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思科学》电子杂志
2004年第4期
2004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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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石青]回到土星
[碧声]信使的约会
[石青]气味的大千世界
[J.安德森]牙齿再生试验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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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弗朗西斯·克里克
[石青]克里克：发现生命的秘密
Nature：克里克非凡的雄心
求知
[方舟子]植物中的神秘数字
[沈建其]左手征材料
[卢昌海]Wormhole:遥远的天梯
[碧声]飓风/台风
[碧声]寻找宇宙漂流瓶
[碧声]致命的渴望
[碧声]完美的极限
译述
[卡尔·萨根]葛底斯堡和今天
[G.Ferry]《多萝西·霍奇金传》(四)
故事
[韩雪涛]阿贝尔、阿贝尔奖与塞尔
博物
[向珞瑜]深圳南山上的野花(初秋篇)
[佳肴]重爪龙
历史
[方舟子]进化·达尔文之前(二)
辨伪
[柯南]江湖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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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霍奇金传
第四章 “如果全都不对，那就再对也没有了”
 Georgina Ferry
王艳红 杜磊 译
牛津，胰岛素和托马斯，1934~1937
多萝西于1934年9月回到牛津之后的一两年，她显然没有预见到自己在萨默维尔的职位将持续终生。她很清楚，贝尔纳和他在剑桥的朋友们梦想着建立一个研究所，用物理和化学技术来解决生物学问题——这在当时是相当有远见的。如果他成功地找到了必须的支持，她会被邀请到那里去工作。但萨默维尔竭尽全力使多萝西感到自在，使她发现这里的环境比较和谐，与她在剑桥曾经的那种知识分子的、社会动荡的气氛不同。
她得到了“前院里一个漂亮的房间”，这是学院在伍德斯托克（Woodstock）路临街处重建的两间院士住房之一，一年前才建成。学院给她挑了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离她的实验室和博物馆最近。第一次打开门时，她发现了多萝西·林奇（Dorothy Wrinch）送来的一束红玫瑰，林奇是马格丽特·霍尔学院的一位数学家，为所有5所女子学院讲课，也教一些萨默维尔的学生。林奇曾是多萝西和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同学们景仰的对象。她是牛津第一位拿到科学博士学位的女性，据称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熟识。她最近开始研究从理论方面探索蛋白质结构，因此在多萝西在剑桥期间与贝尔纳和他的助手们有来往。现在，很显然，她希望在自己努力创立这一新领域时让多萝西成为自己的支持者。
院长海伦·达比希尔对多萝西十分热情，提供了许多帮助，尽管她不像玛杰里·弗莱那样老于世故、热情奔放。另两位新近任命的年轻教师——如古代史学家伊泽贝尔·亨德森（Isobel Henderson）和古典学家米尔德里德·哈特利（Mildred Hartley），对世界的看法与多萝西几乎完全一致，她们三个在学院内结成了强有力的同盟，倾向于改革政策。多萝西很容易地重新适应了学院的生活节奏，包括下午茶的约会和大厅里的晚餐。
她的出现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成为萨默维尔院长的芭芭拉·查普曼（Barbara Chapman），当时刚刚进入学院攻读古典学。她记得自己在高桌上见到多萝西的情景：
年轻美丽，金黄的头发在阳光照耀下，像彩绘玻璃上中世纪圣徒的光轮一样罩在她头上。她独特的步调轻快而富于弹性。她有一个迷人的孩子气的习惯，对人微微一笑，眨眨眼，好像是你的同谋。
多萝西经常请一群对考古学有兴趣的古典学学生到她房间里去，芭芭拉是其中之一。她回忆说：“她对古文物知道的比得奖学金的学生和两个读古典学的学者还多，这真是让人惊慌失措。”
在一开始，多萝西自己的学生很少，萨默维尔每年只有一两个学化学的学生，尽管她还给其它4所女子学院的化学家上课，也给学医的学生教化学。她发现，其它学院的化学教师希望在三年时间里教完“全部化学”。两年前曾为多萝西给贝尔纳写信的物理化学家汤米·泰勒，对她提出了如何规划工作的建议。有一次在布洛德（Broad）街偶然遇见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明信片，在上面画了一个分成9块的网格，好像杀三子游戏一样，在每一格里都填上一项计划。大学并无固定的课程大纲，也没有总体教学计划，多萝西所得到的关于教学的训练，就是这么一点了。不过，她走出了有自己风格的路。她从不试图讲授所有化学内容，而专注于无机化学，对其它内容则让学生到别处去学。
她对学生的进步和福利非常关心，但给大学生上课的工作，于她而言始终未能为一件自然的事情。在她后来的通信里，讲课通常被有点轻视地描述为“看女孩子”。她经常私下承认自己准备不足。最没意思的一项工作，是给一年级的医学学生上基本的物理学课程，这些学生同她自己一样，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在物理方面严重落后。有些人无可避免不能通过考试，她敏锐地觉察到了他们的失望。其中一些人这门课结束时说，在她讲话时，他们“完全摸不着头脑”。其他人则提到长久的沉寂，而她也并不做什么去打破这种沉寂。她建议他们读一些她认为有趣或有启发性的原始论文，却从来没有像别的一些学院那样，从前一年的论文中抽出几个问题来考试。她把课程安插在自己和学生的其它事务之间，永远不愿意离开实验室太久。回首往事时，她认识到，当时若将教学集中在一两天内、剩下的时间用于研究，可能更明智些，但她从来没做到。
她还要为入学考试出题、阅卷和面试学生。由于能录取的人太少，这件事对她来说实在令人气馁。但她对此事投入全部注意力：“我为每个女孩子奋力争取。”第一批学生中她必须考虑一个父亲失业、必须得到奖学金才能上学的女孩子。而且与多萝西当年一样，她没学过拉丁语。
我推荐她申请奖学金……我发誓她能够及时通过拉丁语（由我自己的经历判断），而她确实做到了（并且很喜欢这门课）。我们给了她最高额的奖学金，她功课非常好，并终生致力于生物化学研究，尽管并不是顶尖的。
牛津学院系统这种有点特殊的教学安排，对多萝西来说至少有一大好处。作为萨默维尔所有科学学生的“精神导师”或教务指导，除了化学她还必须安排医学、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学学生的教学。这意味着她有机会与其它系和学院和科学家联系，他们给她的“女孩子们”上合适的课，她也给他们的学生上课。随着她的事业发展，这些联系可以起到打破系与系之间顽固藩篱的作用，价值无可估量。这种藩篱在当时很典型，会对她自己的跨学科研究造成严重的妨碍。
除了教学，她全心投在实验室中。出于罗伯特·鲁宾逊的压力，以及安置多萝西及她的新设备的需要，鲍曼教授在博物馆里扩大了晶体学研究的空间。楼上多萝西曾做过二期研究的房间现在被用作本科教学， 波莉·波特和R·C·斯皮勒（R.C.Spiller）在旁边工作。鲍威尔在小小的矿物学教室后面给自己弄了间办公室。（在教室里讲课的只有他和教授，听众往往只有几个人。）博物馆西北角一个半地下的房间里建起了一个新的X射线实验室，由鲍威尔和多萝西使用。她唯一的办公空间是这个房间里的一张桌子。
鲍威尔这时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当时的科学系极少有交流电源，博物馆也不例外。多萝西的新设备需要交流电才能发挥全部功能。幸好鲍威尔认识极有权势而且有钱的物理系教授弗雷德里克·亚历山大·林德曼（Frederick Alexander Lindemann），他自掏腰包在实验室里安装了一条400伏的三相交流电缆。鲍威尔请求他允许晶体学研究者从这条从附近经过的电缆上接出一条线到博物馆里新的X射线晶体学实验室里。林德曼对X射线晶体学一窍不通，大声地提出疑问：地球矿物学家要这么强的电力干什么？——不过他同意了。博物馆的墙（当时超过2米厚）上及时地打了个孔，交流电源有了。
