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思科学》电子杂志
2004年第5期
2004年12月15日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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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海蓝月]兵临城下
纪念多萝西·霍奇金
[王艳红]《为世界而生》译后记
[顾孝诚]怀念Dorothy Hodg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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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南]两个基因组的故事
[石青]霍比特人在印尼
[春上莱茵早]猫狗大战
[佳肴]厚甲铸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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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
[萧楠]冰封的地球
[萧楠]星际旅行的发动机
一、核动力发动机
二、星际冲压发动机
[卢昌海]Transporter:生命传输机
译述
[卡尔·萨根]二十世纪
[C.Zimmer]向着语言前进
[S.Battersby]碳氢之星土卫六
[G.Ferry]多萝西·霍奇金传(五)
观点
[石青]最可怕的东西
博物
[佳肴]单爪龙
[蒋澈]松山上的昆虫和植物
历史
[方舟子]进化·达尔文之前(三)
辨伪
[方舟子]记忆岂能移植?
书评
[R.Baum]科学以及敬畏的本质
幽默
[桔梗]攻克疟疾：瞄准替代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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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霍奇金传
第五章 “在寻找蛋白质的真相时，
没有人是无关紧要的”
 Georgina Ferry
王艳红 杜磊 译
蛋白质和怀孕，1938~1939
1938年初，蛋白质已经成为多萝西的实验室的工作重点。除了胰岛素和乳球蛋白，她还开始给一种消化酶——溶菌酶拍照片，尽管成功的希望不大。她还与贝尔纳实验室的范库肯一起测量一种植物蛋白质——烟草种子球蛋白的分子量。当时人们尝试拍摄单晶X射线照片的7种蛋白质中，多萝西的实验室研究了4种，她还密切参与了第5种——胃蛋白酶的研究。自从首次看到胰岛素晶体反射图样那激动人心的一刻，她相信自己有机会成为首先解决一种——甚至是所有——蛋白质结构的人之一。
以二十世纪末的角度来看，很难意识到当时蛋白质结构问题的挑战。在公众的想象中，蛋白质研究被1953年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发现DNA结构以及此后遗传密码的发现所掩盖了。但在1938年，没有人知道基因是由DNA组成的，更不用说只需要由4个字母构成的DNA字母表产生的简单编码序列，就能制造出在生物界中起作用数以千计的蛋白质。另一方面，蛋白质是有生命的、活动着的生物体的关键组件。它们不仅形成了机体的结构，还以酶的形式作为重要角色参与保持机体活动的成千上万种化学反应。
蛋白质的元件——约二十种氨基酸，在所有蛋白质中普遍存在。每一种蛋白质中，这些元件以不同的比例混合连成长链，好像不同色彩的珠子穿成的项链。但这些长链如何像斯韦德伯格的超离心实验和早期的X射线照片所显示的那样，折叠成三维分子？是否存在一个一般模型，还是每种蛋白质各不相同？甚至直到一种蛋白质的结构已经解决，这些问题还没有答案。但通过X射线结晶学来解决蛋白质结构是一件艰巨的任务。一张好照片上有着数以千计的反射点，每个分子里有成百甚至数千个原子，以当时的方法进行推导，把原子一个一个确定所需的计算量实实在在地要许多年才能完成。而且，如果没有一种可靠的方法设定反射影像的相位，这种计算甚至根本无法开始。
从令人眼花缭乱的蛋白质中理出某种头绪，成了一群人数虽少但水平极高的研究人员的目标。蛋白质结构是他们的珠穆朗玛峰，晶体学是他们到达峰顶的手段。他们知道需要很长的时间，却不知道到底是多长；在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到达自己研究领域的峰顶之前，真正的珠峰已经被人类征服了。
从她最初对胰岛素研究所取得的成功开始，或许甚至是从早先对胃蛋白酶的研究开始，多萝西将一生都花在了攀登这座高峰上。尽管环境迫使她偶然离开这条艰难的道路绕道而行——在世人看来，绕道带来的成功只增加了她的声望——她的心永远放在解决蛋白质结构的目标上。
其他人也开始了同样的征途。贝尔纳现在几乎不做实验室工作，但在大家讨论多萝西和其他人的研究结果的意义时，他仍然是领导者。1936年，一位年轻的奥地利人马克思·佩鲁茨（Max Perutz）加入了他在剑桥的实验室学习晶体学，希望能将之应用于生物学问题。一年后他有了自己需要研究的蛋白质：在红细胞中负责输氧并将氧释放给机体组织的血红蛋白。它形成美丽的红色晶体，他很快拍出了一系列X射线照片——但作为一个分子量64,500的分子，它比胰岛素分子还要大几倍，每个分子里有数以千计的原子。贝尔纳离开之后，佩鲁茨仍待在剑桥，并将接下来的二十年都花在了寻找血红蛋白的结构上。
利兹的布尔·阿斯特伯里（Bull Astbury）是蛋白质X射线晶体学的先驱之一，研究蛋白纤维——如构成羊毛和头发的角蛋白——已经有许多年。纤维有着充足的内部组织来衍射X射线，但在底片上产生的图样是条纹和模糊斑点，而不是单晶产生的清晰斑点。由纤维图片不能推导出单个原子的位置，但有可能提供有关分子总体形状的某种信息，帮助建立分子模型。阿斯特伯里提出，蛋白质中包含缠绕成螺丝或螺旋形状的氨基酸链，并对他的角蛋白照片作出解释，提出每一个回旋的高度是5.1埃（1埃是一百百分之一毫米）。有许多年，这项观察成为有关蛋白质可能结构的讨论的主要约束条件。
英国所有的蛋白质结构研究都由这个组织严密的群体进行，其学术血缘可直接追溯到皇家研究院里老布拉格的实验室。他的儿子劳伦斯·布拉格于1939年继卢瑟福之后成为剑桥的卡文迪什教授，紧密参与到佩鲁茨和他的朋友们有关蛋白质结构的研究中。他们频繁进行大量通信，在会议和各人的实验室里会面。1937年，另一个重要人物出场了，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令人敬畏的莱纳斯·鲍林。对于分子中将原子联系起来的化学键，没有人比鲍林知道得更多了。1929年，他抢在布拉格父子前头发表了一套此后很快被称为“鲍林规则”的体系，阐明了矿物质中带正电和带负电的原子的相对排列方式，为确定其结构缩小了可能的选择范围。他读了阿斯特伯里的论文，开始思考5.1埃的螺旋结构，但没有立刻得出答案。因此，他与助手罗伯特·科里开始对单个的氨基酸进行晶体学研究，希望通过了解蛋白质元件能够为解决蛋白质结构的总体问题带来某种启发。科里弄清楚了二酮哌嗪（环缩二氨酸）的结构。这是一种由两个氨基酸组成的小分子，正是多萝西原先给丹尼斯·赖利（Dennis Riley）安排的研究课题。
所有这些研究者的实验证据出来得很慢，但对于蛋白质可能结构的猜测和讨论非常多。参与讨论的人中，有一个著名人物是多萝西·林奇，她是多萝西·克劳福特在萨默维尔念本科时的数学导师。这个聪明、热情、大胆、斗志旺盛的年轻女子，和与她同名而年纪更小的那个人形成鲜明对照，她们两人进行了数十年一边倒的、糟糕的科学合作。多萝西·克劳福特无法阻止她曾经尊敬的导师把天才浪费在追寻一个徒劳无益的想法上。最近的研究，特别在美国的研究，曾试图重新把林奇塑造为蛋白质结构领域一位被遗忘、被男性体系所压制的英雄。但多萝西本人从未接受这种观点。而且，看一看两个多萝西不同的工作方式，也很难相信她怎么可能接受这种观点。
