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瘟疫
在发现艾滋病及人类免疫缺损病毒的头几年，除了公认的科学和医学权威
公开发布的正式看法，尤其是美国政府作出的说明，还有人就这种疾病提出过
种种其他理论，它们同样也对公众产生了影响。这是因为，政府的科学家当时
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病因所作出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尚带有试探和假说的性
质，而且并不全面，但人们对于艾滋病却已经十分恐惧。公众急切地希望政府
能够告诉他们，艾滋病毒不会危及他们的生命。政府的科学家既然不能让他们
放心，许多人就宁可听信可以消除他们疑虑的其他说法。
丹尼尔·福克斯(Daniel Fox)把当时的情况描述为一场医学权威危机。在全
美国，政府支持的科学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就，通过治愈传染病甚至消除某
些传染病提高了千百万美国人的生活质量。这件事给人印象深刻，以致于许多
美国人竟以为美国的医学科学可以攻克任何一种传染病。然而，正是由于拯救
了通常是在青年的和中年时期遭受到病魔袭击的那许多人的生命，进入老年期
的人大为增加。这样一来，容易患上关节炎、阿尔茨海姆氏病和其他慢性病的
人自然也相应增多，可是医学对于这样一些疾病却无能为力。不幸的是，仍然
有许多医生、科学家和消费者不顾这一事实，以为传染病可以治愈，对待慢性
病便盲目乐观。他们低估了慢性病的顽固性。在他们看来，医学可以治愈一种
疾病，为什么就不可以治愈另一种疾病?
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的艾滋病终于提醒人们，不论对于慢性病或传染病，
医学权威都是有局限性的。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但是它却不容易在短时间内
治愈，甚至无法加以控制。它也是一种慢性病，必定会让不少人长期地受到折
磨。
回顾历史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回头来看艾滋病早期的情形，那是混杂
着无知的一出让人既悲又喜的悲喜剧。按照兰迪·席尔茨(Randy Shilts)的叙述，
迟至1982年5月，旧金山的许多男性同性恋者还固执地相信这种疾病是由不良
的环境因素引起的。他们认为，既然病因来自饮水，来自空气，或者来自酒吧
间空气离子发生器的某个机件，那么它就该与同性间的性行为毫无关系。流行
病学家则在"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了答案，疑点集中在毒品和性行为，尤
其是兴奋剂和杂乱性交。如果是那样的话，艾滋病便只是一个会对个人造成危
害的并不十分严重的问题，可以在一个非常小的同性恋圈子中通过"改变行为"
的简单做法来加以解决。对它不必惊慌，也不必担心致命的病原体会在广大的
人群中蔓延开来。然而，大多数公众并没有放下心来。S·C·康比(SCCombie)
指出，美国人喜欢夸大受到传染的危险，似乎一切传染病都像肺结核那样容易
传播。既然把艾滋病与其他传染病譬如梅毒和流感归入一类，那么，其中有些
疾病传播起来是否比另一些疾病容易便不重要，因为"传染"就意味迅速传播和
蔓延。此外，大众媒介在涉及健康和疾病问题时，早就有进行耸人听闻报道的
传统，习惯用最可怕的言辞来描述每一种新发现的疾病。关于艾滋病的通常报
道自然也是旧习不改，一方面强调异性性行为也是危险的，想当然地错误解释
一些新的科学假设，令人谈虎色变；另一方面又极不负责地告诉公众，马上就
会有能够创造奇迹的治疗方法问世。
结果，艾滋病在公众中造成一阵恐慌。政府的科学家当然责无旁贷地应当
尽快拿出办法来平息这种恐慌。按照登尼斯·阿尔特曼(Dennis Altman)的说法，
