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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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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不该遗忘的科学巨译


作者 李元


  [科学时报编者按]中国科学院第一位院长郭沫若是当代中国的杰出学者,在他大量的学术著作和译作中有一部科学巨译——《生命之科学》由于历史的原因鲜为人知,而且流传不广。当我们回顾20世纪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时不应该遗忘这一部科学经典和科普经典。《生命之科学》从1931年开始翻译,共3巨册,1934年10月出版第1册;1949年11月出版第3册,历时15年才全部出齐。从1931年3月开始翻译至今已将近70年了。全书150万字,2200多页,插图1000多幅,并有数十幅彩图。以一人之力译此巨著——一本科学巨著——据笔者所知,在我国可能还没有第二个人。值中国科学院建院51周年之际,我们特邀李元先生撰写此文,表示我们对首任院长郭沫若先生的怀念。


《生命之科学》出版简介

  《生命之科学》(《THE SCIENCE OF LIFE》)是以英国著名学者威尔斯(H.G.Wells)为主,并得到赫胥黎(Julian S. Huxley)和小威尔斯(G.P.Wells)之助完成这一部生命科学的巨著。该书版本甚多,郭译本是根据1931年英国出版的最完美的版本(有一千多幅插图和彩图)共3卷。后来美国也出版过一卷本,但图片大量不足。中国国家图书馆在今年又收藏了该书的最新版本、原美国1997年的影印本,共4卷。直到至今该书还被影印,还被收藏,足见其科学的和历史的价值非同一般。虽然现在关于生命科学的巨著也不少,但多半是专著、教科书或百科全书。还没有找到一本如此全面、如此深入浅出的用文艺笔法综述生命科学全貌如威尔斯的《生命之科学》的这样经典的作品。


郭译的艰苦历程

  郭沫若是在1928年流亡日本之后不久开始翻译这部巨著的。为什么选中了这部书而不是其它,这是因为郭沫若曾是学医的,而且进行过多次人体生理解剖,对生物学有相当的基础。为了糊口度日,得到商务印书馆的老朋友,理科编译所负责人关贞文(心南)、周昌寿(颂久)的鼎力相助。靠按月提供的稿费维持生活。这件事在他自己的叙述中可以了解到一个大概。

  郭沫若1936年9月26日在译者跋中写道:“这部书是1931年的3月着手译的,中间经过了‘九·一八’之变,又经过了翌年的‘一二·八’之变时,本书已经译就了有一半的光景,以四百字一张的原稿纸计算已有一千七百页,以字数计算时已有六十万字,但不幸除掉开首的一二百页之外,在商务印书局编译所里,随着闸北的几万同胞,无数的建筑、无数的著名珍籍,一切都成了‘一二·八’的炮灰。在那时因为1932年是德国诗人歌德死后的百年祭,我和本书的译述并进着在从事歌德的《文与质》(Dichtung und Wahrheit)的译述,作为纪念出版。译到了有三百页的光景,也一样的成为炮灰。这些稿件都是没有副本的,这在我是白白地耗损了一年的精力。商务印书馆复兴之后,在1933年的年底我也‘卷土重来’,又把本书的译述继续下去。寄身在外邦时时有朝不保夕之慨。生活的压迫几乎屡屡使人窒气。记得一家七口有专靠本书的预支版税月六七十元而过活者,因译述之进行时有阻碍,即此月六七十元之数亦不能按月必保。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自己实在没有想到终竞能够把这部钜制译出。算好,赖着商务印书馆的后援与忍耐,赖着学友郑心南、周颂久两先生的援引与鞭挞,虽是费了很长久的时间,终于把这部百五十万言的钜制移植到中国的读书界来了,这在我个人也可以勉强算得一个小小的事业。”

  从上面郭沫若的自述中知道,在如此逆境中,数年之久,奋力拼博才得以把这部科学巨著翻译完成,而且可以看出这部书是伴随着“九·一八”和“一二·八”的国难诞生的。对历经帝国主义铁蹄践踏的中华民族来说,尤觉来之不易。由于郭沫若当时是受蒋介石通缉而流亡日本的,因此1934年和1935年出版《生命之科学》第一册和第二册时,在厚厚的两部精装本上用金字印着闪闪发光的书名和作译者的名字中始终未见到真正译者郭沫若的大名,只用“石沱”两字代名。若不是新中国刚刚诞生一个月之后才出版的《生命之科学》第三册以“郭沫若译”公诸于世,人们都不知道这隐蔽了15年的谜底。

  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科技卷》(第8卷)第310页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由于政治原因,他(郭沫若)又逃往日本,遁居在千叶从事学术活动,此间他也翻译了英国著名科学家威尔逊的名著《生命之科学》约百万言,幸有商务印书馆的支持,得以用‘石沱’这个化名问世。”

  回顾《生命之科学》中译本的出版历程,可以看出,最后一册译稿完成于1936年9月,等译稿送达上海并进行编辑完成时可能已经是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以致该书第三册未能及时出版而搁置下来,这一搁置就是14年!幸好原译稿保存完好,得以在1949年11月把《生命之科学》最终出齐了,否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啊。