林奇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剑桥，她以该年度数学专业第一的成绩毕业，发表了许多受到称赞的经典数学论文。她还对哲学有兴趣，在剑桥时曾进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伯特兰·罗素等人的圈子。她分别从伦敦和牛津得到科学博士学位，并且是牛津第一位获此荣誉的女性。多萝西最初认识她时，她是一个“快乐、热情、爱冒险、勇敢面对不幸、非常善良”的人。
她早年的光辉所带来的成功希望消退了，原因既有个人不幸，也有自己的错误判断。其中最主要的，是她决定决定要在蛋白质结构领域立身扬名。正是这个决定，加上她并不真正理解化学或生物学，最终使她失败，并给她与比她更年轻的多萝西的友谊带来了很大压力。
30年代晚期，多萝西·克劳福特已经对多萝西·林奇相当熟悉，并很喜欢她。她通过玛杰里·弗莱知道了林奇个人生活方面的一些困扰：她与牛津物理学家约翰·尼科尔森（John Nicholson）的婚姻，他的酗酒，他们的离婚，独自抚养女儿帕梅拉（Pamela）。她还通过贝尔纳知道林奇是一个善于创新的思想者，渴望将她的数学和逻辑才能解决生物学问题。林奇是松散组织“生物理论集会”的发起人之一，这个组织在1932至1937年间每年聚会一两次，努力想为理解生物系统建立一个物理化学基础。其他发起成员包括贝尔纳，伦敦的科学哲学家J·H·伍杰（J.H.Woodger），康拉德·沃丁顿和李约瑟。多萝西·克劳福特于1935年参加了一次会议，她在会上还遇见了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会议提出的计划中有一项是建立一个多学科研究所，多萝西得到在其中的“重要生物化学物质的晶体物理学”部门担任“工头”（chef de travaux）的机会，该部门的负责人是贝尔纳。但他们为此工程筹集一大笔资金的努力彻底失败了。
林奇并未受过生物学或化学的正规教育，但她得到了许多院士职位和资金，使她得以摆脱在牛津的教学责任，到欧洲大陆的各个实验室去访问，学习最新的进展。1935年她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研究资金，每年500镑，为期5年。基金会自然科学分部的负责人沃伦·韦沃（Warren Weaver）致力于支持生物学的数学、物理和化学基础的研究。林奇从数学方面对染色体收缩做了一些研究，使他认为她是值得支持的。几乎同时，她开始了一项新工程：为蛋白质结构研究建立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
起初她的想法与其它许多想法一样被人们认真地对待。由于没有什么新的证据出现，贝尔纳、多萝西和朋友们都自由地推测多肽链如何组织成三维的蛋白质分子，用球棍模型尝试各种可能的方案。林奇接受了贝尔纳提出的一种可能的“环链”模型，这是多肽链中的一种键，可使肽链弯曲成六角形，并将六角形连成林奇称之为“蛋白质编织结构”的薄片。她于1936年3月首次《自然》上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她提出了一种假设，认为“化学构成大不相同的蛋白质之间，存在一种通用的样式，这表明氨基酸残基排列方式的一种简单通用方式，是蛋白质的一般特征。”
一年后她进一步描述了她的二维环链编织结构如何能够弯曲形成三维的“笼子”，提出球状蛋白即是这种笼状结构。这一设想在纸面上看起来很好——可能太好了——最初研究的几种蛋白质的分子量似乎正好与她的理论所要求的氨基酸残基数量吻合。此外，胃蛋白酶和胰岛素研究也似乎表明，蛋白质分子是高度对称的，正如她的理论所要求的。
起初大家都很高兴看到这样优美的一项研究。贝尔纳给林奇写了一封非常友善的信，说她看到在《自然》上的论文样稿，认为这一理论“非常出色，甚至在语气上过于保守了”。但尽管一个优美的理论在数学家或哲学家的世界里仅凭自身就能存在，在自然科学的世界里却要经受严格的实践考验。一两年后，新的证据开始动摇环链理论的根基。乳球蛋白、血红蛋白和胰凝乳蛋白酶（马克思·佩鲁茨在剑桥研究的另一种蛋白质）并不像以前的蛋白质那样具有高度对称性。分子量也不再与蛋白质编织结构所需要的氨基数残基数目相吻合。事实上，人们发现蛋白质的花样如此之多，一个结构理论不太可能涵盖所有种类。纯化学的方面也存在疑问，即环链理论中的链的强度是否能将分子保持稳定结构。
但多萝西·林奇没有——显然是不能——放弃。她坚决相信数学一定会最终获得成功，继续一篇又一篇地发表论文。她选择了胰岛素——多萝西·克劳福特（研究）的胰岛素——作为检验其理论成功或失败的分子。1937年6月，林奇开始发表她自己对于胰岛素结构的理论，证明——她自己是这么认为的——环链笼状结构与多萝西的实验结果完全吻合。这就让多萝西的处境很为难：她从未接受过环链理论，但她必须将自己对朋友的忠诚与作为科学家的正直协调起来。她对托马斯说，这一冲突扰乱了她惯常的宁静。1938年她写信谈到林奇组织的一次蛋白质讨论会时评论说“我非常生气、非常愚蠢，表现糟糕之极”。
多萝西的问题并非是她已接受了某个其它的理论，例如贝尔纳关于蛋白质链在球状分子中折叠成平行层面的设想。她对自己建立一套理论的兴趣也不高。作为一个尽职的实验学家，她认为，任何对结构的猜想，都不如进行更多观测来得重要。她非常确信，只要有时间、进行大量的勤奋工作，正确的结论一定会出现的。
另一方面，林奇既无实验室，也从不进行实验研究。但她也认识到，为了检验她的理论，必须得到一些实验数据。她起初尝试把丹尼斯·赖利收纳帐下作为自己的实验员。赖利回忆说，尝试的方式是“茶和雪利酒”（传统的牛津方式）。
她发现了我是一个初露头角的研究者，建议我离开一个多萝西去投靠另一个，并允诺给我一笔资金，与她一同——勿宁说是为她吧——进行研究。当我拒绝时，她提出无论如何希望能得到我关于蛋白质晶体的实验数据——在我自己尝试去解释这些数据之前。我运用了一点外交手段，总算是支吾搪塞过去了……多萝西·克劳福特对此觉得大为好笑，但是如与往常一样，让我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
延揽赖利失败，林奇开始向多萝西本人施加压力。林奇关于胰岛素的论文仅仅是以多萝西对自己的实验结果发表的分析为基础的。为了进一步研究，她确定自己需要多萝西的数据，作为她刚发表在《皇家学会通报》上的那篇重要论文的基础的原始观察结果。原始数据由X射线照片中反射图样的强度数据表组成，通常是不发表的。但面对直截了当的要求，多萝西感到无法拒绝，尽管她尽可能地拖延得久一点。
亲爱的多特*（写于1938年10月）
很抱歉拖了这么久，但我一直以来实在没有空……我从未觉得这非常重要，因为原始的X射线强度数据是任意值，只是帕特森峰的相对强度……有什么意义……不过还是把它给你，这是我在BA（英国科学促进会）会议之前作清理时发现的。
*（多萝西·林奇自己的签名总是多萝西或希腊字母德尔塔。但所有的英国晶体学家都爱称她为多特（Dot）。尽管多萝西·克劳福特并不喜欢自己的名字被缩略成这样，但在她看来多萝西·林奇似乎从未在意过。林奇一直放任这种情况，直到1946年她在一封信的附言中清楚地说：“我们能不能不要说多特？”）
林奇似乎没有意识到，她以这种方式索要别人辛苦得来的数据，未免太不识相了。相反，从此她似乎把多萝西当成了合作伙伴，每组新数据出来时都要一份。于多萝西本人而言，她许久以来就认为环链模型没有什么用处，并开始公开表达这种看法。在她为自己的帕特森图给皇家学会写的论文里，她说：
计算出的图样看起来与环链或其它关于球状蛋白的链结构都没有直接联系。环链结构在帕特森合成（法）中应当出现更多的峰，实际上并没有。
