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思科学》电子杂志
2004年第2期
2004年2月15日
目 录
封面
封面故事
[竹筒夫子]棕背伯劳
新闻
[柯南]超越卡介苗：征服肺结核
的新希望
[柯南]回到月球？
[碧声]火星的早晨
[柯南]科学与禽流感之间的战争
[方舟子]禽流感病毒容易进化出
对人致命的变异
求知
[bird]动物区系
(五)、新热带界 (六)、澳洲界
[碧声]灵感之梦
[韩雪涛]眼睛：设计还是进化
[逍遥]终极巫术——疯牛病小传(八)
译述
[G.Ferry]《多萝西·霍奇金传》(二)
博物
[佳肴]伶盗龙
故事
[杨鹤林]加拿大水怪巡礼(中)
——残像留痕
观点
[碧声]多关心人，少关心果子狸
[碧声]世界越来越危险了吗？
辨伪
[方舟子]永动机：空想与诈骗
书评
[张九庆]科学中的伟大与生活中的
世俗——评《恋爱中的爱
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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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霍奇金传
第二章 你不明白吗，我得知道！
 Georgina Ferry
王艳红 杜磊 译
萨默维尔和牛津，1928~1932
多萝西在圣雷莫外祖母的房子里通过电报得知她被萨默维尔学院录取的消息——“已录取，请电复”。她正和母亲一起参加一次在当时英国委托统治的泛约旦（现在的约旦）进行的考古探险，由父亲参与指导。那是一个美妙夏季的开始，在那个夏天，她将领略那种强烈吸引她的双亲的探索古代世界的热情。
约翰·克劳福特于1926年从喀土穆的职位上退休，时年53岁，这是他能获得全额养老金的最早年限。看起来他非常想永远地回到英格兰的家，尽管一封有茉莉特色的来信清楚地表明他们想充分利用这趟旅行：
亲爱的多萝西和琼，
本该给你们每人写一封信的，因为你们刚从贝克尔斯给我发了那样美妙的长信，但我今天早上要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你们也许会很不高兴，因为我们不可能在4月底之前回来——也就是说，要等到复活节假期之后……我会给帕根夫人写信，看看我们能不能同她待在一起，我想你们会愿意，就像在格尔斯顿附近那样。真遗憾我们不认识什么人能到格尔斯顿与你们在一起，因为我想你们可能更愿意在那里过假期，而不是别的地方。梅姨心地这么好，也许会与你们中的一个再待在一起……要不然，我可怜的宝贝，看来你们没心肝的妈妈要把你们丢在树林里露营啦！当然我可能在爸爸之前回来，但我想最好还是与他一起回来，因为他要去耶路撒冷和贝鲁特。多好的机会！我想我得抓住。
不过机会跑掉了。在他们出发之前，约翰的父亲突然去世。
离开喀土穆之前刚收到你们的信……我们放弃了贝鲁特和耶路撒冷之行，因为爸爸要回家去陪奶奶……我们可能得4月23号才能到沃辛（Worthing）。可怜的爸爸！爷爷过世的消息让他非常难过，他非常希望当时自己在家里。宝贝们，你们到沃辛了吗？如果是的，我相信你们会尽力让贝蒂高兴。
因此，她们的父亲在不那么快乐的情形下回家来了，不过多萝西回忆说：“有那么一小会儿，我们希望他可能在英格兰找个新职位，回来同我们住在一起”。但这希望十分短暂。在回家的途中，约翰得到了他理想的工作机会：耶路撒冷英国考古学校校长。他立刻接受了。1927年春天，他和茉莉再一次打点行装，前往巴勒斯坦，到新职位上任。他们正赶在复活节前到达，茉莉写信回家，描述了他们参加数百名基督徒朝圣者举行的庆典的情形。
亲爱的孩子们，
我们给你们所有人写封信，因为这里有许多可看的东西、可做的事……我们就住在博物馆上面，在城郊。[耶稣受难节]爸爸和我早上6:45出发去苦路，与一小群守着苦路耶稣受难像（苦路是传说中耶稣被判死刑后、被押往髑髅地钉十字架时走过的路。18世纪教廷确定了苦路的14处朝圣地，每处皆有相关故事画像——译注）的人一同走上去。我们祈祷的时候，人们不断地上来下去——这是感觉最古怪的地方……与开罗的人完全不同的一群人——不惮于穿颜色鲜艳的衣服。3点钟我们到圣墓教堂参加了美丽的熄灯礼拜。然后在髑髅地小教堂跪拜，回家休息一会儿……我很想知道你们都做了些什么、过得是不是快活。向梅姨致上爱意……
约翰·克劳福特一到耶路撒冷，就开始与耶鲁大学筹划一次考察，发掘古城杰拉什的拜占庭教堂。该遗址有希腊庙宇和剧院，还有他最感兴趣的早期基督教堂。第一次发掘于1928年夏季进行。多萝西在参加入学考试之后与到牛津上学之间有几个月的休息时间，父母便问她是否愿意一同参加考察。在自传里，多萝西用了整整一章来写这次旅行，题目是“受祝福的间歇”。同父母一样，她到耶路撒冷时也是复活节，他们带她重游了他们前一年参加的庄严仪式。然后乘汽车出发，穿过约旦河，朝山上开去。“然后我们来到一座巨大的凯旋拱门，在空旷的山坡上俯瞰着杰拉什。对我来说，那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他们睡在帐篷里，在一间粗陋的小屋里做饭、吃东西、工作。包括多萝西在内，小组共有7个英国和美国考古学家，还有一队富有经验的埃及人负责挖掘。多萝西的第一项工作是把发现的物品弄干净，特别是钱币。随着遗址中五到六世纪教堂的发掘，那些图案优美的嵌花人行道显露出来，她便承担起精确记录其设计的工作。花纹的错综复杂、1厘米见方的彩色大理石有规律的排列，使她着迷。
中央广场的花纹是相连的八角形，镶着方形或菱形的嵌板，其间多有装饰用的图形……我开始思考，一个平面里两维顺序构成的约束条件……
对于她后来思考晶体中三维顺序构成的条件，这算是一个完美的准备。
工作持续了约两个月。星期天他们休息，到古城附近“开满鲜花的山”上去玩，有一次还受到一个贝多因人营地的咖啡招待。“父母会讲熟练的阿拉伯语，对这古老的好客之道表示衷心感谢。”但多萝西不能把未来几年的学业完全丢在一边。
牛津的导师来了一封信，指出我入学考试时考的是植物学，而不是物理，但为了学习化学，我非常需要了解物理。我回信以轻松愉快的口吻说要在杰拉什找物理课本可能会有困难。但这并未使她放弃，而是给我寄来了赫斯特（Hurst）和拉提（Lattey）的物理教材，帮我准备第一学年的考试。
多萝西晚上认真地学这本教材。发掘在6月底结束，她和父母回到耶路撒冷，继续研究她画下来的嵌花图案。她仔细地以一比十的比例画出来，一点一点，在足够多的区域涂上颜色，以显示出重复的瓷砖或镶嵌方块的花样。但皮尔·文森特（Pere Vincent）鼓励她把整个地板都涂上颜色，文森特是多明我会的修士、著名的耶路撒冷学者，曾参与发掘君士坦丁堡的嵌花。“我在耶路撒冷没有完成这项工作，但把它带到牛津，慢慢地在大学头两年里完成了两件最重要的绘画。”她的工作最终在她父亲关于此次发掘的报告中出版，原件现在在耶鲁（1990年她不无遗憾地说，“放在一个没人能看见的抽屉里”。）
“受祝福的间歇”结束于她与父母到黎巴嫩的一次美妙的旅行，他们骑着马，在山间村庄的客栈里歇脚。“（向导们）在院子里点起一大堆火，做起肉和米饭来，我们在火光中吃饭，围坐在火堆周围。然后，村里的名人会来拜访我们，同喝咖啡，愉快地谈话，但这谈话没我的份。”假期结束时，他们带回那传奇的黎巴嫩雪松（雪松是黎巴嫩的国树，圣经中曾有提及。至今黎巴嫩尚有多棵千年以上的雪松，传说其中有与圣经故事同时代者——译注）的一个松果，种在格尔斯顿的花园里，它现在还长在那儿。
多萝西于1928年10月进入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时年十八岁，有着超乎年龄的成熟。作为克劳福特家姐妹中最年长的一个，她在父母离开时负起家长的责任。在杰拉什，她对一次考古学考察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她的父母在牛津有许多朋友，包括药学讲座教授阿奇博尔德·加洛德（Archibald Garrod）博士，父母在学期开始前小心地把他介绍给她。学院院长马杰里·弗莱也是他们家的朋友。牛津大学的本科生教育以独立学习的传统为基础，多萝西已经在其中如鱼得水。与有的同龄人不同，她没有经济方面的直接压力。多莉阿姨每年给她200镑的补贴。有些人可能对上牛津有点儿害怕，但对多萝西来说，它打开了新的机会，使她可以知道更多的东西，遇到思想有趣的人。
在那个时代的牛津，年轻女子所能得到的机会还远远谈不上平等。尽管学校招收女生已有50年历史，但直到1920年女生才有资格获得学位。人们认为女生的存在会使男生纪律松驰，这种观点当时仍十分普遍。仅在多萝西入学前一年，教职员全体会议——“导师们的议会”——还通过了一场运动，防止女生数量在840人的基础上继续增长。5所女子学院中，每所都被分配了固定的名额（男子本科生学院则有22所，并无招生人数限制）。还有一项条款规定，不得再设立女子学院使女生和男生比例超过1：4。这一规定使女子学院不可能通过增加招收收费学生的方法来增加收入，而女子学院本来就不像历史悠久的男子学院那样曾经在历史上得到慷慨的捐赠。作为“一所掺杂着一定数量女性的男子大学”而不是一所真正的男女混合学校，牛津还要保持这个样子五十年。
