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思科学》电子杂志
2003年夏季合刊
2003年7月22日
目 录
封面
封面故事
[淡炒饭]巴黎航展
读者来信
[桔梗]科学、人道主义和媒体
新闻
[Kid]爱因斯坦和牛顿有自闭症状
[李淼]寻找超弦理论的证据
[三思新闻编辑]4~7月份科学新闻 ◇点击此处展开/关闭树状目录
柯南专栏
战争推动HIV-2在西非流行
大干旱：玛雅文明的衰落
1918年大流感
又是火星探险时
脊髓灰质炎的末日
SARS专题
[柯南]SARS的流行和超级传染事件
[方舟子]萨斯病:谣言与恐慌
[方舟子]“王晋康医学”：
一个伪科学与反科学的病毒在传播
[桔梗]败絮其内的“王晋康医学”
[石青]SARS病毒与动物:威胁和误解
[碧声]病原微生物与人类
求知
[韩雪涛]莱布尼兹、二进制与《周易》
[韩雪涛]弗洛伊德与神秘主义
[田方萌]集体决策为何失误
[卢昌海]追寻引力的量子理论
[沈建其]引力磁性物质与对偶世界
[李淼]弦论通俗演义(三十一)、
(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
(三十五)、(三十六)
[aha]是是非非小世界(上)
[黄力民]数学不是“数”学
——话说无理数
[bird]动物区系(1)古北界、(2)新北界
[绿音儿]中国羊类动物的研究与保护
[逍遥]终极巫术——疯牛病小传(六)
[石青]在中生代拍打着翅膀
译述
[L.Helmuth]让人恐惧和发抖的杏仁核
[W.Waller]找寻宇宙的热量
[D.Normile]传统中药的新面貌
[G.Ferry]《多萝西·霍奇金传》节选
[M.Shermer]我，克隆人
博物
[佳肴]始盗龙
[向珞瑜]深圳南山上的野花
[aha]生态摄影：伪装
观点
[小山]从百赛诺看国内的乙肝药物研究
[金风吟]“核酸营养”争鸣之我见
历史
[高山]《量子》历史之旅(七)
——统一之路
辩伪
[异调]关于超心理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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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霍奇金传》
节选
第一章 “这是个有点吵闹的童年”
 Georgia Ferry
王艳红 杜磊 译
“It was a rather rackety childhood in a way”
开罗和诺福克，1910~1928
房子里有四间阁楼。后面最小的一间，是她的私人实验室。倾斜的屋顶，一扇小窗，角落的一张木橱里，搁着她的藏品：父亲发掘出来的罐子碎片，苏塞克斯唐斯（Sussex Downs，英国东南部的风景区——译注）的打火石，鸟蛋，冷杉的球果。桌上有一架试管，和其它一些化学器皿。瓶子里装着各种晶体、粉末和溶液，是她做实验用的。她屏住呼吸，把小小的酒精灯火焰里的白金丝转了一下，它的一端渐渐出现了一个彩色的珠子。三个小女孩惊奇地望着这一切，眼里闪烁着灯的亮光。她这年十一岁。
多萝西•玛丽•克劳福特（Dorothy Mary Crowfoot）在一间小小的私人课堂里开始了她的科学生涯，这课堂里的孩子们，有着收入中等而观念独特的父母亲。来自安布尔赛德（Ambleside，在英格兰北部坎布里亚郡——译注）的夏洛特•梅森（Charlotte Mason）小姐创立了全国父母教育联合会（PNEU，其格言是“我是，我能，我应当，我愿意”），作为地方政府建立的学校之外的一种选择。联合会培训年轻女子做家庭教师，她们在租来的房子或私人住宅里给12岁以下的孩子上课。这套课程包括一个学期的物理和化学，而那时候多数小学教师能教的科学课至多不过是“自然”。多萝西•克劳福特在十岁上进了这样一个小课堂，上课地点在萨福克郡（Suffolk）贝克尔斯（Beccles）的雷克托里（Rectory），老师是PNEU培训出来的弗莱彻（Fletcher）小姐。重要的事实是，她教他们的那个学期，孩子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化学。
设计这门课的改革派教育家，很明白实际的操作演示对抓住孩子们的想象力是多么重要。多萝西和同学们制取明矾和硫酸铜溶液，用来生长晶体。在此后的几天里，她们瞧着溶液慢慢蒸发，晶体逐渐显现，像珠宝一样有许多切面，闪耀着光芒。多萝西被迷住了，“我这一生为化学和晶体所俘虏”，她后来这样写道。
那是1920年。尽管多萝西认为是那些光芒点燃了她对晶体毕生的热爱，使导火线烧着的条件其实早就准备好了。在那样的年代，对她那样出身的女孩，科学研究并不是一种寻常的选择。她的父母来自传统的小康家庭，俩人都重视学习与智力探索的价值，而看轻社会地位或规矩习俗。父亲和母亲——尤其是后者——的榜样使多萝西充满了一种炽烈的渴望，想要通过有系统的调查研究来找到问题的答案。她与晶体的初相遇，只是一个路标，把她指向了一条道路，她本来还可能选择许多其它的道路。
英格兰东部有许多姓克劳福特的人家，他们可能是威金（Viking，北欧海盗，公元10世纪及以前多次入不列颠，今英格兰及苏格兰人有其部分血统——译注）入侵者的后代。打从十八世纪起，多萝西父亲那一家族的长子，就差不多世代在贝克尔斯行医。这是一个繁荣的小镇，离英格兰海岸线最东端只有几英里。家族里的幼子们当牧师差不多也成为一个传统。多萝西的祖父约翰•亨其曼•克劳福特（John Henchman Crowfoot）生于1841年，在牛津学古典学（包括古希腊及古罗马文学、历史、哲学等——译注），后来从事神职，作为传教士去了印度。他在那里得了病，回家来休养。在康复的过程中，他结识了玛丽•贝利（Mary Bayly），同她结婚，痊愈后又回到他的职位上去。他是英国国教高教会派运动（高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一个保守教派，虽不受教皇节制，但主张承袭天主教传统，推崇教会地位——译注）的一员，1873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约翰•温特•克劳福特（John Winter Crowfoot）出生时，他正做着牛津郡威金顿（Wigginton）乡村教区的教区长。此后不久，女儿玛格丽特（Magret）和梅（May）相继出生。后来他受林肯郡主教主教爱德华•金（Edward King）之邀，到林肯大教堂担任教士，负责教授神学。那里是国教高教会派的中心，全家因此搬到林肯。克劳福特教士后来升为教堂的副主教，并在这个位置上做到退休。
