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科学》电子杂志
2002年第5期  总第11期
2002年5月1日

目　　录

封面

封面故事
[柯南]小小大千世界

编者的话
[柯南]人与地球，非科学时代

新闻
[碧声]特写：黄土的万卷书
[逍遥]民以食为天
[春上莱茵早]细数流年话天命
[春上莱茵早]新版“柏拉图式人”
[柯南]池谷－张：341年的等待
[柯南]重返加拉帕戈斯
[图片新闻]哈勃新传
[碧声]简讯

求知
[韩雪涛]数学无穷思想的发展历程
[九歌]地质年代名称的由来
[九歌]鸟类的领域
[李淼]弦论通俗演义(十二)、(十三)

译述
自然：登革热病毒：断骨热
[K.Feder]史前E.T.——古代宇航员
　　　的幻想(四)、(五)、(六)

历史
[碧声]钞票上的英国(下)

书评
[关东马]边鼓、发嗲与滥情
[陶世龙]有感于百名地球科学家推
　　　荐沈阳版“人与地球丛书”
[张九庆]一本好的译书与一个不好
　　　的书名
[新书介绍]惊世骗术、海豚的微笑
　　　银河铁道的南十字星

辩伪
[方舟子]海克尔的胚胎
[石青]星座的真相

网络
[科普网站推荐]糟糕的天文学、
　　　　　　虚拟青蛙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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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百名地球科学家推荐

沈阳版“人与地球丛书”



 陶世龙







一、我的疑问



　　网站新语丝连续发表边鼓、发嗲与滥情――评沈阳版百名地球科学家推荐的“人与地球丛书”(03/06)和《〈边鼓、发嗲与滥情――评沈阳版百名地球科学家推荐的“人与地球丛书”〉读后感》(03-07)批评作家陈忠实主编的《人与地球丛书》中的谬误后，五柳村海外版在3月12日全文转发并加了编者按语，随后在国内版发布，却马上被封杀，不知是得罪了那路神仙？看来这里面有文章，值得研究，可惜客中无书，幸有网友发来丛书中《触摸山脉》这一本的封面和封里，138位推荐者的名字赫然在目,其中不少人是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根据我对他们治学和为人的了解，已使我感到这种作法未必是他们的真实意愿，其中显然存在问题。






　　问题一：这138位推荐者是不是看了书才推荐的？



　　2001年3月1日下午，我打电话向王鸿祯、马宗晋两位院士和杜乐天、万天丰两位教授查询，他们都说不知道此事，书也未见过；另外翟裕生院士说，是在中国地质学会邀请原担任过学会职务的老会员聚会时得到赠书，但事先不曾有人要他推荐。杨遵仪院士被问及时，开头说不知道，随后说好象有这样一套书，但不知推荐的事。杨老师今年94岁了，那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去看和推荐这四本文艺性质的书。名单中的叶连俊院士89岁、郭令智院士87岁、韩德馨院士84岁，他们都是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一向是很忙的，郭令智院士还住在南京，我也怀疑他们是否看过这套书和作了推荐。



　　书还未看过便作出推荐，是任何一位严谨的科学家所不愿也不能为的。看过书的推荐人无疑有，这就是总策划王弥力女士和科学统筹蒲庆余先生，他们也是推荐人。但在这138位推荐者中，除他们二位外，还有几位是看了书认为好才推荐的呢？



　　问题二：这套书是否真的是程裕淇先生在主编？



　　程老是一位很认真负责的科学家，如我在《我与程裕淇先生的文字缘》中所记述：“特别是在和程老的接触中，体验了他严谨细致的学风，尤其是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却又处于领导地位，一言一行都很小心，文字、言辞的使用，非常慎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要是书稿真的经过他的双眼，批评者提出的那些问题，应该消除在出版之前，须知编这套书时他已接近90高龄，而在今年1月2日即已去世。我还注意到这套书除了还有一位主编作家陈忠实，同时还设有总策划、选题策划和科学统筹，担任选题策划的庞天舒女士也是已出的四本书中两本书的作者。不知道程老这位主编究竟有没有能够尽过主编的职责和使用过主编的权力？