在多萝西在这里做学生的时代，仍有个别讲师禁止任何女性听他们的课。还有人有意地把全体成员称为“先生们”（而不是“女士们，先生们”——译注）。许多大学社团——包括牛津学联辩论社，以及同样有声望的、由化学研究者组成的蒸馏器俱乐部（Alembic Club）——不接受女生做会员。大学学监联合会强制执行严厉的纪律条款，其目的更多地是防止女性使男性从学习上分心，而不是保护她们自己的德行。女子学院的学生如果要请年轻男子来喝茶，必须先获取“男女混合聚会许可”，而且此类聚会不可以在学生自己的房间举行。如无年长妇女陪伴，女生不能到男生在学院的房间里去做客，决不许在晚餐后作此种拜访。夏季在河上划船时，如有男性参与，也必须取得特别许可。萨默维尔学院规定，这种活动结束后，学生必须在晚上10点以前回到学院。这类规定一直是女学生不平待遇的根源，不过在1920年代末，在某种程度上，打破这些规则比遵守它们更光荣。
这种部分的性别隔离有其积极的一面。女子学院的创始人热情地坚信女性受教育的重要性，学院就是在这种信念下创办的。她们为女学生留下了支持和鼓励她们的庇护所。虽然因为经费不足而使女性导师人手不够，但她们多是本领域内杰出的学者，并对其职责有特别的个人兴趣。她们清楚，女性教育在牛津的前途，取决于女学生是否能维持最高水准的成绩与表现。她们要求学生刻苦，但不应操劳过度；下午和星期天应当用于锻炼和娱乐，最好是在新鲜空气里进行。她们以严肃地对待目标而闻名，这确保了绝大多数女孩子都有才干并且很努力。在所有女子学院中，萨默维尔在严谨治学方面的声望最高。
自50年前建立以来，学院自身迅速成长。它位于伍德斯托克（Woodstock）路，比另几所女子学院更接近市中心、讲堂、图书馆和实验室。一个窄小的门房通道后面，是学院的大部分红砖建筑，其间隔着树和草地。学院有自己收藏丰富的图书馆，分成格间的餐厅。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房间，有的房间比其它的好得多。一位“巡察”或学院的仆役会清扫房间、擦鞋、为火炉添煤。
与某些更古老（也更有钱）的男子学院相比，这里的环境是简朴的。国家经济已经在走下坡路，没几个年轻姑娘有很多钱可花，《旧地重游》（英国作家伊夫林·沃的小说，原名Brideshead Revisited，其中有大量篇幅描述牛津的生活——译注）里金色的、放纵的青春，在这里一点影子也找不见。但多萝西觉得这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她在学院最古老的部分“大屋”分到一个房间。没有人会被丢下来品味孤独。这里的传统就是，二年级学生把紧张的新鲜人们召集起来，拉她们喝茶、喝咖啡、互相介绍。有了固定开饭时间和每周的指导，适应学院生活的节奏不需要太久。在“弗莱”（学生在背后直呼其名而不用“弗莱小姐”这样的称呼——译注）——学生们这样称呼她们的院长——那向前看的原则下，吃晚餐要换上晚礼服之类更严格的社交习俗，被悄悄地废止了。这是一个紧密的团体，不消几个星期，新生们就会认识所有10个学院院士（每天晚上都有两个倒霉的家伙被逮到高桌上去吃饭）（牛津与剑桥的学院餐厅设有“高桌”，衣冠整齐、礼仪周全地在高桌上吃饭，以为学生表率，是导师们的一项义务——译注）、所有的同年和大多数师姊。流行的习气是认真、纯洁、偶然发作一点女儿气的玩闹，但我们决不应当被现代的玩世不恭遮蔽了双眼，以至忽视她们在那里取得的真正成绩。
（比学院的天地）更广阔的大学更像是一种挑战，学艺术的学生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大多数时间待在学院里，多萝西这样学科学的却只能在吃饭睡觉时才回来。在所有层次上，女性科学家都非常短缺。与历史、语言和古典学相比，希望念科学或数学的女子总是很少。例如在化学方面，每年入学的60名学生中通常只有3到5名女生。可用于挑选科学领域导师的人选也很少，更重要的是，独立的女子学院没有资源来聘请自己的科学院士、全职地教这么少的学生。多萝西进萨默维尔的那年，50个新生里只有一位学化学的（凯瑟琳·贝瑞斯福德·诺克斯Kathleen Beresford Knox），一位学植物学的和一位学动物学，据多萝西说，“在那时，这要算是很科学的一年了”。
各女子学院通过共同面对问题来解决问题。多萝西正式接受动物学家简·威利斯·柯卡尔迪（Jane Willis Kirkaldy）的指导，她是5所女子学院全部自然科学学生的学业和德育导师。柯卡尔迪小姐毕业于萨默维尔，是牛津最早学动物学的两名女生之一，1891年毕业时在考试（Final Honour School，一种取得优等学位的考试——译注）中得到第一（但那时她还不能拿学位）。1928年她已经快该退休了，4年后去世时，另一位牛津的女性先驱、矿物学家玛丽·温尼尔斯·（波莉）·波特（Mary Winearls（Polly）Potter）说：“我早年的教育有缺陷，没有受过科学方面的训练，但她的决断与鼓励，还有实际方面的帮助，使我能够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学科。”
多萝西眼中“令人敬畏”而且“冷淡”的柯卡尔迪小姐，同她谈了在牛津的学习与生活，让她跟圣休学院的莫尼卡·法洛（Monica Farrow）那里去学化学，跟埃克塞特学院的约翰·沃尔芬登（John Wolfendon）学物理；让她准备第一年学末的初级考试。她习惯了牛津的日常生活，在拉德克利夫（Radcliffe）科学图书馆读着每星期与导师们一对一训练中定下来的论文，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听那些看起来很有趣的讲座。
我的化学被认为差不多足够好了，如果能安排得过来，可以去听第一年的荣誉讲座。我可根据不同讲座的时间表和自己的喜好自由安排时间。
自19世纪中叶，牛津就开始了严肃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尽管科学在这里要取得与古典学、法律或历史相同的地位还要很长时间。科学课目需要实验室，从而需要与艺术课目完全不同的组织形式。艺术教学主要分学院进行，学生们也会到别的学院去听讲座或一些特别课目的指南，但大体上各导师从事自己的研究领域，在学生中培养后继者；寥寥几个有教授头衔的人，对其同事的研究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在科学领域却相反，意志坚定的教授们有门路从外面找资金，他们逐渐在学校博物馆周围建起了有特定研究目标的系，有着强大的研究队伍。博物馆是一座宏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建筑，有着熟铁和玻璃的拱顶、大理石柱子，陈列着动物标本、恐龙骨头、矿物样本。它建成于1860年，当时人们认为它足够应付学校的科研之需。多萝西进校的时候，化学已经同多数其它科学课目一样，有了自己的广大地盘。无机化学部分所在的老化学系，是1863年作为大学博物馆的延伸建筑造起来的，模仿中世纪格拉斯顿堡（Glastonbury）修道院的Abbot’s Kitchen。有机化学（研究作为所有生命基础的碳化合物）则在相对较新的戴森·佩兰斯（Dyson Perrins）实验室里（它是用李（Lea）和佩兰斯(Perrins Worcestershire Sauce的财产继承人捐的一大笔钱建造的）。物理化学的大部分研究在男子学院的少数新实验室进行，譬如贝列尔（Balliol）学院与三一学院共用的实验室、耶稣学院的实验室等。
多萝西入学时，这些广泛而分散的设施已经结合起来，但是缺少一致的领导。李博士教席化学教授是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爵士，他于1921年因发现放射同位素获诺贝尔奖，获奖工作是在格拉斯哥大学做的。不幸的是，1919年他被任命为新设立的牛津教授之后，与许多同事吵翻了。他完全无法掌握必要的政治和外交技巧，来让大学里错综复杂的官僚机构为他的利益而工作。
尽管他在这职位上做了差不多10年后，终于勉强找到了资金来修理古老的实验室，但一些微小争执使他从来无法成为物理科学教员委员会的成员，从而没法参与教学或科研的决策。有一项此类决策是让他只讲授无机化学，把他排除在物理化学——他赖以获得诺贝尔奖的领域——之外。由于忙着制订自己的财政改革理论，他的研究精力完全被耗尽了，同时他还花了大量的精力来反对试图使大学研究更适应工业需求的国家政策。尽管Soddy在他的位子上做到1936年退休，实际上整个系的运作都由他的一位讲师弗雷迪·布鲁尔（Freddy Brewer）主持。
有机化学教授威廉·帕金（William Perkin）建成了活跃的研究小组。多萝西入校一年后他就去世了，但他系里的科学家们——例如物理有机化学家内维尔·西奇威克（Nevil Sidgwick）——有着很有活力的研究计划。1930年，帕金以前的学生罗伯特·鲁宾逊（Robert Robinson）从伦敦赶来，带着20位研究助理，接管了有机化学教授的位子。在牛津期间，他复兴了这一专业，后来凭着植物碱方面的研究得到诺贝尔奖。在鲁道夫·彼得斯（Rodulph Peters）手下，还有一个新成立的、朝气蓬勃的生物化学系。