与父亲一样，约翰•温特•克劳福特也在牛津学习古典学，是布雷齐诺斯（Brasenose）学院的高材生，在1896年毕业时得到高级休姆奖学金（Hulme Scholarship）。这使他能花上几个月去游览希腊、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同艺术史家约瑟夫•斯特雷高斯基（Josef Strygowski）一道发掘早期的基督教堂。他在朴素庄严的英格兰哥特式教堂建筑艺术中长大，觉得那复杂明快的拜占庭式嵌花设计十分新鲜。地中海东部的景色、声音和人也教他着迷，沉浸在衰亡中的奥斯曼帝国的文化里。回到英格兰之后，他暂时在伯明翰大学做古典学讲师，但很快便为了去中东的机会放弃了正式的学术生涯。1901年，他加入了英国在埃及的殖民政府，在教育部做公务员。埃及政府当时刚脱离前一个殖民势力奥斯曼帝国的掌握，落入正处于其扩张盛期的大英帝国之手。
约翰•克劳福特没有选择哪一种家族传统职业，但承袭了家族成员强烈的义务感和奉献精神。仅在开罗待了两年，他就被调到喀土穆（Khartoum），担任苏丹的助理教育长官。1898的9月，基奇纳将军（General Kitchener）在恩图曼（Omdurman）歼灭了哈里发•阿卜杜拉•阿尔－塔•艾萨（Khalifa Abdulla al-Ta’aisha）的军队。哈里发的灭亡最终结束了使这个国家精力枯竭、经济破产的南北内战。英国和埃及于1899年1月共同采取行动，来恢复对这个庞大国家的控制。英国在英埃“共管”中占主导地位，在苏丹北部建立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系统，这个系统很快就获得了与印度行政参事会（Indian Civil Service）同样的威望。
克劳福特的任务是视察全国的学校，从喀土穆的戈登学院（Gordon College）这样的精英学校，到地方社区领袖努力建立的乡间小学校。视察的结果之一，是他参与发起了该国的女童教育运动。了不起的巴比克尔•巴德里（Babikr Bedri）老师在他家乡的村庄里建起了男童学校，又向教育长官詹姆斯•柯里（James Currie）申请资金开办女校，使他十一个正当学龄的女儿和侄女能受教育。柯里告诉他“一定是疯了”，并再也没有理睬他。两年后，巴德里发现约翰•克劳福特更具同情心，这位新任助理长官答应给他一笔10英镑的巨款来办学。但柯里拒绝兑现这个承诺，对巴德里说，要是他想开办女校，就得自己去筹钱。巴德里这样做了。学校办起来不到一年，就得到了政府的关注。巴德里家和克劳福特家成为终生的朋友。
约翰•克劳福特离开英格兰之前，在伦敦的一次舞会上遇到了格蕾丝•玛丽•胡德［人称茉莉］（Grace Mary Hood, Molly）。她对他一见倾心，他这方面的动心则要来得慢些。茉莉生于1877年，父亲辛克莱•胡德（Sinclair）是林肯郡的一位乡绅，有一处不大的庄园，称为内特罕姆霍尔（Nettleham Hall）。茉莉是6个孩子中最大的。这是一个惹人注目的家庭：人人都身材高挑，擅长运动。茉莉自己就高5英尺9寸（约1.75米——译注）。她有4个弟弟，个个都生得十分英俊，很有才干。最大的弟弟爱德华（Edward）做了正规军的军官，伊沃（Ivo）从事神职，奥尔本（Alban）像母亲一样有音乐天才，最小的马丁（Martin）则进了海军。茉莉和妹妹多萝西（多莉）在家里受教育，曾在巴黎的一间女子进修学校念了一年的法语、音乐和绘画。茉莉喜欢乡间活动，比如骑着马带着猎狗去打猎，也爱音乐和舞蹈。她的背景使她足以嫁给一位乡绅做个贤妻，但她想要的不只是这样。
牛津大学第一所女子学院——玛格丽特•霍尔学院（Lady Margaret Hall College）在1878年就敞开了大门，茉莉的母亲格蕾丝与学院院长伊丽莎白•沃兹沃思（Elizabeth Wordsworth）是好朋友。伊丽莎白夫人催朋友把茉莉送到她那里去念书，但当时格雷丝•胡德（Grace Hood）成了寡妇（辛克莱•胡德于1897年去世），心绪恶劣，不愿意把长女送到牛津去。拒绝的正式理由是茉莉眼睛近视，徜读书过多，会变得更严重。
新世纪最初的几年对茉莉•胡德想必是难捱的，爱情和学术两方面的抱负都受挫。但她仍与约翰•克劳福特保持联络。寻根究底的天性促使她自己努力拓展学识，她的视野早已比内特罕姆的1000英亩土地及周遭的地区广大得多。这处房子原先是一幢不大的乡间石屋，19世纪经过扩建，有了一个很大的厅堂，里面陈列着茉莉的祖父威廉•弗兰克兰•胡德（William Frankland Hood）收集的莎草纸等古董。人称弗兰克•胡德的祖父因为肺结核，曾到埃及旅游养病，但仍然早逝。他父亲便把财产抵押出去，造了这间厅堂来纪念他。尽管茉莉并没有立刻考虑拿考古学当自己的职业，但她对古代文明已经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兴趣。
辛克莱•胡德死后，家里托人在意大利里埃维拉（Riviera）的旅游胜地圣雷莫（San Remo）造了一所别墅，这地方邻近法国边境。他们把这别墅称做“林肯小屋”，像许多其他经济上承受得起的英国家庭那样，每年在那里度过冬季的三个月，免得在乡下房子里吹着寒冷的穿堂风。女儿们同母亲一起，一年一度迁徙到南方，在那里热情地参加侨民社区的活动。茉莉是田野俱乐部的积极成员，这是一名退休的上校办的一个自然历史社团。
1906年，俱乐部考察了离圣雷莫相当远的一个洞穴，寻找据说可能生活在那里的盲甲虫。但茉莉听说这地方也以新时器时代的遗迹著称，便决定作进一步调查。她后来记道：“乘本地的公共马车从圣雷莫到巴达卢科（Badalucco）要两个小时，再从巴达卢科爬山到洞穴要一个半小时。”洞穴很长，地势低，窄小的瓶颈状入口开在一面几近垂直的陡坡上，必须从上方接近。茉莉丝毫没有因为这些困难而畏缩。在一位当地少年安东尼奥•比安基（Antonio Bianchi）的帮助下，她在洞里的地上挖掘，找到了人类骨骼、加工过的打火石、骨制的坠子、尖头工具和珠子。此后几年里，她重新造访这个洞穴，与当时顶尖的史前文化专家通信讨论自己的发现，得出结论认为，这可能是一处新时器时代的墓葬。
茉莉在英格兰过夏天，有时住在内特罕姆，有时则在伦敦。她家在伦敦定期租有一套公寓。在伦敦，她与主张妇女参政权的基督教社会活动家奥古斯塔（Augusta）和路易莎•斯特罗特（Louisa Strode）交往，与他们成为密友，并在其鼓励下参与到他们的事业中去。他们是一个艺术和音乐圈子的核心，这个圈子对政治和社会改革非常关注。
1906年茉莉终于有机会接受一点培训。她本想学医，但自己缺乏正规教育，家长又总是反对，这事便很为难。于是她放低眼光，上了伦敦南部的克拉珀姆（Clapham）助产术学校。出自高级圣公会家庭的虔诚的年轻女子，曾想过要做传教士，但又不乐意讲道。获得助产士的资格，使她有了另一个想法。1909年她写信给约翰•克劳福特，提到了“达佛林夫人（Lady Dufferin，1884~1888年间的英国驻印度总督达佛林勋爵之妻，1885年在德里开设第一家妇女和儿童医院——译注）为印度妇女服务的医疗团”。她已发誓“准备听从召唤”去以某种形式作出奉献，或许是在国外。到那些女性因深闺制度而不能去看男医生的国家里，为妇女提供医护服务，这个主意强烈地吸引了她。她清楚地表示，这就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她的耐心终于有了回报。约翰•克劳福特被调回开罗的埃及教育事务总部后，写信以典型的直率风格向她求婚，此时离他们初相遇已有十年：