　　问题三：地质学是那样轻易能掌握的吗？



　　在关东马《评沈阳版百名地球科学家推荐的“人与地球丛书”》中，引述了另一主编陈忠实的话：“她们（指庞天舒和另一位作者）悄然沉入到辽远的地史中，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二人均是少年从军，没有按部就班地接受过正规的数理化教育，但是，她们就敢去触摸深奥的地球科学，并将某些课题解读得如此完美得当，获得众多地球科学 家的由衷赞赏。”（陈忠实，第2～3页） “这是一个奇迹，奇迹的背后是灵性、才气、大量的阅读求证以及种种我 们难以想像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这是只有军人才敢于接受的挑战，才能完成的冲刺。她们是作家和军人，最重要的身份是军人，只有军人才常常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第3页）



　　这“灵性”“才气”的作用那么大？须知地质学中的问题，十载寒窗能学到的仍很微薄，到山上去十年八年解决的问题也有限，有时似乎情况已经查清了，但过些时日，又有新的问题发现，象对秦岭的地质调查超过百年以上了，至今仍有许多工作可做，仅仅因为庞天舒和另一位作者是“女性”“作家”“军人”就能“将某些课题解读得如此完美得当，获得众多地球科学家的由衷赞赏。”



　　的确是不可思议！我希望陈忠实先生告知公众，她们究竟将什么课题解读得怎样完美？“众多的地球科学家”又是谁？他们究竟作出了什么评价？



　　先问这些，还有些问题以后再谈。我希望我的老师、同学、朋友和地质界的同行，面对这样的问题能够珍重自己的名声，说出真相；有关当事人也许有什么难言苦衷，也应该有个说法。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小题大做，在诈伪丛生的社会生活中，不足挂齿，但如连小事都不敢面对真相，还侈谈什么科学家的道德良心！



　　2002/03/15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二、科学家的名声岂容盗用



　　王子贤君来信，3月15日见到朱训先生，问及他是否知道百名地球科学家推荐《人与地球丛书》的事，朱先生说，对《人与地球》丛书毫无知晓，也没有推荐。



　　由此看来，我原估计这些推荐者大多不知情，应是如此，因为朱先生是原地质矿产部部长也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主管中国地质工作多年，而且致力与地学哲学的研究，现在还担任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会长，对地质科学的普及也一向关心，百名地球科学家推荐这样非同一般的事，居然连过招呼也不打就用了他的名字，对担任过地质界重要领导职务的朱训同志尚且如此，别人更不在话下了。



　　为什么干出这样荒唐的事？主事者是怎么想的，我无法推测，但从社会上看到的评审推荐一些情况推测，固然有确实是请你去审查研究的，但有些无非是要你个名字，而在社会上诚信不足，科学家还多少被认为是老实人的情况下，科学家、特别是院士，这块牌子就值钱了。在北京我听人说过，有的单位要组织新闻发布会之类的活动，领导布置下面的人：给我至少找五个院士来！也许他们以为反正不过是挂名，用一用你的名字又何妨。这只能说作为一个学术团体的组织者，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不仅麻木不仁，而且简直是同流合污了。



　　科学被视为形而下者，科学家被视为仅可供驱使的小人，由来已久，今天的地位貌似崇高，在某些人的潜意识中可能并未改变，科学家哪怕是院士我也可以任意摆布。而我以为要真正受到珍重，科学家也必须自重，像遇到被人盗用自己的名声的事，如也噤若寒蝉，何以令人尊重。



　　2002/03/18  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三、在文学与科学之间



　　中国思想从来最占有势力的是诗人与文豪，但诗人与文豪往往不顾事实而顾自己的便利……　　——竺可桢：利害与是非，1935 



　　《人与地球丛书》的策划者邀请了一些作家来写地球，是想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地球科学，以期广为流传。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地质部门多年来就邀请过不少作家、画家、摄影家来体验地质队的生活，希望通过他们的创作，使社会对地质工作有更多的、正确的了解。这些努力不能说没有收获，但至今似乎还未见到产生过多少影响大的作品。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科学大会前后，作家以科学为创作的题材，曾一时成为风尚，也出了一批好作品，徐迟、黄宗英、理由等人的报告文学，曾风靡一时，不过多是写科学家或科学事业的，只涉及到少许科学知识，由作家写出的普及以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读物，至今仍少有见到，而随后文学对科学似乎没有那么热了。



　　从普及科学的角度来看，运用文艺的形式来介绍科学，无疑是应该重视的，我发表在1979年1月出版的《科普创作》试刊号上的《科普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中，有一节就表达了使“科学内容文艺化”的希望。在今年2月26日的“科学与文学”论坛上。是再一次提出（在“科学与文学”论坛上的发言）。次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以“科技界人士呼吁——给科普加点“文学味””为标题，发表记者薛晖对这次活动的报道，其中摘引了我发言中的一部分意思，即文学最能感动人，科学应借助文艺的魅力。



