的信之前我还不知道你被拒签，对此深感抱歉。
根据旧法律，可以有办法申请华盛顿作特殊考虑……但此类事件通常要花很长时间，我不认为在鲍林的会议之前有可能对一项这样的申请作出决定。
我很高兴能在下星期见面时与你进一步讨论此事，虽然不会有什么帮助。
会议在没有她的情况下召开了，人们非常惦念她，尽管埃迪·休斯放了一些她1947年首次访问帕萨迪纳时他拍下的家庭影片，作为补偿。
同时，贝尔纳被苏联科学院邀请参加一个科学家代表团，于是年9月中访问苏联。这一合作行动是一个新发展——例如，尽管俄国晶体学家参与了在1946年组建国际晶体学联合会，东西方关系恶化却使他们未能参加1948年和1951年的头两届大会。贝尔纳给多萝西打电话，邀她同去。她更愿意去参加蛋白质会议，但既然已无希望，便接受了这个机会。此前一年她就为访问莫斯科之事作了一些试探性的询问。她在剑桥的日子使她认为苏联是一个理想社会，托马斯又加强了她的这种信念。伊莉莎白出生后一星期里，她写信同他谈到她读过的一本关于苏联社会的书。
关于俄国的书带来的麻烦——特别是现在——在于，它们让我想着苏维埃英国，哭了起来。所有那些关于儿童学校和公园的描述，路克和伊莉莎白如果生长在那样的地方，享受着那样的空气，该有多么好。但没有多少希望。可能他们能使他们的孩子那样，我们却像要被淘汰了。
战后的年月里出现的那些关于斯大林暴政的传言使她困扰，但她起初将此解释为一种反共宣传。她写信给托马斯谈到1953年初斯大林逝世时的话，以现代观点看来有点儿让人打寒战：“斯大林之死是一个让人悲哀的打击。有关他生平事迹的许多矛盾的文章出现在这里的报纸上——你可以想见。”
贝尔纳在《现代季刊》（Modern Quarterly）上发表了一篇相当过分的斯大林颂词，该杂志是一份受英国共产党控制的重要的学术期刊。同一年他因为对苏联的忠诚而获得斯大林和平勋章。
现在多萝西有一个机会亲眼看看苏联了。她对那些流传的黑色故事并不真的像表面上那样无动于衷，在出发的前一个晚上她的焦虑越发增加了。代表团的另一个成员，牛津的数学教授亨利·怀特黑德（Henry Whitehead），与她在伦敦会面一同用餐，向她透露说，他的朋友凯特·菲尔德（Kate Field）的几位亲人，包括她那身为美国人、教友派成员的丈夫赫尔曼（Hermann），在东方集团被捕了。三四年来杳无音信。凯特·菲尔德曾让怀特黑德帮忙打听他们到底怎么样了。这个完全很糟糕的个人见证给多萝西的出发笼上了阴云，但这阴云在她于布拉格逗留一天时消散了。她回忆说，看到三位她认识的波兰科学家等着接他们的飞机，“我所有关于进入这个危险地区的恐惧都消失了，很显然我们能在这里找到朋友。”一天之后，她抵达莫斯科大都会饭店的晚上，她写信给托马斯说，现在感觉振奋多了。
我到了，现有恐怕很有点醉，刚参加了一场盛大的欢迎宴会，大家讲了许多话（我讲了两次，一次是对大家为英国女性祝酒的答辞，一次是对苏尔金（Sjrkin）谈罗伯特·鲁宾逊和化学的讲话的答辞）。
我们在莫斯科见到了8位科学院院士，简直有些不知所措，其中包括Schubikow（原注：原文如此，A·V·舒布尼科夫（A.V.Shubnikov）是俄罗斯晶体学的元老，1906年起就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1946年曾来伦敦参加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像欢迎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一样欢迎我，一个女孩献给我一束鲜花，并致欢迎辞……
阿哲乘另一班飞机于下午6点到达。约有10位院士与我们共进晚餐，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盛大宴会，其间不断有人讲话、祝酒，没法好好吃饭……我们现在都醉得厉害。
我的房间像公主的房间一样，有着美丽的花边床罩，一到就有水果和饮料准备着。
几天后，她承认，他们不能自行决定日程，这一点有些令人失望，而这些访问者本该能够选择的。
我们过得非常好。一切都以相当高的规格给我们安排好了——院士们对整个苏联科学组织体系的解释，其间是长时间的宴会。我们应当很高兴，但时间太短，我们都开始对参观苏联实验室的机会感到绝望。不过这是过去两天的事，现在我们都感觉好多了。（星期六晚上看了一场精彩歌剧、11点钟回来时，我们精神都不好。亨利叫了一瓶香槟来让大家打起精神。我想我们可爱的小翻译们想必为我们的行为很难过（气氛相当的反叛、暴力），我们可算是破坏了英苏关系啦。）