亲爱的茉莉：
你是否愿与我结婚？我相信，若你允许我努力，并忘却过往的许多，我会令你幸福……待你回答我的问题之后，我会告知你想知道的一切。
茉莉回信答应了他，然后去拜访他的母亲，想多了解一下自己未来的新郎。一位意志不如她坚决的女子，可能会因为此行所得的回答而有所动摇。玛丽•克劳福特一开始就婉转地警告说，她的儿子可能不像茉莉那样有坚定的宗教信念。
他性格复杂，不会随和地把任何事情视作理所当然。许多观点，你可能接受起来没有任何困难，他却还会说“不知道”。不过这是一种谦恭的天性，他总是尊重别人的信仰……我相信他是个善良真诚的人，慈爱、温柔。只是感情不太外露，性子急，在小事上有些挑剔——不过缺点就只这些了……你会给他带来丰富的爱、踏实的心，以及真正有益的才华。
约翰和茉莉于1909年7月结婚，隆重的婚礼由林肯郡主教在内特罕姆主持，这年他36岁，她32岁。结婚之后，两人立刻出发，同赴开罗。
多萝西•玛丽•克劳福特生于1910年5月12日。妹妹琼（Joan）生于1912年，伊丽莎白•格雷丝［贝蒂］（Elisabeth Grace, Betty）生于1914年。多萝西出生后的头4年里，一家人享受着典型的在世界各地管理着帝国前哨的英国侨民的生活。他们舒适地住在开罗，“住的地方可以看到金字塔”。仆人很容易雇到，这意味着他们有足够多的空闲用于社交和娱乐。那是一个由公务员和军官及其眷属组成的小社区，晚餐或聚会的客人可能有基奇纳勋爵本人，他在1911年成为英国驻埃及总督兼总领事［他的前任克罗默（Cromer）勋爵曾以此头衔于1883及1907年间有效地统治这个国家］。约翰•克劳福特的工作性质使他必须在这个国家到处旅行，这使他有机会将考古兴趣扩展到古埃及文明方面。
根据当时的惯例，茉莉从内特罕姆带来一位英国保姆内莉（Nelly），赶上了多萝西的出生。但琼出生后不久，她接受了一户埃及人家的提议（，把孩子交给他们带）原文此句只有she took up another offer from an Egyptian family，根据上下文意思加了括号里的话。有一天茉莉走在公园里无所事事的时候，遇到一个英国女孩绝望地坐在那里。凯蒂•史蒂文斯（Katie Stevens）是一位儿童保姆，从英格兰来到这里，孰料原定的雇主流产，没有工作可做了。茉莉当场就雇用了她，此后她在这个家里待了9年。
每年他们都会回英国过三个月，逃避埃及干燥炎热的夏。但1914年战争的爆发，使这种有规律的生活中止了。茉莉相信英国会比任何海外属国更安全，便带着凯蒂和三个女儿（伊丽莎白当时只有几个月大）回到英格兰，在南岸城市沃辛租了一套房子，她的翁姑也因退休搬到那里。她自己却“混上了一架空军飞机”回到开罗，同丈夫在一起。1916年，约翰•克劳福特升职，取代柯里成为苏丹教育长官，他们便搬到喀土穆的新家。
多萝西童年剩下的日子里，她和妹妹们与双亲同住的时间从未超过连续几个月，且总要在长久的分离后才相聚一次。多萝西后来认为，这种分离导致的自立，是“她的独立精神的根源”。这是值得怀念的，尽管对于整个帝国许许多多参与行政、军事或商业事务的家庭来说，这样的分离决不罕见。约翰和茉莉•克劳福特并不是疏忽大意的家长，义务与经济需求使克劳福特留在苏丹，爱与义务将妻子留在他身边，而他们认为，孩子们待在英国，会得到最好的照顾。
在多萝西的回忆中，战争是一段“安静的时间”。坎农•克劳福特（Canon Crowfoot，即前文的约翰•亨其曼•克劳福特，多萝西的祖父——译注）的记忆力在衰退；姑妈梅和玛吉（玛格丽特的昵称——译注）偶尔与家人来访。克劳福特家的孩子们长到足够的年龄，便到附近的一所小学校去上学。他们到南唐恩去探险，收集打火石，星期天则“与爷爷奶奶玩些神圣的游戏”。但他们的日常起居仍由凯蒂•史蒂文斯照管，这个热心肠的、忠实的年轻女子，很清楚自己必须尽力代替孩子们在远方的母亲的职责。她定期向茉莉报告孩子们的情况，为7岁的多萝西总是把自己搞得很累感到担忧：“她总想做太多的事，睡觉的时候都在上学。”
他们经常到海边去玩，在那里可以听到海峡对岸战壕里的声音。这是伊丽莎白•克劳福特早年的记忆。
我记得的最早的话，是凯蒂在沃辛的海滩上说：“贝蒂别担心，那只是海军在朴茨茅斯（Portsmouth，英国东南部港口——译注）演习。”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在南海岸可以听见法国的枪声。
在战争的整整4年里，孩子们只见过母亲一次，那是她回到英国来“确认我们都没事”。茉莉陪着丈夫在苏丹旅行，访问学校，其娴熟的骑骆驼技巧给苏丹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大多数时候她得一个人待着，因为约翰忙着处理战时的情报事务或回到开罗的总部去。她精通植物绘画，忙于收集和绘制花朵，后来以私人名义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苏丹北部和中部的开花植物》。她还对传统纺织技术产生兴趣，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使用当地妇女用来纺绵花的简陋纺车。因为喜欢孩子，她教喀土穆的苏丹朋友的女儿们刺绣和植物绘画，每天下午都打发自己的马车去接她们。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儿离欧洲战壕里那损毁了一代人的残杀都是很遥远的。
但即使在这样远的距离上，茉莉仍不能逃脱战争的悲剧。她的4个弟弟在战斗中阵亡或者随后因受伤而死。爱德华和伊沃牺牲在法国，马丁的船受到袭击，他因伤退伍，在家乡林肯郡住院。他带着严重的弹震症退伍了，步行上路，也许是想走到内特罕姆，最终死于体温过低。音乐家奥尔本受到毒气的严重伤害，活了下来但身体很坏，于1921年去世。
失去亲爱的弟弟们，让茉莉深切地感受到无意义的战争毁灭。但她没有沉溺于绝望。后来她曾说起，战争结束后不久，有一天她坐在教堂里，想着弟弟们死得无益，想着这种牺牲并未能“使世界变得更好”。突然，她觉得听到伊沃在说：“但那不是我们的职责，而是你的职责。”这次经历使茉莉更加坚信她受到召唤，能够使人们的生活发生改变。这种感觉可能是她的人格特点，传给了她的长女。