她还说，尽管环链理论可以解释分子那令人吃惊的三维对称性，但“这一事实是否表明进一步发展此观点是正确的，尚值得怀疑”。这时林奇应当认识到，该放弃环链了，或至少把它们搁置起来，等待新的证据出现。1938年初，她实现了一个宿愿，在美国当面把自己的想法讲给莱纳斯·鲍林听。他一点一点地推翻了这个理论，指出了她的观点中的逻辑错误和科学错误。她所吸引到的公众注意力也使他恼火，有一家美国报纸称她为“女爱因斯坦”。在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报告中，他对林奇的理论下了非常不赞成的结论，从而断绝了她继续获得资助的可能性。
林奇对批评的反应非常糟糕。她于化学掌握得并不好，不足以令人信服地驳倒反对意见。她退一步认为蛋白质是一个例外、可以不服从在有机化学中占优势地位的规则。她这样继续坚持下去。拿到多萝西的帕特森图，她计算出如果胰岛素分子的确呈笼状，反射图样应该是什么样子。她有一个重要的盟友：备受尊敬的美国物理学家欧文·朗缪尔非常认真地看待她的理论。他们一同在几份杂志上发表论文，通过把环链图与多萝西的数据对比，声称这证明了胰岛素分子的笼状结构。她耀武扬威地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信：“令人吃惊的奇迹发生了。”
晶体学家们并没有被说服。1938年底，英国和欧洲的蛋白质学家在皇家学会参加了一个由威廉·布拉格爵士组织的会议，讨论最新进展。林奇在其中有一席之地，但她作为这个群体之一员的身份越来越淡了。在会议前不久，贝尔纳定期与多萝西联系，收集证据来支持另一个理论。多萝西告诉托马斯说：
阿哲打来了电话——说了许多关于蛋白质的最新理论，并要我提供更多数据和计算。他的想法听起来很不错，使我觉得到会议开始时会有什么东西出来澄清一切。现在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对付任何事情……
……关于蛋白质的谈话让我太兴奋了，结果星期五晚上没有睡好，星期六早晨醒来时的状态很糟糕，不适合进行任何计算工作。在多次无力地尝试做点什么之后，我出去买了一个指甲刷、一管葡萄糖酸钙和一本一先令六便士的侦探小说……
阿哲出现了……我们一整个上午都在讨论他的理论。它们的确很好，我想值得深入研究，但还很不完善，有许多非常棘手的地方……我实在对蛋白质会议有点担心。丹尼斯星期一看到了多特，说她很有要作战的样子，但我现在一点也不想参与一场混战！还有……想到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我都开始怀疑我到底能不能对付得了所有的事。
实际上那天情形不错。多萝西告诉托马斯说，尽管极端片面，“多特的文章……并不像本来可能的那样糟糕”。她和贝尔纳在自己的讲演中都没有直接攻击环链理论。林奇被邀请参加一个气氛很好的盛大午餐会，多萝西和贝尔纳都参加了，还有阿斯特伯里和范库肯等朋友。但是这次皇家学会会议几乎是林奇所得到的最后一次亲自向以前的朋友和同事们介绍她的思想的机会。下面一个月，朗缪尔在伦敦的物理学会会议上捍卫环链理论。多萝西当时马上要生第一个孩子，回到了格尔斯顿，但她仍通过信件与贝尔纳保持联系。
丹尼斯·赖利给我写了一份很长的关于蛋白质会议的报告——我实在对这局面感到迷惑，为什么朗缪尔、多特和内维尔（Neville ，数学家，林奇终生的朋友)会这样被蒙蔽。我很高兴你在给《自然》写文章，还有布拉格也是。
确实，《自然》的通信在1939年初清楚地表现了对林奇的环链理论的反对。典型地，贝尔纳又是领头者。
这一方法确实并不新……新意在于使用特定的附加假设并将它们用于案例分析，而在案例的情形中，这些假设的可靠性非常值得怀疑……林奇博士设想的环链结构的矢量图，与克劳福特小姐通过她的观测得出的图并无相似之处。……可以清楚地说，环链假设推导出的散射中心模型，完全与胰岛素的X射线证据不符合。……如果能够唤起人们对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合作、集中研究蛋白分子结构的注意，这一尝试引起的讨论便不至于浪费。
令人敬畏的劳伦斯·布拉格清楚地觉得，林奇在他所开创的这一领域的努力，可能给它带来不好的名声。他本人也在同一期杂志上就这一争论发表了意见。
蛋白质分子，例如克劳福特给出了其帕特森图的胰岛素，……远远超出了任何已被X射线研究过的东西。解释简单分子帕特森图时所经历的困难警示我们，以胰岛素图为基础作出结论，必须非常谨慎……对一个假设的详细模型的确定性作出……夸大的断言，目前很可能只会损坏在确定基础上分析简单结构的耐心工作带的信用。
范库肯、赖利和其他几个人参与反对林奇和环链理论。她每次都反击，说那是因为多萝西的数据太不完整，所以无法确定环链模型是否与之不相容。多萝西本人没有公然参与任何这类攻击。直接对抗不是她的风格——可能更中肯的是，在局面发展到紧要关头时，她的精力都被刚刚出生的孩子占据了。但鉴于这场风波持续了好几个月，她向托马斯提出，也许她应该尝试更巧妙的方法。
多特·林奇又给《自然》写了一封粗鲁的信，说到我们所有的人；阿哲送去了一个简短回答，努力想结束争论。我在想，如果我亲自写信给她，是否会有点用处——写一封很可爱的信，开头是“我亲爱的多特”云云。
她确实写了，尽管这封信没有保留下来，林奇的回信却保留了下来。她那时已经离开了牛津相对稳定和熟悉的基业，迁到了美国，原因是与德国的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她带着年幼的女儿继续待在英国的话太危险了。孤立而脆弱的她，在信中流露了她将晶体学家的反对看成对自己的人身攻击，这种想法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最亲爱的多萝西：
接到你的信真是高兴……
关于争论和辩论……亲爱的，我没有辩论。我只是要找出蛋白质结构的真面目。因此我试图解释你的数据。有关这一点以及我的工作的错误说法必须得到纠正。德斯蒙德等人当然不是唯一的攻击者，因为如我所预料的，你向我指出了有机化学家当然还有其他人抱着传统观念不放，即使面对物理学家、X射线学家及数学家清楚的陈述和推论也是如此。我们的染色体原因当然不会使别人减弱攻击我们的意愿，尽管从我去年春天在伊萨卡与鲍林（等着看他将在JACS上作的表演）在一起时他对德斯蒙德的毁谤言论看来，他是惯于辩论的，看不到离开他自己的领域来重复反对我的观点对他来说是多么的浪费时间，对于这些反对我早已作出了回应，特别是在没有提出什么令人满意的东西来替代这些观点的时候……我当然很高兴与你合作，对你关于湿态胰岛素的结果非常有兴趣，如果能得到它们的话会非常愉快……
她在附言中说：“那么，有什么冲突吗？我没有看到。”
鲍林的“表演”是与化学家卡尔·尼曼（Carl Niemann）合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一个月后的《美国化学学会杂志》（JACS）上。鲍林一如既往地直率，回应了其他人关于X射线证据的关注，还从他在化学键长度、原子间距离和维持分子所需的能量方面超人的学识出发进行了辩论。
我们……得出结论认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假设，相反，存在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环链形式的化学键在任何蛋白质中都不存在。
他有意地避免在抨击中牵连到多萝西·克劳福特，说她绘制胰岛素帕特森图的努力“很有趣”，并显著提到“克劳福特以明智的方式讨论了这些图表，并指出……X射线数据……不可能确定单个原子的位置。”
鲍林抨击林奇时，正是她格外脆弱的时候。她当时多少已经认输，对洛克菲勒基金会承认她对胰岛素的结论尚不成熟，并告诉沃伦·韦沃她将放弃蛋白质研究。她处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需要工作，需要研究资金。