实验室是十分友好而令人兴奋的，但即使不在实验室，我们也渡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新的大学十分壮丽——非常宽敞、宏大、华丽。
然后他们被带到列宁格勒，由全国最杰出的考古学家之一带领，参观艾尔米塔什博物馆（Hermitage Museum，俄国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它的前身一部分是沙皇的冬宫——译注），得到特许参观那些不公开展出的珍宝：塞西亚的黄金，中亚的毯子，最近从高加索发现的物品。他们给多萝西“拿着一顶头盔，一把斧头”。这对多萝西来说“绝对是妙极了”，但时间很快过去，仍然没有人提到赫尔曼·菲尔德和他的亲属。亨利·怀特黑德似乎把他们遗忘了。
我很清楚地记得走涅瓦河边，与喝得大醉的亨利在一起。走在后面的一个同伴明显感觉到他在倒向一边，但他和我们的向导Kiselov(那位考古学家)挽着胳膊……亨利时不时地唱着歌。然而，我们回到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旅馆）时，他突然完全清醒，说：“我们必须想想该给菲尔德一家做些什么”。于是我们都到贝尔纳的房间里去谈话。
贝尔纳先后向莫斯科和华沙发出质询，但显然都没有任何立竿见影的效果。赫尔曼·菲尔德事实上还活着，约一年后他从波兰被释放，与妻子重聚，然后搬到了美国。稍后，他的兄弟诺埃尔（Noel）和弟媳在匈牙利被释放。他们的养女埃里卡（Erica）还在一个劳改营里多受了几年折磨，显然被人遗忘了。最后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获释。
多萝西怯怯地询问了一些俄国科学家的下落，但没有更多的收获。
凯瑟琳·朗斯代尔给了我一份很长的名单，说我如果能找到他们的下落就太好了。我带着这份名单，但在莫斯科的头一两天把它弄丢了，我对此极为焦虑。我想，如果它被发现，不会给我们——特别是相关的人——带来任何好处。古怪的是我还非常害怕，周围的一切突然都显得很可疑——我想也许他们已经得到这份名单了。两天之后我在自己看过的一本书里找到它，原来是把它当作书签了。于是我的怀疑消失了，我想，真的，我们对东方世界的怀疑也是自找的……
细想一下，名单——而不是单子上的人——重新出现，就显然足以安抚多萝西的恐惧，倒是很有趣。自30年代末以来，许多科学家成了斯大林的恐怖的牺牲品。特别是国家层面上反对遗传学、支持T·D·李森科有关生物个体受环境影响获得的性状可遗传给后代的错误学说，使许多生物学家——如果未曾丢掉性命的话——丢掉工作，。李森科的主要反对者、遗传学领袖N·I·瓦维洛夫（N.I. Vavilov）在监狱中默默无闻地死去了。这使得西方许多从前偏向左翼的科学家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理想幻灭，再加上西方战后科学研究的条件显著改善，30年代在科学家中产生的社会主义热情很大程度上熄灭了。
不过贝尔纳并未立即改变其立场。他仍是英国主要的李森科学说辩护者，直至50年代初期李森科本人垮台。此时，他认识到孟德尔遗传学的“事实”是正确的，并为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结构极为高兴。多萝西后来解释说，他之所以显然有这种接受两种矛盾的观点的能力，是因为他“对理论并不看重”。她相信，他认为瓦维洛夫和其他人的死是因这“疯狂与战争”，而不是因为社会系统，或因为李森科、斯大林等极有权势的人物的行为。
很难知道多萝西在1953年对斯大林独裁的恐怖知道多少、相信多少，那种恐怖使数以百万计的普通苏联人死去或被关进劳改营。如果她知道，她也照着贝尔纳的样子，为了英苏科学合作而压制任何批评。她为第一次访问时部分年轻人的乐观和热情所眩惑，特别是漂亮的新大学中的学生。她头一次开始试探性的写文章、发表言论支持苏联，在亲近的朋友圈之外也流露出她的信念。一如既往，她避免社会主义者的口号式宣传，从高度个人化的角度来表达她的信念。