阿奇博尔德·加洛德爵士曾参与促成新实验室的建设。前一年多萝西与父母来牛津时，他带她去参观。实验室门前感人的碑铭给她的印象格外深刻：
因为，智慧先领他走弯曲的路，先试探他，使他畏惧恐怖，用自己的纪律磨炼他，以自己的诫命试探他，直到对他有了信任为止。然後，她再领他走直路，使他欢乐；将自己的秘密启示给他。 德训篇 4, 17-21
不过，那时还没有生物化学的学士学位——如果有的话，多萝西会上这个专业——也没有为化学家开的课。
牛津的化学差不多完全是一门实验科学，各分支间有清楚的界限。基本上没人试图去发展一些使各分支有某种总体上的一致性的基础理论。自20年代中叶以来，加州理工学院的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受欧洲出现的新的量子物理学启发，发表了源源不绝的论文，论述将原子联结在一起成为分子的键的性质，这是所有化学学科的一个基础概念。但牛津在接纳这些观点方面行动迟缓，特别是在本科教育中。学生们被要求记住大量关于原子重量、反应、压强、温度等等的实验信息，在实验课上做许多规定好的合成和分析。没有人试图去解释为什么一种元素比另一种更活泼、一个分子的三维结构与其功能有什么关系之类的问题。化学简直就像做饭：照菜谱行事，观察成果。
多萝西来到牛津可不是为了这些。但她用习以为常的勤奋，记住了一大堆普通化学知识，这对她今后的工作中将是一笔无价的资源。同时，她着手进一步学习晶体，那种最早引起她兴趣的东西。令人失望的是，第一年的课程中没有提到它——实验化学不看重它。晶体结构大部分是矿物学的范围，它是化学或地质专业高年级学生的选修课。
早在儿童时代，多萝西就从书中读到，晶体平坦的面、外表面特定的夹角，反映了内部原子排列的规则和重复。晶体包含着三维上无限重复的单位，就像墙纸的花纹在二维上无限重复。这一概念已经出现至少300年了。1660年皇家学会成立时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虎克，以此理论来解释晶体的形状，并画出金字塔里堆叠的炮弹来作为图示。20世纪早期，牛津的矿物学家托马斯·维庞德·巴克（Thomas Vipond Barker）做了大量工作，将所有已知的晶体根据其外部形状分类，他认为这样将可以帮助识别新发现的晶体。
这项工作上，他的主要合作者是人称波莉的玛丽·波特。这位未受过正式科学训练的年轻女子，在大学里也没有职位，却成为经典晶体学的重要人物。1902年，她16岁的时候被亨利·迈尔斯(Henry Miers)“发现”，迈尔斯是1896至1908年间牛津的韦恩弗利特（Waynflete）晶体学和矿物学教授。当时波莉正在大学博物馆里研究一些意大利的大理石样本；她自己也有一批小小的藏品、研究着它们的分类，那是此前一年同父母去罗马时弄到的。迈尔斯是一位经典晶体学家，正在研究晶体构成以及晶面的测量。他邀波莉到自己的研究小组来工作。尽管她的父母不许她作为学生上牛津（她从来没上过学），他们还是在牛津一同度过了多个夏天，波莉与迈尔斯每次一同工作几个月。迈尔斯在1908年离开牛津去当伦敦大学的校长，这时波莉在实验室里的地位已有了保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化学系为威廉·帕金工作，研究有机化合物，同时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继续从事自己的晶体学工作，研究各种化合物。
1919年波莉·波特被选为萨默维尔学院的玛丽·卡莱尔（Mary Carlisle）研究员，她兴奋地对一个朋友说“对女性来说，这是全国最好的研究员职位”。这表示她终于能够全职研究晶体学。她的研究使她获得了科学学士学位，然后是科学博士学位（萨默维尔的头一个）。20年代她与托马斯·巴克（Thomas Barker）合作，根据他确立的选择晶面间关键夹角的原则，参与他在晶体分类方面的大量工作。波特的研究员职位在1929年到期，但她有一笔小小的个人收入，偶尔还会得到资助，从而可以继续编纂《巴克晶体索引》及进行其它研究。她还帮助教一门给本科生开的晶体学实验课。多萝西通过这些课程以及萨默维尔的关系认识她，从她那里得到“巨大的鼓励”。
巴克直到1929年还在讲课。一年级快结束时，多萝西去听他的课。
他看到了我——在8个男人中间，一个女孩是很惹眼的——写了一封亲切的信，建议我现在先不要去听课，以后再说。（我想他是担心，要是偏离了规定的课程，会影响预备考试。）我答应了，便不再去。
但她没有听上他完整的一门课。巴克接受了大学的一个管理职位，不再上讲台，两年后便去世了。
没人能规定多萝西该在图书馆里读些什么。她很快地看完规定的论文，然后去读 “随便什么东西”。有一天她拿起1929年3月号的最新一期《法拉第学会学报》，发现了一篇全面阐述以X射线衍射观察到的晶体结构的文章。她起初欢喜，随后震惊，然后从中得到了启示。
在我还不知道的晶体结构方面，已经有许多足够清楚的材料——有一段时间，我怀疑是不是还会有什么东西留给我去发现。随后我逐渐认识到了眼前必须超越的局限。
多萝西立即看到，自己正在读的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物质由原子构成，但原子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组成一滴水、一块钻石或一个血红蛋白之类的复杂生物分子？钻石和石墨都由纯碳组成，可是一个很软、可以用来写字，另一个却是所知最硬的物质。其间的区别必然在于原子之间连接的方式。通过了解更复杂生物分子的三维结构，有可能揭示生命本身的基础，想到这一可能性，多萝西愈发激动。
让人们得以提出这些问题的工具，并非由化学家开发，而是物理学家。维尔茨堡（Wurzburg）的威廉·伦琴（Wilhelm Röntgen）于1895年发现了X射线。物理学家为它究竟是什么东西争论了好几年：是高能亚原子粒子呢？还是光一样的射线波？光穿过窄缝或针孔时，其波会传开，或者说散开，这称为衍射，就像池塘里的水波那样。多道缝隙组成的栅使波峰和波谷迭加，产生干涉图样。1912年慕尼黑的马克思·冯·劳厄（Max von Laue）提出，如果X射线行为像波，其波长应当非常短，以至于一般光学实验用的光栅不足以使它产生衍射。保罗·埃瓦尔德（Paul Ewald）在与一名学生讨论过后想到，晶体原子间的空隙间距是百万分之一毫米，足够作为有效的X射线衍射光栅。因此他建议年轻的同事沃尔特·弗雷德里希（Walter Friedrich）和保罗·基平（Paul Knipping）试着用X射线轰击硫酸铜晶体，看看它能不能使射线束产生衍射。
令人欣喜的是，实验确实在照相底板上产生了规则的、强度不同的斑点图样。他们随后用另一种更简单的无机化合物——闪锌矿拍出了更好的相片。这群德国物理学家对他们证明了X射线的波行为感到满意。但他们没有立即想到其发现中更伟大的意义。图样的规则性显示，晶体里的原子的确是以有规则的晶格排列，原则上，通过衍射图样，可以找到其内部的排列顺序。
看到劳厄、弗雷德里希和基平发表的头一张相片时，立即想到这一点的不是德国人，而是英国的威廉（William）和劳伦斯·布拉格（Lawrence Bragg）父子。当时威廉·布拉格是利兹大学的物理教授，儿子是剑桥J·J·汤普森（J.J. Thompson）手下的研究生。滑稽的是，老布拉格倒是支持X射线粒子说。儿子搭起实验装置，用来证明衍射效应是粒子穿过晶体的网格，结果却只能使他相信波动说是正确的。劳伦斯·布拉格接下去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数学关系，将照相板上斑点强度与X射线波长及晶体内部原子间的位置联系起来。
他设想晶体里的原子是一层层的，像水果店里的苹果堆一样。如果射线打到原子的话，每一层或者说每一平面都能像镜子一样反射X射线。有的X射线穿过一层或多层，被更深的层反射回来。布拉格认识到，照相板上衍射图案中最浓的斑点，是两个或更多的层的反射同相重叠成的——波峰与波峰、波谷与波谷精确相对。异相的反射彼此相消。只有在X射线穿过的两层间的距离刚好等于波长整数倍时，反射才会同相。通过调整入射的X射线打在平面上的角度，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他的计算结果是一个被称为布拉格定理的简单的数学关系，这最终开启了使用X射线了解晶体结构的可能。如果知道照相板上斑点的位置和强度、X射线轰击平面的角度和X射线的波长，原则上就能推算出原子平面的位置。
劳伦斯·布拉格和父亲首先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一种非常简单的化合物：氯化钠，即普通的食盐。食盐含有数量相等的钠原子和氯原子，形成的晶体像简单的立方体。在这种晶体中，原子可能的最简单排列方式是交错，一个钠原子、一个氯原子，从左到右从前到后从上到下。这样，每个钠原子周围都有6个氯原子，而每个氯原子周围也都有6个钠原子。化学家在19世纪就提出了这种结构，但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这样意味着并不存在单独的氯化钠分子。布拉格父子用X射线衍射证明这种结构模型是正确的。这一成就使他们获得191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听到自己获奖的消息时，小布拉格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战场上服役。
