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Sci Magazine, 2002.07.01 Vol 2, No. 13

三思科学杂志
《三思科学》电子杂志 2002年第7期 总第13期 2002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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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

要“三思” 不要信仰

作者 陶世龙


  将“三思”用来表示science,很妙,音相同,思而再三,也正是科学的特点。

  科学是人独立于神学与政治之外,经过对客观世界的长期观察与思考,才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作为科学,必须有事实为根据,必须合乎逻辑,而天地万物,人们至今还找不到充足的证据和说不清道理的事物多得很。所以牛顿要形容自己不过是在知识海洋的滩涂上拾起了几片贝壳,马克思要以“怀疑一切”为自己的座右铭。在我所学习的地质学中,人不认识的事物可能更远较其他领域为多,所以会有水成论和火成论,均变论和灾辩论,固定论和活动论,等等,争论不休,恩格斯据此指出这里没有终极真理,李四光也要说,在地质学中“不怀疑不能见真理”。

  因此科学或科学家从来没有说自己是无所不知的的,但相信只要以科学的精神,用科学的方法坚持探索下去,世界万物,总是可以认识的。

  认为自己万能人是有的,不过不是科学家而是那些神仙、大师、天生圣人以及某些哲学家。他们无须经过对客观实际的观察和研究,便说已洞察一切,人们只要听他们的话,照他们讲的做,就能登上“天国”。而居然也有人信,跟着他们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这是什么?这就是信仰。难怪哲学家罗素要说,知识没有力量,信仰才有力量。

  因此,将今天世界上出现的问题和困扰,指责为科学破坏了信仰,特别是在中国,据说还出现了什么“信仰危机”。我以为这是极大的误解。

  仔细观察一下,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在历史上并没有过什么信仰。虽然敬神拜佛的人不少,但这神佛也是可以被贿赂收买甚至是愚弄的,请灶王爷吃关东糖即著名的一例。有时某些野心家利用或制造一些假象来欺骗世人,如洪秀全、杨秀清代天父天兄传话之类,可以在一时有效,但日子久了,也终会败露。而野心家为达到夺取帝王宝座的目的,这一套在利用到一定程度时,也会抛弃,他们知道。在中国,单靠这一套最终是行不通的。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没听说出过什么全民的信仰,也确如杨叔子院士所感叹,不曾有一部相当《圣经》或《可兰经》那样的经书。虽然历来就有人要把孔子或老子的学说当成宗教那样树立起来,但这种作法本身就与孔子、老子的学说矛盾,并未见取得成功。这倒有个好处,如杨一之先生指出的,中国人没有宗教的偏执狂,没有出现过宗教战争,也没有教派间千百年仇杀的情结。

  但是今天议论信仰危机的人确是不少,推敲起来是用错了一个字,我以为应该是“信任危机”,或“信用危机”。危机的出现,实际上是缺少“民无信不立”中的“信”,不是什么信仰。

  社会要正常运作,没有互相的信任是不行的,所以商鞅一上台,首先要“徙木立信”;最近美国第二大电信公司世界通讯(World com)承认夸大公司利润达数十亿美元的丑闻曝露,美国股市马上大落,并造成全球股市的混乱和紧张,美元也继续下跌,就是因为美国企业过去在国际上有踏实声誉;美圆一直很硬,也是因为大家信任。现在“世界通讯”竟可弄虚作假,别的公司又如何?失去信任,后果就是如此严重。

  这是一个“民无信不立”的现代例子。

  在中国,大家现在议论的,其实也多是这类问题,从假烟、假酒、假药、假文凭,假档案、假护照、假结婚……到建筑中的偷工减料,文艺中的粗制滥造,考试时雇枪手,学术中抄袭剽窃,在在使人感到不可信,以至假作真时真亦假,什么都难以相信了。而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或以为是在以毒攻毒,自己也不能真诚待人,有人大概是想到因果报应之说或能起些制约作用,遂觉得还不如有个信仰好。人们还可以举出某人有了某种信仰便去作好事了来证明。乍一听,似乎有他的道理。但稍稍分析,便不难发现,这这种办法其实是靠不住的。

  因为人要有了信仰,就会以他信仰的教义和精神领袖的是非为是非,信仰是绝对的,它不容异端,这种在他人的精神指导下的行为,对社会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对本人来说则都是盲目的。这就很危险,谁能保证某种信仰下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社会有利呢。人们也早已发现,一个社会的秩序和稳定的维持,要靠法律和道德的作用,而不是依靠什么信仰。如果在一个国家中信仰成为是非的最终裁决,只能对法制造成破坏。