第一次访问归来后，她起草了一篇很长、相当轻松愉快的文章，题为《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打算投给《泰晤士报》。文章轻松，充满趣闻逸事：她如何取消了“下午3点半或4点的丰盛午餐”，只为有更多时间参观实验室；她的翻译如何被命令立刻回答她说“我们不能把这样子的她送回到她丈夫身边去，她太瘦了”。代表团如何被主人们甜言蜜语地哄骗去准备一份新闻公报，里面说到苏联对世界和平的渴望；亨利·怀特黑德如何在最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大出风头，描述他独自走在街上时，莫斯科人如何热情地给他指路。文章的结语有一种更为严肃的意味：
我想，要在两星期的临时访问里探寻到任何国家深藏的邪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能说，与苏联有关的那许多邪恶是否存在。可是，可是，我认为，很难相信养育了我所遇见的那许多有才干、聪明、风趣的人的苏联文明，是非常坏的。
下一年，一个苏联代表团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晶体学大会。多萝西非常满意，相信她为这种亲睦起了一点作用。尽管这可能对她的美国签证事宜毫无好处。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与会的威科夫，回来后给国务院发了一份急件，题为“共产主义者参与晶体学联盟”。这显示，他非但并不同情多萝西的问题，还认为她是美苏关系的一个威胁：
英国的5名投票代表中有两位，一位是伦敦大学学院的凯瑟琳·朗斯代尔教授，她是一名著名的教友派和平主义者，对苏联抱有强烈同情；另一位是牛津大学的多萝西·霍奇金，她冬天曾在伯克贝克学院的贝尔纳教授鼓励下参与一个英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苏联，贝尔纳对共产主义的支持是久已闻名的……这些人强烈敦促接收苏联成为联盟的正式成员……可能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英国代表在整个会议期间表现出现的热忱，被俄国人默默地接受了，但是没有得到响应……英国左翼代表的上述反应当然是预料之中的，但英国保守党代表未能使英国代表团整体上呈现一种更为平衡的姿态，是一个多少有些令人惊讶的失败……
本参事认为，在我们将来与共产主义科学家打交道时，他们对我们工作和生活的真正环境缺乏了解，将是一个严重的阻碍……然而处在损害我们的位置上的人，正是作为错误信息源的反美的左翼欧洲人。重要的是，他们不应当被允许成为我们和共产主义科学家交往的中间人。
此后几年，美国晶体学界的其他一些人尽力帮助多萝西从司法部长那里获得参与会议的单次签证许可。1957年7月，她到蒙特利尔参加国际晶体学大会，当时在明尼苏达大学的威廉·利普斯科姆（Bill Lipscomb）邀请她会后去发表讲话。她不无遗憾地回复道：
我很愿意来拜访你，但你真的认为我能来吗？你瞧，我被正式判定不可再进入美国境内……托马斯曾经是共产党员，我与共产党有着多种可疑的联系……但即使现在时代变了，我想可能我更难得到签证了，因为白纸黑字写着那么多对我不利的证据（可悲的是每一件我都记得很清楚），埃迪（休斯）认为我可能需要一些国务卿级别的高层帮助。真是非常遗憾。
利普斯科姆立刻写信给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总领事，为她的事提出抗议：
霍奇金博士被认为是她的研究领域中最有才能的人……只因霍奇金夫人的丈夫曾经是共产党的一员，就使她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不能到美国来作演讲，实在是一种耻辱。
通过利普斯科姆的干预，多萝西受到鼓励再次提出申请。但官僚的车轮转得如此缓慢，等会议召开时，仍未达成任何决定。国务院的借口是，在把此事提交给司法部长之前，无法收集齐全必要的文件来“填完她的档案”。此时情形开始表明，国务院的政策对国际社会了解美国起了非常负面的作用。三年前，强硬派的官员曾试图不给鲍林发放护照、阻止他去斯德哥尔摩去领诺贝尔化学奖，他们就使用了这个理由驳回了鲍林的申请。1957年秋，利普斯科姆再次邀请多萝西，她还被邀请去一个关于美国晶体学40年的庆祝会上发表定调讲话，这次会议是鲍林组织的，将于12月底举行。在出发之前几天，她终于拿到了签证。托马斯已经在美国，在西北大学做一系列讲座，他在加州与她会面。（有点讽刺的是，尽管他承认曾经加入共产党，却被豁免，得以入境）。好客的埃迪·休斯和妻子鲁斯（Ruth）对这受欢迎的一对重新到来大为高兴，开了一个香槟酒会来庆祝霍奇金夫妇结婚二十周年。