多萝西自从在威廉·布拉格爵士的皇家学院演讲中读到布拉格父子的工作，便对“看”到晶体内部原子结构的可能性产生了兴趣。在牛津，她开始更广泛地读书。她一年级时，学校还没有人做X射线方面的研究，但以布拉格父子为首的英国科学家仍处于此领域的前沿。她了解到戴维·法拉第实验室的J·D·贝尔纳（J. D. Bernal）、威廉·阿斯特伯里（William Astbury）和凯瑟琳·朗斯代尔（Kathleen Lonsdale）的工作。威廉·布拉格从1923年起领导这个实验室，他们正开始将这项技术的应用从诸如食盐这样的无机物拓展到更复杂的有机（含碳）化合物。有机物是所有生命的基础。导师发现，多萝西的文章中包含了关于分子结构的最新信息，而不是照抄课本。多萝西读了凯瑟琳·朗斯代尔关于有机化合物的这种常见组份所做的重要研究后，非常自信地断言“苯环是平的”。苯环是6个碳原子和6个氢原子排列成的一个环。
除了读书，多萝西还很重视去听最好的讲座。本地的明星有物理化学方面的西里尔·欣谢尔伍德（Cyril Hinshelwood）和有机化学方面的罗伯特·鲁宾逊，他们两个后来都得了诺贝尔奖。在三年级开始时，多萝西第一次去听鲁宾逊的课。
起初他不清不楚地讲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受到大家的非议，但他现在更加深入了……他总是喜欢画图，从电学的角度来解释结构，照亮了有机化学幽暗的深处……
一位年纪稍长的学生穆里尔·汤姆林森（Mureil Tomlinson）还记得，“（鲁宾逊）所讲的那些额外附加的东西往往比主要内容更加有益。”缺少灵气的学生抱怨这种讲法使他们没法做笔记，但对有着绝佳记忆力的多萝西来说，这毫无问题。她曾写道：“他所讲的课，有些我在很久以后还清晰地记得其中细节”，特别是关于运输氧的蛋白质——血红蛋白的内容。鲁宾逊专注的主要内容是分子中有着环状结构的化合物，以及电子理论，这个物理学上的发展对化学家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令多萝西极为兴奋的是，在她求学牛津期间，来讲学的杰出人物中有电子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他谈到了他关于电子在固定轨道上绕原子核旋转的理论，以及获得或损失能量如何能使电子从一个轨道跃迁到另一轨道、并不经过其间的空间——这是在现代物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量子力学的起源。他还讲到一群德国理论物理精英——维纳·海森堡、沃尔夫冈·泡利、马克斯·玻恩和埃尔温·薛定谔——如何找到方法，用数学来预测当真实的原子相结合时这种想象的情景会有什么结果。这些想法很新鲜，也很困难，不仅是对多萝西如此，对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如此。她并不能完全理解自己听到的东西，但她通过阅读玻尔发表在《哲学杂志》（Philosophical Magazine）上的文章来领会讲座的内容，其中一篇文章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她鼓励自己所有的学生都要读这篇文章。
还有许多其他人。荷兰物理学家彼得·德拜（Peter Debye）来讲导电性和离子溶液。新近从皇家研究院转到剑桥的J·D·贝尔纳给蒸馏器俱乐部讲课，谈论金属独特的性质如何关系到其原子的结合。这天晚上多萝西头一回见到这个“年纪很轻、头发乱蓬蓬的”老师，他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一门她本来没什么兴趣的学科变得富有吸引力。这些讲座不是那种枯燥无味、翻来覆去的本科生课程，而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整个化学学院倾巢出动，严肃科学占据了我们所有人的注意力。”
她最喜欢的是实验室，可以整天泡在那里。除了本来的功课，她还分析一些从建筑物墙上取下的彩色镶嵌玻璃，那是她的父母在1929年的探险中于杰拉什发现的。这再一次超出了作为她这个年级的学生所被要求的知识范围。她后来回忆说：“硅酸盐分析并不常用”，但她说服了助教埃纳尔德·哈特利（Ernard Hartley），——一位“非常有魅力的老人，教重量分析方面的实验课”——帮她准备实验。他成为了一位宝贵的朋友和支持者。
他把自己的铂坩埚借给我，还有自己特制的Mekar灯，自己的石英坩埚，还有实验室钥匙。我们在老化学系的房顶上搭起所需的装置，通过窗户从大实验室引来煤气管，我就在这里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以老式、原始的方式分析这些东西，每一种成分都要称量过，希望最后加起来在99.8%～100.2%之间。
她给家里写信，报告进展：
最亲爱的爸爸妈妈：
这封信是星期一的晚上在OCD（老化学系）里写的，罐子和锅子们在我周围快乐地煮着东西。本来这个周末我感觉很糟糕，但现在心情好起来了。今天下午我在蓝玻璃里发现了老朋友——钛的微量踪迹，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妈妈也许还记得我跟钛打交道的另一个场合——在喀土穆和约瑟夫博士一起，我和琼从我们的花园的沟里（见第1章——译者）里找到的钛铁矿。我很仔细地把他教给我的实验记下来，过了这么多年终于又用上了！
但恐怕这件事在你们看来并不很有趣——格拉森人并不是有意把钛加进去的，许多岩石里都有微量的钛……
星期六我碰到了一件糟糕的事，把从黑蓝玻璃里提取出的钴全弄丢了，只好在星期一跑到阿什莫利恩（Ashmolean，牛津著名的博物馆——译注）去，把哈登（Harden）先生的最后一块弄了来。所以如果你们到杰拉什去玩时再发现这种东西，可以带回来。
希望下星期能给你们寄去一份关于蓝玻璃的完整分析报告，可能还会有绿玻璃的内容！
爱你们的多萝西
假期的某一天，柯卡尔迪小姐来到实验室，发现多萝西正在努力工作。“她责备我为什么留不同她商量就留下来过假期……我解释说父母在国外，我没地方可去。听起来挺可怜的，而且虽然是真的，却不完全是实情。” 柯卡尔迪小姐关心的不仅仅是多萝西违反了学校规章，而且是她太努力了。萨默维尔那些逐渐成为她朋友的年轻女子，都有这样的担心。有着如云金发和深蓝眼眸的多萝西，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如果不说是超脱尘世的——人物。她通常穿着手织或绣花的衣服，从来不去管什么流行时尚。萨默维尔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许多人都愿意跟她做朋友。萨默维尔有某种激进的名声，她的理想主义政治观在这里有不少知音。她参加了至少三个学生社团，包括工党俱乐部、考古学会和初级科学俱乐部。她还参加了萨默维尔由马杰里·弗莱于每星期天晚上举办的犯罪部。它与萨默维尔学院从前的学生多萝西·L·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写的畅销侦探小说无关，而是一个严肃的讨论团体，旨在唤起人们对院长所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的注意：刑事改革及废除死刑。
起初多萝西很少去开会，也不怎么参加一般的社交活动如茶会、舞会、看戏和看电影。第一年，她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放在学业上。直到第二学年开始许久以后，她才有时松驰一下，与萨默维尔的同学们交往。伊莉莎白（“贝蒂”）·默里（Elisabeth “Betty” Murray）是一个充满活力、口齿伶俐、头脑冷静的历史系学生，是那个因编纂《牛津英语辞典》而出名的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的孙女儿。她与多萝西同样喜爱考古，持左派观点。她们在一年级时就彼此相识，曾在考古学会和工党俱乐部的会议上碰面。但直到1929年12月的某天，贝蒂才开始对多萝西的背景有所了解。那天她在剧院外排队，等着买R·C·谢里夫（R.C.Sherriff）的戏剧《旅途的终点》的票，这出戏讲大战中一次战斗前夕的士兵的故事，十分感人。“多萝西·克劳福特在那里碰到了我。我非常喜欢她。她很安静，很少说话，但言必有中。”
她在给父母的家信中说，她头一次知道了多萝西那喜欢考古的父母，还有她不寻常的童年。但还要过两个月，她才发现多萝西为什么似乎从来没有时间参加星期天到周围乡村的远足。