对克劳福特家的女儿们来说，失去胡德家的舅舅们，还有另一个后果：她们今后生活在一个由女人支配的大家庭里了。在内特罕姆霍尔和圣雷莫，外婆是一家之主，那儿还有多莉阿姨。约翰•克劳福特没有兄弟，妹妹玛吉和梅经常代替在远方的克劳福特夫妇尽父母职责。就是对自己的父母，女儿们与母亲相处的时候也比与父亲多得多。茉莉急于重建自己家中的亲情纽带，停战协定还未签署时就出发返回英格兰。她怀抱另一个孩子（又一个女儿，戴安娜）抵达沃辛，走下火车，。很快约翰•克劳福特也回来了。他们在苏塞克斯郡的西斯伯里（Cissbury）山脚下租了一套房子渡假。只有多萝西对父母有清楚印象，琼只记得一点点，伊丽莎白的感情则完全倒向了凯蒂——这自然有她的理由。他们需要花时间重新组成一个像样的家。
凯蒂在开罗时有个恋人，叫吉米•柯林斯（Jimmy Collins），是基奇纳个人卫队的一名下士。他曾是克劳福特家的常客，教多萝西和琼骑在小马上，领着她们在院子里走，逗她们开心。但他因肺结核而离开军队去澳大利亚之后，便和凯蒂失去了联系。战争爆发时他重新参军，在加利波利（Gallipoli）受了伤，被送到伦敦的一间医院疗伤。多莉阿姨当时是一名志愿护士，从名单上看到了他的名字，便去找他。在她的努力下，凯蒂和吉米重新团聚了，他们在沃辛苦结了婚，随后吉米返回战场。（当时多萝西和琼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伊丽莎白被留在教堂外面的婴儿车里，让警察照顾着）。战争结束后，吉米回到澳大利亚，复了员。多莉阿姨再次大胆地介入此事，1919年，她买了一张机票，教凯蒂去澳大利亚与丈夫团聚。凯蒂后来对伊丽莎白•克劳福特说，他从未指望过会再看到她。对于她而言，离开克劳福特家实在很难受。
此后茉莉在没有保姆帮忙的情况下照顾了孩子们一段时间。多萝西认真地履行着长女的职责，责任感与日俱增，直至妹妹们全都长大成人。尽管当时妹妹们对多萝西永远“那样乖”略感怨恨——要她们自己不惹麻烦，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事。但她们渐渐地对“多西”——人们总这么叫她——喜欢得要命。多萝西对她们表现出许多小小的善意。几年后，多萝西和琼去喀土穆看望父母，贝蒂因为自己被留在家感到失望，多萝西就给她做一本手写的、有插图的小书，名叫《苏丹树仙女的故事》（“给贝蒂妹妹：这本书是我在船上趁没有别人占据写字台的时候，用闲暇时间写的……”）母亲因而给多萝西以格外的关注，譬如在20年代早期带她到约纳（Iona）旅行。
茉莉决定与女儿们待一段时间。用多萝西的话来说，生活“变得难忘多了”。战争结束前，她刚开始在苏塞克斯郡伯吉斯（Burgess）山的一所PNEU学校里上学，但茉莉对女儿的教育另有打算。丈夫回到喀土穆后，她把孩子们带回到林肯郡内特罕姆的老家。房子在一座小山顶上，俯瞰开阔的绿地，能看到3英里外林肯教堂的尖顶。这里是孩子们理想的游乐场所。当然也会有危险，比如壮丽的前厅那打磨光滑的木台阶上，穿着皮底的鞋子很容易滑倒。茉莉没有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去，而是自己教他们。孩子们的小团体里，又加入了住在林肯郡的两位表兄弟姐妹：伊万杰琳（Evangeline）和约翰•阿斯顿（John Aston）。茉莉自己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她设计出一套自己的方法，教她所有知道的课程。
自然课是出去散步，在附近的田野里采集标本。地理课则是在温室的地板上用泥巴做模型地图。她们读史蒂文生（Stevenson）和亨蒂 （Henty）的冒险故事，用心地学丁尼生（Tennyson）和朗费罗（Longfellow）的诗。历史课上，她们自己编关于不同时代的书，比如罗马人和撒克逊人的入侵、英格兰最早的国王等等。多萝西编的一些书保存到现在，里面有动人的诗歌，整页的图画，画着布纹、物品和代表当时时代的镶边。她们沉浸在学习的快乐中。茉莉给女孩子们穿宽松的苏丹棉罩衫，领口镶着绣花边，有一种中世纪韵味。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多萝西的表妹伊万杰琳称之为“她生命中最快乐的年月”。
多萝西10岁时，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结束了。双亲在考虑了在内特罕姆长久安家的可能性之后，放弃了这个主意，开始严肃地思考未来。约翰•克劳福特几年后就会从苏丹的职位上退休，感到有必要在英国安一个永久的家。他也想到，女儿们迄今的教育，有成功之处，也有不成功之处。茉莉希望在他工作的最后几年里至少有一部分时间待在他身边，也想回到苏丹去见她的朋友、继续她的兴趣。他们决定在贝克尔斯附近扎根，约翰的父亲就在那里长大，表妹艾米（Amy）的丈夫哈里•伍德－希尔（Harry Wood-hill）在那里行医。除了家族关系，这个小镇还有优秀的、新开的公立中学——约翰•勒曼爵士学校（Sir John Leman School）。原来的勒曼学校是在十七世纪由一位成功的鱼贩子创立的，为出身卑微的聪明男孩提供教育机会。在约翰的叔父威廉•克劳福特（William Crowfoot）建议下，地方自治会建立的新学校沿用了这个名字。约翰•克劳福特受教于一所收费的公立学校莫尔伯勒（Marlborough）学院，但据多萝西说，他感到，作为政府教育机构的一名主管，有必要在自己的国家利用政府提供的教育。
他们在贝克尔斯找住处。1920年，他们来到圣玛丽小屋（St Mary’s），这是贝克尔斯郊区一幢舒适的房子。一年后，他们租下了格尔斯顿（Geldeston）村的老屋（the Old Houst），在诺福克郡与苏福克郡边界以北几英里，但骑自行车很快就能到镇上。这所大房子以颜色柔和甘美的红砖建成，历史可追溯到十七世纪，周围是带围墙的花园，一株雄伟的雪松挺立在前面的草地上。花园延伸到一条小河边，河上宜于划船。尽管有闹鬼的传言，房子的阁楼里仍逐渐塞满了父母旅行的纪念品，这里成了克劳福特姐妹头一个也是唯一的真正的家。这期间，茉莉发现村民中没有真正的领导者，便为多方的事务操劳。
就是在这段安顿的时间里，多萝西进了贝克尔斯的雷克托里那个小小的PNEU课堂，在那里对化学发生了最初的兴趣。搬进老屋后不久，她便占据了一间阁楼，当作实验室，用零花钱从当地的药店买来材料，做起自己的实验。她后来回忆说：“对允许十岁的小孩子买什么东西，他（药剂师）好像没有什么原则。”当时这对她来说并不奇怪。除了必要的良好礼仪，规矩并不是克劳福特家教养策略的主要成分。例如，父母在家时，没有规定的上床时间。十岁的琼和十二岁的多萝西可以待到将近午夜，“听父亲为她们读易卜生和柏拉图之类的书。”女孩们可以随意自己划船去河上探险，或闯到附近的乡村去观鸟摘花。无所事事才是她们可能犯的最大的罪过。
茉莉•克劳福特花了足够长的时间在老屋建立了一个舒适的家。但一两年里，她总要到喀土穆去住半年，把女儿们留给朋友或亲戚照顾。寄回来的信，充满了她忙碌社交生活的细节：