50年代是研究生物分子的科学家取得惊人成就的十年。1953年，当时在剑桥马克思·佩鲁茨的实验室工作的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成功发现了DNA的结构。他们的工作也是以X射线晶体学研究为基础，由伦敦国王学院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和莫里斯·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完成。
富兰克林成为最知名的女科学家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是科学界不公正的牺牲品，以及她的早逝。她是一名非常有才华的科学家，她在剑桥的一位导师毫不犹豫地称她有“一流的头脑”，这种说法是牛津和剑桥对人的最高称赞。在来到国王学院之前，她曾经在巴黎工作过几年，过得非常愉快并富有成果。但与此相反，新工作对她来说是一个打击。首先，她发现威尔金斯认为她应当在他指导下工作，而她期望独立研究DNA。其次，两人都彼此不理解，以至无法消除分歧。在法国的同事们中，富兰克林直接而斗志旺盛的性格并未招来任何意见——激烈的争论是科学讨论的正常特征，没有人会生气。而在国王学院，只有她的助手雷蒙德·戈斯林（Raymond Gosling）同样地反击她，他们成了朋友。威尔金斯对攻击的反应是立即收回自己的看法。他们的风格如此不协调，以至于在她在那里的两年里，他们很少说话。还有一件事情不那么重要，但也使富兰克林生气，那就是她发现女性不允许进入员工每天聚集在一起用午餐的高级公用室。
富兰克林在戈斯林的帮助下孤独地工作着。她的实验使她离解决DNA的结构不远了，但她的方法与沃森和克里克的方法全然不同。与多萝西一样，她对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接受任何理论模型都是极端谨慎的。但与多萝西不同的是，她并不把建立模型作为寻找证据的一种途径。她选择了更难的方法，计算帕特森方程。当威尔金斯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她的一张X射线照片给沃森看——一张使这个美国人立刻领悟到螺旋结构是正确的照片——的时候，她离成功还有一段距离。沃森和克里克只花了几个星期，就建立了现代生物学中最重要的发现的模型。
此时，富兰克林决定离开国王学院，放弃DNA研究，来到了贝尔纳在伯克贝克的实验室，一个与她更相投的环境。在那里，她与艾伦·克卢格（Aaron Klug）在植物病毒方面进行了成果卓著的合作，一直到1958年她因癌症早逝，终年37岁。尽管她那张照片起了关键作用，由于诺贝尔奖不给已经故世的人颁发，她未能分享DNA发现的荣耀。在沃森所写的一本关于这一发现的书中，她以戴眼镜的女学者“罗西（Rosy）”（这是个只在她被后被使用过的外号）这种歪曲讽刺的形象再次被剥夺了应得的荣光。近年来，她的故事的复杂性和她的作用开始被人们认识到。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受困的、有些孤独的人，才华横溢，然而由于自身的倔强和别人无法接受她，失去了到达事业颠峰的重要机会。
这个故事与多萝西的经历截然不同，说明简单地对女科学家的经历作出结论是徒劳无益的。在多萝西频繁访问伯克贝克的时候，在X射线分析小组和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的会议上，她们两人无疑曾经多次会面。多萝西非常尊重她在技术上的竞争力，富兰克林在到国王学院后不久带到牛津给多萝西看的照片，是她看到过的最好的照片。但富兰克林不像多萝西那样，对那些迷人的结构背后的化学知识有全面的掌握。杰克·邓尼兹回忆她们的一次交流，当时她们在博物馆实验室的大桌子上看DNA照片。多萝西谈到，这些照片如此出色，应该可以从中推导出空间群——决定分子形成重复模式的对称关系。富兰克林急切地回答说，她已经将可能性减到了3个。多萝西惊呼道：“可是罗莎琳德！”立即指出其中两个是不可能的。富兰克林看不出原因，多萝西就让邓尼兹解释。富兰克林未能考虑到的是，一个DNA分子里所有的糖都应当有着同样的“手性”。她提出的三个空间群中，有两个同时包括左旋和右旋的糖。这件事只是多萝西对自己从未直接研究过的问题具有洞察力的一个例证。