"迄今为止，医学都未能就艾滋病找到一种治疗方法或者一种预防手段，美国人
对此可能特别气愤。他们一直相信，只要肯花钱，什么事情都办得到，因此他
们要追究这种流行病拖延至今的责任，怀疑政府是否真的想遏制艾滋病。"美
国的医学部门当然没有闲着。到1983年，疾病防治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的那些人便已经找出了人类免疫缺损病毒传播的所有途径，他们的法国
同行也于1984年2月准确地描述了这种病毒。接着，从1984年到1987年，政
府支持的科学终于就艾滋病取得了一致看法。我把这种一致的看法称为"正统范
型"，它包括了三个方面的知识和信念：1.病原学：人体免疫缺损病毒是引起艾
滋病的病原体，它破坏人体的T4细胞，从而损害免疫系统，让受侵害的个体容
易感染上其他疾病。2.流行病学：人体免疫缺损病毒通过体液交换传播，主
要是血液、精液和阴道分泌物。差不多导致所有感染的这些主要传播机制都与
性活动(不限于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共用针头静脉注射毒品、输血和分娩(婴儿
生产时的母子接触)有关。3.预防：因为对于艾滋病尚无法治疗，因为人体免疫
缺损病毒的传播同某些行为联系在一起，所以，控制这种流行病需要通过教育
和规范行为来防止已经受到病毒感染的体液的交换。提倡"安全性交"，尤其鼓
励使用避孕套，注射针头必须消毒清洁。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的医生和科学家仍然让公众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既不
能治愈艾滋病，也无法加以控制。相反，在80年代中期，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
感染率每12个月便要增加一倍。政府的预防策略是引导公众有一种居间的态
度：既不掉以轻心，也不要过分紧张；非常关注艾滋病，却不要恐慌。对于许
多人来说，向他们传出这样的信息真是过分微妙了。一些人仍麻木不仁，另一
些人则因害怕被传染在传媒的夸大报道影响下惊惶失措。还有一些人恐慌和麻
木兼而有之：害怕通过偶然的接触患上艾滋病，然而又不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譬如说使用避孕套。再一种复杂态度是怀有敌意的猜忌，主要出现在那些了解
艾滋病的活动分子当中。他们怀疑负责消除这种流行病的政府中的科学家道德
败坏。在兰迪·席尔茨的那本题目为《下面听乐队演奏》(And the Band Played
On)的书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描述在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 of
Health)工作的罗伯特·盖洛(Robert Gallo)和他的同事们，作者把他们写成只关
心地位和奖金，却不顾艾滋病患者的死活。总而言之，失败、猜忌和怨恨，三
者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共同情绪，即认为政府的科学家未能负起保护美国人免
遭艾滋病危害的责任。于是，冒出种种关于艾滋病和人类免疫缺损病毒的替代
理论，形成一种颇为兴盛的亚文化现象，便毫不足怪。全体国民在艾滋病问题
上对政府愈失望，作为替代的那些形形色色的理论似乎便愈有吸引力。那些替
代理论可以分为两大类：对于艾滋病的理论性治疗方法和理论性解释。那些疗
法中，有化合物Q，是一种从黄瓜根茎提取的中药成分；有DNCB(二硝氯苯)，
一种敷于皮肤的消肿瘤药剂；有硫酸盐合成血浆；以及有Kemron，一种阿尔法
干扰素。这些疗法所以有人相信，是因为有一种包括小道流言、不负责任的简
