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Science Magazine,2001.08.01 Vol 1 No.2

三思科学杂志
《三思·科学》电子杂志 第二期,2001年8月1日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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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述
                  Nature


   科学的一致,还是政治的一致?

                 作者 Mark Schrope
        (Mark schrope是佛罗里达州墨尔本市的自由撰稿人。)

               柯南译自Nature 2001.7.12


  对于一些人,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IPCC)代表了科学协作的原则,对于另一些
人,这是政治对科学的胜利。Mark Schrope采访了就我们星球的命运进行争论的科学家。


  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第一工作组于一月份做出的关于气候变化科
学的报告是一份不寻常的评论论文。这份报告有122个作者,他们来自
于515个投稿者。21位评论编辑收起了他们手中的指挥棒,以确保大约
700位评论者能够加入他们的评论。这份881页的报告花费了3年时间。

  很少有一份单独的科学论文对于国际政治有如此深远的重要性。
这份报告——由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的两个不同的工作组撰写,研究
了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以及减轻它们的策略——对于参加下周波恩会议
的代表是一个关键的参考。这次会议将试图促成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京都议定书的生效。

  大多数专家将IPCC的报告视为一个非常成功的故事——首次试图
在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上达成全球范围的一致。但是有人提出,政府
官员为报告撰写必要的概要,这破坏了正常的科学同行审议程序。一
些批评家甚至断言,气候研究者为了表达他们的环保论者的观点而歪
曲了报告。

  无论真相是什么,这样的批评是不能被忽略的。IPCC的目标是为
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而不是认可具体的政策。因此,它必须让人们
感到它代表了高度的可信性和没有偏见的共识。今年发表的一系列报
告是IPCC自1988年建立以来对于气候变化的第三次全面的评估。这个
艰苦的评估过程首先是要为每个工作小组召集一组作者。确保国际参
与是重要的,因为气候变化对于不同的国家意味着不同的情况。例如,
一个小的岛国面临着海平面上升引发洪水的危险,它的着眼点也许就
和一个石油输出国不同。因此,IPCC办公署——拥有30位居于领导地
位的气候专家的理事会——邀请大约200个符合条件的国家为工作组推
荐人选。办公署然后做出决定,这样的人选既代表了适当的国际选择,
同时也拥有强有力的科学资格。


                        数据侦探

  这些专家随即为重要的论文搜寻文献,并且号召其他科学家提交
等待同行审阅或者已出版的研究报告。他们面对的是一项极为庞大的
任务——要把数百份报告浓缩成一份单独的报告,包括(在报告发表
的)最终期限前(出现的)的最新重要发现。

  工作组的报告草案是由办公署指定的第二组专家审阅的,各国也
有机会评论——这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具争议的一个让政治家影响报
告的机会。在IPCC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评估中,对于第一次和第二次评
估,原作者也参与了修订工作。但是一些人抱怨有些修改建议没有被
充分的采纳,同时另外一些修改却也没有被原作者审阅,因此,这次,
办公署指定了一个第三方的科学专家组——审稿编辑——监视这个修
订过程。

  鉴于报告的长度——第三次评估报告长达2500页——甚至没有人
能够读完整个工作组报告(它比整个评估报告短的多)。因此,大多
数人依靠的是工作组报告所附的“为决策者编制的报告纲要”(SPM)

  修订SPM是非常困难的。当分发这些评论时,第一工作组的第三次
评估报告的SPM草案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报告上的一句话,关于它的
争论倒有20句。当这些争论被加入时,真正滑稽的事情出现了。每个
工作组的SPM需要特别全会的通过。这次,大约50个作者以及一些非
政府机构的代表出席会议,但是科学家和非政府机构的代表只能提出
建议。最终措辞取决于来自参与国的400多个代表,但他们不一定在相
关的学科上拥有较强的学术背景。


                        文字游戏

  每一个词都需要全体同意后才能被写入SPM。讨论同时被翻译成
5种语言,而第一工作组第三次评估的概要的批准花了4天时间——它
仅仅有7页长。在一月份举行的上海全会上,这个文本的长度甚至是现
在的两倍以上。

  “你就像进入了马戏团,”Thomas Karl说。Karl是位于北卡罗来
那州阿什维尔的国家气候数据中心的主任,同时也是出席上海会议的
第一工作组负责人之一。“那非常难……太难了。”

  作为政府的代理人,代表们也许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概要所
言其实是基于政策目的,而非基于科学。“他们仅仅重视基于本国利
益的一些事,”Cynthia Rosenzweig这样说。Rosenzweig是第二工作组
的负责人,他领导了美国宇航局的纽约戈达德宇航中心气候影响小组
的工作。