多萝西和邓尼兹是第一批到剑桥去看沃森和克里克的模型的人之一，他们马上意识到这个模型应该是正确的。DNA的成功发现之后几年紧跟着蛋白质的成功发现。1955年，生化学家佛瑞德·桑格（Fred Sanger）发表了组成小分子蛋白质——胰岛素——的氨基酸序列。他发现，每一分子都包含两条链A和B，它们通过半胱胺酸残基里的硫原子构成的桥连在一起。再一次，多萝西紧密地跟上了他的研究。早在1952年2月，桑格就寄给她一封短信，其中说到他对胰岛素A链的序列已经“相当确信”。B链也在预期的时间解决了。但知道胰岛素序列尚不足以解决其三维结构。
在完成维生素B12的结构后，多萝西开始将注意力重新放到胰岛素上来。此时不仅胰岛素序列已经得知，其它蛋白质也快要完成结构分析了。马克思·佩鲁茨从来没有从血红蛋白的研究中分心。但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问题看上去都是不可能解决的：美丽的血红蛋白晶体产生了数以千计的反射图样，但根本没有办法估计相位。1951年以前的传统方法是重原子或同晶置换，即多萝西用来解决碘化胆固醇和素青霉的方法，对蛋白质没有用处。人们认为，由于蛋白质中轻原子太多，一两个重原子对反射图样的影响被淹没了。
但1951年佩鲁茨做了一个实验，表明他和其他人的这一看法完全错误。蛋白质被认为“衍射能力弱”，需要长时间暴光才能产生有着足够多可测量反射图样的照片。佩鲁茨在实验中计算了产生每一反射图样的相关X射线束的确切分数，首次表明了其中的原因。这些分数——称为绝对强度，以与晶体学计算中常用的相对强度相区别——比他预期的要小得多，他认识到，晶体中大多数原子的散射作用都通过干涉互相抵消了。只有几个恰好彼此增强，形成反射图样。如果是这样，重原子将确实可形成强度上的差异，可用于寻找相位。
佩鲁茨和同事将血红蛋白在汞盐里结晶，获得结构与血红蛋白相同、但多出两个汞分子的晶体。它们产生了与天然血红蛋白非常相似的衍射图样，但在强度上有所差别——这正是佩鲁茨所需要的。他“当时认识到，蛋白质的问题解决了”。使他非常满意的是，在1953年9月鲍林于帕萨迪纳举行的蛋白质会议上，他得以报告了这一结果。
这是一次非常出色的会议。我很骄傲，因为我的小组提交了最优秀的论文。我带来了显示相位问题可以解决的重原子方法的发现，沃森和克里克带来了DNA，休·赫胥黎（Hugh Huxley）带来了肌肉收缩的滑行机制。
这种兴高采烈的心情有些短暂，因为尽管汞衍生物使佩鲁茨得以绘出第一红血红蛋白的电子密度图，但这是一张关于一个巨大单位晶胞的二维投影图，且无法解释。被佩鲁茨邀来看这张图的多萝西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他需要的是另一种重原子衍生物，分子中的重原子处在不同的位置。这样他就可以在三维中解决结构了。但他又花了三年才成功地生成其它衍生物。这时，令他有些懊恼的是，他的同事约翰·肯德鲁（John Kendrew）在最后时刻击败了他。肯德鲁于1946年来与佩鲁茨一同工作，选择肌红蛋白为研究对象，这是一种存在于肌肉中的蛋白质，与血红蛋白有关，但大小只有其1/4。使用佩鲁茨的方法，在小组中其他人的帮助下，他成功地生成了抹香鲸肌红蛋白的几种重原子衍生物。这时剑桥已经有了一台数字计算机，肯德鲁得以用它来计算电子密度。1958年3月，他在《自然》上发表了肌红蛋白的结构，尽管还未精良到足以显示所有原子的确切位置，但首次显示了蛋白质链如何扭曲形成三维结构。这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排列方式似乎全然没有人们本能地预期的规则性，它比任何蛋白质结构理论预言的更加复杂。”
一年后，佩鲁茨以大约同样的分辨率解决了更大的血红蛋白分子的结构，完成这项工作消耗了他23年时间。多萝西是首先向他道贺的人之一，打来电话说：“我听说你得到了一个极好的血红蛋白模型。我可以过来瞧瞧吗？”与往常一样，她对老朋友的成就感到高兴，但这掩藏了她未能在蛋白质领域拔得头筹的失望。她未曾公开说及这一点，只是戴维·塞伊尔（David Sayre）说及的一件小事暗示了她曾经有过多么真切的痛苦。