  1949年10月8日,新中国诞生仅一周后,郭沫若在北京为《生命之科学》第三册(最后一册)写了一篇短序,摘录如下:

  “此书系十五年前的旧译。在这十五年中全世界全中国都有了天变地异的政变。就在生物科学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大战中所发明的药品,如硫安类、彭尼西林等,对于人生幸福确有了很大的贡献……科学的研究尤其在苏联方面,进展得很快。我们切不要固步自封。务必迎头赶上。就请把这部书作为科学故事一样去读吧。”

  至此,郭沫若译的《生命之科学》总算画了一个完满的句号。从1931年3月开译到1949年11月全部出版完成几乎相隔近19个年头,这样漫长的出版的过程就是中国经过了国难、抗战、胜利和解放历史写照的过程,而这些都在郭沫若及其所译的《生命之科学》一书中反映出来。


郭沫若谈《生命之科学》

  郭沫若在1931年3月12日所写的译者弁言中对本书作了如下的评介:

  1.本书在英国是1929年3月开始出版的,起初以期刊形式,每隔一周出版一期,出到1930年5月第31期上,才全部完结了。最近又将全部汇集成为三大册。本译书即依据汇集本为蓝本。

  2.原书在主题“生命的科学”下尚有一个副目,是“A summary of contemporary knowledge about life and possibilities"(关于生命及其诸多可能性上的现代学识之集粹),由这个副题我们便可以知道原作者之兴趣是想把生物学和与生物学有关联的各种近代的知识作一综合化。但这个综合化是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的。作者三人中之主裁大威尔斯是英国有名的文艺家兼文化批评家,是那综合的世界文化史之大著《历史大系》(The Outline of History)之作者。(此书汉译为《世界史纲》,30年代由梁思成等用文言文译出,商务印书馆出版;80年代又由费孝通等用白话文重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按)但他本是专门研究动物学的人。在这次的著作更辅以鸠良·赫胥黎与小威尔斯二人,都是专门的生物学家。鸠良·赫胥黎是有名的《天演论》之作者赫胥黎之孙,小威尔斯是大威尔斯之子。所以这部书在科学知识上的渊博与正确,在文字构成上的流丽与巧妙,是从来以大众为对象的科学书籍所罕见。译者自己是专门研究过近代医学的人,同时对于文学也有极大的嗜好,所以便起了这个野心,以一人的力量来翻译这部巨制。译者对于作者之原旨,科学之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是想十分忠实地体贴着的,特别是在文艺化方面。原著实可以称为科学的文艺作品。译者对于原作者在文学修辞上的苦心是尽力保存着的,译文自始至终都是逐字翻译,尽力保存原文之风貌。但译者也没有忘记,他是在用中国文字译出,所以他的译文同时是照顾着要在中国文字上带有文艺的性格。

综合化、大众化和文艺化

  郭沫若曾着重指出《生命之科学》是以三化为其特色的,就是综合化、大众化和文艺化。其中的综合化是以大众为其目标,以文字化为其手段的。

  综合化表现在本书内涵的丰富,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所有生物学的知识都已综合其中。不但对生物学的基础知识详述无遗,而且对生物的遗传演化、生命在地球上的发展史(其中有许多是根据地质学家的科学研究),生态及生态环境等都包涵在内。此外还谈及人类学的许多问题。谈到古人类的文化,谈到人类现代文明中的宗教传统,军事与战争,人类教育和改良,甚至还谈到了人类的邪术和魔术等。威尔斯是综合化的能手,读过他的《世界史纲》便能认识到威尔斯善于综合的能力。由于威尔斯学识的博大精深,才可能使当时的生命科学的全貌及其边缘科学的知识综合在一起,才可能对生命科学鸟瞰全景一览无遗。特别在该译本第三册中所叙述的医学科学的进展、脑的研究、精神与灵魂、人类学的问题都是一般生物学书中少有的。尽管有些问题长期以来仍在探索,但是威尔斯已把这些学术发展的图景综合于读者目前,引发你去认识、思考和探索。

  大众化是贯穿于全书中的,因为这虽说是一本覆盖生命科学全貌——从历史的发展到现在成就的科学巨著,也是写给科学工作者和读者大众阅读的,但是它更是面向大众的。它不是一本生物学百科全书,不是生物学讲义而是面向大众的娓娓动听的科学故事,因此在全书的结构、编排、叙述的方式上都是从大众化来考虑的,以便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试抽读一两段:“……我们先要来谈到一个伟大的事实便是生命的进化。在把这层尽可能明白晓畅地谈出之后,我们要在本编《进化之铁证》中讨论到一些意见很分歧而且有时是激烈争论着的问题上去。啊,约略在一世纪之前,一般地是相信着我们现今所知道的世界是突然开始的。世界,连同着人和今日所知道的万物,是被创造出来的。包含着极有教育者在内的大多数的人,以莫大的固执,维持着这种见解。他们把自己的道德观和宗教观给那种见解是胶漆着的,他们不肯相信,道德观和宗教观点并不是不可分地要依靠那种见解。……地球绕日的观念之在蒙昧的当年,就和进化观念之在今日的偏僻地方底顽固派人底眼中一样,是视为渎冒上帝的。”(《生命之科学》第一册P437-438)就此一小段的引文也足以看出这是大众化的科学读物,作者也在书中的一些地方谈到这不是一本讲义而是写给大众看的。