X射线实验室的高窗子旁边，是一条小小的走廊。多萝西的显微镜安置在这里。她在显微镜下观察微小晶粒，然后用虫胶将它们固定在一根玻璃纤维末端，准备装入角度计、拍照。然后她要沿一架很陡的梯子走到楼下的房间去，手里拿着这一套很不稳当的东西。微小、脆弱的晶体，Ｘ射线和高压电，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不适合做实验研究的环境——但在牛津，这样的环境十分平常。后来的皇家学会会长西里尔·欣谢尔伍德（Cyril Hinshelwood）进行他那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时，所用的贝列尔-三一（Balliol-Trinity）化学实验室是由一间学生浴室改装的。
现在她是自己的老板了，多萝西决定做一些她在剑桥未能做的研究，对一些晶体进行全面的结构分析。固醇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是她未完成的博士论文的课题。她在剑桥拍的胆甾烯基氯（cholesteryl chloride）、溴和碘的魏森伯格照片，斑点强度还有待测量。她希望能够从这些强度的原始数据分析出结构。
贝尔纳发现，多萝西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实验室工作者，写起文章也清楚明白，这种行文风格很适合向心存怀疑的化学家介绍这个新领域。还在做研究生时，她就与他一道准备提交给化学学会的化学领域进展年度报告晶体学部分。这是对前一年全世界发表的晶体学论文进行的详细阅读和评论，不过在那个时代，这份工作还不像听上去的那么繁重。此外，这还有一个优点，是使她能永远紧跟最新的进展。
30年代早期的这些进展中，最重要的是将一种称为傅立叶分析的数学方法用来寻找晶体中原子的准确位置。该方法由让·巴蒂斯特·约瑟夫·傅立叶（Jean Baptiste Joseph Fourier）于19世纪提出，用于描绘任何以规律间隔重复的物理现象。对有数学头脑的人，这没有什么难的，但正如霍勒斯·弗里兰·贾德森（Horace Freeland Judson）所说，“现代教育在硬与软、在有着明晰数学意识的人与没有这种意识的人之间筑起的最高的篱墙，就是沿傅立叶分析错误的那一边而建的。”简单地说，该分析使用X射线照片上反射弹斑点的位置和强度产生一系列数据，再结合相位将数据累加。
就像海里的波浪，射线波也有波峰和波谷。波的相位一致，波峰和波谷各自结合，峰愈高、谷愈深。如果相位相差180度，波峰便与波谷结合，彼此抵消。X射线照片上的斑点强度，显示了被散射的射线的振幅，但没有相位信息。同样的强度可能是波峰也可能是波谷——正相位和负相位。但傅立叶分析要求每个斑点都有对应项描述相位。对很简单的结构，可以猜测原子位置，据此给反射图案赋相位值。但对原子数目超过一打的结构，就不可能了。解决“相位问题”是促进二十世纪中叶晶体学发展的动力之一。
如果相位已知（或能足够准确地猜出），傅立叶级数各项的总和就给出了单位晶胞里某一位置的电子密度。像描绘等高线图一样把这些密度绘制出来，同样密度的区域连在一起，就能确定原子的位置——处于高密度区的中心。对单位晶胞小、原子数量少、X射线照片上反射影像少的分子，计算量并不太大。对更大的分子，需要计算的项目便迅速增长到教人无计可施的程度，直到现代计算机诞生（才能解决）。多萝西回到牛津时，试探着对某些她在剑桥研究过的固醇分子结构进行傅立叶分析，起初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
但她还没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就有一个新的、非常急迫的可能性出现了。帮助多萝西得到资助装备实验室的罗伯特·鲁宾逊发现，晶体学家的工作使他自己的有机化学领域的研究受益颇多。多萝西回到牛津时，他和他的同事们简直是在她的门口等着。她非常乐意帮助有机化学家们，以她的经验使新设备运转顺利。整个3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多种化合物的论文，晶体学家解决了化学结构式或分子量上的不确定问题。
鲁宾逊并不仅仅将多萝西当作某种技术支持来利用。当他找到回报的机会时，便立刻抓住。他弄到了布茨（Boots）纯净药品公司的F·L·比曼（F.L.Pyman）制备的一些纯净蛋白质晶体，因为知道她和贝尔纳研究过胃蛋白酶，就拿了10毫克的样品给她拍照。这种蛋白质是胰岛素。
此时离弗雷德·班廷（Fred Banting）和查尔斯·拜斯特（Charles Best）分离出胰岛素不过十多年的功夫。这是一种由胰腺产生的激素，控制血液中糖的含量。正如多萝西在一本书里读到的，他们首次用胰岛素治好糖尿病人，只能说是奇迹。这本书是她在获得学校的一项奖励时，从众多奖品里挑的，是一本相当枯燥的生物化学讲座文集，出版于1926年。她回忆说，这本书“超出我的理解范围太多”，但其中有杰出的生理学家亨利·戴尔（Henry Dale）爵士对胰腺和胰岛素的介绍，激起了她对科学发现的渴望：
对胰腺用以控制碳氢化合物代谢的内分泌的了解，是临床疗法近年来一项迅速、传奇、富有成果的进展的主题，它以一种在生理学发现史上无与伦比的力量，冲击了所有文明国家公众的想象力。
现在多萝西手上有了这种奇妙物质的晶体。它于1926年首次结晶成功，但还没有人成功地拍到它的X射线照片。鲁宾逊给她的，不仅是发现一种蛋白质的结构的机会，还是发现这种神奇的分子怎样调节血糖水平的机会。她知道这不是易事，却从未想过，要弄清这个结构竟要花上三十五年。
多萝西于1934年10月25日首次把胰岛素晶体放到显微镜下时，可以看到它们前景美好。这是一些“美丽闪光的无色菱面体”，但比盐粒小得多，太小了以至无法作X射线照相。接下来三个月，多萝西读了所有她能找到的关于生长较大晶体的资料，并一直进行试验。直到1935年初，她才偶然找到正确的配方，所根据的是加拿大化学家D·A·斯科特（D.A.Scott）几个月前发表的一种方法。她“有点盲从”地照搬他的方法，溶解晶体、加入一点锌，小心地控制酸度。她用烧杯加热溶液至60度，把它放在亨利·迈尔斯用来生长晶体的旧隔热槽里冷却三天。然后她“疯狂地过滤沉淀物，用甲基化酒精清洗，然后干燥。”
成功了，但只是部分成功。晶体尺寸不足1/4毫米，形状“更像花朵而非完美晶体”。但它们明亮闪光，而且与胃蛋白酶不同，暴露于空气中时没有瓦解。她坐在窗边，在显微镜下将一块晶体附在玻璃纤维上，然后运送着着那脆弱的货物沿梯子走下去。她将它安置在X射线管前，曝光10个小时。结果正是她所希望的。“那天晚上的那一刻——大概是晚上10点——我取出照片，看到的中央那微小的反射图样，可能是我一生中最令人激动的事。”她兴高采烈地在牛津冷清的街道上晃荡，被一名警察怀疑地盘问了一番，才转身回萨默维尔。第二天早上她被一个可怕的想法惊醒：要是那晶体根本不是胰岛素怎么办？她没吃早饭就跑回实验室，检查那些晶体是否由蛋白质组成——的确是的。
她忍不住要把这消息告诉什么人，正准备给贝尔纳发电报，却从诺拉·伍斯特那里听说他发烧了，病得很厉害。因此她采取了折衷方案，于2月17日给艾琳·贝尔纳写信，请她把单位晶胞的测量结果告诉他。
如果他情形足够好了，可否请你告诉他，我培育出了一块足够大的胰岛素晶体，并且拍到了它们干燥时的照片，它们是菱面体，显然有一个六边形a尺寸大约42.5埃，c要短得多，可能是30。
几天后贝尔纳回信，用语在外人看来非常难懂，几乎可以肯定中间被电话打断了一次：
亲爱的多萝西：
锌 重量百分比0.52
镉 重量百分比0.77
钴 重量百分比0.44
所有情况下都略低于3。没有提到干燥的方法，但它们当然被称为干燥的。
我回到剑桥后将尽快把镉材料寄给你，可能星期一。
S
这封信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这样许多意思：贝尔纳查阅了胰岛素结晶的文献，发现斯科特也曾通过添加其它金属制取出胰岛素晶体，不过加的是镉和钴，而不是锌。贝尔纳的信告诉了多萝西每种金属在胰岛素晶体中所占的重量百分比，以及每个分子中可能是3个金属原子。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它提出了一种对相位问题的可能的解决方案，当时这个问题显然是解决诸如蛋白质等大分子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发现相位的一个办法是把两种分子的照片进行对比，其中一种分子里有一个原子被换成另一种较重的原子。如果两种分子其它所有特性都相同，这一原子的改变对所有反射强度的影响便提供了相位是正还是负的线索。这一方法称为同晶置换。到1935年，这个一般的概念已经在晶体学家中讨论了好几年，但方法仅在无机化合物如明矾中成功，它的单位晶格里只有几个原子。在这张于病床上写的短柬里，贝尔纳建议多萝西尝试对比含锌、镉和钴的胰岛素，并表示他一回到剑桥就给她送一些含镉胰岛素去。