讯、走私网和消费者俱乐部在内的亚文化在为之推波助澜的缘故。在理论性的
解释中，以彼得·朱斯伯格(Peter Duesberg)和汤姆·柯蒂斯(Tom Curtis)分别提
出的两种解释最为著名。前者认为人体免疫缺损病毒是良性病毒，因而同艾滋
病的症状无关。各种症状有独自的原因，大多数症状都是由放荡的"同性恋生活
方式"本身造成的。柯蒂斯的理论则认为，有一种在猴子肾脏内培养的脊髓灰质
炎疫苗被侵染了一种人猿免疫缺损病毒，当那种疫苗在中非洲种植于人体以后，
人猿免疫缺损病毒发生了变异，变成人体免疫缺损病毒。还有一种很有意思的
解释是林顿·拉罗契(Lyndon LaRouche)和他的一伙人提出来的。那种理论有两点
特别值得关注。一是理论的提出者特别重视树立自己的科学形象，甚至向公认
的科学权威提出挑战；二是他们于1986年在加利福尼亚州鼓动一次全州范围的
公民投票，迫使公众就他们的理论作出决定。
关于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拉罗契理论
林顿·拉罗契是一位性格怪癖、具有一帮狂热追随者的政治领导人。他在
50和60年代是一位商人兼经济学家，同时参加了托洛茨基隐蔽组织的政治派
别活动。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出现的极左政治高潮中，他为自己找到了恰
当的位置，成为反战运动及相关团体中的一名空谈理论家。他的追随者们推崇
他为自己的领导人，是因为他们坚信："勿庸争辩，历史记录早已证明，小林
顿·H·拉罗契在经济学历史上是最准确的经济预言家。"尽管如此，拉罗契对
左派的影响并未给人太深的印象。在70年代，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从左翼极端主义一下子跳到右翼极端主义。在立场转变以后，他仍保留有许多
原来的追随者，甚至还扩大了他的由出版物、组织机构和政治干部组成的网络。
从1976年开始，他作为民主党的一名极右党员又屡次在总统初选中角逐，觊觎
总统职位--尽管未引起人注意，少有成效。
拉罗契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一种摩尼教式的要横扫一切的谋反臆说。按照
他的说法，柏拉图、达·芬奇、莫扎特、拉罗契和其他不多一些伟大人物的遗
产一直在受到一大批罪恶势力的威胁。他诋骂的罪恶势力，有伦敦金融中心、
瑞士保险卡特尔、威尼斯分保卡特尔、西方集团、社会主义国际、苏联政府、
美国政府、反诽谤联盟、耶稣会和英国王室，再加上普通的共产主义者、自由
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性恋者和毒品贩运者，更不用说亚里斯多德、西
奥尔·罗斯福、马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罗伊·科恩(RoyCohn)了。
拉罗契观察历史和文化，也盯住了好几项科学课题。例如他认为，优秀科
学，如黎曼物理学、光学二重物理学和"有丝分裂所确定的细胞重建过程"，受
到了凶残的对立理论的扼杀。有一种"专横的由公理演绎出来的统计生物学"就
属于后者。拉罗契坚持他的那些理论，维护的是19世纪黎曼的论述，遵循的是
柏拉图的《蒂迈欧篇》(Timmaeus)，源自他对在锥体上刻画螺旋线的偏爱。
由于这些和其他一些缘故，拉罗契断定亚里斯多德和伽利略是"骗子"，多数普
遍接受的科学知识都是"荒谬的"。林顿·拉罗契时不时会出来支持他关注的一
些科学事务，如国内核能、核聚变研究、罗拉德·里根总统的战略防卫计划以
及飞向火星的空间探测器。拉罗契一伙关注什么问题，有一个可以预先估计到
的行为模式，不管政治、经济还是科学都如法炮制。拉罗契从事派别活动的准
则如下：1.选择众目睽睽而且容易触动感情的那些事情。2.拉罗契及其一伙研究
起有关问题来十分上心，因此他们能够熟练地玩弄术语、理论、出处，等等。3.