昨晚我们与斯特里（Sterry）一家吃饭，然后到王宫里去参加一个招待会……上星期我去了布里（Buri），到谢赫•萨利赫•苏瓦•埃德•达哈卜（Sheik Saleh Suwar ed Dahab）家，看巴比克尔的婚礼开始……晚上亨特夫人（Mrs Hunt）和我出去拜访新娘。真好笑，搞不清楚房子到底在哪儿的女人们，和我们一道在黑暗中的布里乱走，结果掉到gadwal（沟或小溪）里。最后我们总算找到了王宫，新娘出来为新郎跳舞，新郎伸出手在她的头上方挥着，所有的女人都用颤音叫起来（trilled）。然后他们重新给新娘蒙上面纱，然后我们回家睡觉了……多萝西可爱的篮子今天寄到了，真是漂亮极了，我非常非常喜欢。爱你们，吻你们两个，你们亲爱的妈妈。
1921年多萝西进了勒曼学校。这时又是她的父母以差不多固定的间隔来来去去的时期。学校的房子是一座结实的砖房，周围是操场。今天，它的地盘已经扩大了许多，成了地方管理的综合学校，学生超过1300人。多萝西上学时只有130个学生，女生多于男生，因为“家长们倾向于把男孩子送到更有名的学校去”。在邻镇邦吉（Bungay），还有清一色男孩子的文法学校。大多数学生来自镇上的商人家，或周围的农民及渔民家庭。离校证书是最高追求，每年只有十几个学生能拿到。但学校有一种强烈的目标感，还有一些优秀教师。多萝西很快发现，她的英语、历史、绘画和自然知识超出一般水准，数学方面却远远落后。
科学课程最开始是让人失望的。第一年根本就不教化学。物理老师才来了一两年，就因为学校经费削减而离开了。从第二年开始上的化学课，据多萝西在多年后在一次学校广播中所讲的，是“男孩子的特权”。多萝西和她的朋友诺拉•普西（Norah Pusey），竭力说服老师们相信她们能在一门“男生课目”中表现良好，从而被允许与男生们一道上这门课，“因为我们都希望认真地学习科学，将来上大学”。这期间拍的一张照片中，勉强可以在教学实验室的后看到她们，其余全是男生。
这种情形在当时很平常，此后一段时间也很平常——上学的女孩子总是被积极地安排远离自然科学，而去学一些更“适合”她们的课程，比如生理学、语言学乃至女红。但在勒曼学校出现这种情形，却令人诧异，原因很简单：化学老师是一位女性。克里丝•迪利（Criss Deeley）于1906年毕业于伯明翰大学，化学成绩优异。从勒曼学校1914年开办起，她就在那里教化学、数学（还有女红！），一直到1939年。多萝西认为她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她对这一科目的热爱也与时俱增。迪利小姐则觉得多萝西是一个“惹人爱的孩子，甜蜜的好姑娘，非常聪明”。
她在学校里过得很愉快。尽管举止腼腆娴静，仍很快受到女孩子欢迎。男孩子就是另一回事。尽管学校是男女混合的，但混合本身并不受鼓励。男生和女生有不同的入口、不同的操场、不同的餐厅。他们坐在同样的教室里，但分隔在两边。同班同学爱德蒙•乌尔（Edmund Wurr）后来成了多萝西终身的朋友，他在学校里的诨名叫“警报器（Buzzer）”，但她很信赖他：“上学的时候，你是那么优秀，我实在没法把你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很快妹妹琼也上了学，她们一起骑3英里的车，书包挂在车把手上，穿过韦弗尼河（Waveney）上的桥。
多萝西学习十分用功，努力弥补自己在教育上与别人的差距。但她在勒曼学校求学的日子并不是没有中断的。从一本保存到现在日记来看，1923年她整个春天都与外祖母一起待在圣雷莫的别墅里，原因不明。自然，她年纪渐长，父母经常担心她的健康，但从这日记中看不出患病的迹象。也许他们只是觉得她太用功了，需要休息一下。在圣雷莫期间，她断断续续地上一所法国修女学校，但显然，外祖母让她去看网球赛或参加聚会，这类事情更加重要。多萝西回到英国后两天，日记突然中止——在这两天里，唯一的记录显得平淡却令人耳目一新得正常：“整天上学”。
她的父母认为，学校只是更广泛程度的教育影响的一部分。这年底，多萝西和琼被叫到喀土穆与父母共度圣诞，接下来一个学期也在那里度过。这使她们能在父亲退休之前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旅程充满变故，起先是她们几乎在克里特误掉了船，因为在赫拉克棱（Heraklion）作短暂逗留期间，同行的茉莉带她们去看亚瑟•伊凡斯（Arthur Evans）发掘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宫。她们回到港口时，船已经离开码头，她们只得坐一条小船去追赶，才得以上船。然后是多萝西感到很不舒服，从亚历山大港到开罗的火车旅程，她大部分时间病得不能起身，后来发现是出了麻疹。一个星期后琼也病倒了。圣诞节她们只能在开罗一间隔离的小公寓里度过，而不是在喀土穆父母的家里。
三星期后她们继续旅程，多萝西身体好起来，能够欣赏南下时火车车窗外展现出的令人难以忘怀的风景。她后来写道：“到晚上我还能看到尼罗河岸边的阿布辛拜尔（Abu Simbel），还有喀土穆城外的沙漠里的许多海市蜃楼。”她们来到了一个生活方式与格尔斯顿小村完全不同的地方。父母在尼罗河边的房子高大凉爽，环绕着绿草地、玫瑰丛和香蕉树的花园。阳台上铺着椰子树的席子，天气热的晚上，女孩子们就睡在那里。约翰和茉莉经常办招待会，客人很多，五花八门。多萝西还记得自己给三位宗教领袖递蛋糕，他们是赛义德•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尔－马赫迪（Sayed Abd al-Rahman al-Mahdi），赛义德•阿里•阿尔－米尔加尼（Sayed Ali al-Mirghani）和谢里夫•优素福•阿尔－欣迪（Sherif Yusuf al-Hindi）。其他客人包括新开的医学学校的第一拨学生——这学校主要是在约翰•克劳福特和令人生畏的沃尔夫（Wolff）姐妹的鼓动下成立的。茉莉自己也参与革新，她为自己所看到的传统接生方法及女性割礼感到惊骇，请来了两位以前在克拉珀姆的同学，对苏丹妇女进行助产术培训。到1933年，梅布尔•沃尔夫（Mabel Wolff）和她的妹妹——人称Bee和Gee，已经培训了200多名助产士。
母亲回到社会活动中，女儿们同她在一起。她们同她到喀土穆城外谢里夫•优素福•阿尔－欣迪居住的帐篷拜访。她对一条纺制得十分复杂的骆驼肚带大加赞赏。出于他的人民传统的礼貌，他立刻把它送给她。但茉莉对它的兴趣不仅是出于美学。在谢里夫•优素福的帮助下，她把织这条肚带的妇人请到了喀土穆。西特•泽纳布（Sitt Zeinab）骑着骆驼走了好几天才到，在院子里架起她的纺车。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茉莉和她的女儿和朋友们看着她纺织，学习这种技术。
茉莉认识到，传统纺织技术可能有非常古老的历史，影响过埃及早期文明的纺织品。回到英格兰后，她自己织了一块拉美西斯三世（Rameses III）的复杂腰带的复制品，后来成了一位古代纺织术方面的国际专家。在晚年，她对那些为她缺乏学术训练而感到诧异的人说，“在一件事情上花25年功夫，你就会成为世界级专家”。她的4个女儿有着彼此截然不同的教育背景，都成了不同领域里的专家，这恐怕并非偶然。