但一如她的性格，她不会任凭他批驳自己珍爱的理论而不加反击。她坚持要有回应的权利，纠缠JACS的编辑，直到他给她版面。但她的辩驳基本上只是说她不同意鲍林的分析。她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却仍然坚持着一个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的观点。尽管她成功地获得了学术职位，先是在马里兰州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然后是在马萨诸塞州阿姆赫斯特（Amherst）的史密斯和芒特·霍利奥克（Smith and Mount Holyoake）学院，但她仍渴望作为英国蛋白质化学家中的一员。那年夏天多萝西·霍奇金开始对胰岛素进行一系列新的观测，这次是将晶体保持在湿态。照片质量大有提高，反射图样多出了许多，延展到了显示出足够小空隙的位置，这些空隙小到有可能是单个分子中原子的间隙。林奇一得知这项研究，就开始连珠炮似地向多萝西索要数据。
多萝西提出保持联系，定期写信告诉她自己的进展。但她拒绝了林奇索要数据要求，寻找不给她数据的借口。例如，1940年4月她写道：
我目前的许多照片非常漂亮……我正在非常谨慎地处理它处，大多数反射图样都要观察两遍，而这些反射数以百计（至少有2、3千），有时想到我的级数会是什么样，就喘不过气来……把我去年用的强度表寄给你会是愚蠢的——现在的数据可靠得多。但我不认为能在夏天结束之前能把它们收集完。
有一年多的时间，林奇通过所有可能的机会向她施压，索要数据。1941年8月，她的拒绝越发地直率了。在同一封信的开头她为自己在一篇评论文章里歪曲了林奇的理论的某些细节而道歉，但后悔之意十分有限。
误解了你的意思，我真是太抱歉了，不过坦白地说，我并不认为你对戴斯蒙德的理论的批评有什么重要……现在这些事我都不操心，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争的。有一些事情让我很高兴——俄国参战，我快要生另一个孩子了，两天前我完成了对新的湿态胰岛素数据的第一批计算，发现了一个5埃的峰。
我现在非常希望我们能从湿态胰岛素数据中得出一点什么，带来一些使我们大大接近原子尺寸的信息。但恐怕我现在还不打算把我的强度数据交给任何人……在我们继续工作期间，我在做初步运算——但在相当确信之前我不会透露任何东西。
最终她还是不情愿地寄来了一些数据，但那时除了多萝西·林奇之外，在所有其他人看来环链理论都已经完全死亡了。林奇继续顽固地沿着这条路走到50年代，其间不仅经常向多萝西索要数据，还要多萝西努力从其他人如马克思·佩鲁茨那里为她搞到数据，当时佩鲁茨正在慢慢地接近血红蛋白结构的答案。多萝西显然不会这样做。她的通信减少了。她1947年首次访问美国，与林奇再度见面时，她避免谈到蛋白质。
1950年，林奇深爱的第二任丈夫，阿姆赫斯特的植物学教授奥托·格拉泽（Otto Glaser）在久病之后去世了。多萝西的吊唁触发了她们新一轮的通信。林奇开始重复她听到的一个谣言，即多萝西认为她曾经“窃取”了她未发表的数据。多萝西一度竭力向林奇解释她过去为何不愿意帮助她。
你曾经因我对胰岛素的态度感到不快，我非常抱歉。我向你保证，我一点都没有不信任你，也不认为把数据给你并非完全出自我的意愿。
起初我的确并非很愿意把它们拿出来。我认为这是我人格的一个缺点，但是一个或许可以理解的缺点。当时正处于战争期间，我正在研究青霉素，有意地把胰岛素放在一边，作为一项必须延期的研究。但我很喜欢它，希望有一天能够享受重新研究它的快乐……
阻止我与你太多地谈论胰岛素、或许引起了这种怀疑感觉的原因，是非常不同的，或许我说出来最好。我只是在担心你，因为在我看来，你对环链理论是正确的这一点非常在意，如果它们被证明是错误的，你会极度不开心……
当然，可能我对环链和蛋白质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但我只是感觉，既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如此之不同，或许讨论它只会彼此伤害——也就是说，或许最好的办法是不谈它。
这封巧妙的信恢复了她们的友谊，也使林奇承认，她时常向实验研究者索要数据，可能有些太不得体了。
我所注意的不是小小的环链，而是蛋白质，我能够区分这两者。我的确必须承认，我非常渴望得到数据来看看它们是否大体上正确，或方向是否正确。我现在更加清楚地看到，在战争使你无法自己在上面花时间的时候，给我看这些强度数据对你而言是一个巨大的牺牲。再次为此致上最深的谢意：我现在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的确认识到，没有人有权利期望，花了许多年月得来的数据应该让一位理论工作者得到……
不幸的是，她接下来就把这效果搞砸了，长篇大论不着边际地抱怨佩鲁茨没能给她关于血红蛋白的实验结果，恳求多萝西让她看看在哈佛大学的另一位研究者芭芭拉·劳（Barbara Low）对另一种胰岛素分子的强度数据。
多萝西·林奇此后的职业生涯相当安适：任教于阿姆赫斯特和史密斯学院，夏天在长岛伍兹·霍尔（Woods Hole）的海洋生物实验室工作。她并未被美国的蛋白质化学界排除在外，时常被邀请到他们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但她的研究没有一项推进了对蛋白质结构的理解。她于1976年去世，时年82岁，此前几个星期她的爱女帕梅拉刚刚在伍兹·霍尔死于一场住宅火灾。
多萝西·霍奇金在《自然》上写了一篇富于感情、宽宏大方的悼文，指出“（她的）许多几何直觉和推论，一般而言，是正确的”。但她激烈地反对林奇在史密斯学院的一些同事中间滋生的一种观点，即她因为是女性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多萝西给组织史密斯学院纪念林奇的会议的马乔里·塞尼察尔（Marjorie Senechal）写信，对林奇未能将才华转而用于解决晶体学分析中的实际数学问题感到遗憾，这种工作从一开始就极度需要重视。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的话，我们或许应该努力说服多萝西·林奇（因为我们是她的朋友）试着更认真地看待化学证据，帮我们寻找蛋白质的真正结构……我们当然将她视作晶体学领域的一分子……多萝西·林奇的事情引起的感受如此强烈，或许部分的是因为蛋白质的结构这个科学问题本身的巨大重要性——在寻找蛋白质的真相时，没有人是无关紧要的。
婚姻起初没有对多萝西的日常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她继续住在萨默维尔的寓所里，给学生上课，画她的胰岛素图。每天一封信——通常是在深夜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时写的——似乎是她唯一的婚姻义务。托马斯也擅长写信。他周末的来访是她所期待的乐事，但他的责任意味着他不能每星期都来。于是她们开始了频繁通信而极少会面的生活方式，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这种方式在许多方面而言于他们两人都合适，尽管它并不总意味着多萝西可以心无旁鹜地工作。
我对自己这个学期的表现非常震惊——我并不觉得我教学生教得很差，但我注意到自己完全没有恰当地关心她们——总是想着上个周末、下下周末或下下个周末！
她的精神很好。她一直乐于与之相伴的妹妹戴安娜（迪莉（Dilly））于1937年10月进入萨默维尔。部分地由于多萝西的劝说，她同意成为一项刚刚开设的一年级综合科学课程的试验品。这表示，作为萨默维尔唯一的科学院士，多萝西是迪丽的导师。尽管年龄相差8岁之多，她们之间关系的热烈程度可以从学院宿舍的文件架里那些未封口未折叠、标着“C”、写给“亲爱的迪莉”的纸条数量得到证明。