大家终于明白，（多萝西·克劳福特）为什么总是这么忙（我们起先以为是因为工作，因为她每个星期天都很忙，平时也是）。原来是因为一幅美妙的画，画着她父亲在杰拉什发现的一条镶嵌成花纹状的马路。两年前她在场时画了一幅粗略的速写，从那以后一直在加工。这幅画将拍成照片、送去耶鲁。她是个非凡的人，这么恬静，却做了这么多事。如果你能引她讲话，她也会是很风趣的。
接下来那个星期，她亲眼看到了这幅画。
简直太美了——画也美，原本的镶嵌图案也美，那种可爱的柔软色调——她画得非常精致优美。她画了这么多小格子，我都怀疑她会失明。画已经画完，送到美国去了。
从这以后，在贝蒂每星期寄回家的那些事无巨细、字打得密密麻麻、拼写风格特异的信件中，多萝西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她开始与贝蒂、爱丽丝·伯内特（Alice Burnet）和其他朋友一起，参加他们习惯的星期天远足，到几英里以外的地方去玩。
我们经常观鸟——就像她对其它方面一样，多萝西对鸟也知道得很多——看松鸦，最精彩的是一只大的斑点啄木鸟……我和其他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鸟，但多萝西马上就知道它是什么。
她在考古学会里也更加活跃了，时常参加周末的活动，发掘本地村庄的遗址。
这是愉快、放松的活动。通常我们6、7个人乘两辆汽车到附近的遗址去挖掘……沃特·佩里（Water Perry）水泥厂附近的一小段罗马时期的道路，它是萨顿·科特尼（Sutton Courtenay）的一个撒克逊村庄，豪斯帕斯（Horspath）附近的青铜时代墓葬等。我们带着鹤嘴锄、铲子和三明治，会及时赶回来喝茶。
这些考察由阿什莫利恩博物馆馆长利兹（Leeds）先生，以及曾给一年级的多萝西上物理课的拉提博士领导，后者还是多萝西在杰拉什的星空下读过的一本教科书的作者。尽管多萝西说这些发掘活动很轻松，事实上活动管理得相当仔细，给大家提供了考古方面的实践经验，其中一些成员——特别是贝蒂·默里——日后会发现这些经验极其宝贵。走运的时候，他们会发现撒克逊陶器的碎片，或者木屋遗留的一个柱孔。学会是松散的，内部相当平等——而这在牛津并不常见：1929年贝蒂·默里被推选为会长，发掘的时候，所有的男子和女子、学生和老师，都在一起挖着。
第二年年底，贝蒂已在某种程度上将多萝西置于她的羽翼保护之下。尽管多萝西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需要照顾的迹象，贝蒂还是有那么一阵子成功地让她享受着除了实验室以外的那些属于牛津的东西。她还设法使她承认，有着这样繁忙的、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的父母，多少有些让人紧张。
上星期天的上午天气很好……爱丽丝，多萝西·克劳福特和我到河上吃早餐，到达萨默敦（Summertown）附近……多萝西还没有收到她父母的信，也不知道他们是要欧洲还是亚洲，所以没法做什么计划，也不知道放假后是该待在这里、还是该回家或者别的什么。
当贝蒂发现多萝西被要求照顾她的妹妹们到何种程度时，她感到很生气。在萨默维尔的第一学期末，多萝西的父亲寄给她一张200英镑的支票，让她在贝克尔斯的巴克莱银行开一个帐号。她要用这些钱给伊莉莎白和戴安娜交她们在伊泽贝尔·弗莱的农庄学校的学费，在圣诞节期间管理格尔斯顿的家事，父母那年并不打算回家来。有人来做饭，多萝西报告说妹妹们非常乖——“我们快乐极了”。考虑到戴安娜住院切除扁桃腺、直到一月份多萝西开学时还没有痊愈，这实在是一个很需要胆量的评语。经济问题就更让人头疼。
今天晚上我算了算帐，糟糕透了。帐单好像从四面八方涌来，我连对付其中的一半都没办法！……我担心没有钱付清所有的帐单。
后来，当她父母寄来的其它支票不足以满足家计之需时，她便把未付的帐单转给他们，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她得保证妹妹们上学所需的物品都齐全，做着往制服上缝几十个姓名标签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杂事。有几次，当牛津比妹妹们的学校开学早时，她还得把伊莉莎白和戴安娜带到萨默维尔去一起住几天。复活节假期、期末考之前，大多数学生都准备花上四个星期好好复习，她却要回到格尔斯顿去照顾患流感的戴安娜和琼，开学时回校又晚了。不管贝蒂·默里怎么想，并无迹象表示多萝西自己认为这是一项不合理的负担。戴安娜说多萝西不介意有一个小妹妹“拖在身边”。相反，她学会了及时处理多种需要，方法就是在一件事到来时集中力量对付它，然后迅速、彻底地把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件事上去。这是一种后来被证明非常有用的能力。
甚至在抛开学校和家庭去度假时，多萝西也从不闲着。在马杰里·弗莱的影响下，她与萨默维尔一群有社会责任感的学生一起，在1929年圣诞节假期开始时，到伦敦参加一个社会立法研究周。女孩子们被安置在伦敦一些卫生条件较差的地区里的穷人居民区，参加一系列讲座，内容是关于“不健全的、不正常的、学童……监狱，智力缺陷，乞丐等等”的法律条款。据贝蒂·默里说，活动组织得有些混乱。
昨天收到信，是关于我说要抵达的信的答复，信中说他们没听说过我会来，但很高兴见到我！……多萝西·克劳福特没有写信，却听说他们没法接待她，而她要去罗瑟尔港（Rotherhithe）！所以我们都分开了——这真遗憾。可怜的凯瑟琳·沃克（Kathleen Walker）一个人在米尔沃尔（Millwall）——狗岛（伦敦市内泰晤士河急转弯处的一小块土地，三面环河，像一个伸出的半岛——译注）——而且是那儿唯一的女生！她很害怕，希望去往那个孤单的地方以及回来时有人接送。
12月中旬，多萝西从正经历大萧条的伦敦的焦虑中回到格尔斯顿宁静的乡村，她立刻陷入了她母亲的乡村活动的漩涡。克劳福特夫妇在家时，格尔斯顿的圣诞节通常有着社区戏剧或者露天表演，内容的道德味很浓。多萝西帮助母亲排演这些戏剧，其中包括1929年圣诞演出的J·M·辛格（J.M.Synge）最后的作品《悲伤的迪尔德丽》，主演是她那打算走向舞台生涯的妹妹伊莉莎白。下一年有三场戏剧，村里所有的孩子都参加了。尽管多萝西大多数时候都不在村里，她还是对女童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一年夏天她打算带一群女童军坐火车三等舱到奥伯拉莫高（Oberamergau）去看耶稣受难剧。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行，大概是因为没有钱。
第三年快要期末考的时候，多萝西开始格外努力地学习。人家来请她去参加聚会，或者上剧院、电影院，她的回答是大叫“你不明白吗！我得知道，我得知道！”甚至连她二十一岁生日也无声无息地过去，没有任何庆祝活动。贝蒂·默里对此不太赞成，但多萝西这样对她的父母解释（她刚刚努力把几个生病的妹妹送回各自的学校去）：“我的生日平静地过去——基本上一整天都在实验室里，这么长时间以来，这是我头一次感觉到别无所求。”
除了完成考试必要的功课，多萝西便专注于下一步要做的事。这年剩下的时间里，她同“弗莱”讨论了自己未来的职业问题。马杰里·弗莱对萨默维尔学院学生的未来方向有着热切的兴趣，敦促她们考虑比大多数人所满足的“终身女教师”更宽广的未来。执教并不在多萝西的考虑中。她在接受面试时已确定了两种可能：研究或社会工作。学了两年的化学之后，她不顾一切地非要做研究不可。让她倍感宽慰的是，马杰里·弗莱给了她热情的鼓励。她还保证，这样一个决定无损于其社会责任心。那么就做研究吧。但是研究什么呢？
牛津大学化学方面的学士荣誉课程要求学生在第四年必须进行原创性质的研究，称为“第二期研究（Part II）”。学生必须寻找一位化学系成员为导师，并选择一个合适的研究课题。这是对多萝西的声望的一次衡量，虽然她还只是个本科生，已有不少人邀请她去做第二期研究。当时化学系每年只招收60名学生，只是如今的1/3，那时学生与老师也比较容易相互认识。但多萝西很显然是出类拔萃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同年的学生中女生很少。
假期里花在实验室中的时光，使她拥有更多机会遇见研究人员并与他们交谈。她曾在戴森·佩兰斯实验室为约翰·格兰德（John Gulland）做短期工作，制备化学试剂。他提供给她一个有机化学研究项目的机会。物理化学家“汤米”汤普森建议她跟他一起作些红外光谱研究。似乎有许多机会，每一个都很有趣。但多萝西当时的导师、无机化学家弗雷迪·布鲁尔提醒她，她一直说想做X射线晶体学研究。他告诉她说，矿物学鲍曼（Bowman）教授买了一个X射线管和照相机，任命了一名示教讲师（初级讲师）来开展研究。示教讲师的名字叫赫伯特·马库斯·鲍威尔（Herbert Marcus Powell），但人人都管他叫泰尼（Tiny，英语中有“小”的意思——译注），因为他身材比较矮。这听起来简直好得令人不能置信。多萝西在自传里写道：“我什么也没多想，就同意成为泰尼·鲍威尔的第一名学生。”
