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Sci Magazine, 2003.04.04 Vol 3, No. 19

三思科学杂志
《三思科学》电子杂志 2003年2/3月份合刊 总第19期 200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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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
多利

再见,多利

作者 碧声


  瓦伦丁节与伊拉克问题搅在一起,使2003年的2月14日透着甜蜜,也透着肃杀。相比起这两种喧闹,一只绵羊的死去,似乎谈不上惊天动地。不过,这只曾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著名动物的命运终结,其科学意义与像征意义,在时间的冲刷下,或许将会更准确地显出它的深度。

  14日晚,大家都在听电视里鲍威尔讲话时,从BBC网站上看到了多利已死的一句话新闻。一惊之后,立即打电话,请罗斯林研究所的总机接线员确认了事实,拜托她帮忙接通相关研究人员。等待了约二十分钟,电话断了。再打研究所的任何电话,都只能听到“现在没有人接,请在星期一至五的办公时间再打来”的录音。

  那么,到爱丁堡去吧!

  发生了大事,人先到现场再说,这是前辈的教诲。在我看来——后来的遭遇证明这仅仅是在我看来——这要算我任期里碰到的英国最大科学相关事件之一了。整理资料、收拾笔记本电脑和相机,一边在地铁站和火车站里狂奔,一边自我欣赏刚刚发掘出的奔跑与负重潜力。爬上午夜11点40分最后一班伦敦开往爱丁堡的火车,发现居然还有两分钟的余裕。

  将近八小时后,我已在爱丁堡市中心火车站的月台上边走边跳,咒骂苏格兰的冬天。上次来探访多利并采访罗斯林研究所副所长(现在是所长了)哈里·格里芬,是2000年的12月,当时狼入羊圈般的兴奋使我忘记了大半的寒冷。不知是天气缘故,还是因为这次我是为了一件不那么愉快的事情而来,感到格外冷得厉害。

  爱丁堡的出租车司机果然人人知道罗斯林研究所怎么走。不过这次的司机不像上次那位愿意大谈多利,反倒热情地给我介绍有六百年历史的罗斯林教堂。我毫无兴趣地礼貌回应着,暗暗复习准备好的问题,心中的某种担忧隐隐加重了:星期六的早晨,研究所会有人么?即使有人,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一定很不高兴、不会像从前那样愿意对媒体多谈吧?我把多利之死看得这样重,别的媒体又如何呢?虽然新闻要用抢的,但有些时候,记者多了也有人多势众的好处,一大群总比一个人难赶些。

  罗斯林研究所在爱丁堡东南郊,该说幽静或偏僻,要看参观者本人的心情。如果不是多着几幢办公建筑散置于草坪之间,研究所看上去就是一个农场。草上结着重霜,乍看去一片白色,仿佛昨夜刚下了雪。

罗斯林研究所
2月15日早晨的罗斯林研究所


   下了出租车,担忧就基本上被证实了。大门口的门卫岗亭里没有人。最接近大门的第一幢建筑是共同培育多利的PPL公司,前面停车场里一辆车也没有。四周一片静寂,除了不远处有个烟囱在冒烟,完全没有人迹。我并不熟悉研究所内的建筑分布,转来转去,走到了那烟囱所在建筑的旁边,鸡鸣犬吠之声和某些气味提醒人,这里应该是研究所饲养各种动物的地方。好容易在这里找到一个老人,问到了研究所接待处的所在。

  研究所办公楼前停前几辆车,不过从挡风玻璃上结的霜来看,只有一两辆是刚刚开来的。端起相机拍了一个“罗斯林研究所”金属牌的特写,按门铃,竟有人应,使我大为惊喜。接待处有两个人,一个保安模样、人高马大的中年人走过来——可以理解为迎接,不过当成拦阻似乎更合理,因为他脸色相当难看,毫无笑意。

  我简单作了自我介绍,才说得一句“想了解一点详细的情况”,对方立刻说:“不,我不能告诉你任何事情。”我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试图通过重复问题和拐弯抹角来打听。但对方的回答是一大串的不:不,我不知道任何事;不,我不能告诉你;该发布的消息昨天已经发布了,如果有新消息会在星期一发布,现在没有任何信息可以提供;不,我不能告诉你任何人的联系方式;不,我并不知道星期一是否有新闻发布会或任何其它事件;……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的名字。

  说到这里就拉开了门,逐客。我无可奈何地告辞退了出去。站在满地繁霜的草地上,一边给领导和同事打电话诉苦兼请教,一边茫然失措地想,我连夜从伦敦赶到这里,就这么完结了吗?现在时间是上午9点半左右,不算早了,而除我之外竟然一个记者也没看见,也是奇事。去年初多利患关节炎的消息传出时,可要热闹得多了。或许今天的全球反战游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吧。

  踱到大门附近,一辆汽车从外面开来,我拦住了它。里面是一位看上去像科研人员的中年人,微笑着问我何事,态度倒是亲切。但一说到多利,他马上也冒出了一连串的不:不,我不知道任何事;不,我刚刚度完两个星期的假回来;不,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的名字。

  我只得说了谢谢走开,他把车开到PPL公司门口停下,走进了公司。思索了一会,我仍不死心,想再到别的建筑物去找找人。但接近那无人的岗亭时,旁边竖立的一个扩音器里传来声音:“我是保安,请过来!”想必是有监视器,他们从屋子里看着。对我的再度自我介绍和请求,对方说“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只好扮可怜:“我是连夜从伦敦过来的——”对方的口气略微软化了一点:“哦。”我说:“我现在必须决定,是在爱丁堡待到星期一,还是现在回伦敦。”保安道:“研究所现在关闭,到星期一早上才开放。”我借坡下驴地问:“那是否星期一早上会有新闻发布会?”对方提高了声音说:“不,我不知道任何关于新闻发布会的事。研究所现在关闭,不对游客开放,有什么事情必须预约。”

  面对这样严厉的戒备,看来是没有法子了,我无可奈何地走到公路边去叫出租车。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但草地上的霜还没有消散的意思。陆续又有两三辆车子从僻静的公路上驶来,开进研究所大院,都像是内部人员,仍没有媒体记者。挫败与失落从心底涌上来,与上次由格里芬副所长陪同去逗多利时的兴奋与激动相比,实在是太令人沮丧了。也许,是被他们的沮丧殃及了吧。两年前来时,格里芬很乐观地预期说,多利应该还能活6到8年呢。

  中午的爱丁堡火车站,候车厅里热闹得有些奇异。许多人成群结队地拥上一列火车,其中有人手里还拿着旗帜标语之类。知道的说,那是去格拉斯哥参加反战游行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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