  文艺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的笔调,二是艺术的插图。《生命之科学》不仅仅是用通俗的文字,深入浅出地讲述生命科学的知识,而且作者擅长用文学的语言生动地对生命科学加以绘声绘色地描述本来就很生动的生命世界和生命科学。书中的一千多幅图照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读者对生命科学的了解和欣赏。书中所附31幅彩图更是描绘了生命世界的绚丽色彩。“葺毛铃羊”油画是不列颠博物馆所藏,著名德国动物画家W.Kuhnert所作。“几种珍奇的生命花样”是澳大利亚珊瑚礁附近美丽的海洋动物世界彩画。这样的彩图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这些精美彩图会极大提高读者的兴趣。


我读《生命之科学》

  商务印书馆上海河南路总店,解放前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廉价书的销售活动,对一些长年积压的书,以很大的折扣廉价出售,其中有不少很有价值的好书,由于8年抗战,远销不畅而积压,《生命之科学》第一、二册就是因此而廉价的。我是1947年第一次到上海后偶遇此书,喜出望外,购买数套,自藏和送人。当时我就纳闷为何不见最后一册的出版,一直等到新中国诞生后才圆了这场梦,我把它作为生物学方面的最权威的著作和参考书。可惜在文革浩劫中这难得的第三册又被抄收散失,心痛之余,遍访京沪各旧书店而复得,这也是在动乱的年代,藏书人的不幸遭遇吧。我虽是一名天文科普工作者,但是对宇宙的几大课题:天体史、地球史、生命史、人类史都有浓厚的兴趣,不断追寻着这几方面的国内外名著佳作,《生命之科学》当然是很重要,很值得一读的。我读此书是当作科普名著、科学故事、科学史话来阅读的。以一位有科学基础的大文学家译出这本科学巨著,实在是太理想,太难得了。当我查阅《郭沫若著译书目》(上海图书馆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出版,182页,在146-151页中详载《生命之科学》的目录),证明《生命之科学》是郭沫若惟一的巨型科学译作。译者强调本书是科学的大众化特别是文艺化的科学巨著,他在翻译时也是小心谨慎地体贴着原著者的创作意图,特别在文艺化方面力求不失原意,同时他又注意到他是用中国文字译给中国人看的。在我看来,译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论在科学性方面还是在译文的优美流畅方面,使读者在科学和文艺方面都得到双重的收获和享受。这是将近70年前的译作,用现在的情况去对比,在用词、风格方面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差异,这是不足为怪和不必苛求的。可贵的是,对比二三十年代同时的几部科学文化巨译——《科学大纲》和《世界史纲》等,都是用文言文翻译的,而郭沫若是用白话文译出,更通俗易懂,更帖近现代生活。不论从科学的角度、科普的角度、从科学文艺的角度、从科学翻译的角度,郭译《生命之科学》都值得学习和研究。这也是研究郭沫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生命之科学》的时代价值

  北京中文版《Newton 科学世界》在1999年11月号随刊赠送了一本小册子,本书名为《生命科学入门100题》,并在书名前加了一句“21世纪最有前途的学科”。内容分六部分:生命的开始、细胞形态和结构、从受精到生命的诞生、遗传机制、衰老与死亡、生物技术。从框架上说来,除了“生物技术”部分外,大体上也是《生命之科学》所包涵的内容,当然在细节上,在广度和深度上不尽相同。威尔斯在70多年前编著《生命之科学》时无法会看到今天的DNA、基因、克隆以及分子生物学等现代生物学的面貌。但是科学是逐步发展前进的,要想了解生物学发展的过程、前人的研究成果,《生命之科学》仍有它的时代价值。

  威尔斯在70多年前写的《生命之科学》中已经对环境保护大声疾呼了。他写道:“这种都会的煤烟之大量是炭素,但也有种种的化学成分;那每每是由磷酸所酸性化了的,因而对于建筑物,尤其古建筑物,有莫大的患害……煤烟被搬运着,随时都在降落在田地与庭园上,塞闭着植物的气孔,用酸性来毒害植物……煤烟之患与其是个人卫生上的问题,毋宁是社会组织上的问题……”(中译本第三册1616页第三章“新鲜的空气与日光”)。可见威尔斯也可以说是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此外该书在末尾的最后一章中还明确提出和讨论了节育和优生问题(中译本2182页)。

  环保、节育、优生都是人类面临的极重要的问题,而《生命之科学》一书在70多年前已经向人们发出了警告。

  毫无疑问,即将来临的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大发展的世纪,地球的生物界以及人类社会将因此引起重大变革,生命科学的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也一定会有广泛深入的开展。回顾20世纪生命科学走过的道路,《生命之科学》可以称之为一部经典巨著,在中科院、科技部、中国科协举办的科学家推荐的20世纪科普名著中,《生命之科学》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

  摘自科学时报读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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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时间:2000.11
作者: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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