　　是这样，我在发言中引了康有为的诗：“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郑声不倦雅乐睡，人情所好圣不呵”。（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并提出：“百年前的康有为，尚且懂得文艺对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的作用，今天的科学要普及，何不也借重文学？”



　　话是这样说了，但此话已被许多人说了几十年，像我在发言中提到的严文井，还有更多没提到的文学和科学两界的大师，都曾为之呼吁。随着时光的大量流逝，称得上世界水平的科学文艺作品却仍未见出世。



　　我想，写书的人懂科学但缺少文学修养，或善文学但不懂科学，应是一个原因。不过随后一想，并不那样简单。



　　近来读到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于1902年11月14日），忽使我豁然开朗。他归纳出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力.



　　在读它的时候，可以使读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



　　读完后，影响也不会马上消除，而有余恋，有余悲，余快，有余怒；



　　有刺激的作用，“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



　　到读者把自己摆进故事中硬充“其书之主人翁”，这就是“提”，达到最高层次，如“佛法之最上乘”了。



　　以上所说，我都有所闻见与感受，而在读到他对小说的作用的分析，更有点毛骨悚然。因为他说道：“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 回想经历过的许多历史事件，不正可以体验到这样的一些作用麽！



　　梁启超在这里，把中国政治的腐败，国民中迷信猖獗，寡廉鲜耻，轻弃信义，人皆机心；“沈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统统归罪于小说。大声疾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也许有点过了，但在现实生活中也不难发现其存在。



　　其实小说本为虚构，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本无大碍，无奈如梁所说：有教主或政治家用之，其用大矣。设非用于善，害莫大焉！



　　从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到浩然的《金光大道》，相当长一段时间，全国人民不就是经常在随着小说这根指挥棒起舞麽。



　　其实指挥棒是操之于指挥的，本身并无作用，但日子久了，也许竟以为它自己真的在扮演着指挥的角色，而在一个时期，作家似乎也成了社会的先导，以为各种问题文学均能干预而且作出裁决。其实自己也是处于供驱使的地位，但无自知之明。



　　“文革”应该说大有助于文人们的清醒，但多年来形成的思维惯性，可能还有作用。而这就成为文学家写科学的一大障碍了。盖如竺可桢言，科学要顾事实，而文学可以不顾事实。



　　在“文革”中，《智取威虎山》中的人物之一孙达得，曾出来到处讲演，我有幸听过，那是驻北京地质学院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请来的；他讲了当年剿灭土匪座山雕的许多实际情况，讲完后大家热烈鼓掌，包括在场的工、军宣队领导人。但不久就听说他被抓起来了，江青在讲话中将他点名为“一个自称为孙达得的人”，批他破坏样板戏；随后报上也出现了批判文章。但为时不久，又被放出来了，看来他是真的孙达得；他的被批，看来也就是因为讲了些实话。如威虎山并不那样森严，威虎厅破破烂烂，座山雕也并不那样威风等等。



　　还有《红旗谱》，写的是发生在河北省保定的一次共产党领导的暴动，我看到过河北省出的一本党史刊物《北国春秋》，里面有这次暴动的领导人贾湘农事后写的报告，他以沉重的心情记述了这次暴动的许多过失，认为这是一次盲动，那场面也远不像比小说或电影中那样浩大，许多情节相去甚远。（贾湘农后来不知所终）



　　文学家也讲写真实，但同时强调了这是艺术的真实，而不是生活的真实，有人如实写的真实了，反而会被作为“自然主义”来批。因此实际上诚如张远山在《文学与撒谎》中 转引的英国文学家王尔德所言：“文学就是撒谎。”



　　本来写文章或编故事以自娱或娱人，不必认真，如张先生所议，撒谎在这里并非贬词。只要明白这一点，是不成什么问题的，桃花源只有痴迷者才会当真。



　　问题在于许多时候是要把这本来是撒谎，或者说的好听一点，是虚构的东西，当作生活教科书乃至政治教科书，你就得相信那是真的；教主和政治家就是希望文学发挥这样的作用，因此文学如去写社会政治，教主和政治家们是极为赞成的，而文学家也可以得心应手；康有为是政治家，所以他敦促作家快点把他变法的事写成小说。但是要用文学来表现科学，如法炮制，就不中了。