有一天，出于某种原因，她和我都要去剑桥，于是我开着我们的1932奥斯汀（Austin）7型车送她。回来的路上我说起，她并未把所有时间花在胰岛素上，而是两面出击，研究了碘化胆固醇和青霉素——那时候B12还没有出来——每次她都使科学朝着蛋白质的目标前进一大步，我对此非常尊敬。她怒气冲冲地提醒我，在1939年，贝尔纳就曾经简单计算过一个效应，即重原子对蛋白质衍射图样能产生足够影响，从而使定相成为可能。她以激动得发抖的声音告诉我，我是如何大错特错。我想这其中的暗示是，她做的那些事是一个错误。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多萝西显露出极为强烈的不愉快情绪。血红蛋白和肌球蛋白的成功已经在望，而她来得迟了，我想这使她很伤心。
如果多萝西真的认为她的成功是屈居第二的，那么她是唯一这样认为的人。对她的成就的承认继续源源不绝而来。1955年，牛津大学将她提升为X射线晶体学高级讲师。这一任命不仅以1650镑的薪水使她的收入得到了迫切需要的增长，还将她的学院授课时间限制在每周6小时以内，使她有更多时间做研究。几年后，包括多萝西和鲍威尔的小组在内的化学晶体学实验室终于迁出博物馆，搬到无机化学实验室新的扩建部分的底楼。
下一年，皇家学会授予她皇家勋章，这是女性首次获得学会的最高荣誉。表彰声明将她在B12上的研究称为“本领域迄今完成的最优美、最复杂的分析”。她的父母这时身体都越来越弱，不能指望去看她在1956年11月30日领受勋章。但多萝西安排了舒适的交通和住处，至少使她的母亲——最早鼓励她的人——能够到场。如同茉莉·克劳福特后来写信说到的，这对双亲来说都意义非凡。
能到伦敦去看你接受勋章，真是好极了，而且由于你的努力，这次旅程并不像我预期的那么累。到处都有人开车送我、照顾我，使我轻松多了。
爸爸对我去感到非常高兴……他说他几乎相信自己能去——我回来时，我们都感到高兴极了。
几个月后，茉莉·克劳福特去世了，享年八十岁。她在女儿伊莉莎白的帮助下坚持工作到人生的最后一刻，研究盎格鲁－撒克逊的陪葬品、死海古卷出土地点洞穴中发现的织物和有关中东手工业的书籍。她的丈夫心脏正衰弱下去，比她多活了一年。
这时，多萝西和她的亲人还经历了另一桩家庭变故，不过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变故。多萝西的第二个妹妹琼的充满艰辛的婚姻终于结束了，这对家中的其他人来说都是一个解脱。茉莉·克劳福特从一开始就心怀疑虑，她在1937年这桩婚姻结成的时候写信给多萝西说：“我想前景有点黯淡。”琼在找工作，寻找可以与5个孩子一同居住的廉价房屋。多萝西尽管开始喜欢上保德山庄，但仍觉得每天进城回家不方便，特别是在托马斯不在家的时候。她越来越希望能够出去旅行，包括独自的和与托马斯一起的。琼希望能够保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因为她知道孩子们回家时不会面对一间空屋。
姐妹俩决定一同在牛津找房子。多萝西买下了牛津北部伍德斯托克路94号一幢庞大的维多利亚式房屋的租约的末期。（共同租房的想法可能是托马斯提出的，他此前就建议他的表妹玛丽·詹姆士（Mary Jameson），带着4个孩子的单亲妈妈，说她可考虑来与多萝西同住。）
两家人于1957年搬进这幢房子。琼在阿什莫利恩博物馆找到工作，一直做了22年。又一次，多萝西可以步行到实验室，并可到海外旅行，因为琼会照看家里。两个最大的孩子都已上了大学——路克于1956年10月到贝列尔学院学数学，朱莉安则追随姨妈们的脚步上了萨默维尔。.尼科莱特（Nicolette）与伊莉莎白一同在牛津高中，塞巴斯蒂安（Sebastian）和托比已经在附近的德拉贡学校。最小的两个，苏珊娜（Susanna）和维多利亚（Victoria），则上本地的走读学校。
自此以后，许多朋友和科学界的同事写过来这里做客的事。不仅是8个孩子和他们的朋友，多萝西或托马斯邀请的学生和来自海外的其他访客也经常在此逗留。大厅里有一块蒙着绿色毛呢的板子，上面钉着交叉的布条，就像寄宿房屋那样，用来放暂住在此的人当天的信件。有个老笑话是，当托马斯跟新相识的人说到无话可说的程度时，他要请他们吃饭。在家时，他会煮很多美味的食物，主宰着饭桌上的谈话，直到在椅子上睡着。多萝西则安静地坐着，眼中带着心不在焉的神色，想着最新的结构问题。但客人们感觉舒适与否总是她最关心的事。