但仍有一些事未确定。如果她要开展X射线晶体学方面的工作，毕业后是否能继续——最好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这方面的研究，并且研究有机分子？她给约瑟夫叔叔写信，询问他的意见。约瑟夫向他的密友、剑桥化学教授T·马丁·劳里（T. Martin Lowry）咨询过后，给了她回复。1927年劳里曾经参与任命J·D·贝尔纳担当结构晶体学方面的新讲师。
用X射线研究有机化合物需要非常好的晶体学技术。伦敦的布拉格和剑桥的贝尔纳是其中最优秀的人物。劳里有可能安排一项研究，准备工作将在化学系完成，X射线方面的工作在矿物系完成，他们已经同意重点进行这项工作。
这已足够使多萝西下定决心，于是她写信给父母，说她决定与鲍威尔一同工作，“直到（她）知道足够的东西去面对更了不起的人”。
……所有这些听来都好极了——在那时候真是非常好——因为X射线研究绝对在今后我打算从事的所有领域都有用。如果现在我不开始——我可能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
但当时我对未来感到惊骇。要涉及的工作实在太多了——包括数学。而我才刚刚开始高兴，认为平静的有机化学研究不需要费什么脑子。
事实是，这将是纯粹的脑力劳动——好比又是满眼的嵌花格子。我害怕得发抖——实在害怕我把那可怜的、差不多已经没有了的一点儿脑子压榨得太厉害。欣赏别人做出来的晶体结构是一回事，自己做出来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前一样所需的能力与我对付那些马赛克的能力一样，而后一样要求的是纯数学。想想就可怕……
当然，如果我真的能做到，价值将无可限量。
同一天，1931年5月7日，星期天，贝蒂·默里写信给她的父母描述多萝西的心情，版本略有不同。“多萝西·克劳福特将在9月初回牛津，开始她的研究。她要用X射线研究晶体，激动得不得了，恐怕野马也没办法阻挡。”
迈出第一步之前，还有结业考试这种小事要完成——一大串理论及实践方面的考试，涉及化学的方方面面。在萨默维尔的朋友们中，多萝西是最后一个完成的，交完最后一份考卷后回来喝茶、吃点心提神，然后穿上演出服去参加告别演出里的合唱。这是萨默维尔的传统，好让那些大多数都要离开的参加最后考试的学生有个机会小小地挖苦一下学院及其特点。多萝西毕业这年，挖苦的对象是新院长海伦·达比希尔（Helen Dabishire）。
让学生们苦恼的是，广受欢迎的马杰里·弗莱仅在萨默维尔工作了五年便决定离开。她的继任者是一位研究英国文学、少言寡语的学者，主攻沃兹沃斯（Wordsworth）和弥尔顿（Milton）（二者都是英国诗人——译注）。“达布”（Darb，达比希尔的简称——译注）立刻试图扭转许多那些多少由弗莱非正式地进行的自由改革。例如，她要求咖啡必须于晚饭后在大堂里喝，而不是在普通休息室里喝，这样学生就不能提前离开。1931年多萝西和一同参加结业考试的同学唱出的最主要的那首歌就狠狠地挖苦了一通她的这种监管：
上帝啊，这个该死的地方
与高贵和优雅同在
只要我们大家
都在大堂里喝咖啡
因为在开始研究工作之前还有超过两个月的暑假要打发，多萝西同意到德国去积累一点实验室工作经验，顺便提高德语水平。当时，发表新晶体结构的顶尖杂志是总部设在斯图加特的《晶体学杂志》，国际上许多物理和化学方面的顶尖科学家也用德语发表论文。波莉·波特在海德堡工作过，答应把多萝西介绍给那儿的教授维克托·戈德施米特（Victor Goldschmidt）。（他跟那个著名的V·M·戈德施米特（V.M.Goldschmidt）是表兄弟，后者新近从奥斯陆回来，在哥廷根担任晶体学教授。）听起来就是它了，尽管波特警告多萝西“不要谈太多的X射线衍射，因为（他）只喜欢晶体的外表。”多萝西给自己找到一个热情好心的女房东，莉莉·威金伯格夫人（Frau Lili Vackenburg），然后去见教授，照波特建议的那样穿着一件白色的实验服。
她发现他“很老，个子很矮，简直是个侏儒，也非常有钱，非常博学。”他全心投入于自己的研究，在他自己出资建造的实验室里刻着这样的话：“Krystallographie ist die Königin des Wissenschaften”——“晶体学是科学的王后”。多萝西与他的下级同事们一同工作，获得了晶体学方面的许多传统实验技巧。戈德施米特自己设计了一种新的角度计——一种测量晶体外表面夹角和朝向的仪器，波莉·波特在牛津给矿物学实验室买的器材中就有这么一件。他还开发了一种改良的方法，能精确地在一张二维的纸上画出三维晶体。他有一名助手让多萝西用这种方法来画一块黄玉晶体的图。她记道：“我严格按照要求的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她停留的时间因为父母某一天的出现而缩短，他们正在旅行欧洲、返回英格兰的途中，拉着多萝西去瞧柏林那些妙不可言的柏林考古博物馆——“我根本没能提高德语水平，真是不走运。”
她也没有多少时间去了解在这个国家里发生着什么，尽管约瑟夫叔叔跟他分手时要求她“让我知道，你把X射线照在德国之上时看到了些什么”。这是1931年，人们对纳粹的支持正在滋长，尽管纳粹还未上台当政。戈德施米特教授和他的夫人，多萝西印象中一位“小个子的快活的老奶奶”，是犹太人。希特勒先生的名字当然会出现在讨论中，但“我的德国主人们似乎对他取得的进展并不担忧”。两年后在剑桥时，她会再度见到戈德施米特夫妇，那时他们已是难民，准备在法国开始新的生活。但戈德施米特老教授去世之后，他那年过八十、不再快活的娇小的妻子再度流亡，逃到布拉格。1942年即将被关入一个波兰集中营之前，她自杀身亡。
1931年9月初，多萝西回到牛津，开始她的研究生涯。X射线晶体学实验室是一间庞大的、在大学博物馆的一楼匆匆改装而成的屋子。外面的一块牌子上说，在这间屋子里，1860年英国科学促进会第一次会议上，托马斯·赫胥黎曾经为了捍卫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与牛津大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进行辩论。屋子的天花板非常高，因此在其中安装了另一个房间作为角度计的暗室。暗室从上面吊下来，由一道楼梯走上去。它与房间一样长，对着那些高高的哥特式窗子被漆暗的顶端。主房间的一个角落被划出来作为照相暗室，它外面就是放着X射线管的桌子。除了在博物馆底楼有房间的鲍曼教授，矿物学和晶体学系所有的人都在这间屋子的桌子上做试验，包括泰尼·鲍威尔，波莉·波特，雷金纳德·斯皮勒（Reginald Spiller，矿物学讲师）和唯一参与研究的学生，多萝西·克劳福特。一道屏风把他们与晶体学班本科生上课的教学区隔开来。
X射线装置是基本的设备，性能有些不稳定。它包括一个玻璃管，连接到约3万伏特的高压电源。当电流接通的时候，一束电子轰击一个金属靶，使之释放X射线。玻璃管是泰尼·鲍威尔根据皇家研究院约十年前的设计手工吹制的。需要用水银蒸气灯把空气从中抽出来，加上封蜡以保持真空。高压电源是一个旧的发电机。需要照相的晶体堆在玻璃管前的一个钟表机械装置里，能够绕单一的轴转动。照相机是老式的，没有装上任何已有的改进设计。要适应这个装置并不容易。玻璃管理论上能产生很强的X射线束，但如多萝西所回忆的，“要全力以赴才能使它顺利工作”。没有人把安全方面的考虑当一回事，不过这没什么稀奇。每个人回忆起早期的X射线晶体学，都会提到触电、玻璃器皿爆炸之类的事故。
泰尼安排多萝西帮他弄清楚一组化合物的结构，这些化合物介于当时已经弄清楚的简单无机结构与复杂有机化合物之间，要弄清后者的结构还遥遥无期。它们是二烷基铊卤化物（thallium dialkyl halides），这一研究将在莱纳斯·鲍林和J·D·贝尔纳等著名人物作出的一些结论的基础上进行，这些结论是关于原子在这一类化合物中的行为。每个分子含有一个金属铊原子，一个卤素原子（氯，溴或碘）和两个甲基，每个甲基包含一个碳原子和一些与之结合的氢原子。多萝西主要研究二甲基化合物，其中每个碳原子与三个氢原子结合。研究这些物质的三维结构，是牛津所进行的第一项严肃的X射线晶体学研究——尽管鲍威尔在1929年就得到任命，但中间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国外积累更多的经验。多萝西开始合成这些化合物，然后在一系列不同的溶剂中溶解它们，溶剂用几天的时间缓慢冷却，来产生她所需要的晶体。然后她先用传统的晶体学技术描绘及测量晶体，再拍摄氯化物、溴化物和碘化物的X射线照片。拍出照片之后，还需要测量斑点的位置和强度，将它们分为从“极淡”到“极浓”的多个级别。
X射线晶体结构分析的原理是，晶体产生的斑点（或反射）纹样，与晶体中重复结构单位（点阵）原子的排列方式有关。这种单位称为单位晶胞。晶体学家的第一项任务是确定单位晶胞的形状。晶格由附着数量相同的点的直线组成，把墙纸图案上所有一模一样的花朵的中心点分别水平和垂直地连接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的晶格。每一个平行四边形都包含图案的所有元素——单位晶胞。在三维晶格中，晶胞是箱子形状的，当然这个箱子并不总是完美立方体（就像在食盐中那样）。由不同的边长和角度可以形成7种可能的基本形状，称为晶系。这些在19世纪就通过纯粹的几何推导确立了。