“阿哲”贝尔纳来访过几次，显然接受了他与多萝西的关系的新基础。每次他来时，她都会被邀请去参加为他而开的晚间聚会，通常由他的朋友、南非动物学家索利·朱克曼举办。除了牛津的顶尖科学家，会上还有流亡的德国物理学家弗朗茨·西蒙（Franz Simon），著名思想家如伯特兰·罗素爵士（“以及最新一任的罗素夫人”）、A·J·艾尔（A.J.Ayer）、艾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工党活动家如弗兰克（Frank）和伊丽莎白·帕肯汉姆（Elisabeth Pakenham，后来的朗福德（Longford）勋爵及夫人）。
大多数讨论是关于世界局势的：日本前一年侵略中国；意大利攻占了阿比西尼亚；西班牙的战争陷入僵局，更大范围的欧洲战争看来不可避免。国内政局不稳，公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张伯伦对德国的绥靖政策日趋不满。多萝西积极参加工党俱乐部的会议，去市政厅听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讲话。
有一种民众骚动的气息。人们唱着《红旗》和《国际歌》，然后拥上街头，与一群没能进市政厅、喊着“我们支持艾德礼”的民众会合。两个男孩子把那可怜的小个子男人举在肩上，抬着他往海伊（High）那边走。大家都跟在后面，喊“打倒哈里法克斯（Halifax）”……这不是一次有秩序的运动，人们挤满了街道，朝考恩（Corn）方向走，经过特尔（Turl），最后到达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广场，艾德礼的汽车等在那里。大家经过特尔时，埃克塞特（Exeter）里有人朝人群倒了一桶水——我想并非出于恶意，只是机会太好不能错过。
她去听玛杰里·弗莱 “我们能为中国做什么”的讲话，报名参加呼吁抵制日货的活动。这样必须挨家挨户敲门，请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字——这是一件让人泄气的事情，因为愿意签字的人太少。事实上她分配到的任务大多由贝蒂·默里和琼·布洛姆菲尔德（Joan Blomfield，后来姓特维尔-彼得（Turville-Petre），在萨默维尔教英语)包办了，因为她太难放下科研工作。不管目标多么有价值，积极于政治活动显然与她当时保守恬退的特质太不相同了。
受艾德礼的示威的鼓动，贝蒂和我与海伦（梅高）和珍妮特(麦考利)一道去看星期六下午的中国游行，我们半道上走进游行的行列，我感到讨厌，但愿自己不在那里，尽管老(E.R.)休斯（E.R. Hughes，中文教授）开着一辆头上贴着标语的车、表示道义上的支持……
默里记得，多萝西让她走在外面，挡住自己不让人看见。
这年年底，牛津成了全国注意的中心，因为牛津市的一次补缺选举在三党模式上打开了一道裂缝。当时张伯伦刚刚与希特勒签署了慕尼黑协定，贝列尔学院院长A·D·林赛（A.D.Lindsay）是一位反绥靖政策的候选人。工党和自由党的正式候选人都支持他。他将所有自由派和中间偏左派的观念集中成一个“改革阵线”，与保守党对立。他的目的基本上没什么希望（如果不是如此，他可能也不会把自己推到前面），但吸引了大学里的许多年轻成员热情追随。多萝西定期参加工党俱乐部的会议，以及一个更加左派的星期四的午餐俱乐部，这使她在牛津大学工党（OULP）委员会里得到一个位置，其他成员还包括主要的左翼思想家如G·D·H·科尔（G.D.H.Cole）和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OULP全心支持林赛的候选（尽管工党伦敦总部表示反对，因为看到其背后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者的联盟深感怀疑）。在10月上旬，多萝西被一种席卷左倾的萨默维尔的兴奋所感染。
选举看来使SCR（高级公用室）很轰动。伊莎贝尔、劳里(洛里默（Lorimer）小姐)、梅、米尔德里德和我吃午饭时都在谈这件事——公开会议是在晚上——有人提出，我们应该在晚饭后带埃莉诺·拉斯伯恩（Eleanor Rathbone）（国会最早的女议员之一）和玛杰里(弗莱)到市政厅去，作为林赛的第一次会议的贵宾。后来这件事在公用室里讨论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想来……我们还没搞清楚贵宾们是不是愿意这样参加呢！
请玛杰里、埃莉诺·拉斯伯恩和米尔德里德·波尔（Mildred Pole）去参加林赛的会议的计划非常成功——她们和达比坐在台子上，SCR所有其她人都去了，除了倒霉的露西（萨瑟兰）被留下来照顾最后一位客人……市政厅挤满了人，不过恐怕很大一部分是大学来的……我想林赛很好……后来回答问题的时候好得令人诧异。
我们都非常厌恶认为社会主义者出现严重分裂的新闻炒作。这是一个如此不均等的分裂，以至于牛津的工党认为它不值一提。
……我决定从昨天午饭时间开始全力投入到选举中——只是恐怕不会太有用——刚刚接到做红黄玫瑰花结的任务。……我说我要在萨默维尔的后厅办一个缝纫会——米尔德里德(哈特利)和琼·布洛姆（Joan Blom）都来了，我想大多数人是现在JCR中的CP……米尔德里德为选举组织的状态、里面的人、需要做的事情以及知识分子反叛深为苦恼。我自己对这些东西的感觉开始少得多了，我想……很奇怪，三、四年前我晚上经常躺着想要不要加入共产党，这个决定最终搁下了，现在怀疑自己是否在信念方面真的有了什么进步。
当时多萝西处在怀孕晚期，这可能使她有理由不积极参与拉选票，折衷方案是答应到那天与丹尼斯·赖利开她的车接送人们到投票站去。此后，如她对托马斯所说的，“像我这种状态的女人除了投票就没什么可做的了”。结果林赛没有当选，不过他的支持者多少也满意了，因为他的票数达到占大多数的现任保守党议员昆廷·霍格（Quintin Hogg）的一半。
虽然托马斯的来访并不频繁，多萝西仍在结婚后三个月怀孕了。她后来写道：“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但对一个工作着的现代女子而言，看起来有些令人吃惊的是，偏偏是她匆匆忙忙地开始了建立一个家庭。她正在开始树立自己在本科研领域内领导者之一的声望；她与一个在国土的另一端工作的男人结婚，每次只与他待几天；她没有房子；战争即将爆发。她并非对避孕的方法一无所知，读过玛丽·斯托普斯的书，也听过她的讲座。结婚之前她曾写信给托马斯，说到自己刚刚接受的医疗检查。
（医生）说，出于心理学方面的原因，他通常建议人们不要在婚后第一年就要孩子。他教给我一种避孕方法，看起来比我以前在书里读到的方法简单得多，危险性也更低。我不太确定我们是否会用得着，但觉得，知识总是有用的。
后来的信件清楚地表明，她热切地渴望要一个孩子。1938年2月，她写信给托马斯：“如果我到你那里去，像棵白菜一样同你住在一起，我想长出一个孩子来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且很好，因为有你在。”尽管她不大可能是认真地在考虑放弃工作——为了享受与托马斯一同生活的快乐而去过白菜一样的生活，这代价过大了。
她在复活节假期与他一同去一所寄宿夏季学校时，向他说到了自己可能的状况。孩子可能在12月底出生，几乎恰好是他们结婚一周年。回来之后，她开始设法对付这种新状况，向当地医院的助产士咨询。
亲爱的托马斯，雷福德（Radford）夫人说，我怀孕了，这一点没多大疑问……如果她确认，我会告诉海伦·达比希尔，我们会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她看起来很习惯于指导做学术的女人在生孩子期间的生活——至少她对此并不惊讶。她说，个人辅导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害处，除了生产前后一个月都可以做，但演示和讲座（我本来就不做这些）是应当避免的……