人们会注意到，多萝西多么善于在操心她的工作的同时，也很操心客人的房间里是否放好了鲜花、有干净的床单这种事。
伊迪丝现在已经很老了，她和朋友爱丽丝仍然负责做午饭、收拾房子，但琼负责管理大多数家事。每个人都有责任：琼、伊莉莎白和托比早上最先起床，安排早饭。洗碗等家务杂事有一个严格的值班表。伊莉莎白记得极少发生争执。
多萝西习惯在我们吃早饭时走进房间，给我梳头，琼反对说这太脏了。我还记得多西（Dossie）跑出去在花园里哭泣，我跑出来安慰她，琼也来了。于是她说：“我没法为她做太多事，所以我想能做这个。”那时我大概十六七岁。
自从搬到伍德斯托克加路，一位经常来拜访的朋友是安娜·达文（Anna Davin），她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作家唐·达文（Dan Davin）和妻子温妮（Winnie）的女儿。1958年，当时是路克的女朋友的她，曾与霍奇金一家一起到奥地利渡暑假。回到学校准备奖学金考试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与路克决定尽快结婚，安娜将放弃上大学——尽管她的成绩非常好。当时托马斯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做三个月的访问研究，因此多萝西只能通过写信告知他这个消息。
他们希望在圣诞节结婚。我内心深处可能不很希望这样，并感觉很堕落……琼只说“亲爱的小家伙们，真是好极了，当然，他们可以住在小屋里。我们还没把它租出去，多幸运……”看起来很不错，很简单、平常。
午夜，醒着躺在床上，我突然想到——如果我明年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报纸大字标题就会是“老祖母获得诺贝尔奖”，忍不住突然傻笑起来。
事情的发展对多萝西的自由主义原则的考验达到极致。她公开表示信奉自由恋爱，这使她不能责备所发现的事，特别是在安娜多多少少住在她家的情况下。同时，安娜父母因此事对她的教育前景造成的打击而失望，她也很难对这失望无动于衷。最糟糕的是她自己的婆婆的苦恼，婆婆“总是在哭”，使多萝西希望自己没告诉她才好。婚礼很快安排好了，托马斯为此从加拿大回来，怀孕的事尽可能保密。路克和安娜，以及后来出生的孩子多米尼克（Dominic），住在了94号的花园小屋里。
霍奇金一家完全不像当时牛津的典型学者家庭。客人们发现这里完全不在乎传统，大多数人都会感觉松一口气，但这有时也会把事情搞糟：多萝西有一次曾对来吃饭的莱纳斯·鲍林和其他客人说，她要从伦敦机场出发去与托马斯会面，留下他们自己在厨师的照顾下吃饭。伊莉莎白逐渐意识到，她的父母广阔的眼界如何让他们与众不同。
我感到我们并未处在牛津的社会中。我后来听到人们谈论牛津社会，而我们并非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属于一个国际晶体学社会，一个国际非洲社会。但我们不属于那种高级的、学院、知识分子的社会，没有高桌上的宴会和伟大的牛津家庭。我们从来没有“你请了一次客，我们也要请回你”之类的事情，款待是随意不拘的，你从来不想别人会款待你来还人情。
如果多萝西不是牛津“社会”的一部分，她和她的家庭无疑是牛津的风景的一部分，她无意做出改变。但情形似乎是，如果她想要一个更高的地位，可能必须如此。到1960年，已有许多大学问她是否愿接受教授职位。当一个新的机会到来时，她严肃地考虑了利兹大学的一项邀约，利兹过去在晶体学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沃尔夫森（Wolfson）勋爵向皇家学会捐了一笔款子，资助一个教授职位，任何科学学科均可，获得资助者可免予教学任务，专心进研究。这一资助提供每年3000镑的薪水，并有每年5000镑用于雇用研究助手、支付其它实验室开支，可以在任何大学。多萝西的名字直接列在名单的首位。早在1960年5月，她就从时任皇家学会副会长的凯瑟琳·朗斯代尔那里听到消息：