  在科罗拉多州玻尔得国家气象研究中心的大气科学家Kevin Trenberth,
同时也是第一工作组的负责人。他说上海会议的争论是从(文本的)
第一段开始的。沙特阿拉伯的代表——有人断言他希望贬低全球变暖
的严重性而保护他们国家的石油出口——反对这样一个句子:数百名
科学家为(报告的)准备和评论做出了贡献。沙特代表认为,这句话
暗示着那些科学家认可了报告的每一个方面。经过一番唇枪舌剑,这
句话被修改成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数百名科学家参与了(报告的)准
备和评论工作。Trenberth说,在随后几天的讨论中,这个过程反复了
一次又一次。

  Trenberth说,最困难的谈判是关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关系的。
一个有争议的句子是这样的:尽管有这些不确定因素,但过去50年观
测到的变暖还是很可能与人为的温室气体浓度升高有实质上的关联。
在会议结束时,这句话变成了:鉴于新发现的证据,以及考虑到仍然
存在的不确定因素,过去50年里观测到的绝大多数变暖在很可能要归
结于温室气体浓度的升高。

  若不是眼光锐利的老手,可能看不出这措词上细微差别的重要性。
对于Rosenzweig来说,拖拖拉拉的谈判,结果却并没有作出多少改变,
这一事实是IPCC科学家工作质量的明证。她说,(科学家们)根据原
本就差异不大的看法,确定了科学的一致意见,概要中不存在偏见。
Rosenzweig 说,最大的问题是对付那些想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塞进(报
告)里去的科学家。

  当然,尽管这过程带有一种不寻常的特征,有一些政治人物参与
其中来对一份科学报告应当怎样写摘要发表意见,绝大多数IPCC的作
者对于这种工作方式还是很满意的。但是很多人认为,SPMs应该明确
标明它不仅仅是科学家单独的工作结果。世界银行负责环境方面的主
任和IPCC工作署主席Robert Watson说,他不会反对(报告中)加入的
一些解释。


                     清楚还是偏见?

  John Houghton是设在伦敦西部布拉克内尔的Hadley气候预报和研
究中心的成员,他同时也是第一工作组的联合主席。他相信全会确实
改进了最终的SPMs。“它变的更清晰和中肯,”他说:“你也许认为
它变得更坏,但是不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和IPCC以外的批评家谈谈,你就会听到一个不同的故
事。Fred Singer长期以来对全球变暖将造成全球威胁持怀疑态度的人。
Singer是科学与环境政策计划的主席。科学与环境政策计划是总部在弗
吉尼亚州的施加政治压力的压力集团。Singer认为报告总体是合理的,
但是他说,SPMs没有充分的顾及到气候变化科学的不确定因素。根据
Singer的说法,(修订报告的)过程为降低SPMs的不确定因素提供了
机会,这是为了使政府认真的对待气候变化。“报告中的事实是有选
择性的,”Singer说:“它扭曲了事情,它从一个假设的结论出发,然
后选择了一些支持这个结论的事实。”

  绝大多数气候研究者说,这应该是对Singer所属组织的指责,而不
是对IPCC的。瑞士伯尔尼大学的Thomas Stocker从事气候模型的建模工
作,他也是第一工作组的主要作者。他非常严肃的对待Singer的攻击。
“那完全没有道理,”他说:“如果你读一读我们的SPMs,你将会找
到足够多的句子明确的表明哪里还存在着不确定因素。”他认为报告
全文和SPMs摘要的一致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得到荣誉

  上个月,美国科学院(NAS)研究了SPMs在多大程度上正确的反映
了整个报告。这也是George W. Bush总统要求对气候变化研究进行调查
的一部分。(参见Nature 411,725,2001)NAS报告关注的是第一工作组
——最富有争议的工作组,其他两个工作组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它的
结论。正如(IPCC)的报告一样,NAS的报告为支持和批评IPCC的双
方都提供了充足的弹药。NAS得出结论:第一工作组的SPM与报告的
主体是相一致的。但是NAS的报告认为SPM没有充分解释一些说明,
报告所指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就是基于这些说明的。

  “我们发现了一些对于不确定因素的掩饰,但是对于SPM技术章
节的一些总体的修订并没有太多影响到报告的效果。”Ralph Cicerone
这样说。Cicerone是一位大气科学家、加州大学欧文加分校的校长,他
同时领导着NAS(研究)小组。Cicerone补充说,他的小组对于美国
的IPCC作者进行了一次快速的调查。他们发现,所有被调查人都异口
同声的认为SPM精确的反映了他们在报告全文里所叙述的。