他说到做到，不过首先催促多萝西把她成功拍摄胰岛素的成果写成论文立刻发表。她已经测量了照片上斑点的位置和相对强度。由此她能推断出，在19世纪以对称为基础提出的7种基本晶体系统中，胰岛素单位晶胞有着称为斜方六面体的形状。其分子量为37,200（与瑞典化学家西奥多·斯韦德伯格通过超离心得到的数据非常接近）。分子本身形状为“扁球”——比较平的球体。她还对分子如何聚集形成晶体有了清楚的概念：一个比胃蛋白酶致密得多的结构，可能正是这一点使它在空气中更为稳定。她急忙给《自然》写了一篇短文并寄了出去。
同时她重新考虑了自己的未来。萨默维尔的院士资格9月份就到期，但显然，只要她想要，是有很大可能得到永久职位的。她给贝尔纳的下一封信写于3月7日，除了描述了自己对胰岛素研究结果的焦虑心情之外，还表示了她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
我所得到并接受的，是为期一年的教师职位（1935~36学年）。这也不错，不是吗？没有确定什么——下一年，他们在信中说有意提供一个五年期的职位，当然到时候可以保留也可以取消——总是假设会实现。
我对“胰岛素”的事很担心……我要是等到生物试验之后再给《自然》写那篇文章就好了。如果所有的事都不对，对我来说就再对也没有了。
贝尔纳为她亲自把她的晶体送到亨利·戴尔那里接受生物活性测试。她的担心再一次被证明是没有概据的——两个星期之后，他证实它们的确是对的。他为她的努力深深打动，表示愿意提供更多帮助：“我当然会问斯科特博士他是否能再提供一份镉胰岛素样本，希望这能使你把已经非常重要的成果再推进一点。”
给《自然》的论文一寄出，多萝西立刻将注意力转向镉胰岛素，希望能拍到另一组照片来作比较。但她未能将贝尔纳的建议付诸实践。三月中旬，她几乎克服了生长合适晶体的问题，那真是糟糕的一个星期：
镉胰岛素今天早上做成了，但不是想要的……显微镜下，“晶体”全是没有双折射的薄片状的物质。
《自然》论文的实验证据今天早上到了。照片的复制品质量非常糟糕。
这个星期在学术论文上糟糕透顶，但我会对科学最终传授的是什么有许多了解。
即使在多萝西确实得到可用的镉胰岛素晶体后，它们得到的结果也与锌胰岛素太像了，以至于不能提供什么关于相位的有用信息。看来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暂时放弃同晶置换法。即使是在尝试这种方法上，她也超越了时代。直到二十年后，同晶置换法才开始对蛋白质晶体学产生影响。即使到那时候，用这一技术获得的需要分析的数据太多，蛋白质结构问题还要等到高速计算机发明才得以解决。
多萝西给《自然》的文章发表于1935年4月13日，这是头第一次单独以她的名字发表的论文。它的重要性确立了不足二十五岁的她作为一位科学家的地位，也为她带来了科学界的著名人物如布拉格父子和戴尔等人的关注。它说服鲁宾逊——如果他还需要说服的话——认为，X射线研究将成为有机化学的一个价值无法估量的附属部分。此后不久，他就给“亲爱的克劳福特小姐”写信：
恐怕我正将自己置于一种尴尬处境，教人怀疑我是在别有用心地称赞X射线，我也必须承认，对你的方法的宣传可能有一些愉快或不愉快的后果。简单地说，不仅是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人都会想从你的温良天性中获益。我有4个嫌犯要交给你……对我来说事情变得很清楚，我们必须复制设备，以这种方法作为常规程序来使用，你自然可以进行你感兴趣的特定研究。
鲁宾逊并未“复制设备”。多萝西的殷勤与刻苦工作的能力使这没有必要。此后的年月里，她敦促与她一起工作的晶体学家们永远要记得一件事，在访问其它研究机构时时，要叫上化学系——这是发现新的有趣问题的方法。她可能是想到了自己早年与鲁宾逊那庞大而富有活力的研究队伍的工作接触的经历吧。
她在大问题上仍然寻求贝尔纳的建议和认可，并且（根据她自己的说法）在离开剑桥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相当频繁”地回到剑桥。但尽管表面上仍缺乏自信，她那种自力更生的典型特质从来都隐藏得不深，她并不需要贝尔纳帮助她增进在晶体学领域的名望。
她于1935年在布里斯托尔大学的一次座谈会上作了她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在晚上的一个学术招待会上所受的欢迎，使她感到自己“几乎吃不消”。同年11月她去曼彻斯特开会，小布拉格当时在那里做物理教授。会议时间是星期六下午，因此她晚上赶路，来得及在早上参观布拉格的实验室。贝尔纳没有去开会，她在旅行结束后把情况告诉了他。
我过得很快活……布拉格非常好，让比弗斯带我四处参观，比弗斯把整个上午都花在陪我了。下午的会后，我们在茶会上愉快地相聚——阿斯特伯里，迈斯特（West），西尔维亚·迪更生（Sylvia Dickinson）和一个美国人，名字叫文库琴（Veinkochin）什么的（伊西多尔·范库肯（Isidore Fankuchen），此后不久就成了贝尔纳的助手）。他和阿斯特伯里都认为你的（胃蛋白酶）照片出色极了……还有，我在会上讲了几句话……
阿诺德·比弗斯和他的同事亨利·利普森（Henry Lipson）的名字因他们发明了比弗斯-利普森纸条 （Beevers-Lipson strip）而为老一代的晶体学家所记得。这是一种长的纸板条，上面标有数字序列，代表在计算单位晶胞衍射图样的电子密度图时需要输入计算的各项——傅立叶级数。假如正确地设定了相位，电子密度图便标识出了原子在晶体中的位置。
每一长条都包含表格中的一行数据，晶体学家可以简单地将它们一个个堆积起来，从上往下加。这样比在表格中寻找合适的数据并记录下来要省时间。多萝西来访前不久，比弗斯和利普森说服布拉格，复制这种长条并售给其他晶体学家，是值得投资的。正如多萝西在她的自传里所提到的，曼彻斯特之行使她成了他们最初的顾客之一。“我惊奇地发现（他们）非常年轻——利普森比我还年轻……他们给我两箱纸板条，开价每箱5英镑，我买了下来。”
她的动作太快，下订单时生产还没开始。比弗斯直到1936年7月，才把她的货送到，以特制作的箱子装着。
现寄上傅立叶纸板条……非常抱歉拖了这么久。于你而言差可告慰的是，你这一套是我们制造这一类产品的第一套！桃花心木的箱子和铝隔板相当精美，以至我们不愿意把它交出去，直到拿到下一批。……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些纸条的确有用……
大约同时，多萝西在为撰写《化学发展报告》而读文献时学习了另外一种新技术。这段时间她读到的最重要的论文，是A·林敦·帕特森（A. Lindon Patterson）于1935年初发表在《晶体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一种直接确定晶体内部原子间距离多项式的方法”。
帕特森来自新西兰，在英格兰受教育，后来在加拿大麦克吉尔（McGill）大学拿到第一个学位。1934年他发现，有可能计算出晶体学数据的傅立叶级数，而不需要知道相位。可以根据结果绘制等高线图，其中的峰并不代表原子本身，而是代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帕特森图并不显示原子的位置，但有可能显示最重的原子的位置（它们之间的作用产生最强的峰），从而提供相位信息，用于传统的傅立叶级数计算。帕特森函数逐渐成为多萝西分析大分子时偏爱的工具之一，她把它熟练运用到臻于完美的程度。她立刻把它用到了自己的胰岛素数据上，起初费力地手工计算，随后用新的比弗斯-利普森纸条来加快速度。
多萝西迅沉浸到化学晶体学那活力充沛的小小世界中，以至于没有时间来发展别的兴趣。但她的确允许自己偶尔分心。去伦敦时，玛杰里·弗莱把自己的文学、艺术和社会改革朋友圈介绍给她，包括伦纳德（Leonard）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通过与剑桥的联系，她在萨默维尔招待来牛津展览其作品的一些抽象艺术家吃午饭，包括亨利·摩尔（Henry Moore）、芭芭拉·海普霍斯（Barbara Hepworth）、本·尼科尔森（Ben Nicholson）和约翰·派珀（John Piper）。更冒险的是，她在1936年的复活节假期与萨默维尔的老朋友贝蒂·默里、爱丽丝·伯内特和珍妮特·麦考利一起去西班牙北部旅行。不论是出于天真、鲁莽或者好奇地想亲眼看看发生了什么，他们筹划这次旅行的时候，西班牙内战已经变得不可避免了。
这个国家自30年代初以来，政治动荡就不断升级，工人起义于1934年末被暴力镇压下去。作为对右翼高压政权的反弹，左翼的人民阵线在1936年2月的大选中以微弱优势重新当政。法西斯分子几乎立即开始与军方勾结，发动武装叛乱。即将来临的冲突在英国左翼中引起了高度关注，多萝西应该对当时的局势非常清楚。然而，女孩子们根本没有想着要卷入政治事件：她们去那里是为了看教堂。