在这一连串的社会活动中，正规教育也没有被完全遗忘。阿拉伯学者S. 希勒尔森（S. Hillelson）博士的妻子毕业于数学专业，她给克劳福特家的女孩子上课，使她们不至于落得太远。她们还学着用芦苇笔写阿拉伯字母。不过对多萝西来说，最重要的课程是一次社会访问。
医药业巨子及慈善家亨利•威康爵士（Sir Henry Wellcom）急于帮助重建这个遭受战争破坏的国家，于1903年在喀土穆戈登学院的一幢侧翼建筑里设立了一个热带病、农业和矿业研究所。政府的化学家A.F.约瑟夫（A.F. Joseph）是约翰•克劳福特的密友，在威康实验室研究土壤学，茉莉带着两个女儿去拜访他。她们到那儿的时候，正赶上一支地质探险队带回了在溪流中发现的小小天然金块。“为了逗孩子们高兴，他们把黄金扔到一盆沙和水里，演示如何通过轻轻地摇动盆子、逐渐把沙排出，淘出金子来。”
多萝西“燃起了做实验的迫切渴望”。花园里有一个gadwal，她和琼从厨房里找来一只马口铁的盆子，打算用它淘金。她们没有找到金子，倒找到了一些“发光的黑东西”。根据她“粗浅的化学知识”，多萝西猜测那可能是二氧化镁，便跑回约瑟夫博士的实验室，问她可否做几个试验。“就那样，他只好帮助我。矿石是钛铁矿，铁和钛氧化物的混合物。在我的化学课本里并没有钛。”
多萝西对他的学科如此热情，给女孩子们的约瑟夫“叔叔”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离开时，他送给他一个便携式的测量员箱子，里面有做简单化学分析的全套工具。箱子连同其中的酒精灯、木炭、吹管以及“48支装着矿物的小试管”，后来成为英格兰家中阁楼实验室里有价值的添补。
苏丹之行开阔了这位敏感少女的眼界，使她看到科学研究以外的东西。她们的访问在和平与舒适中渡过，但父母并未庇护她们免受英国殖民统治中更麻烦方面的干扰。在一次造访努巴山（Nuba）时，茉莉亲眼见到英国军队残忍镇压一次“民族主义者起义” （也有一种说法是，那只是因对糖价不满举行的抗议）的结果：村庄被毁，家畜被屠戮。茉莉感到震惊和悲哀。她一向以为英国殖民政府是慈善的，是在帮助一个骄傲的民族重建他们的文化与社会。
约翰•克劳福特也想到，英国的统治是过渡性的。在此之前一两年，他曾写道，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理想是“一系列土著的州……苏丹政府成为自由州的联盟……”。但作为政府公务员，他似乎把偶尔动用军队当作令人遗憾的必需。1924年12月，全国各地愈加动荡，喀土穆的第11苏丹营发生兵变。正如他告诉萝西的那样，约翰是众多需要寻求避难的英国人——主要是女人和孩子——之一（茉莉安全地待在戈登大学附近的家里）。
日落后枪声刚响起来时，我正好在俱乐部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家里会很安全，因为阿盖尔（Argyll）和萨瑟兰（Sutherland）高地联队战士还在学院里。但我没法回家，只能到王宫去。有200多人在那里避难。当然我们不知道黑人军队有多少参与了兵变……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帮助准备机关枪的弹链……我领到了一支步枪，与另三个人守在王宫一边台阶上方，保护一架设在我们旁边阳台上的机关枪。
他后来未曾需要发一枪一弹。但他向多萝西描述了自己目睹一幢建筑物被炮击的情景，最后的几名兵变者躲藏在里面，炮击持续到“不会留下活口”。茉莉对这次事件的描述要缓和些，她的结论是“我希望不会再发生什么——有很多英国军队在这里保护我们，埃及军队已经回埃及去了。”
夏季回到格尔斯顿的家，茉莉为她狂热的理想主义精神找到了其它的去向。自战争以来，她一直是国联联合会（League of Nations Union）的积极成员。国联是旨在维护和平的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其缔约大会于1919年作为凡尔赛条约的一部分举行，该联合会是为了支持它的工作建立起来的。茉莉•克劳福特把村中所有的孩子都召集起来举行庆祝会，以声援联合会。这事给多萝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每人代表一个国家，演出近代史中的场景——譬如我演瑞典，为奥兰群岛（Aland Islands）同芬兰发生争执。”
在戏剧中，国联派出一位“聪明的顾问”来解决奥兰群岛问题，裁定它因地理原因归属芬兰，但岛民仍讲瑞典语，并可随意与瑞典保持联系。这是国联少有的维和成功事例之一，发生于1921年。许多年后，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即马尔维纳斯群岛，1980年代英国曾经与阿根廷进行过争夺该群岛的战争——译注）危机未能采取类似的解决办法，多萝西对此深感遗憾。
戏剧和庆祝会成了格尔斯顿的一大风景，克劳福特家的4个姑娘在其中是主角。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家庭。多萝西如云的金色长发和大大的蓝眼睛，与琼的黑肤与美貌形成鲜明对照；贝蒂的皮肤也黑，性情活泼；戴安娜肤色白晰，有着被娇纵的孩子的开朗性格。她们都参加了茉莉以“褐色猫头鹰”之名发起的Brownies小队。茉莉后来接管了村里的女童军。在她的领导下，格尔斯顿的女童军致力于筹措资金，帮助战争和贫困的受害者。多萝西在其中非常热情，她甚至争取不在家的父亲的支持，条件是她去努力获取更有挑战性的徽章。1924年11月，他从喀土穆写信给她：
我希望你能用我的望远镜看星星……去年冬天你没去争取天文学的徽章真是遗憾，因这里的星星比家里的亮得多……向你三个懒惰的小妹妹致上爱和吻，给你更多的爱和吻。你亲爱的爸爸
约翰•克劳福特在长女的幼年生涯很少与她会面，他在某种严肃的、理性的层次上与她建立起联系。他认真地把她当作成年人对等，而她也竭力满足他的期望。要做到这些，通信方式比他暂时回到格尔斯顿时的相处更容易。多萝西十四岁那年，克劳福特回家一次之后，以一种异常严肃的口吻给妻子写信：
多萝西隐藏自己的思想，或者害怕对她拿不太准的东西发面意见，这可能使她被那些寻找消遣的人当作一个迟钝的同伴。我曾与她散步很长时间，而她不曾主动说些什么话。
世上的父亲往往低估了女儿对自己有多么敬畏、多么害怕发表的意见招到反对或嘲笑，约翰•克劳福特既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其它场合下，多萝西并不是这么沉默的。1924年，学校举行模拟选举，没有人愿意充当工党一方，茉莉便鼓励多萝西出场，并帮她写发言稿。工党由工会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联盟形成，在世纪之交才诞生，尚未组建过政府。茉莉是工党的早期成员（约翰•克劳福特上学时是费边协会（Febian Society）的会员，但后称自称“慈善的辉格党，非社会党人”。）