我昨晚告诉了迪莉，为的是有个比较理智的人知道我的情况。迪莉实际得要命，一开始就问“你现在是想要孩子多些，还是想要萨默维尔多些？”我说我不在乎萨默维尔，只是遗憾我不能爬山，无法跟托马斯过那么一个快乐的夏天。迪莉知道许多避免怀孕的知识，不过并不是从道德败坏的萨默维尔学到的，而是去年夏天与莉兹的朋友们短暂相处时学到的，得知这一点我松了一口气。很显然，处在那样的环境里，知道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
怀孕后两个月，受她的助产士的实用主义和良好判断力所鼓舞，多萝西鼓起勇气告诉了萨默维尔的院长。萨默维尔——实际上包括所有其它女子学院——此前从来没有院士在任上生过孩子。女性院士结婚根本就是很少见的事。
我有点儿吃惊——我说我要生孩子了，她说是，她也想到了——从我过去一两个星期的情形看出来的。令人沮丧的是我感觉不舒服表现得太明显……海伦·达比希尔很温和、通情达理。她说如果我明年能在一个比较好安排的时间回来，她会非常高兴，比如说下个学期开始的时候，或者三一学期或希拉里学期（英国大学的一个学年一般分为秋（10~12月）、春（1~3月）、夏（4~6月）三个学期，牛津和剑桥对这三个学期各有一套特别的称呼，其中牛津将秋季学期称为迈克马斯学期，春季称为希拉里学期，夏季称三一学期——译注）的一部分时间。但如果我的医生、亲属和你都认为我最好辞职，那么我就要面对这个局面了。
萨默维尔的支持给了多萝西勇气来消除家人对她是否应继续工作的任何怀疑。她没有辞职，怀孕初期的不适过去之后，她的工作没有出一点差错。实际上，多萝西忙于写论文、收集数据、教学，以至她自己几乎没想过如何准备当妈妈。不过其他人替她想到了。首先是萨默维尔决定不让她遇到任何经济上的困难，尽管多萝西自己觉得不干活而拿钱是一件比较难以接受的事情（法定的产假工资要几十年后才会出现）：
我认为我已经被允许下个学期不来，还会拿到一大笔病假工资，这有点让我吃惊——我对达比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应该留在屋子里，自己告诉她关于我的孩子的事，但她把我留在外面，说是他们要讨论经济状况的事。我预先让露西（萨瑟兰）和安·（埃文斯）（Ann(Evans)）说，我下个学期应当得到的100镑将只由学院用来给我的学生们支付报酬等等。但他们说这将开一个糟糕的先例，可能导致今后已婚的院士考虑不生孩子，理所当然，他们没有批准。不管怎样，看来我们会从中得到不少好处！
感谢萨默维尔的开明态度，多萝西成为牛津第一位在产假期间拿工资的女性。1944年，她第三次怀孕，刚好琼·特维尔-彼得第一次怀孕，萨默维尔决定，将来所有的教学和行政员工都将有三个月的带薪产假。牛津大学只到1971年才有了关于女性学术人员带薪产假的政策，规定可以最多有18周的全薪假期，那时这类事例很少。产假工资进入英国法律是在1975年。
4月底，托马斯回到牛津找工作。两人在索托维尔山庄（Shotover Hill）租了一间叫艾尔德·斯塔布斯（Elder Stubbs）的房子住了六个月，第一次建起属于他们的家，这是从东面俯瞰牛津的一块稀树草地。他们之前的住客是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后来的克拉克勋爵，他担任阿什莫利恩博物馆馆长直到1934年，后来改到伦敦的国家美术馆供职。
房子有一个花园，有草地、果树和蔬菜，我们请了一位园丁。在萨默维尔的朋友们的帮助下，从伍尔沃斯（Woolworth）买了些不太贵的必备家具——两张床，一些椅子和一张桌子，一套餐具，厨具，一个煎锅和两个煮锅。
这些朋友中当然少不了贝蒂·默里。她和罗莎琳德·比斯-托马斯（Rosalind Beech-Thomas）合租了艾尔德·斯塔布斯旁边的房子瑞丁·恩德（Riding End）。托马斯和多萝西在家具送来之前，在她们那里借住过几天。贝蒂对他们俩在家务方面的能力不抱丝毫幻想，决定自己来负责打理。
我们都到了D（D指多萝西——译者）的家里，把瓷器和伍尔沃斯买来的东西从包装里取出来，洗好架子，把它们放好。星期四早上我与D一起出去买东西。她根本没有想过购物计划，也没有开单子。我们在Co-Op（英国的超级市场——译者）周围漫无目的地乱逛，我向她建议一些她可能需要的东西。有了这次教训，罗莎琳德和我花了一个晚上把可能需要的东西列了一个清单。
……星期五爱丽斯（伯内特）和我又去了一趟索托维尔。床送到了，但卧室里了除了床几乎什么也没有。到处都没有窗帘，只有几块小地毯。大多数地毯和椅子都是她从学院的房间里拿来的。
……我实在希望T（T指托马斯——译者）能够更会照顾她和自己一点！她显然没有精力，总是很累。我想如果能找到别人代替她的工作，她会感激不尽地放弃。
贝蒂·默里在认为多萝西想放弃工作这一点上可能错了，但她对多萝西的健康状况没有判断错误。这一年的多数时候，她的健康低于平均水准，一直患有链球菌感染。还有，不知道什么原因，她的一根手指肿大。但她在伦敦的医生将此诊断为“肌腱损伤”，而不是关节炎或风湿，这使她安心不少。
托马斯对自己的将来仍然没有确定的长远打算，没有在艾尔德·斯塔布斯住多久。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他大多回到坎伯兰郡待着，只在平常周末和7月份回来参加一个半个月的夏季学校。多萝西退租艾尔德·斯塔布斯之后，9月份有段时间同他住在寄宿房屋里，然后又搬回她在萨默维尔的房间。她说，如果他能在一个她能继续晶体学研究的地方找到一份工作，她很高兴离开牛津。她有充分的理由自信，她的关系网不会使她落于人后。已经从曼彻斯特搬到爱丁堡去的阿诺德·比弗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从托马斯的姨妈玛丽·史密斯（Mary Smith）那里听到一个传言，说多萝西和托马斯在考虑搬到爱丁堡去。他立刻写信说：“如果你有此考虑，且希望继续X射线研究，希望你记得我刚刚建立了一个X射线实验室。我确信能够为你在这里工作做出满意的安排。”
托马斯的确申请过爱丁堡和其它一些地方校外讲师职务，但都没有下文。他们的计划是多萝西要回到格尔斯顿的家里去生孩子，然后至少在头几个月到坎伯兰郡海岸上马里波特（Maryport）去与托马斯一起住在寄宿房屋里。此后他们打算搬去克莱布米尔（托马斯父母住的地方——译注），托马斯将在那里继续找工作。这个计划并不非常实用。即使是今天，从克莱布米尔到牛津开车也要足足一个小时，如果住到那里，多萝西将很难回到牛津继续教书、做研究。但由于两个家庭都很可靠、乐于提供支持，他们仍然希望事情会有转机。
一旦情形表明孩子将在格尔斯顿老屋出生，多萝西的母亲便接管了一切。
琼和我今天下午很忙，我们去拜访了汉比（Hamby）小姐和她的护理所，非常可爱，但是太小了，她一次只能照顾一个病人，而12月份已经有人预约……然后我去看了哈利（Harry）叔叔（伍德-希尔（Wood-Hill），约翰·克劳福特的表妹埃米（Amy）的丈夫）……他觉得你去汉比小姐那里更好，但是如果不能得到汉比的照顾的话，他也不反对留在格尔斯顿。（是待在家里还是到贝克尔斯的护理所，如果你对此有什么特别意见，现在就该提出来了。如果对医生有什么想法也该提出来了。）我当然希望是麦克拉伦（McLaren）……但我相信可以说服（哈利）来做，他接生的次数已经有3000次了！——如果你真的倾向于他……亲爱的，真抱歉这么烦你，但这儿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应该早就给你做好了安排！
与此同时，预计将在新年期间生第一个孩子的琼，说服多萝西暂且把念头从蛋白质上挪开，考虑一下婴儿衣服和孕妇装的事情。
多萝西喜欢这种因她而起的忙乱，公布消息时同事们的反应也使她高兴。她最先告诉的人之一是贝尔纳。
我的状态相当糟糕，经常不舒服……托马斯和我认为可能是有孩子了。托马斯高兴得上了天，我自己要不是总感觉那么不舒服，大概也会一样高兴的。我还发现这使我的未来显得有些复杂。请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现在还太早，不是很确定。