多萝西的文件中，唯一提到她们游历过程的，是她写给母亲的一些明信片。其中几乎完全没有提到政治状况，或许这样反而不能使人安心。
1936年4月3日，桑坦德（Santander）
我们都得到了教堂老司事送的薄荷和美人樱花束——从（明信片上画的）这个回廊里摘的。这座教堂大致于13~14世纪建成，不过雕刻相当粗陋而有乡土气。
（又及：）地方选举结束了，这里的英国领事说一切都应该很安全。
4月11日，莱昂（Leon）
我们昨晚到这里。从奥维尔多（Oviedo）过来的旅途非常美丽——我们一度到达了雪线。路上我们在波拉·达·莱纳（Pola da Lena）停留了5个小时，游览另一座9世纪的教堂圣克利斯蒂娜（Santa Cristina），它很小，孤零零地立在山谷中央一座小山上。
4月12日（复活星期日），莱昂
我们还在莱昂，昨天的事太多了……今天下午要去布尔戈斯（Burgos），上午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大教堂和郊区的一座罗马教堂。
4月15日，布尔顾特（Burguete）
有一件事情你知道了会高兴——如果天晴的话，我们明天打算步行穿过步境去法国……我们必须在星期天早上6点到达伦敦，我会乘最早的一班火车去格尔斯顿。如果一切顺利，我不会再写信了。你可否准备一瓶洗发香波等我回来时用？！
多萝西的文件中的照片证实了这次旅行的严肃学术目的。她们参观过的教堂的建筑细节都被记录了下来——但没有她们自己的照片，实际上，根本没有人的照片。或许明信片和照片里缺少的东西，给了人一种误导的印象。贝蒂·默里回忆起，多萝西劝他们别听那些因为 “不适合女性”所以不要乘坐工人坐的火车的劝告，还与当地的矿工交换共产党的手势，使他们很高兴。“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劝阻她参加一个左翼选举会议，这个会议在所有城镇村庄都做了宣传。朋友们担心她们可怜的西班牙语和可怜的金钱不足以把她保释出来。”
贝蒂自己重新发现了她尽力保护多萝西的老职责。“多萝西照例很疲倦，带着一个装满了教科书的帆布背包，而她其实用不到这些书。我们偷偷地把书转移到自己的背包里，一本也没有丢。”
回来之后几个星期，贝蒂给多萝西写的一封信，包含了一份典型的、来自西班牙教堂建筑专家视角的详细概论，但是只字未题政治局势。除了明信片之外，多萝西自己未留下有关这次旅行，以及这次旅行对她有什么意义的记录。她在写自传时似乎完全忘了这段假期。由于她不会讲西班牙语，她可能只能获得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而有着一群对建筑比对政治更感兴趣的同伴，更加限制了她所获得的信息。
从1935年起，她在剑桥的密友大多数直接并积极参与一些组织，以西班牙内战的爆发来警告其它地区法西斯主义的扩张，对政府满足于民防的做法提出质疑。剑桥科学家反战团体在贝尔纳的推动下于1932年成立，它是共产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工党支持者的松散联盟，其政治议程也同样不集中在特定的方面。直到1935年，该团体最公开的活动，是传播一封反对科学研究军事化的信，这封信发表在1934年6月在《剑桥评论》上。多萝西当时仍在剑桥，自然也是签名者之一。西班牙内战把剑桥科学家反战团体中全然不同的成员团结在反法西斯的宗旨周围，不再仅限于和平主义者。贝尔纳、伍斯特、皮里和其他人着手研究民防问题，通过一系列在国王仪仗街（King’s Parade）地下室里进行的实验，证明内政部关于如何对居所进行隔离以防毒气攻击的建议是完全不正确的。
多萝茜作为贝尔纳最亲密的知己之一，应该很清楚他正在努力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做。1936年11月他们一同去荷兰，贝尔纳到荷兰生物化学学会作关于固醇的报告，并访问附近的实验室。
他与我达成一项协议，由他去做所有讲座，我写一份准备发表的讲座文本……我想起……在荷兰的每天早上，我们怎样急急忙忙地跑下去吃早饭，为的是赶最早的电台新闻，好知道马德里是否已经陷落。那段时间它一直坚持住了。
回到牛津后，多萝西自然地远离了剑桥团体的活动，尽管她在频繁访问剑桥时很乐于参加。她非常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她发现晶体学实验室空无一人，得知所有的人都
去了车站附近的一所老房子，帮忙准备筹办一次反战展览。我也去了，和他们一起工作，下午与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一起把炸弹造成的损害的照片贴在海报上。
贝尔是瓦内萨·贝尔（Vanesa Bell）的儿子，弗吉尼亚·伍尔夫（英国诗人。——译注）钟爱的侄子，于1937年7月在西班牙驾驶救护车时死亡。
牛津偶尔也有示威活动，但科学家中的左派缺乏剑桥那样的组织。在贝尔纳的推动下，多萝西成为科学工作者协会牛津分会的发起成员之一，但她最多不过是帮忙安排来访的演讲者，而且只是在贝尔纳的推动下才这么做。她最重要的事情，永远是她的研究。在继续研究胰岛素晶体并为鲁宾逊作些零碎工作期间，她完成了论文——对约五十种固醇化合物在化学和晶体学方面的详细研究，于1936年夏得到了博士学位。
1937年春，晶体学鼻祖威廉·布拉格爵士邀请多萝西去使用伦敦皇家研究院的更强力的X射线管，以获得更好的照片来绘制帕特森投影图。她接受了邀请，此事并未在科学上带来很大进展，但却在另一方面无可估量地改变了她的人生。
她筹划在皇家研究所工作期间，在伦敦与玛杰里·弗莱待一个星期。当时正值复活节假期，玛杰里还有其他客人。其中一个是多萝西·林奇的9岁女儿帕梅拉·林奇（Pamela Wrinch），她的学校假期开始时，母亲远在维也纳。另一位是托马斯·莱昂内尔·霍奇金（Thomas Lionel Hodgkin）。
托马斯是玛杰里·弗莱的一位表弟，与多萝西同龄。他们于同一时期在牛津求学，尽管当时从未相遇。他曾是贝列尔学院的奖学金学生，拿到古典人文学科的优等学位。对他而言，牛津就像家一样。他的外祖父A·L·史密斯（A.L.Smith）曾是贝列尔学院的院长，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史密斯有七个女儿，第三个女儿多萝西嫁给了罗宾·霍奇金（Robin Hodgkin），他当时是历史学家，女王学院的院士，在上大学之前曾在她家寄宿。霍奇金家族与弗莱一家一样，自公谊教义（Quakerism）出现的早期以来就是公谊会（Society of Friends）成员（公谊会一称贵格会，是英国的一个教派，初创于17世纪，崇尚个人信仰和良心自由，提倡信众的平等，反对等级化的教会组织，反对战争。——译注）。尽管老式大学直到十九世纪末还在排斥非国教徒，但家族中许多成员都在医学、法学和学术方面卓有成就。首次描述了称为霍奇金氏症的癌症的医生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1798-1866），是罗宾的大伯。他的父亲，另一位托马斯，在历史学方面颇有造诣，并是成功的银行家。
多萝西遇到的托马斯·霍奇金身材纤瘦，有金色头发和蓝灰色眼睛，和一种孩子般脆弱的气质。他是一个理想主义、浪漫、热情的人，从来都不能顺从牛津学术界的传统，而他们也同样受不了他。他早年的职业生涯与约翰·克劳福特存在有趣的相似。事实上，他曾考虑在毕业后去与克劳福特一同工作，正如多萝西1932年的夏天给父亲写信时说到的。
两个星期前一位霍奇金夫人约我出去喝茶……她希望我给你写信介绍他的儿子，他希望明年与你一同去巴勒斯坦的撒马利亚（Samaria）……如果你今年夏天路过牛津，他们希望能见见你，与你谈谈。
在从迈格德林（Magdalen）学院获得了一份“半奖”（一种研究生奖学金）之后，托马斯得以到海外工作一年，便去与正在发掘杰里科（Jericho）古城的约翰·加斯唐（John Garstang）在一起。据多萝西说“他喜爱巴勒斯坦，但不喜欢加斯唐，也不喜欢考古学”。这段时间他遇到了多萝西的父母和妹妹琼，当时他们在发掘另一个遗址。这一年结束后不久，他就通过在殖民办公室的关系得到了巴勒斯坦政府里的一个位子，职责包括给英国驻巴勒斯坦特使阿瑟·沃筹普（Sir Arthur Wauchope）爵士当几个月的私人秘书。他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因为某年12月骑着马和骆驼从伯利恒到西奈、在晚餐会上打瞌睡之类的事情闻名。他激烈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也激烈反对英国军队暴力镇压阿拉伯人反对急剧增加的犹太移民而进行的叛乱。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阿拉伯利益的支持，辞去工作，被驱逐到黎巴嫩。英国驻贝鲁特领事是他父亲从前的学生，在他的帮助下，托马斯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旅行，然后回到英格兰，住在玛杰里·弗莱家里。