这都只是初步地说，我多么高兴你被一致同意选为第一位沃尔夫森教授，如果你愿意接受……皇家学会能够以这样一种团结一致的方式进行这样明智的判断，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当邀约正式到来时，托马斯正在加纳。多萝西不愿未与他商量就接受，便努力通过电话联系他。找他花了一段时间，但多萝西一直没挂断电话，直到找到他。通话结束时，接线生说：“天啊，怎么为了一个椅子这么麻烦！现在你接受它了，希望你觉得舒服。”（教授的职位称为chair，此词也有椅子之意，接线生大概以为多萝西等人在电话里谈论的是一把椅子。——译注）
牛津大学对多萝西的此项任命的反应是令人意外的冷淡。尽管现在大学里有许多皇家学会研究教授——不久前仅动物学教授就有5位——多萝西是牛津的第一个，全国第二个。（另一个是她丈夫的表兄，剑桥的艾伦·霍奇金（Alan Hodgkin））。但文件表明，牛津大学把容纳这样一位杰出人物更多地当成一个问题而非一种优待，正如教务主任写给董事会副主席的信中所说：
接下来，我想，霍奇金夫人……将被允许继续使用化学晶体学实验室的设备……很清楚，这是一个令人困恼的新问题：ICL被认为太小了，而且其中一项计划……将把化学晶体学家赶到别处去，也不能使这个问题变得容易些。
（牛津）大学官员们知道，帝国理工学院的帕特里克·布莱克特（Patrick Blackett）教授已向多萝西提出，如果她希望把这个教职带到伦敦，他可以在他全新的物理楼里给她7000平方英尺的地方。她表示更愿意待在牛津，但她的忠诚并未给她带来什么好处。
几天后，大学的执行机构“七日理事会”对此事进行辩论，结论是“不应对皇家学会的一项早期声明提出反对”。会议报告表明，多萝西的研究工作的运算需求，是大学向大学拨款委员会申请资金购买计算机取代两年前安装的水星计算机的“主要因素”。（这或许也反映了她在起初建立计算机实验室中的核心角色。）然后，这一声明又被搁置了10天才公布，其间无机化学实验室的负责人西里尔·欣谢尔伍德安抚鲍威尔对多萝西的研究小组可能的增长产生的焦虑情绪。他最终报告说，鲍威尔和多萝西同意暂时“保持原样”，再作长远打算。接纳皇家学会任命的教授的决定终于公布。这份决定明确表示，无机化学教授并无义务向沃尔夫森教授提供设备。
另一个考验管理层的问题是霍奇金夫人的“身份”。人们认为，一旦她不复在大学的工资名册中，她便失去了大学内的一切权力。一份给教务主任的短信上这样写道：
她……现在仅是一名高级讲师，受负责ICL的教授的指导进行工作。她辞职（辞去高级讲师之职）后，就不再有任何正式身份……但是或许她的个人地位已经达到这样一种地步，使得学校不必在规章中制定一个正式条款（明确表示出她所不享受的权利——译注）。
她最终被授予教授头衔，尽管这意味着她对空间和设备的权利模糊不清。问题比表面上看来更严重。董事会欢迎皇家学会的任命，也欢迎多萝西留在牛津，但对她此后是否还有权免费使用大学的计算机服务提出怀疑，当时她每年要用1000个机时左右（名义上的费用是每小时40镑）。董事会将此问题交给财政常委会考虑。大约两个月后，委员会作出了对她有利的决定，设了1000小时的上限。多萝西写信给委员会表示感谢，以特有的方式轻描淡写地补充说，“如果不是这样，我将感到非常难过。”
沃尔夫森教授职位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合适多萝西。这使她有一份优越的收入，除了负责自己的研究小组，别无教学或管理责任。有一笔定期的资金使她可以随自己的喜好招募研究助手、文书和技术服务人员。这使她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与托马斯共度更多时光，不管他要到哪里去参加各种活动。这使她可以独立于牛津大学的职业生涯得以提升或停止的正常体系。这适合她不愿耍手腕、不愿扩大势力的脾气。尽管也有一些缺点：在做出一些可能影响到她的决策时，她存在被撇在局外的风险。但如果牛津的管理者坚持认为她（在牛津）的地位“尚不确定”，其它地方却会以最高的荣誉来肯定她。
第一章 “这是个有点吵闹的童年”
第二章 你不明白吗，我得知道！
第三章 “我在剑桥的年月充满了新发现”
第四章 “如果全都不对，那就再对也没有了”
第五章 “在寻找蛋白质的真相时，没有人是无关紧要的”
第六章 “所有这些关于青霉素的吵闹……”
《为世界而生——霍奇金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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