特定分子所属的晶系，对其溶解度有很大的影响。多萝西在三年级的晶体学课程上学到了测量晶体外角以确定其晶系的技巧，她在海德堡短期工作期间让自己的技巧更加娴熟。她拍到的X射线照片使她能够更进一步，不仅确定单位晶胞的形状，还能确定其尺寸。几何原理还决定了晶体中的分子在整个晶体中重复（排列）时发生反射、旋转、平移或其它变化的可能方式。由这些原理可以得出不多不少230个“空间群”。多萝西还学会了分辨分子所属的空间群，这对于确定晶体结构是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方法是在X射线照片中寻找规则阵列中缺失的点。
对于简单的结构，这种初步的几何分析能够大大减少原子排列的可能方式。然后晶体学家便可以反复试验，计算某种理论上合理的结构所产生的斑点图案样式，与实际结果对比。这就是多萝西所惧怕的要用到数学的地方。
多萝西痴迷地工作，以花费更多时间来弥补设备的缺陷，尽管天黑之后博物馆里时常有老鼠出现。但她发现工作非常令人满意。在她写给父母的愉快的家信中，开始描述工作的一些细节：
我们现在已经拍了三张照片，其中我的第一张比第二要好……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在实验室没有别人的情况下独自完成并修补了第二张……（她在根据照片画投影图）化学研究里这样多地用到绘图，真是一种安慰。
这个星期很令人激动……星期四我们拍了一张非常好的照片。星期五上午我一边拍另一张一边把它计算完了，所有的计算结果都完美吻合。实验室里充满高兴的气氛……
萨默维尔的房间只够安置学生三年，三年之后她们就要从学院认可的女房东那里租住寓所。前一个春天，贝蒂·默里决定在历史期末考试之后留下来，做研究以博取更高的学位——副博士（B.Litt，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为“文学学士”。例如钱钟书在牛津获得的就是这一学位——译注）。多萝西很高兴，马上提议合住。于是她们到处看房子，尽管贝蒂抱怨“没办法使多萝西表达多少意见，因此很难搞清楚她到底想要什么”，她们还是在离学院不远处的里士满路上选定了一套有两间卧室和一间起居室的房子。
10月初，贝蒂回到牛津，当时多萝西已经开始工作几个星期了。她对自己看到的情景大为吃惊：
直到我上来的时候，她好像还只吃了一顿早饭，午饭时喝了杯咖啡，晚饭吃了一点儿这里供应的冷沙丁鱼。而且她显然还患有严重感冒……有天她在实验室里制备乙醚，由于感冒而没闻到，结果几乎生病。我想她看上去非常瘦，气色不好，但当然这并不能使她停止工作……
贝蒂马上觉察到，多萝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人照顾她，并自愿担当起这一职责。她做了柠檬和蜂蜜的饮料来舒解多萝西的咳嗽、帮助睡眠，并再次劝诱她参与社交活动和乡间远足。她们同去参加工党俱乐部的会议，为维持了两年的工党政府解体和8月底国联成立互致同情之意。不管工作进展顺利或糟糕，实验室的吸引力对多萝西来说总是难以抗拒的。工作到晚上的原因，除了技术上的挫折，还有更私人化的理由：正如她向贝蒂坦白的，她开始对在泰尼·鲍威尔的监察下工作感到有些恼火了。
多萝西在狂喜之中开始了这个星期，因为他们拍到了一张非常好的照片。然后是一张坏的。然后她用一两天半到三天努力调整第二份晶体，刚刚准备好要拍照的时候，却把它打翻了，晶体没有了。她的一个目标是在实验室里比导师待得更久，因为她想独自工作，对他详细指导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做感到厌烦。
赫伯特·马库斯·鲍威尔只比多萝西大几岁，兴趣广博，本该是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他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学者，学过好几门语言，包括俄语和汉语。精于象棋，喜欢画速写肖像画。他是一位优秀的化学家，后来对原子在小分子里的结合方式进行了重要的概括，并首次描述了一类称为络合物的化合物。他在政治上属于左派。他努力表达善意，邀请多萝西到他家去打乒乓球。
但他在学术上非常严厉，过分讲究细节，而忽视了实际问题——诸如给实验室弄些更好的设备来。他认为精确指导多萝西的研究工作是他的职责。而她对自己的独立性受到的限制感到恼火，这样的限制她还是头一回尝到呢。这种恼火为他们日后的关系奠定了基调。他们做了几十年的同事，尽管始终彼此彬彬有礼，却始终没有成为好朋友。
多萝西第一年的研究工作在缺乏实验设备和逃避导师的限制之间挣扎，这本来可能使她永远脱离这一行当。不过，对她而言，要紧的是工作本身。而且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第一学期结束之前，她已经拍到足够多的照片，作为论文的原材料。她所研究的三类主要化合物看起来结构都与食盐相似，其中铊原子与卤素（氯，溴，碘）原子交错，但是整个结构被插入的甲基拉长了。多萝西对此尚不满足，她继续拍了一系列相关化合物的照片，试图解决“一个小小的学术争议”，即碳氢链是究竟能否旋转。她得出结论说不会旋转，但“要了解其行为需要更多时间，而我现在没有这么多时间可支配”。
尽管取得了良好进展，第一学期结束时，多萝西还是闷闷不乐，深信她的老问题——数学在困扰自己。她对贝蒂·默里承认说，她看不到继续做X射线研究的前景，下一年申请院士资助（Fellowships）或奖学金（studentships）时将没有课题可以提交。但绝望情绪让她投入更多的努力，恰如贝蒂所担心的。
我很高兴自己（在学期结束后）多（在牛津）待了几天，多多少少照料着她。当听说我要待下去时，她相当失望（尽管在头脑更为清醒的时候她是高兴的），因为她在计划实验室里的夜班。这十分荒唐，因为她累得要死，自己也承认偶尔想睡上一整天。这个星期二和星期四，她在实验室工作一整天之后，晚上还会回去，直到快11:30才回来。她若不回来我便非常担心，因为她操作的那机器是相当危险的。这个星期她还严重地触了一次电，如果当时电流完全接通，她就没命了。她的导师并不喜欢她一个人这么自行其是。
圣诞假期带来了一点放松。1931年12月的某个周末，贝蒂和多萝西一同上伦敦，到大英博物馆去看林地斯梵福音书（Lindisfarne Gospels，英格兰北部小岛某修道院发现的一本中世纪福音书，由7世纪的林地斯梵主教写就，是重要的古籍兼艺术品——译注）。多萝西临摹了一些精致的凯尔特装饰图案，以及交织的图样，例如错综复杂的纽结。她们与多萝西同住一套公寓的妹妹们待在一起。琼屈从于家中女儿要有一个行医的观念，在皇家自由医院开始接受医学训练。伊莉莎白则出于母亲的建议在中央戏剧学校接受演员的训练。（不通世务的大姐在看到她十七岁便化妆时，大为吃惊。）那年圣诞节，克劳福特一家分别从东方和西方赶到罗马快乐地团聚。在最后一刻，多萝西要给两个最小的妹妹安排护照事宜，因为她们自从埃及返回之后就再没有出过国。贝蒂·默里一向早早地把旅行事宜准备好，对多萝西的做事方式又好笑又好气：
多萝西的阿姨给她发来了一些旅费，把去罗马的三等舱换成了二等舱，这使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当然，浪漫的多萝西一直期望着坐三等舱，对此极为失望。但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她们简直不切实际得无可救药——我说到在火车上睡觉的事，多萝西说：“哦，我们不会睡觉的，你知道，这是迪儿和莉兹（即戴安娜和伊莉莎白——译注）的第一次长途旅行，她们会一直望着窗外的！”（想想看，路上整整要两个晚上呢！）
最后关头还发生了一阵恐慌，因为多萝西把箱子丢在去利物浦街火车站的出租车上了，结果她没带衣服就到了意大利。幸好箱子后来被多莉阿姨找着并随后她给送了过来。在罗马，她们住在膳宿公寓里，每天出去参观教堂、在饭馆里吃美妙的午餐，回来的路上还到弗罗伦萨走马观花了一趟。假期结束时，多萝西立刻回到了老习惯中。连她非常尊敬的马杰里·弗莱来访，都不能使她离开实验室一小时以上。这使贝蒂·默里和其她朋友大为着急，因为没法让她参加欢迎弗莱小姐的宴会，弗莱小姐在餐后会就她不久前对美国的访问发表讲话。
她在讲话刚刚在开始时赶到，以一种最不负责任的疯狂状态出现——跳着说她那天晚上还要工作两个小时，因为有人借给她一个恒温器，但只借一天。我实在认为学校应该提供充足的仪器，而不是让学生因为仪器不够周转而没日没夜地工作。自然，多萝西自午饭之后什么也没吃过，而且显然处在一种紧张不安的兴奋之中。没有时间去珍妮特的房间（我们会面的地方）取食物，不过罗斯玛丽·休斯（Rosemary Hughes）给了她一点饼干……
我回到家，在她床上放了一个暖水袋，给她准备了一个橘子，自己在12：25时睡觉了。她离开实验室是早上3点……（接下来）整整一天她仍处于兴奋状态，到晚上总算平静下来，这个星期余下的时间里都显得很开心。