多萝西遇到他时，他正处于一种凄凉的愁苦中，抽烟酗酒，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方向。他加入了共产党，在街角卖《每日工人报》，接受学校教师的职业培训（他对此毫无天分），并在一位牛津朋友的帮助下，为《新闻记事》写小说评论。玛杰里对他非常担心，曾安排他去看医生和精神病医师。多萝西在（遇到他的）第一个晚上就知道了所有这些事，因为多萝西·林奇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来接她女儿，两个年轻人就一直等她。那天晚上托马斯除了给多萝西讲了自己的事，还从自己要评论的小说中挑出一些章节读给她听。
这个星期剩下的时间，多萝西整个白天都出去拍她的照片，托马斯则去上他厌恶的课。玛杰里努力想让他振作起来，买票让他们一起去看《天鹅湖》，不过“托马斯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瞌睡”。
多萝西回到牛津，开始写她关于胰岛素的第一篇严肃论文。文章是给《皇家学会通报》写的，由罗伯特·鲁宾逊爵士代她出面联络。这件事对她很重要，她要尽可能地做好，看起来她与托马斯最初的会面并没有过分地分散她的注意力。但她的父亲与托马斯一样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待遇非常关注，急于想重新与他会面，邀请他8月初去格尔斯顿。多萝西这时在计划与萨默维尔的古典学院士米尔德里德·哈特利（Mildred Hartley）一道去南斯拉夫度假。7月13日她从格尔斯顿给托马斯（当时他在牛津）写信，以一种可能是真的也可能并非如此的漫不经心的态度提到，他们会没法见面。
亲爱的托马斯：
自我父亲给你写信以来，我去南斯拉夫的计划又有变化。我将于7月28日离开英格兰。我父亲认为我应该告诉你一声，建议你早一点来，比如7月26日。但这也没关系，其他人都会在8月1日到，除非你有其它理由愿意改变计划。如果不是为计划变更，你就不必麻烦写信了。我星期四会到牛津去待一个星期。不管你什么时候来，其他人都会很高兴看到你。
多萝西·克劳福特
很难了解这时候多萝西对托马斯的情谊到了什么程度。他确实给她留下了印象，但他终究不是最重要的。同一天她还写了一封信，比较语无伦次，但很清楚地提出要中止与贝尔纳的关系。
阿哲亲爱的：
我到剑桥来的时间非常有限——大概只能在7月23日星期五，或22日星期四。我决定下星期四到牛津去待一星期。
我感觉好多了，在花园里写这封信，不管怎样，希望主要是心里难过。但我昨天也很高兴，很快乐——为我自己——我希望单独拥有这段时光。你是否认为与你在一起只是散步和说话是很愚蠢的事？
爱你多萝西
这封信的时间是否与托马斯对她的新吸引力有关，或者只是她为了把对贝尔纳的感情放在一个她更能接受的范围里而所做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她如期于7月23日到达牛津，待一了个星期，自己认为是为了写论文。有一天晚上从萨默维尔到博物馆去时（根据她自己的说法），她在街上遇见了托马斯，他正在去班伯里（Banbury）看望外祖母。他看上去好多了。他在贝列尔的工人教育协会的夏季学校里讲课，还有一个可以期待的工作，是为西坎伯兰郡(West Cumberland)贫困地区的失业矿工之友志愿服务会讲历史课。成人教育很适合他。多萝西陪他一起到他外祖母家去。A·L·史密斯老夫人在门口迎接他们，“手里端着一碗粥”。
这次偶遇改变了一切。接下来的几天，托马斯向多萝西施展了他全副的魅力与热情，使她大为惊异和震撼，竟至不能像往常那样专注于她的帕特森图。一张潦草的、没有注明日期的纸条上显示了她的困惑：
我今晚会到你那里去，与你待在一起，但我不能承诺更多的东西，因为我对自己非常困惑，而为你的紧迫有点困扰——我还不完全了解或理解你，这太难确定了。
我必须写下这个，使自己能平静一下。我并非看上去那样不为这些事情所动，在这样大的压力下我不可能写完这篇文章。
亲爱的托马斯，不要太在意，耐心一点。
多萝西
但托马斯的冲动一如往常，他们几乎马上同意结婚。多萝西写的另一张纸条显示了她在感情上的这种突变：
我仍感到非常兴奋，虽然又实在很怀疑。我有许多事情是你在得到我之前需要了解的。有可能你为会某些或所有的原因而改变想法。但我想不管发生什么，这些日子将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之一。
你是否注意到，如果你的确有意，可以使信的开头与结尾多包含多少意义？简直不可能写下去
你的多萝西
刚陷入热恋的人通常会变傻，多萝西也是一样：她推迟了旅行计划，在托马斯回到北方的坎伯兰郡去工作之前尽可能多地与他待在一起。米尔德里德独自出发去南斯拉夫。当托马斯到格尔斯顿拜访克劳福特一家时，多萝西在他身边，她的父母最先知道他们的事情。多萝西的妹妹们回忆说，家人私下认为托马斯虽然讨人喜欢，但是个有点危险的家伙。不过多萝西的快乐是无可置疑的，对她母亲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
看到你这么快乐，托马斯也这么快乐，真让人高兴。希望你们能继续互相带来快乐。在彼此中获得安宁，并发现新的活力，是一种非常好的关系……
（去南斯拉夫的）路上要小心，宝贝——回来的时候不要晒得太厉害。非常非常爱你，你亲爱的妈妈
多萝西的父亲小心的安排了一份婚姻财产契约，帮助他们保障长期经济稳定，并承诺每年给多萝西100镑。她暂时拒绝了，只表示她在因为生孩子无法工作时会考虑这笔钱。托马斯的母亲虽然还没有遇到多萝西，但对他们的结合给予了祝福。
起初（亦即我今早得到托米的信时）看起来无法写信给你，因为我还不认识你。但晚间的宁静使我想到，不能不写这封信，告诉你我们因你带给她的幸福而如何祝福你。这是我们盼望他得到的——他给我们的信显示这正是我们所渴望的——人生带给他的最好的事物。
在启程往南斯拉夫进行她迟到的旅行之前的最后一天，多萝西在伦敦与玛杰里·弗莱待在一起，并立刻从她那里感染了信心。玛杰里对托马斯和多萝西两人都深深疼爱——而且实质上促成了他们的结合——但据托马斯的兄弟爱德华说，她也对他们的婚姻有一点保留。托马斯的健康和前程都相当不确定，而多萝西无疑已经开始了她辉煌的事业生涯。但多萝西在订婚后的第一封信里，没有迹象表明弗莱曾说出这种担心。
最亲爱的托马斯：
我刚才躺在阳光下与玛杰里谈到你，实在无法想象你已离我几百英里、很快又会变成几千英里。你依然在我身边，我的思想全变成了与你的对话。
虽然我实在懒得出发，但一切都定好了，明天上午10点半，也就是说星期天早晨抵达波西尼（Bohinj）……我希望你非常快乐，努力想着我们多快就可以再相见。这种感觉好极了。祝福你，谢谢你。
致上全部的爱，多萝西
她不愿意留下遗留问题，在弗莱的家中时鼓起勇气，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贝尔纳，在信中她对他的感受的关心，几乎被她自己的快乐与满足全然掩盖了。仅此一次，她以他的教名称呼他。
亲爱的戴斯蒙德：
我一直想告诉你一点儿过去十天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因为你知道，这么久以来你对我而言比任何其他人都重要——现在我还有点难于衡量其中的差别。要写下这些实在有点困难。但一切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梦幻，你比大多数人更能理解：在陌生的乡间待在一起的两个晚上，在林间漫步的白天，与托马斯的朋友们会面——我知道他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虽然谁也没有提起一个字——但我感到非常幸福，而且古怪地觉得自己很高尚。
这件事有点奇怪，因为我不会感到迷惑与困扰。我不会在托马斯走后每天四次检查有没有他的信，而我曾经那样期待你的信。我也不会跑上几千英里去见他一面，如我曾经来见你那样。你知道，这似乎是不同类型的爱。但我非常快乐，感到幸福和宁静。我希望能与托马斯结婚，如果能够，我不认为自己会对此后悔，而如果不能，我不认为自己会后悔这段时光。
是很奇怪，唯一使我困扰的，是我在有机会的时候没有使你更快乐一些。想到你的痛苦，我仍然无法忍受。但愿能以某种方式深深地将你保留在我的生命里。
非常爱你的，多萝西
托马斯是玛杰里·弗莱的表弟，托马斯·霍奇金。如果你能够，看在我的面子上喜欢他一点吧——尽管我想你会因为他本人而喜欢他。