在一种责任感驱使下，多萝西克服了天生的腼腆，向全校发表演讲。她在这次选举中并不成功，家里传下来的说法是只得了6票。不过在全国的舞台上，工党得到了第一次选举胜利，尽管十分短命。多萝西自己的信念虽然不可动摇，但她在说服别人方面并不太成功，这算是最早的例证之一。不过她对政治辩论产生了爱好，那年冬天她向母亲抱怨“帕甘（Pagan）太太（茉莉在喀土穆时，多萝西在她家寄宿）不像你那样在晚饭时间谈政治”。她愉快地告诉茉莉，帕甘太太让她给当地的保守党国会议员热尔韦•伦图尔（Gervais Rentoul）的夫人献花，“我不知道R夫人知不知道，屋子里满是保守党员，给她献花的那个人却属于工党。”
发展多萝西的政治敏感度，鼓励她把眼光越出格尔斯顿舒适的围墙，去关心更广阔舞台上的世界事务，在这方面母亲做得远比父亲要多。1925年9月，茉莉带多萝西去日内瓦参加国联第6届大会。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多萝西记得“空气中充满了克服毁灭感以寻找希望的情绪”。在此之前一年，第5届大会达成了“国际纠纷太平洋协议”，世称日内瓦协议。它建立起了一系列规程，涉及各种各样的纠纷，每一种纠纷都会得到确定的结果，仲裁将成为强制性的。但就在1925年大会上，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声称，英国不能接受这一协议。9月11日星期五，茉莉和多萝西听取了法国总理约瑟夫•保罗－彭古（Joseph Paul-Boncour）热情洋溢的发言，他希望挽救前一年取得的一些成果：
现在还不到我们舍弃协议的金紫色墓布的时候，那下面沉睡着死去的众神。我们在这（日内瓦——译者）湖岸边建起的组织仍然稳固而不可动摇。逝去的水波可能会扭曲和模糊了它的影象，但它的基本特征再一次在逝去的河流中形成。外交官们必须为之付出忠诚的这个不完整的组织，只有根据我们已制订的计划才能建成。
大会在更富希望的调子中结束，特别呼吁举行日内瓦协议所提出的裁军大会。裁军大会在次年召开。世界各国坐下来通过讨论和辩论解决分歧，这种场景给多萝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母亲的榜样使她知道，做一个被动的观察者是不够的。她在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中长大：个人能够并且应该努力改善人类的状况。不存私心、为生民奉献的责任感，这种清教徒般的理想，激励多萝西取得了后来的成功。
阁楼实验室里的研究继续进行。1983年她接受访问时保证，“我非常小心，从来没做过危险的事”。但她做过：使用一盏温度非常高的蜡灯——这也是约瑟夫叔叔的化学工具箱里的一件东西——还有酒精灯。现在的家长可能疑心，让孩子们在一间老房子里的阁楼里玩火是否明智。多萝西通过添加不同的矿物，烧出各种颜色的硼砂珠子，逗妹妹们开心（尽管伊莉莎白承认，这些珠子不能穿起来做项链，使她颇感失望）。女孩子们因为腮腺炎而被隔离时，多萝西主动教她们化学。琼老老实实做的几页笔记还在。茉莉热心鼓励她们在阁楼实验室里做这些事，有次甚至让女儿们根据实验写诗。用多萝西的话说，这些诗“打油的成分多，诗歌的韵味少”。
多萝西只记下了一桩“惊人的事件”：有个星期天，她赶在上教堂与吃午饭之间抓紧在实验室里忙乎，把浓硝酸滴在了一件新的绸裙的下摆上，弄出黄斑来。“我急坏了，用氨水去消，结果黄斑变成了褐色。我哭了起来，明白了在星期天穿着最好的衣服做这种实验是多么糟糕。”尽管茉莉有时也很严厉，但这次她只是安慰着女儿，答应给她用宽花边把斑点遮住。很久以后，多萝西开始学有机化学时，想起这桩事故，“明白自己是做了一个蛋白质的黄色试验（Xantho test）”。她的记录中，另一次是“我流了很多鼻血，想着这些血浪费了多么可惜，就用试管收集起来，用来做血卟啉”。
茉莉可能是出于自己学医的渴望，而全力支持多萝西对化学的热情。她给女儿买了威廉•布拉格爵士1923年和1925年在皇家研究院给儿童做的两次演讲的印刷本，题目是《关心事特的特性》以及《老手艺与新知识》（Old Trades and New Knowledge）。布拉格同他的儿子劳伦斯，是使用X射线研究物质的微观结构的先驱。他对这一课题的精彩描述，使敏感的多萝西多么激动，实在难以估量：
要知道，过去二十五年来，我们可以说是有了新的眼睛。放射性和X射线的发现改变了一切……我们现在可以了解许多从前不明白的东西，可以看到一个奇妙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等待探索……新的成就的确带来了新的困难，但其中有着纯粹的兴趣和研究精神……
X射线的发现使我们能够深入地看到固体的结构，仔细观察其组成的方式。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能够看到为什么一种物质包含这样那样的原子，有着这样那样的性质……新能力能使我们走多远，还不知道。但确信无疑，它将使我们走很远，使我们对使用物质材料的所有途径都有全新的认识……可能是在某些工业过程中，也可能是在生物体的活动中……
简单地说，X射线的发现，使我们的眼光比以前敏锐1000倍，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单个的原子和分子。
母亲和女儿都从书中大受启发，尽管就像多萝西后来回忆的那样，那是出于不同的原因：
她对此感兴趣是出于考古学方面的原因。发现陶瓷碎片、棉花、亚麻丝等不同物质里的原子排列方式，使她特别着迷。我则是为知识获取的方式而着迷——让X射线穿过晶体，研究原子对X射线的衍射。我开始将X射线衍射看作一种方法，可以用它来探究学校化学课中提出却未得到解答的许多问题——固体和生物物质的结构。
她的兴趣已经转向了与生物有关的化学。远房表哥查尔斯•罗伯特•哈林顿（Charles Robert Harington）当时正因为发现了甲状腺素而成为新闻人物，这是一种由甲状腺分泌的激素，对调节人体新陈代谢很重要。茉莉和多萝西给他写信，请他推荐一本生物化学方面的书。他推荐了帕森斯（Parson）的《生物化学基础》，这本书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尽管它也要对那件绸裙的不幸事件负间接责任）。茉莉为多萝西买来这本书的最新版，里面有一节讲的是此前一两年的一项大发现：胰岛素。这本谦逊的小书的第一章，题目叫“生物的本质：蛋白质”，引用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