开始几个月只有贝蒂·默里等其她几个最亲密的朋友知道（贝蒂没完没了地劝她吃麦芽糖以防止不舒适的感觉，“似乎有用”）。对其他人，有段时间她发现自己一反常态地吝于说出真相。“我与汤米·泰勒一起吃午饭，他问我明年愿不愿意讲课。我勉强装作高兴，于是他说到现在我实在不应该害羞了。于是我说行吧，或许夏季学期可以——这样说是为了尽可能地推迟。我感到自己很不诚实。”
一旦消息公布，她在一次下午茶会上与琼一起“夸耀”自己的孩子。两人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是否有什么东西增进了她们新的自信心达成一致意见。
琼说她对这场危机的第一反应之一是“谢天谢在，我要生孩子了”——这应该是一种很基本的情感，我也是如此。而男人……只是想着，要把孩子带到世界上，这是一个多么糟糕的时期。
正是这种信心使她坚持参加了11月份皇家学会关于蛋白质分子的会议。尽管她收到邀请，她曾认为明确同意参加一项在预产期之前一个月举行的活动可能是不明智的。因此她只能对比尔·阿斯特伯里说她“希望能参加”，并不希望被要求讲话。会议第二天她写信给托马斯报告会议情形时，很有些喘不过气来。
我早上到那里时，发现自己的名字在正式发言人名单里——我感到既然惊奇，又满意……
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越来越糟糕。我越来越疲倦，想着我实在应该把要说的东西写下来。因此下午的议程里我不断地进进出出——进会场是为了听其他X射线研究者发言，出去是努力想写东西。阿斯特伯里的表现很糟糕，也很可笑……阿哲说我应该高兴，因为我不可能比阿斯特伯里表现得更糟了。
不管如何，我讲话中间只感到糟糕之极。我在笔记里找不着头绪，语句乱七八糟，想讲的东西忘了一半，而且感觉自己是在害怕地叫喊。“范”后来保证说我看上去很漂亮，说他完全又（原文如此）爱上了我，但这一点也没有使我振作起来……为了我的过失，我要把原本想说的东西写一个提纲——我到底说了什么已经记不起来了。
（“范”）范库肯并不是那天唯一景仰她的人。后来成为多萝西的密友之一的马克思·佩鲁茨那天去听座谈会，因为听说乌普萨拉（Uppsala）的西奥多·斯韦德伯格教授要来讲话而大为兴奋，这位教授发明了超离心技术，用它证明蛋白质是由独立的分子构成的。
让我失望的是，这位大人物的讲话乏味得要死。但他后面是一位魅力四射的年轻女子，热情地讲述她对晶体胰岛素的第一次X射线衍射研究……多萝西以一种仿佛那是世上最自然的事情的态度对皇家学会讲话，一点也没有要表现得不寻常，而在那时候当然是很不寻常的。
可能更不寻常的是，多萝西仍保留着娘家姓氏，而且虽然得到博士学位却自称小姐，并不加博士头衔。她没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直到她的朋友、生化学家弗洛拉·菲尔波特（Flora Philpot，嫁给了约翰·菲尔波特（John Philpot））在午餐休息时间走过来——由著名的斯维德伯格教授陪着，说“你在这样的状况下以克劳福特小姐的名义发表讲话，皇家学会会长心里在想什么，我真是无法想象！”
一星期后，多萝西回到格尔斯顿父母的家里。他们已经决定让她在老屋生孩子，届时会有一位助产士和一名医生在场，此后一个月会请一名护士来照顾母亲和婴儿。在等待期间，她为一篇庞大的论文完成了绘图工作，这篇论文总结了1932年以来她与贝尔纳和范库肯对约80种固醇分子的结构研究。她与时间赛跑的感觉一直没有减少，尽管她母亲习惯以严厉地眼光看着她，说：“不会很久了。”
12月中，托马斯来陪多萝西，路克·霍华德·霍奇金（ Luke Howard Hodgkin）如期在12月20日出生，每个人都非常快乐——特别是期待着开雪利酒会的医生和多萝西的父亲。根据玛杰里·弗莱的建议，他以托马斯的高曾祖父路克·霍华德（1772-1864）的名字命名，他也是皇家学会院士，对云进行了命名，被称为“英国气象学之父”。分娩的过程很漫长，如同多萝西给打电话来祝她健康的贝尔纳写信说到的：
今天早上托马斯把你的留言告诉了我。我的感觉并不是太糟糕。只是持续的时间相当长——我在星期一早晨4点感到阵痛，孩子在星期二下午5点才出生。但我疑心疼痛不那么厉害，所以花了比较长的时间——不管怎样，最后一个小时我胆怯地做了全身麻醉。醒过来，他们把孩子抱给我看的感觉真好。
我觉得孩子非常漂亮。他当时总哭，哭得我心都碎了，我的护士（人看上去非常好）说所有的孩子都会哭，而且通常哭得比他厉害。她不让我给他喂奶，直到合适的时候。不过我的一切真的都很顺利，我心满意足。
多萝西的满足感并没有维持多久。她仅在自己拥有专业知识的领域内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在其它方面则软弱地听从别人的专门意见。为了孩子好，护士的话便是法律。多萝西被勒令什么也不做，只是躺着，按被称为合适的四小时间隔给路克喂奶，这是一种现在完全不使用的方法。路克是个警醒、反应灵敏的孩子，他经常在预定时间之前醒来，可怜地哭着，到该喂奶的时间已经因为太累、太难过而吃不好了。因此他大多数时候都很饿，状态糟糕，体重总不增加。路克出生后第十天，托马斯回到坎伯兰郡，留下多萝西一个人忍受护士的粗暴对待。
护士端着给我的肉过来，发现我轻轻地哭着，眼泪掉在剩下的汤里。她说“你没有在哭，不是吗？你实在不应该哭——这会让奶水变差。”因此我不能为你哪怕掉一滴泪。今天早上我们用护士的家用秤给路克称了体重，6磅12（盎司）。他一晚上总是在哭。这个星期我一定要多喂些奶。
但护士决不接受。
我与护士产生了大麻烦，昨天晚上2点（路克）他哭了，我喊着说我醒了。护士把麦克拉伦找来支持她夜里决不可以喂奶的观点，把我和妈妈压倒了。他们所有的善行都被马格丽特（加德纳）的一封信直接毁灭了，她在回我给阿哲关于路克的信时说，由于她无法忍受听到马丁（Martin）哭，就决定只要他想吃就给他喂奶。他们做了一张时间表，发现马丁很快就稳定到4小时一次了。因此从一开始就有必要养成良好习惯的说法纯粹是胡说。
难以置信的是，她承认，四个星期即将结束，护士将要离开、只剩下她和她母亲照顾路克时，她感到很害怕。她似乎很难信任自己未经专业人员保证的作母亲的本能——毫无疑问她很有这种本能。小路克并没有特别需要操心的地方，除了（这并不奇怪）他体重增加的速度仍然比医生所期望的要慢。
他们的计划是，路克满月时，托马斯会回来，带上母子二人去西北部他寄宿的住所。但是正当护士的离去使多萝西有了机会增加一点自信时，一个新的打击来了。她患了乳房脓肿，这很可能是因为母亲的焦虑以及婴儿吃奶双重原因所致。麦克拉伦医生给她做了脓肿切开手术，相信它很快就会好，但随着时间过去，这种信心消失了。情况逐渐变得清楚了：多萝西不能奔波300英里到一个远离老家的采矿小镇上去住在一个单间里。更糟糕的是，麦克拉伦仍在担心路克的体重不增加的问题，开始建议多萝西放弃努力，改而用牛奶喂养他。多萝西拒绝了，认为这样意味着承认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失败。
如果这些还不够让人难过，多萝西还有时间去为她的工作——或者说，无法工作——而担忧。她新近从荷兰制药企业欧加农（Organon）得到了一批新的胰岛素晶体，她打算一回到牛津就尽快开始研究它们。但贝尔纳希望更早地对它们作X射线照相，她只好把晶体寄去伯克贝克给他，满怀嫉妒和遗憾。此外，固醇的论文方面还有工作要作。她曾希望在北上途中到伦敦与贝尔纳会面，但现在也不用考虑了，如同她给他写信时说的：
真是讨厌透了，当我在考虑下个周末时，事情全完了。我得了乳房脓肿，星期一做了切除和清理，但仍然疼得很，必须包扎上，医生不会允许我出门……脓肿只是表面的，可以不致于影响我喂奶。但无论如何，我接下来的计划被打乱了。
海尔布伦（Heilbron）曾邀我3月2号到化学学会的一个讨论会上讲话，谈谈用X射线确定分子量的方法。我答应了，多少抱着些希望。