多萝西终于到了波西尼，与米尔德里德·哈特利会合，时间是8月8日，比她们原先计划一同出发的时间晚了两个星期。这个湖边的城市被群山环绕，如今在斯洛文尼亚境内，邻近奥地利边境。她们住在苏维提·杜（Sveti Duh）旅馆，这里聚拢了来自全世界的旅游者，老板赫尔·佩特伦（Herr Patron）殷勤好客。她们大多数时间一同出去散步，其间哈特利谈到她的朋友的生活，这些朋友多萝西几乎一个都不认识。天气多变，有一次她们都淋湿了，但“米尔德里德坚持要大口的喝科纳克白兰地，后来倒没什么副作用。”在远足以外的时间，多萝西继续准备她的皇家学会论文。
她几乎每天都要给托马斯写絮絮叨叨的长信。她想念他，希望再见到他，也详细记录周围的环境，把所有她认为有趣的事情告诉他。她还在他的鼓励下对准备婚姻生活作了一些设想。
8月11日
收到你寄来的什么东西我都会高兴——特别是你在《劳动月刊》上的文章……一队南斯拉夫军队走过窗前，疲惫得几乎抬不起步子，可怜的人们，他们看上去很热，不堪战争疲倦的重负。我怀疑我是否有时间在回家之前多找到一些关于性爱的有用信息。15岁时我读过玛丽·斯托普斯（Marie Stopes）所有的书，但实在觉得很无趣，什么也记不清楚。但现在要学应该很容易了。
8月17日
我喜欢这个有趣的民主国际社会。昨天整天下大雨，傍晚所有的人——女侍和客人都拥进唯一可用的房间……
为什么欧洲国家总是要打仗！所有这些人看来至少有6种国籍……我喜欢米尔德里德的原因之一是她有着一些与你类似的特质——尽管在你的身上更显著——对所有她遇到的人都付出友谊。这使世界比它可能的本来面目看起来好得多。
她们的计划是在波西尼待一个星期，然后去萨格勒布，再沿克罗地亚海岸前往斯普利特（Split）和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但旅店经理安排她们到山中作夜间旅行，她们难以拒绝，尽管这意味着要待更久。虽然很有趣，此次旅行并不十分成功。
8月20日
我们与赫尔•佩特伦大吵了一架……
话题是米尔德里德发起的，她说想到那些完全无关的人被扯入战争就感到很可怕。他立即提出了所有那些古老的理由——战争的生物必要性，需要殖民地等等。我非常努力地要指出最新的人口增长、生育率等等，但我的德语和他的英语都一塌糊涂，结果我们都非常生气，只好停止。
因此，她们终于离开波西尼前往此次假日的第二个目的地时，是有些解脱的。多萝西觉得沿岸小镇的威尼斯式建筑非常漂亮可爱，但愿托马斯能分享她的这种喜悦。萨洛米（Salome）旅馆的条件给她留下的印象就没有这么深刻。
8月24日
在斯普利特（Split）的第一夜过得相当荒谬。旅店客满，我被安置在在一栋附属建筑中的一个房间里，里面到处都是臭虫。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只是从它们的行为和样子才慢慢想起来究竟是什么。我抓了一只，搁在一小瓶酒精里，准备早上让米尔德里德鉴定，她非常以此为乐（酒精瓶是苏维提•杜旅馆的赫尔•佩特伦给的，装着另一种生物，他认为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应当对此有兴趣）。我我本想跟这些臭虫一起睡觉，因为我觉得太在意它们的话未免愚蠢，但午夜时我实在不能忍受了，赶紧穿好衣服跑下去，问夜间守门人能否在大厅的沙发上睡。他很有同情心，同意了我……（她醒来时发现自己周围全是水，因为雨从大厅的屋顶漏进来了）我现在因为所吃的苦头而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房间，不过我的脸上被叮得全是疱疱！
8月29日，他们终于离开杜布罗夫尼克，乘三天的火车回到英格兰。
多萝西回来时预定要到诺丁汉去参加英国科学促进会（BA）的年会，贝尔纳和她在剑桥的朋友们都会去，还有来自其它领域的科学家，他们为了9月3日关于蛋白质结构的一个特殊会议而聚集到此地。当时在伯明翰大学的戈登·考克斯（Gordon Cox）拍了一张愉快的照片，多萝西坐在贝尔纳的身边的一堵墙上，贝尔纳正在向杰出的美国化学家欧文·朗缪尔（Irving Langmuir）描述“烟草花叶病毒溶液里的反向螺旋”。多萝西在贝尔纳身边恬静的姿态，并未对她兴奋的精神状态有任何流露。不过，她的朋友们观察力比照相机要好。当时只有贝尔纳知道她订婚了。不过一个月之后他把消息告诉（“范”）范库肯时，他回答说：“我在BA会议上见过你之后，就对迪娜（Dina，他的妻子）说，你很有些不一样了——眼里闪烁着一种光芒。”
BA的会议每年都把英国最出色的科学家聚集在一起，讨论他们最新的研究，通常她在会议之后会多待几天。这次她在蛋白质会议结束后立刻离开，到北部去与托马斯重聚。他们一起去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托马斯的父母正在（那里的）班伯如（Bamborough）的家中度假，这是多萝西首次与他们见面。父母此前已经表示了对这桩婚姻的认同，此次得到了全心全意的确认，正如Dorothy Foster Hodgkin次日写给多萝西·克劳福特的信：
我亲爱的多萝西：
今天天气清朗温和，正是那种我盼望你能碰到的天气，这样的话，当你想起班伯如和诺森伯兰的时候，就能描述出来。不过还会有时间，我想我们并不感到缺少阳光。
这段时间真是好极了，T的父母充满了感激之情。看到他的变化，实在让人高兴——就像看着阳光与风吹散乌云。他非常需要被人爱，但是除非找到最好的，否则他一直不会满足。即使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我们也能看到这多么完美地合适他。他得到了多么美好的东西啊！
托马斯和弟弟爱德华原本还有一个妹妹贝蒂，12岁时去世了。多萝西对母亲说，曾经失去一个女儿，可能使托马斯的母亲为得到一个儿媳而格外欢喜。“部分是为此，我想她喜欢我的程度简直是吓人。不过没有人提议我放弃现在的工作，他们都很理解。”
多萝西从未想过要因为婚姻停止工作，这个立场得到了她的母亲全力的支持（茉莉甚至特地给托马斯写信强调这一点）。她从南斯拉夫写信给海伦·达比希尔，谈到了订婚的事，明确表示，只要可能，她将继续工作下去。
我开始写这封信时有一点为难，但我非常希望你知道。就在来这里之前，我认识了托马斯·霍奇金，我们两人都很快决定要结婚……过去三个星期我为此非常快乐和兴奋——即使我有时候有些害怕如何把生活中所有其它的东西与此协调起来。不过我愿意努力。实在是太快了，我们自己都不是非常有把握，但我希望回去之后来与你谈谈。
下一个学期开始时，她确认了这一点，正式写信辞去院士资格，而她在一年前刚刚得到长期的资格。所有的院士在结婚时都必须辞职，尽管到那时候凡是希望继续的人几乎都会被立刻自动恢复资格。多萝西自然也不例外：“如果这意味着我与学院目前的联系从此结束，我将非常难过。我非常希望能够把在牛津的一些工作继续下去，至少是继续一段时间。”
随着她订婚的消息传得越来越广，大多数人似乎都认为，多萝西若要放弃她的工作，就太荒谬了。除了她的能力和投入程度，以及从中获得的满足，这份工作还比托马斯目前的职业更加稳定可靠、收入更高。有一些迹象暗示，托马斯本人起初可能有些不确定。许多年后，托马斯的好友巴勒斯坦学者乔治·安东尼厄斯（George Antonius）的妻子卡蒂·安东尼厄斯（Katy Antonius）给多萝西写信，回忆他们4人当时的一次聚会。
托马斯留下来与乔治谈话，卡蒂到下面散步——听那个名叫多萝西的害羞的小天使说“托马斯希望我们结婚后……我放弃工作”。傻乎乎的卡蒂问“什么工作？”D说“我研究晶体，这对我非常重要。”愚蠢的K对晶体一点概念也没有……但看到了它对天使D多么重要……说：“亲爱的——永远不要为了男人和婚姻放弃你感兴趣的工作，托马斯必须接受你的想法，不中止你的工作。请一定不要屈服——如果你对晶体的研究这么看重，屈服是最愚蠢的”……然后放肆无礼的K对托马斯说“我告诉你那可爱的小未婚妻说，她不应该放弃工作——你必须因此调整你的生活。”K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喜欢托马斯，直到那天才第一次见到多萝西……但她完全被她纤弱的美和继续工作的强烈希望所震动了。
多萝西特别不愿意让婚姻中断其研究的一个原因是，她的事业刚刚到达了重要的里程碑。她招收到了第一名研究生。丹尼斯·赖利（Dennis Riley）是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的一名二期化学本科生，自愿来与多萝西一同工作。他只比她小几岁，至少高出一个头。他俩的一张合影中，他看起来简直像个大叔，穿着一件双排扣的套装，旁边站着一个穿印花长裙的娇小轻灵的人儿，与学生导师的一般形象完全相反。他们此前见过面，赖利帮助多萝西打破了蒸馏器俱乐部的男性垄断局面。