构成我们的料子也就是那梦幻的料子；
我们的短暂的一生，
前后都环绕在酣睡之中。
帕森斯接着写道：
要研究生物体内发生的化学变化，再没有比从研究参与组成所有的细胞与组织的最重要、最富特色的物质——蛋白质的性质与行为开始更合适的了。
由多萝西后来花在研究蛋白质上的许多年月来看，很有理由认为，这句话印在了她的头脑里，像一个强大的指南针，指导她踏上科研的路途。
与此同时，多萝西继续在学校里取得进步。十五岁时，她在一个学生平均年龄比她大一岁半的班里上课。1925年的暑期报告中，她的圣经、英语文学、英语写作、地理和绘画都是全班第一，代数第二，几何第三，三角学第四。但她在算术考试中犯了糟糕的错误，只得到第八。克里斯•迪利明白她在化学方面“总体上是优秀的”，但只把她排在全班14个人里的第9名。她的年级主任巴顿（Barton）小姐评价说：“多萝西愉快地把一年的学业完成得很好，每一方面都令人满意。但要用考试证明自己的能力，她还要努力做得更快些。”
只不过两年后，她就拿到了离校证书——进大学的通行证。据妹妹琼回忆，随着考期临近，多萝西越来越紧张。“她非常刻苦，如果作业做得不够完美，特别是数学，她就会哭起来。她做什么事都要先了解为什么做它，而大多数孩子学数学只是生搬硬套。”伊莉莎白记得有一次，多萝西坐在那里，脚泡在伦德尔盐（Rendel Salt）里面——她生了严重的冻疮——因为数学而哭着。母亲说：“别哭了，我肯定这是对的。”多萝西立刻反驳说：“当然是对的，可我不明白为什么！”
1927年3月，多萝西得到了由牛津地区考试委员会签发的毕业证书，在圣经、艺术、英语和数学、化学科目上都通过了。（设计和装饰创作课的卷子要求她“以波斯风格为基础设计一个连续图案……连续部分是规则六边形，边长3英寸”，这简直是谶语）。有六门功课她得了优异（不过，没有化学），使她成为那年参加牛津地区考试的女孩子中总成绩最高的。这使她获得了一笔30镑的大奖。
约翰和茉莉•克劳福特因没有儿子而失望，这是公开的秘密。虽然他们有着自由主义思想，还是很难抗拒世俗的普遍观念——有一位男性来继承姓氏是多么重要。但父亲对于没有儿子来承继他事业的失望，被多萝西在学术上的出色能力大大减轻了。她写道：“让我像儿子一样受教育，上牛津大学，是父亲对我的计划的一部分。”
如果他的确是这样打算的，那么他对学校的选择，实在是信心的一次大胆飞跃。不管勒曼学校有多么好，此前并没有人投考过牛津或剑桥，尽管据多萝西说每年有“一两个男生考到伦敦”。但她离校证书上的优异成绩使约翰•克劳福特相信，学校对为多萝西这样能力和背景的学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讨论投考牛津的复杂性时，家庭负起了全部责任。
他们在开罗遇到了马杰里•弗莱（Margery Fry），她是画家和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Roger Fry）的妹妹。她曾是萨默维尔学院（Somerville College牛津第二所女子学院，成立于1882年）的学生，该学院的第一位图书馆员。后来她离开学校发展自己在社会和刑事改革方面的兴趣，但仍是萨默维尔学院管理委员会（Governing Council）中有影响的成员。1926年她被推选为院长，有些战战兢兢地接受了这职位。这个关系足以决定萨默维尔将是多萝西的目标。那时牛津的入学体制是，希望在10月份入学的考生，3月份接受一次考试。拿到离校证书后，多萝西与母亲拜访了萨默维尔学院，想看看她迄今的教育是否足以参加明年的入学考试。结果让她们大吃一惊：所有投考牛津的学生必须要考拉丁文，而她从没学过这门课。萨默维尔学院还要求投考化学方向的考生参加一门以上的自然科学考试，对数学的要求也更高。
但多萝西还有时间，她还不足十七岁，而且父亲有不少学识丰富的朋友。将目标定在1928年入学，这样她就有一年的时间准备。勒曼学校的校长乔治•华生（George Waston），一个“什么课都能教”的家伙，答应教多萝西学拉丁文。母亲教她植物学，拿这作为第二门科学课程；母亲在国外的时候，这方面就委托给邻居，退休前他曾是一所丹麦园艺学院的院长。洛斯托夫特（Lowestoft）的渔业研究所的隆比（Lumby）博士教她数学，勒曼学校一位上了伦敦大学的师兄从旁协助。她和化学班上另一个想上大学的男生，一起愉快地做了一年的实验。
约翰•克劳福特对此的贡献包括从喀土穆写信来，不容分说地让多萝西在面试前去剪一个好发型——“让琼负责！”如果父母二人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母亲对多萝西能不能考上更加着急。茉莉决定让贝蒂和戴安娜上白金汉郡的农庄学校。该校由马杰里•弗莱的妹妹伊索贝尔（Isobel）管理，这是一个茉莉可以推心置腹倾诉自己对多萝西的机会有多担心的朋友。她的回答是：“哎呀，他们肯定会录取的，申请念科学的女生太少了。”
多萝西的同班同学诺拉•珀西已经离开学校，上了一所家政学院。事实上她在离校证书考试化学方面的成绩比多萝西还要好。牛津入学考试临近时，她来了一封通情达理、略含妒意的信：
不要为3月份的考试担心，你一定会通过的，因为并没有多少女孩子能像你那样，在家里和在勒曼学校有那样的机会。一旦你开始用功，什么课目都会学得很好。也很少有女孩子能像你那样专注于什么事。不过你可不要骄傲自大，亲爱的，虽然你有自大的理由……你很幸运，可以真正地去读一个学位。我不认为我还会在这地方待两年以上，因为我有时感到无聊的要命。人们认为我非常刻苦，但我其实并不刻苦……我想学应用化学，而不是女红，但我不认为化学能像女红那样在经济方面对我有用，靠它来谋生，难道不是很奇怪吗。
诺拉的信表明了一个聪明女子被教着低估自己的能力与机会时，所感到的挫败。她的母亲经营一个小农场，父亲多数时候出海。家里人早就商定，诺拉要在小学里教家政。甚至人家留在她伦敦的学院任教的机会，也未能把她从被安排好的路上拉出来。悲哀的是，她在二十多岁时，因肺结核而去世。
多萝西在1928年3月参加入学考试，在索默维尔接受面试。面试官的记录是：“非常腼腆，看上去很虚弱。渴望做研究或社会工作。”随后多萝西被带去见马杰里•弗莱，后者亲切地问她，有没有看见过长胡子的山雀。多萝西困惑地回答说，格尔斯顿的花园里有长尾山雀。随后就一阵发窘，恐怕弗莱小姐会觉得她不知道两者的区别。（马杰里•弗莱晚年曾说，她平生有两大愿望，一样是看到长胡子的山雀，另一样是英国废止死刑。她没活到第二个愿望实现的时候，至于她是否见过长胡子的山雀，无据可查。）
多年的勤奋有了回报。多萝西被索默维尔录取，1928年10月入学攻读化学专业。
霍奇金夫人：崇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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