  不必回避的是,有些人产生还是有个信仰好的想法,大概是近几十年来人们有过对领袖信仰崇拜的经验。那时这种信仰确实也表现出过强大的力量,尽管有时其破坏作用也已表现的很明显,但希望有一个超人能集中人们的意志与力量去完成伟大的事业,可以说是中国的传统。著名的史书《资治通鉴》编著者司马光就是这样想的,他在《资治通鉴》中开宗明义的第一通议论中说:“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腹心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这是他理想的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全体一个头脑就稳定了。一般人也多是这样,等着出一个真命天子,而没想到自己能做什么。司马光的理想在中国历史上能真正做到的时候也不多,做得最成功的可能是秦始皇,确实因此完成了不少丰功伟业,但给黔首带来的灾难也是深重的。

  如何能集中意志与力量又能明辨是非呢?古时候有些是非,就是分不清。

  现在应该能够解决了。科学可以帮助我们分辨是非,还有民主,可以集中大家的意志。五四时期提出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找到了振兴中华的正确道路。

  因此如欲挽精神之沦落,非科学不可。科学本是一种精神产品,如仍视为形而下之器,实是对科学仍缺乏认识,如梁任公言:“那些绝对的鄙厌科学的人且不必责备,就是相对的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他们以为学化学便懂化学,学几何便懂几何;殊不知并非化学能教人懂化学,几何能教人懂几何,实在是科学能教人懂化学和几何。”我看杨叔子院士就有点被梁先生不幸而言中,这一阵讲了不少“科学需要人文导向”一类的话,但他讲的科学是什么,是否把技术当成了科学,可疑。特别是“人文”一词,在他一篇三千多字长的文章中,出现四十多次,然而他讲的这“人文”究竟是什么,仍不知其所以。这又似乎被梁先生说中了,“对于科学认为“艺成而下”的观念,牢不可破,直到今日,还是最爱说空话的人的最受社会欢迎。”(两段引文均见于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1922年8月20日发表)

  比起来,像《三思科学》这样把科学摆到形上的“道”的地位,扎扎实实地向社会普及,就很可贵了。办刊物,即使是在网上,都是不容易的,因为需要按时征集到这么多有水平的稿子,而且还没有报酬,在金钱拜物教盛行的今天,我总担心稿源成问题,但是他们居然坚持下来了,不觉得已有一年。正刊之外还出了特刊。发表的文章,少说也有三百来篇了。

  办刊的人大概都是些年轻人,没有什么地位和名望,但从来给社会打造基础的就是这样无闻的实干者。我每以为微小珊瑚虫才是最伟大的,无数的珊瑚虫,以自己的躯体构筑了高大的珠穆朗玛峰,而恐龙则不过在一些地方留下一些零散的化石。其实普通人才是社会的支柱.从来如此。

  从《三思科学》的兴办,我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决不会像有些人想象的崩溃在即。顺便说一下,在五柳村中老共产党人李普写的《还要走很长的路》,到今天(加拿大大西洋时间2002年6月30日下午三时)计数不到三个月,已留下956人访问的记录。我们的青年并没有放弃先驱者对科学与民主的追求.

  其实在这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种种乱像本是意料中事,但它终究将能使我们斩断束缚人们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而在 “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以后,人类终将进入一个新时代,而科学在这过程中,确实起着第一推动的作用,不止是物质生产领域,在精神世界中也是如此。

  有人把梁启超归入“科玄之争”中玄学阵营,但请看他在1922年讲的,如果多数中国人仍以为科学无论如何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甚至相对的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结果的价值,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

  梁启超是个与时俱进的学者,值得我们效法。我很高兴看到,《三思科学》正是在这样作的。

  我完全相信许多人都是出于或者还急于使中国进入现代化的世界之林,才开出了这样那样的治疗社会病的药方,如杨叔子院士想用《老子》论语》来挽救世风日下,即其一种。见仁见智,会各有不同,但大家如能像梁启超那样与时俱进,一切经过实践的检验,用科学的精神不断修正,我们会在不同的着力点上,推动加快现代化的进程。希望《三思科学》在新的一年中在这上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2002年6月30日,于加拿大之 FREDERIC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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