蒸馏器俱乐部在不同的层次上运作。其高级成员是研究生和化学教师，本科生则另有一个初级分支，有自己的委员会。高级和初级分支都时常举行开放会议，邀请外来的人做演讲。这种会议会广泛地宣传，非会员无论男女都可以参加，而多萝西经常参与。然而从未邀请过女性来演讲。
此外每星期还有仅会员能参加的会议，在学院里学生或院士的房间举行，就大家普遍有兴趣的话题讨论近期的研究。小型会议以非正式的讨论会形式举行，是“化学院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但多萝西在做本科生的第4年才发现有这种会议，作为女性她是被排除在外的。最难过的时候，是多萝西听说泰尼· 鲍威尔将要在一次会议上讲她关于二烷基铊卤化物的工作。这很可以理解，她希望能够出席讨论自己的成果的会议，就去找俱乐部部长、有机化学家威尔逊·贝克，她认为他是一个“好朋友”。他进行了一些试探，回来时说，她要参加“不是一个好主意”。她对此“的确非常在意”。
四年后，当多萝西被任命为院士以及化学导师、并有了坚实的研究成果时，高级蒸馏器俱乐部仍然无视她的存在。丹尼斯·赖利当时是初级俱乐部的委员会成员，发现了一个纠正此种现象的机会。他和同事邀请她去演讲，给他们和院士成员们谈她对固醇的研究。她欣然接受。赖利多少预期高级会员会对他的行为产生冲突，但事实上会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不仅来了很多本科生，还有“一大批高级成员，集中注意、显然充满尊敬地听多萝西讲话。”高级成员几乎马上就邀请多萝西几个星期之后去给他们做一次演讲。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这不是冲突的结束。40年代中期，多萝西在萨默维尔的一个学生内斯塔·迪恩（Nesta Dean，娘家姓琼斯（Jones））回忆起，多萝西有次去参加蒸馏器俱乐部的一次公开会议，发现她的一群学生被拦在走廊里，等着会议的不公开部分结束。她打开门闯了进去，她的老导师弗雷迪·布鲁尔亲自把她拎起来扛了出去。迪恩说：“这里并没有痛苦，非常幽默。” 蒸馏器俱乐部直到1950年才投票同意接收女性会员。
赖利成功地安排了多萝西在蒸馏器俱乐部的演讲之后，大胆地请求让他跟她做二期研究。她非常高兴——多一双手来处理那些源源不绝流进她实验室的晶体，正是她所需要的。赖利回忆，他所在的基督教堂学院并不很喜欢这个主意。
这件事……很有些革命性，好几个人被惊动了。我，一所声望卓著的学院的成员，选择跟一位年轻女性在一个新兴的边缘学科做我的第四年研究，她并没有大学的职务，只是一所女子学院的院士……我的导师A·S·罗素（A.S.Russell）博士……多少有些不太高兴，但他还是与多萝西会面谈了这件事。然后，他告诉我说学院接受了这个请求。
9月初，从南斯拉夫回来、前往诺丁汉时，多萝西与赖利简短地见了一次面，讨论他的工作。这次会面使他对新导师将采取的风格不再有疑问。
多萝西对于让一个研究生新手熟悉课题复杂性的设想，是带他到水最深处，让他跳下来，根本没想到要问问他会不会游泳。于是，她借给我一本关于偏振显微镜的书，以及贝尔纳于1926年发表的一篇解释旋转照相的论文的副本，还给了我一个装着DKP晶体（二酮哌嗪，赖利原先的研究课题）的试管，然后就让我自己去对付它们。
此后她教他如何把晶体装入角度计，这时他已经花了许多时间在图书馆里读相关的资料，大致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幸运的是，赖利很有能力，亲切温和，工作勤奋，他们的合作相当成功。
赖利到她的实验室后不久，他们的工作走向了一个新的方向。9月末，多萝西实践了她在BA会议上许的一个诺言，到伦敦去访问查尔斯“鲍比·哈林顿”爵士（Sir Charles “Bobby Harrinton”），他是她的远房表兄，当时在伦敦大学学院。哈林顿发表了一篇论文，显示胰岛素可以与碘反应，在胰岛素分子中留下几个碘原子。多萝西希望，鉴于碘原子相对较重，或许这种衍生物能够帮助她解释她的胰岛素图。但这次访问中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使她同时认识了另一种蛋白质。
哈林顿两天前刚刚制备出了胰岛素的第一种晶体衍生物，对此非常兴奋。我也是。他会送一些到牛津去，好让我回去研究。我们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将晶体学和化学结合起来——进一步着手研究许多新的蛋白质晶体。中间他想起来李斯特研究所正在研究其中一种，我们就给他们打电话。凯克威克（Keckwick）博士回答说，他们已经培育出了相当大块的晶体，如果我去拿的话，当然可以给我们一些。于是我下午到李斯特那边去，把瓶子装在口袋里带了回来。
瓶子里的晶体是乳球蛋白，一种存在于乳汁里的蛋白质，三年前才首次被分离出来。此时多萝西认识到，她在制备第一批胰岛素晶体时犯了一个大错误。她把它们干燥，结果使之变得有一点混乱。如果她像贝尔纳给胃蛋白酶拍照那样给湿态的胰岛素拍照，照片上应该能得到更多反射图样，也就有更多数据可供分析。新的乳球蛋白晶体有干湿两种形式，形状都很漂亮，她决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她让赖利把二酮哌嗪（一种相对简单的分子，用7个月时间就可能完全把它弄清楚）先放到一边，开始对母液里的乳球蛋白晶体拍照。
他们随即发现，在晶体部分干燥的状态下也能得到很好的图片，只要是缓慢干燥。赖利很快拍出了第一批体现同一种蛋白质的干态和湿态的照片——对一个本科生研究项目来说，这个成绩相当不坏。他和多萝西发现，蛋白质分子在干燥状态下基本上保持不变，只是沿长轴方向缩短了一些。同时他们还听说二酮哌嗪已经由加州理工学院莱纳斯·鲍林实验室的罗伯特·科里（Robert Corey）解决，再回过头去研究它似乎没什么意义了。赖利在接下来的4年里继续研究乳球蛋白。
多萝西很少有机会去了解未来的丈夫，除了频繁的通信和偶尔周末见面之外。例如，9月下旬他们一起去肯特郡短暂度假，在查尔斯·达尔文生活过40年的达温（Downe）小镇村里的一家“床与早餐”（bed-and-breakfast）小旅馆逗留了一夜。10月份她与他一起去剑桥，他在那里作一个演讲。她到坎伯兰郡去了一两次，有一次回来时身上生了虱子，使她大为恐慌。在他们不见面时，托马斯写信给她，建议她为准备将来的共同生活而读一些合适的书。出于她受过专门训练的科学家头脑，她对这些书里提出的一些建议保持某种程度的怀疑。
我读完了你那本关于婚姻的书。事实上我发现自己非常需要控制自己的意见。书的内容经验主义得可怕。对于智慧个体，显然有许多东西只有通过合适的试验才能发现。如果我不是将与你结婚，可能会认真地考虑它（的内容）……
对于他有关蜜月里可以交换政治意见的建议，她认真得不能更认真了。
我不认为我会很善于与你就马克思主义和文学进行讨论——太容易接受你的观点，而这对谈话没什么帮助。如果我们要谈论马克思主义，我需要带上本“入门”书，好让自己知道自己究竟在说什么！我所认识的共产主义者似乎没有一个足够坚定。丹尼斯·赖利刚刚几乎是表示赞成我在教堂里结婚。
婚礼计划在进行中。多萝西发现自己陷于两种情形的夹缝中，一方是她与托马斯同意遵循高尚庄重的原则来举办仪式，另一方面是家人要她按照流行的中产阶级传统来举办。
亲爱的，我没想到父母会在婚礼的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我们该怎么办，这是个问题……当我说你打算办一场只请15个亲戚的小型婚礼时，你妈妈显得有些惊骇——以至于我开始想你应该说50个才对。不过我在这个问题上屈服了，说我不介意来多少客人。你介意么？真的么？另一件我更在意的事是在《泰晤士报》上发布订婚的消息（当然反对）。他们说，只要我们愿意登，他们就付钱！
两家父母于10月3日在克莱布米尔（Crab Mill）会面，这是华威郡伊明顿（Ilmington）村里一幢古老的黄色科茨沃尔德（Cotswold）式石头房子，托马斯的父母买下它来度过退休后的生活。由于罗宾所在的学院——女王学院的前任教务长突然去世，他意外地被要求但任新的教务长，结果这幢房子就成了周末度假的地方。正如多萝西所预料的，霍奇金和克劳福特家的双亲结成联合阵线，反对托马斯和多萝西办一个低调婚礼的想法。托马斯的父亲有5个兄弟姐妹，母亲有8个，总共有36个直系表兄弟姐妹。婚礼将在格尔斯顿举行，多萝西的母亲坚持要邀请全村居民参加。至少婚礼的时间很容易就定下来了：12月16日，奖学金考试之后第一个有闲暇的周末。多萝西则需要努力劝未来的公公打消发动女王学院的化学家来替她阅卷、以免她太劳累的想法。同时茉莉·克劳福特则说服他们相信，法国南部比爱尔兰西部更适合一个12月份的蜜月。
没有托马斯在身边坚定她的决心，多萝西几乎在所有重要的问题上都投降了，显然并没有太多后悔。
我妈妈免受所有其他人的坏影响，非常同意我们的婚礼安排。可能这不是真的——当她说她认为一切都不重要，不管周围发生什么，这只不过是你和我的事情，我对此真的很赞同。人总是给自己找太多道德上的麻烦，你觉得呢？