到了4月，多萝西多少找回一点自信，说着要在国外谋一个研究职位。她还申请了贝德福德（Bedford）学院（伦敦大学的一个女子学院）的初级教职。她得到的支持申请的推荐信（由一直照顾她的贝蒂打字）显示了一些她在牛津期间所产生的影响力：
克劳福特小姐做我的自然科学（化学）毕业荣誉考试（Finial Honour School）的学生有很长一段时间，她的学业一直达到极高的标准。她在这个领域拥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她的文章表现了一种锐利的穿透力以及表达能力，我相信，这从教学的角度来看是极其有价值的……（弗雷迪·布鲁尔，无机化学（系））
……显然她有杰出的能力，能够就讨论的任何问题看到更为深远的理论层面……我强烈推荐克劳福特小姐申请这一职位，深信她无论从哪一方面而言都很胜任。（S·G·P·普兰特（S.G.P.Plant），戴森·佩兰斯实验室）
马杰里·弗莱则撇开推荐信的枯燥形式，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词：
克劳福特小姐是我担任院长以来本学院最有趣的学生之一。她思想成熟并富有想象力。兴趣广博，却能始终如一地将特定的功课保持在很高水平，十分难得。她对科学有切实的热情，主修晶体学之外学习天文学。她曾用一个假期的一部分来分析早期巴勒斯坦嵌花的颜料，这将她兴趣的两个主要方面——化学和考古学联系起来。对于后者，她已经做了一些相当有价值的工作，如绘制出版了早期基督教嵌花地板的精美图案。她有高超的绘图技巧，异常灵敏精确。
……克劳福特小姐还善于表演，对戏剧有兴趣。
……若不补充说明克劳福特小姐非常有魅力、为人诚挚，具有独特的个人品味，便对她不公平。
我相信，所有我的同事都将同意我的看法，即克劳福特小姐如果在学位考试结束后不能继续她对研究工作的强烈天然爱好，将导致一个罕见的人才被浪费。
但尽管有这些以及马杰里·弗莱的继任者海伦·达比希尔的个人推荐信，多萝西仍未能得到这份工作。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贝德福德学院方面的管理者认为她太缺乏经验，而她确实如此。他们迟迟才通知她不予考虑，这时她快要完成第二期论文。在只剩一个月的时候，她还基本上没开始写，在实验室待的时间越来越长。贝蒂·默里曾说，有一次她从星期三上午8:30开始，几乎不间断地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晚上11点。
她看上去简直像个幽灵，越来越瘦。糟糕的是，论文完成的时限只剩六个星期，她却才写了三页。我们都非常担心她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也怕她没有精力再从头开始。
一个星期之后她完成了一份草稿，但被泰尼·鲍威尔退回了，因为太简略。多萝西认为“这不是主考官们的课题，他们不会对细节感兴趣”，不过还是按要求补充了草稿，在5月29日中午把结论交给鲍威尔，离整篇论文提交给考试学院的时间只有三天。他说文章要重写。接下来的情形是一出高雅喜剧：多萝西在忠实的贝蒂照料下匆匆忙忙地重写结论，赶打字员深夜的班次，以便能在最终期限之前拿回来。贝蒂向她的父母讲述了整个夜里的故事：
大约11：50，我听到下面有叹息声，冲下去时发现她在哭——她把打字员的地址忘了在学院，不能确定到底在哪儿。
我们骑上自行车狂奔至学院——她骑我的车，因为我的车要好些。她的车——我骑着的——在我们到达利特尔·克拉伦登（Little Clarendon）街之前掉了链子，很快就卡住了，没法滚动，我只好扛着……门房佩恩（Payne） 在11：15就上床睡觉了。
他终于出来，穿着睡衣，大发脾气，不过还是让我们进去了……（多萝西找到了地址）我们跑回到大门口，佩恩开始与我们争吵，我把多萝西推出门去，说我会留下来解释。多萝西骑着我的车，带着我那已经坏掉的灯。她碰到了一个警察，大喊着说她忘了开灯，继续往前狂奔……（她在关门前两分钟赶到邮局）她回来（到里士满路）时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精疲力竭的状态——但我给她准备好了洗澡水，然后她直接上床睡觉了。瞧这么个星期天！第二天，佩恩收到5先令，便不言语了。
这场大逃亡泄漏了她们的女房东乐于与人方便却极度不合规定的习惯：在信箱里给她们留一把钥匙。若非房东的纵容，多萝西就不可能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
论文终于交上去了，简直有些神奇（比规定的午夜期限晚5个小时，幸好邮筒是第二天早上才开的）。多萝西大为解脱，这不是因为她可以休息一下，而是因为她可以做更多实验了。
这三到四个星期，我一直急切地想回到实验室去，证实并扩展这项工作。我一直说“如果哪天哪天之前我能完成哪个哪个部分，就让自己到实验室放松一天”。但一直没有做到。现在终于开心了。
学期结束时，多萝西与贝蒂·默里及其她三个朋友又公然犯规：她们在夜幕降临之后划船逆流而上，“冒着被河上保安逮住的危险”。她们泊在一处堤岸下，睡了一晚上，多萝西和贝蒂在狭窄的船头上睡在一起。多萝西太累了，睡觉时不停地翻身，贝蒂的地方就越来越小，几乎要掉下去。但她温柔地没有打扰她的朋友，直到第二天早上起来野餐。早上9:30，多萝西回来与达比希尔小姐会面，被告知她获得了1932~3年度的半额弗农·哈考特（Vernon Harcourt）奖学金。有了这75镑，她可以把研究工作推进到下一年。
多萝西获得了优等学位，这是牛津第三位在化学方面获取殊荣的女性。弗雷迪·布鲁尔一封友好的短信清楚地体现了，化学系的老成员们是怎样严肃地看待多萝西在科学上的雄心：
致上我最热情的祝贺：你配得到这一切……
你可以告诉泰尼这是我说的：我认为你给他争了光。我确信你是他的一笔无价财富。我希望，只要你想要，便有成打的好工作冒出来。
多萝西为论文所作的研究在当年的权威学术杂志《自然》上以短信的形式发表出来，鲍威尔是共同作者（此后一个更完整的版本发表在德国《晶体学杂志》上）。为下一年找研究课题的需求愈发迫切了。让多萝西非常高兴的是，她终于在经济上独立了。资助她念完大学的多莉阿姨主动提出，把萨默维尔提供的75镑增加到“她平常的200镑”。多萝西决定离开牛津，因为待在这里只能在鲍威尔指导下继续进行X射线晶体学研究。她想去哥廷根与V·M·戈德施米特一同工作。但他没有答复她，因为有别的问题要考虑：此后不久他就为了躲避纳粹逃到奥斯陆，随后迁往美国。
她再度征求约瑟夫叔叔的意见。他建议她与布拉格父子中的一人合作，但她“对他们的显赫地位感到畏怯”。于是他再度与剑桥的T·马丁·劳里联系，谈到她与贝尔纳合作的可能性。自多萝西听过他的金属讲座之后，贝尔纳便转而成为第一个用X射线晶体学研究生物分子的人物之一。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用这一技术解决了有机化学家之间关于固醇结构的争端，许多生物分子如某些维生素和性激素是以固醇为基础的。这正是她想要做的工作。约瑟夫和劳里帮她在剑桥那边宣传，她自己则请T·W·J·“汤米”·泰勒（T.W.J “Tommy” Taylor）为她介绍，他曾是她的主考官之一。
谨以此信向您介绍萨默维尔学院的女化学家多萝西·克劳福特，她约于一周以前获得了化学末期荣誉考试的优等学位。我是主考官之一，她完全应当得到优等荣誉。……她有机会继续就此课题再做一到两年的研究，并已被选为萨默维尔的高级学生。此信的正题是，她迫切希望前往剑桥与您一同工作……她希望研究更纯的有机化合物及——如有可能——自然物质。她是一位富有竞争力的实验有机化学家……对科学富有热情，非常聪明。她较为腼腆，沉静少言，但确实是一个好人……此间每个人都同意，对她而言最好的是与您一同工作……我希望您能接受她。
贝尔纳没有立刻答复，多萝西有一阵子非常焦燥不安。快到7月底时，正在奥地利渡假的泰勒给她写信，保证他已经尽了全力。“我离开英国之前，西奇威克正要去剑桥，我让他去见一下贝尔纳，告诉他你很合格。我希望他这么做了。”
看起来贝尔纳并非真有什么疑惑。根据多萝西后来的说法，他“非常缺少研究人员”。一个有着华丽推荐信、经济上自给的研究者来申请，真是飞来好运。他花了两个星期才答复，大抵只是出于其它事务的压力。待她的上级之间达成所有协议，她终于在8月4号第一次亲自写信给贝尔纳。
亲爱的贝尔纳先生：
我昨天很高兴地从鲍威尔先生那里得知，鲍曼教授收到了蒂利（Tilley）教授（剑桥矿物学系主任）的信，正式接收我为研究生。
鲍曼教授邀请贝尔纳与多萝西共进午餐。他们在夏日的阳光里一起走过大学公园，“都太腼腆，没有谈什么我能记住的东西”，直到他们终于在考古学方面找到共同的兴趣。此后“一切顺利”，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她将在10月份加入他在剑桥的实验室。
第一章 “这是个有点吵闹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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