　　你去写科学，就得用科学的态度来写，不能随心所欲。原理不能写错，细节也不能含糊，小数点错一位也不行，这不免对文学创作成为许多限制，影响到他文采的发扬。要写科学，仅仅有点耳食之学，一知半解是不行的。徐迟先生写得好，是他下过很大的苦功，如对地质工作，他有几十年的接触，在地质界他有深交的好友，先在北京后到武汉的老地质学家夏湘蓉就是一位；他对地质人有感情，对地质学有一定的了解。



　　听说有文学家与科学家结合是写科普读物的最佳模式的说法，我不知道是怎样的具体作法，但无论如何，动笔的人自身得把科学吃透，同时又有表达的技巧。如果还是科学在科学家的身上，文学在文学家的身上，让文学家入于耳出于手，我以为是不大能成功的。也许《人与地球丛书》是成功的；对这套书我尚未看过不敢妄评，但从读者提出作者将大兴安岭的森林火灾说成是树木有意的行为，就很难设想作者如何能把地质写的准确。



　　我还发现，作者不是一时偶然着墨如此。在《我们的环保阵地》这个网站中，读到庞天舒女士的《拜谒高原》（节选），其中有这样一些话： 



　　当你在内地生活久了，目睹一条条清澈河流被工业废水污染，一片片森林被砍伐殆尽，人类入侵所有海洋使得鲸们涌到海滩自杀……当你听到耕地以惊人的速度沙漠化，许多物种永远消失，你绝望透顶，你觉得自然是如此脆弱，人类世界这样轻易地就摧毁它占有它，地球毫无希望了，这时，你走上青藏高原，就会获得一份崭新的感受，那高原以它自己独有的方式隆升着，它博大、莽苍、遒劲，什么也奈何不了它。我知道高原上有许多城市，但更多的是地貌原始的广阔土地和一座座人类难以逾越的雪山。



　　于是，高原人的宗教里有了神山圣湖的内容，佛教进入西藏后便印上了强烈的地域色彩，或者说，高原人将这种教派深深地浸入这块土地，让心中的神占据了每一组山系，每一座山峰，神们飘逸的面影融入挺峻的高山，百年之后，神就是山，山便是神。藏传佛教因而显得宏大而广博了，神秘的西藏高僧面对雪山圣湖长久的禅坐，终于获得了彻悟觉醒的神圣时刻，那一刻，空中显出七彩虹霓，大地因开怀大笑而微微颤动，所有的国度都没有战争，太阳光温柔恬静的照耀着这个世界最寒冷沉寂的地方，没有人心生恶意念头，没有灾难袭向老人和孩童，高僧知道了自己来自哪里，又将到何处去，看到了思想和魂灵在风中无羁无绊的飞翔。



　　远处寺庙里的诵经升随薄雾浮荡在圣湖之上，高僧睿智的目光使之化为雪峰之巅恢弘的合唱。



　　……



　　一直以来都向往西藏，不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媒体宣传，只是因为她的原始和圣洁！



　　喜欢西藏，因为那里的人，所有的人都有着一种坚定的信仰——信天信神！这也正是现在的人们所缺乏的。信仰——在这样的年代是必要的！ 



　　看得出，庞女士是一个感情丰富有着爱心的作家，但她写下的这些话，可以说离科学还太远，离开现实也太远。这里我不想去和她讨论藏传佛教是不是那么圣洁，青藏高原是不是就可以脱离环境的污染并长久不变 。我只想提出一点：科学与信仰是背道而驰的。信仰是绝对的，人世间一切所不能认识的事物，都可以用信仰来解决；科学则需要求真，需要证实，永远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它无顶峰，要怀疑。



　　要是庞女士按照《拜谒高原》中的思想去写地球，我敢说，那不会是科学。是不是这样，我想读者看过书，自会分析。



　　我还从网上的资料看到，庞女士曾经跟着地质队到过野外，对地质工作也深表同情，我也不怀疑她关注地球关注人类前途的善良愿望，但在今天的世界上仅仅是情感拯救不了地球，说来说去，还得靠科学，靠科学武装我们的思想。我们是不是用科学的思想来认识地球了呢？要是这还作不到，那就可能给混沌开七窍一样，良好的愿望却得到致命的效果。



　　陶世龙，2002/03/30







　　五柳村海外版

　　科学时报：百名科学家真的推荐了吗？

　　面对事实，何必作徒劳的辩解　　信仰——在这样的年代是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