  但是Richard Lindzen并不这样认为。Lindzen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气
象学者、NAS报告的作者之一。在学术尊重的范围之内,Lindzen在
《纽约时报》发表了他的观点。“(NAS的研究)小组从本质上表明,
IPCC的为政策制定者编制的纲要并没有位美国政府提供适当的指导。”
Lindzen长期以来坚持说,气候变化的证据太不可靠,因而不能证明
执行这个昂贵的策略是正确的。

  一些IPCC的批评者相信在(报告修订)过程中不让政客参与是结
束争论的可能方法之一。“让科学家自己告诉世界,科学家到底说了
什么。”Robert Balling这样说。Balling是位于滕比的亚利桑那州大学气
候学办公室的主任。尽管他也向第二工作组投稿,但是他也是一位著
名的全球变暖怀疑论者和对IPCC直率的批评者。

  但是大多数IPCC的参与者相信各国代表的出席至关重要。“如果
不是这样,报告就可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事情就是这样简单。”Michael 
Grubb这样说。Grubb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能源经济学家、第三工作
组的主要作者。他说,让政府官员参与到IPCC的工作过程中可以迫使
政客们仔细研究报告和其中潜在的科学,这要比让政客们把报告扔到
书架上要好。

  Michael Oppenheimer是总部在纽约的非政府环境组织的首席科学
家、第一工作组的主要作者。他说:“如果实现目标的代价太高而令
一些参与者和批评感到不快,这也是因为那(报告)不仅仅是科学家
的成果,我认为(实现目标的)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小组受挫

  过去,SPM被批准后再对报告全文进行修订常常招来麻烦。当SPM
加入了一些充实材料的时候,作者常常要在报告全文加入这些材料以
保证增加的观点被充分的顾及。IPCC的第二次评估报告出版以后,Singer
的科学与环境政策计划声称已经进行的(修订)过程在很大程度尚未
被检查过;一些作者在报告正文加入了一些材料,但是却不给其他人
评论的机会。在第三次评估中,为了避免这种批评,报告正文每一次
的修订都被纪录在案,无论这种修订是来自正式的评论过程还是全体
会议。

  一些批评者声称偏见问题不是存在于SPMs或者IPCC的工作过程,
而是存在于整个气候研究共同体。他们说很多气候科学家持环保论者
的立场,因此趋向于强调研究的重要性。他们描绘了一幅气候变化的
可怕图像,借此刺激政客们参与到行动中来。

  总部在华盛顿的全球气候联盟(GCC)代表着“气候变化争论中商
人的声音”。它把注意力放在Stephen Schneider的评论上。Schneider
是加州斯坦福大学的气候变化研究者、第二工作组的主要作者。

  在1989年的《探索》(Discovery)杂志上,Schneider撰写了一
篇文章讨论了科学家面临的两难局面。科学家们既想关注气候变化,
又想对当时的科学知识保持忠实。“我们需要引起公众的想象,”他
说,“这就需要媒体的报道,所以我们不得不提供恐怖的情节、简单
而生动的结论而很少提及我们的疑问。”尽管Schneider站出来说,他
希望气候学家既有影响力又诚实,但是这个评论被诸如GCC这样的组
织利用,作为了科学家夸大了气候变化结论的证据。


                       温和的观点

  John Christy是位于亨茨维尔的阿拉巴马州大学的大气科学家、第
一工作组的主要作者。他相信那些刚进入气候学领域的科学家——他
们中的许多人是因为“绿色”(指环保)的原因而被吸引来的——更
可能支持那些极端的气候变化预言。但是他说,更有经验的研究者反
对这些人。他们更趋向于做出一个保守的结论,因为他们不太相信长
期气候预报。

  Christy支持IPCC的一致结论,他的评论有时为全球变暖怀疑论者
提供了弹药。IPCC的结论——无论批评如何——至少显示这个组织的
工作是富有成效的。但是IPCC的做法仍然被质疑。第四次评估即将开
始,但是Watson说,他将关注于新的信息,而不是尝试做出(对)整
个(报告的)评论。

  期间,一些研究者建议说IPCC的范例也应该用于其他棘手的问题。
例如,Christy很乐于看到(范例)在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上有
类似的效果,例如森林被破坏和饮用水缺乏问题上。香港特别行政区
立法会科技委员会最近建议说,IPCC的范例可以应用于海洋污染和
转基因问题。“这是唯一的一个长期的成功范例,这个范例是关于如
何将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传达给政策制定者”,Stocker这样说。

  无论这个范例是否会应用在别处,IPCC所报告的事实——被京都
议定书作为科学指导——充分的证明了工作是有效的,也是有指望的。
有时候这看起来就像一场马戏表演,但是缺少了它,就不可能使全球
对于气候变暖做出反应。end


本文相关链接
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I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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