给我讲点儿胰岛素的事吧。我仍然有可能在星期一晚上到伦敦——我们必须商量一下固醇。
哦天哪。
多萝西
一月份渐渐地过去了，格尔斯顿遭了洪水。茉莉又要忙着照顾女儿和外孙，又要忙着组织把免费的炭分配给比较穷的村民，帮他们把屋子烘干。霍奇金夫妇催促多萝西到“充满了医生和护士的”牛津去与他们住在一起，而不是冒险到那蛮荒的北方去，而克劳福特夫妇则热情支持她去北方。多萝西向托马斯承认：“我实在非常担心，不知道想什么才好。”
1月底，托马斯在开车回家时睡着了，撞上了一面砖墙。头部受伤住进医院。这使多萝西作出了决定：不管自己的状况如何，她要立刻去坎伯兰郡与他在一起。霍奇金家出面，使事情有了转机。托马斯的弟弟爱德华当时在《曼彻斯特卫报》工作，他把托马斯从怀特海文（Whitehaven）阴暗的地区医院转到卡莱尔（Carlisle）附近一家舒适的护理所，他母亲去接多萝西和路克，带她们去那里与他们会合。多萝西与托马斯重聚的喜悦很快变成了更大的苦恼，如同她在自传里写到的：
在护理所——他们把托马斯舒适地安置下来，抱扎好了——他们考虑了我的事，决定我必须停止给路克喂奶，路克要找别的奶吃，而我的乳房要包扎起来、敷上膏药。有一段时间真是糟糕透了：托马斯受了重伤，待在一间病房里，路克在第二间里哭着，我自己则在第三间。
但托马斯痊愈了，路克适应了他的奶瓶，他们很快就状况良好，可以搬出护理所去等待康复。罗宾·霍奇金在女王学院的一名学生的父母——詹姆斯（James）爵士和摩尔顿（Moreton）夫人接待了他们，他们住在附近“一座巨大的豪华城堡”达尔斯顿山庄（Dalston Hall）。
最终他们全都恢复得足够好了，多萝西和路克回到牛津与婆婆同住，托马斯则回到坎伯兰郡去讲课。但多萝西的乳房仍然感染，当她被告知要再做一次手术时，她 “感到实在病得太厉害，无法拒绝”。路克留在女王学院由祖母照顾，多萝西到阿克兰（Acland）医院住了两个星期。住院的时间与她希望参加的化学学会会议时间撞车，因此她马上写把要讲的东西写了下来，交给丹尼斯·赖利去替她发言，“这对他来说可能实在有些吃力”。手术之后她又被感染了，有一阵子发高烧，但这些过去之后，她似乎终于走上了康复之路。
当她开始从病床上起来，再次到克莱布米尔去休养、度复活节假期时，她发现自己全身都痛，以至于自己不能穿衣服或开水龙头。仅仅二十八岁她就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尽管有持续的疼痛，她还是回到牛津，再次尝试建起一个自己的家。她从以前的导师弗雷迪·布鲁尔那里接手了伍德斯托克路315号剩下几个月的租期，开始考虑雇用仆人。她觉得，如果自己回去工作，最低限度需要一个住在家里照顾路克的保姆、一个做午饭和晚饭的兼职厨师、一名每天来一小时左右的清洁工。尽管她的薪水并不高，这样的安排仍是她力所能及的。不管她是否打算工作，对她这种社会地位的已婚年轻女子，没有人来帮忙做家事，是闻所未闻的。她和托马斯都长在至少有两位仆人的家庭里。由于很容易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得到这种帮助，年轻母亲如果想继续工作的话并不是一件难事——尽管在那时候是比较罕见的。如果是三十年后她处在同样的事业阶段，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
她几乎马上就找到了雷妮（Renee）——托马斯在马里波特的女房东的女儿。她搬了进来，成为路克的的一个非常好的保姆。她雇的厨师起初比较麻烦一点，天天说伍德斯托克街315号的条件不是“最好的家庭”应该有的条件。幸好她找到一个理由离开这里，换到一个条件好得多的地方（她在那里一直住到要生第二个孩子才离开）。家庭里的支持已经各就各位，多萝西便回去教书了。除了指导萨默维尔的“女孩子们”，她还兑现了对汤米·泰勒的承诺，为化学系开一门课。开始并不顺利，如她对托马斯所说的，“第一次课——虽然外面下着大雨，我的听众都来了，但我恐怕他们下个星期就不来了——我觉得自己的表现非常糟糕。”
那些还记得多萝西给本科生讲课的人，说他们来听课的总是稀稀拉拉，大多是她在萨默维尔自己的学生。她讲到自己的专业兴趣时神采焕发，但总难以给学生课程里那些干巴巴的东西注入活力，并想当然地认为人们天生就应该有兴趣，而并不努力激发他们的兴趣。鲍威尔作为教师的名声与此类似。他们有着共同的缺点：除非你像他们那样渴望理解分子结构，否则晶体学技术会显得很复杂、很乏味、与日常生活扯不上关系。
她总算是过完了这个学期，因为关节炎的缘故仍然很不舒服。为了让她高兴，托马斯带她去巴黎度一个短短的夏初假期。她后来记得在他找的小旅馆里走上楼梯的苦恼。回程时她在伦敦停留，去哈利街看那位自她幼年就开始给她看病的医生。他立刻把她转给查尔斯·巴克利（Charles Buckley）医生，后者在德比郡的温泉疗养镇巴克斯顿（Buxton）开着关节炎和风湿专业诊所。她再一次屈从于家人和医生的意见，到诊所寻求治疗，7月份大多数时间都待在那里。她告诉托马斯说，治疗的过程“很有趣”：
手上的泥浴更加原始，我猜比石蜡浴更没有效果。人在泥巴里躺20分钟，然后是罗马式的洗浴，一个有台阶走下去的池子。但是一个人在（此处模糊）度，以及105度（华氏度——译译注）的冲洗液冲手。然后会感到很热，必须裹着毛巾在室温下凉快一下。病人们都很友好，大多数都是很北方来的。
巴克利还给了她做了注射金的疗程，告诫她休息的重要性，并把自己写的关节炎教材借给她。她吃惊地发现，自己是一个“典型的病例：年轻女子，有压力，受感染，有风湿史”。他保证她会康复，但警告说将来可能复发。他的这两项预测都很正确。此后——晚年尤其如此——多萝西集中精力的独特能力还必须用在克服机体疼痛和残疾上。
她进诊所后不到一星期，疼痛就消退了，但作为一名科学家，多萝西对状况改善的理由保有合理的怀疑。“如果你看到我现在走路的样子会吃惊——我好多了。我不能将此归功于洗浴或治疗，而认为好转的原因是这段时间做的事太少，不止是过去几天，而是过去的一个星期。”多萝西在诊所里有自己的一个房间，里面有张桌子，她可以在上面继续写论文。她离牛津太远，不会有许多访客来烦扰她，也不会有人来要求她做什么决定。但她并不孤单：她母亲来陪她，住在附近的一所小旅馆里，不久以后托马斯的父母把路克和雷妮也带来了。治疗快要结束时，她已经可以与他们一起现去，看普尔岩洞（Poole’s Cavern）等匹克地区（Peak District）的独特的风景。不管她在这段诊疗期间还得到了什么，这是她自路克出生及（产后）早期的困难日子以来，头一回真正有机会进行身体和精神的充电。
当8月初她回到牛津、开始对新的湿型胰岛素晶体进行拍照时，她发现自己的手变形得太厉害，没办法操纵X射线的主开关。但这没有能阻止她，她让实验室的技术员弗兰克·韦尔奇做了一个操纵主开关的长杠杆。托马斯回家了，在贝列尔学院的夏季学校讲课。一个稳定的家终于在眼前了。罗宾·霍奇金在不列德摩尔（Bradmore）路有一套很大的维多利式亚房子，这条路邻近大学公园的一条安静小巷，去博物馆特别方便，他已把房子改造成了公寓。顶层到9月份就会空出来，他表示愿以非常优惠的价格租给多萝西和托马斯。他们很高兴地接受了。
8月底，他们一起去了爱丁堡，多萝西在一个关于遗传学的国际会议上代表贝尔纳读一篇关于烟草花叶病毒的论文，托马斯到另一所夏季学校讲课。现在霍奇金家里一切都好起来了，但对整个世界而言并非如此。会议似乎瓦解了。俄罗斯代表几天前就撤出，德国代表没有来，法国人则收到了征兵令。
很难认真地开科学会议。我们已经把儿子送到乡下的祖母那里去，但托马斯和我认为我们最好回家。路上我们与几个朋友在斯托克（Stoke）停留，听到了张伯伦对德国的最后通牒。我们第二天到达伊明顿时，战争已经爆发了。
第一章 “这是个有点吵闹的童年”
第二章 你不明白吗，我得知道！
第三章 “我在剑桥的年月充满了新发现”
第四章 “如果全都不对，那就再对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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