对于住所，两人决定起初先不考虑，婚后仍然保持周末和假期见面的状态。多萝西最亲密的朋友中，就有这样的先例。比如，比尔和托尼·皮里刚结婚时，分别住在伦敦和剑桥。托尼现在已经是一个年轻的母亲，仍有着剑桥研究院士资格，并被选为市议员。但多萝西私下对贝尔纳承认，她对这种安排有一些焦虑：
当然这对我来说很好，你知道，我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极度需要某个人的。但是如果有托马斯在身边，知道我一个星期之内可以看到他，有时间一起谈话、彼此了解，是很让人高兴的。我不是很清楚。有些事情困扰着我。我想我们分开时，托马斯想念我可能胜过我想念他——而且希望我与他一起多住一段时间。我已经对长期的分离如此习惯，拥有一点便是奢侈了。所以我想可能会有许多实际的困难。
多萝西费了一些力气让贝尔纳接受她将与托马斯结婚，这必然意味着他们的关系需要有所改变。她做了一些努力，安排一次会面——不仅是为了与他谈托马斯，也因为她在新的乳球蛋白研究以及胰岛素研究的进展上迫切需要他的建议。
我实在非常关心你的情况。如果你介意我结婚，我会受不了的。亲爱的阿哲，一年前你问我为什么不跟沃德结婚或为什么不与什么其他人结婚时，我感到很受伤。
我仍然很希望见到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知道你总是有许多事要做。因此，对在托马斯于（10月）31日在剑桥进行讲座以前我们的会面，我不会谈太多重要的事。要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你我之间有些东西会永远持续下去。
多萝西
但如果有机会见到你，我会把乳球蛋白照片带过来！
此后不久她又写了一封信，为贝尔纳可能不去剑桥的会面而感到焦急。
最亲爱的阿哲：
如果下周末你能来剑桥的会面，请一定来。我已经做好了那套乳球蛋白照片——美丽得让你不敢相信——真正的正方晶，让我高兴得要命，很吃惊自己竟曾想过要放弃晶体学。
……如果你在星期天晚上ASW（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晚餐会之后回来，那就最好不过了。
多萝西
让她失望的是，贝尔纳在伦敦那个他们俩都参加了的晚餐会之后没有能来或不愿意会见多萝西。但是她最终在第二天的午餐上与他谈了话，既谈了工作也谈了未来。他们之间如此坦率，以至贝尔纳不仅答应去参加托马斯在剑桥的讲座，还建议他俩不妨与他和艾琳一起待一晚上。
多萝西终于将这两个男人介绍给彼此，她当时心中在想什么，我们只能想象了。但托马斯给贝尔纳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贝尔纳马上发现这个年轻人的理想主义自己十分相投。多萝西把他的看法告诉了他。
我与阿哲一同愉快地散步到实验室，谈论你和我们的将来。他认为你正在做的事情是可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并好奇你是否能籍此对贫困地区的状况进行一项研究，提出整顿的改革计划。我们谈到，如果你想待在坎伯兰郡，我该怎么办，结论认为纽卡斯尔是最理想的地方——在爱丁堡能找到这类的职位，但那样的话离你不够近，改变就不值当了！阿哲有一个伟大的白日梦，想要建立一个研究蛋白质结构的流动学院——我们曾经在剑桥工作的那些人现在各自为战，但每年在我们的新家聚会一两次。
在谨慎的处理自己的事情的同时，多萝西强烈地面对着婚姻与关系的复杂性的其它例子。她的妹妹琼经历了一场漫长而多少有些充满艰辛的订婚，终于定下在10月初结婚。两家人都对她与丹尼斯·佩恩（Denis Payne）的婚姻感到很紧张。佩恩在剑桥的一位书商那里工作，在克劳福特三姐妹共租一套公寓时结识她们。总是试图发现别人的好处多萝西对托马斯承认说，琼和她的未婚夫从来没有“互相感到很快乐，甚至是在一起感到快乐”。婚礼举行了，托马斯没有参加，多萝西在招待会上只能待在外面，因为丹尼斯·赖利因为猩红热病倒了，她担心自己也可能会传染。
几乎是同时，萨默维尔的宁静被一起学生违纪事件打破：学院的一位女生在女王学院的一位罗氏奖学金学生的房间被查到了。院长立即通知她，她会被“送走”——从学院开除。那名男生则只是“暂时停学”——暂时离开学校——一个学期。多萝西被激怒了。尽管为人恬静，她在捍卫自己相信的东西时是绝对无所畏惧的，即使对手强大得令人绝望。她如旋风一般冲去找海伦·达比希尔。
她很和善——的确如此——但事情完全没有希望，我感到难受，觉得自己没用……一个人对抗一套机器，我无法忍受作为它的一分子。这实在是太恶劣了。昨天我心情坏得没法写信——现在我感觉好多了，迪利（Dilly）坚决地支持我……并不是说我认为（这一对）值得称赞——我不这么认为——但他们也并不坏。
她在下一次院士会议上提出了抗议，仍然是理事会里唯一的不同声音。理事会是负责萨默维尔事务的机构，除了本学院士，还有一些外来成员。学生中2/3的大多数投票反对开除。但多萝西几乎没有从其她院士那里得到支持，无法挽回决定。不幸的是，好斗的异端法语院士伊妮德·斯塔基（Enid Starkie）——她与多萝西几乎同时得到任命，是涉事的女学生的导师——当时远在意大利休假，得知这场争论时已经太晚，无法声援多萝西。她写信给多萝西感谢她的努力，并籍此机会敦促她不要因为结婚而停止工作。
多萝西以前还有过类似举动，那是在她1934年回到萨默维尔后不久遇到的一件不那么引人注意的事。那次她威胁说如果不原谅那女孩子，她就要辞去院士职务，并多少有些强迫高级奖学金学生芭芭拉·查普曼把她自己得来不易的奖学金也押上。那个犯错误的学生只被停学一学期。
还有一件事在婚礼之前来干扰。多萝西一向有与克拉伦登（Clarendon）实验室一群年轻的流亡的物理学家喝午夜茶的习惯，他们也与她一样喜欢将非正常工作时间用在实验上。当他们听说她订婚的消息时，尼古拉斯·柯蒂（Nicholas Kurti）等人作为代表急急忙忙跑来了。他们问，她是否认识到，整天坐在X射线管旁边会使她的孩子畸形或使她不育？她一时“大为吃惊”。但她在伦敦的医生对她做了一次详细的医学检查后，给了她一张健康证明书，说她没有不结婚的理由。她写信给托马斯让他放心。
我后来想，X射线与不育的问题只是一场虚惊，本无须把你扯进来。凯瑟琳·朗斯代尔（Kathleen Lonsdale）有好几个孩子，她的X射线生涯可比我长得多，实验条件比我的还差。想起这件事时，我轻松多了。
多萝西从来不迷信，不过在婚礼前几天，她进行了自己的小小宗教仪式。鲁宾逊的弟子（protégé）之一亚历山大·托德（Alexander Todd）给她送来了一种称为维生素E的物质的晶体，请她帮忙测定分子量。这实在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工作，本可留待蜜月之后再说。但她想起一首医学学生关于维生素E的歌，建议人们“就着茶喝下它/把玛丽·斯托普斯的希望打垮”（Marie Stopes,1990~1958,英国医学活动家，呼吁重视婚姻生活中的健康问题，1921年创办英国第一个计划生育诊所。现在看来她的观念非常了不起，但当时颇遭非议，特别是来自宗教界的敌视。书中所引这首歌未查到出典，推测可能是说维生素E有利于女性生育健康——译注），便在去格尔斯顿之前完成了这项工作，“期待着幸福的未来”。
格尔斯顿村里的教堂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客人很杂”的聚会，人们都来看多萝西举行婚礼。她穿了一件中世纪样式的织锦裙子，上面交织着蓝色、绿色和金色的花（这是托马斯挑选的，多萝西否决了他最初选的红色天鹅绒），金色的头发上罩着轻纱。贝蒂·默里与爱丽斯·伯内特一起远道而来，她记得当时客人们互相碰着手肘示意，低声说“瞧啊——再没有这么美丽的新娘了”。婚礼于下午3点30分开始，外面天色已经开始变黑。他们唱着“最明亮的和最好的”、“在寒冷的仲冬里”和“耶路撒冷”。托马斯找了一位共产主义的牧师来主持婚礼，新人走上圣坛时，他念着马克思语录。贝尔纳没有来，但送来了一封诚挚的信。此后更多人在村里的礼堂聚集庆祝，其中许多是不请自来的。多萝西的父亲事后对她说，她应当把这看作是一种恭维。
大多数客人下午较早的时候乘火车走了，新人与多萝西的父母一起吃了晚餐，然后动身伦敦。第二天他们乘火车出发，前往圣托普兹（St Tropez）附近拉·考里克斯（La Croix）的维拉·圣迈克尔（Villa St Michel）。接下来10天他们在松树林里和海边一起散步、谈话。他们要再这样长久地厮守在一起，是许多个月以后的事了。
第一章 “这是个有点吵闹的童年”
第二章 你不明白吗，我得知道！
第三章 “我在剑桥的年月充满了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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