对于有关问题，拉罗契总是提出一种简单化的解决方案。用一种权威语气，对
他的观点不能怀疑，也不容评说。4.他的解决方案要求实行一套集中管理经济
或国防的应急计划，将耗费数十亿计的大量美元。5.拉罗契及其追随者总是坚
称有一个由残暴势力组成的阴谋集团在阻止实施他的解决方案。谁不同意他，
他们就进行人身攻击，说别人撒谎，动机不纯。6.关于拉罗契个人的身份地位，
只说他擅长一些深奥而神秘的学问，有特权接触一流的专家。至于那些专家是
谁，只含糊提及，决不指明。上述最后一项涉及拉罗契作为一名神奇领袖的地
位，十分重要。他的追随者在1983年出版的他的传记，说"他自己在经济学方
面的工作要求林顿·H·拉罗契去汇总和协调一大批数学家、物理学家以及其他
专家的研究，指导各研究小组按照他自己作出的发现的线索共同开展活动"。在
1987年的自传中，拉罗契则透露，他是"近十年中很有影响的国际人物"。在那
本自传的后面，他还含糊地谈到他的计算机计划和他个人的数学才能。他写道：
"我所处的优越位置使我能够知道怎样才能导致下一次的基础科学知识的伟大革
命……我还有着特殊的条件能够知道当前的研究需要沿着什么样的具体路线才
是方向正确，可以迎来下一次广泛而伟大的科学革命。"那本书中还到处含糊
其辞地大量引用未指出姓名的行家、权威和专家的意见，据说拉罗契同他们进
行过讨论。此外，书中的那些图片及其说明把他描绘成一名技术专家，正在"考
察"和"检验"核电力设施、哥达德空间中心和高能加速器。还有一幅图片显示他
正在一个科学大会上讲演。
1973年，拉罗契组成一个"生物大屠杀特别工作小组"，该小组曾预言在80
年代将出现一场会带来灭顶之灾的瘟疫。艾滋病的发现似乎证实了他的预言，
于是拉罗契一伙撇开政府科学家正式公布的说明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
正统范型，另搞出一个对立的理论。拉罗契理论的要点如下：1.病原学：这与
正统范型是一致的。人体免疫缺损病毒是引起艾滋病的病原体。2.流行病学：
拉罗契的流行病学解释与正统范型大不相同。他断言人体免疫缺损病毒就像感
冒病毒那样容易通过偶然接触而蔓延开来，也可以像疟疾那样通过虫子叮咬传
播。因此，对这种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的人对于其他人是极大的危险，即使没
有亲密的性接触，没有共用针头，没有输血，没有分娩传染也是如此。同正统
范型的行为模型不同，拉罗契的理论解释艾滋病传播用的是一种结合了接触传
染和环境传染的组合模型。3.预防：按照拉罗契的流行病学解释，应该采取
以下几条预防措施：凡被怀疑携带有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人都必须进行检查；
凡在学校、饭店或者卫生部门工作的人都必须进行检查、检查后呈阳性反应的
那些人必须公开姓名；以及他们必须通过检疫隔离，即像肺结核病人那样被隔
离一段时间。拉罗契的这个关于艾滋病的理论，从它的建立到提出，都符合拉
罗契派别活动准则的通常实践。艾滋病问题已经让人动了感情，拉罗契一伙研
究科学和医学文献十分认真。作为简单化的解决方案，这个理论迫使人们作出
选择：要么是拉罗契的"科学强化计划，导致对艾滋病的全面胜利"；要么是正
统范型，"注定会使人类物种不幸灭绝"。拉罗契理论所推出的应急计划被他们
吹嘘为"一个非常时刻的应战计划"，一次"有如曼哈顿计划的生物学基础研究的
总动员"，一次"流行病学的战场调动"，乃至一个"生物学战略防御计划"。该计
划涉及广泛，包括强制性检查、科学研究、建立医院和"振兴经济"，拉罗契的
人估计每年将花费一千亿美元。当然，他们坚持这个计划必须由拉罗契来领导
实施。拉罗契计划的敌人包括有疾病防治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他们都被说
成是"用心险恶地欺骗了世界"，隐瞒了一个凶残的灭种和安乐死的日程安排。
此外，该计划还一再提到人体免疫缺损病毒是在苏联的一个实验室里制造出来
的，是摧毁美国的罪恶企图中的一部分。这种说法是伦敦的一位医生，拥有文
学硕士、医学博士和英国皇家医师学会头街，叫做约翰·R·西尔(John R.Seale)
的人，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最先提出来的。西尔的文章发表在诸如《自然》(
Nature)和《皇家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一类很有声誉的杂志上，因此很像是硬科学。但是仔细一查，那些文章原来是
寄给编辑的通信，刊登在属于无根据的推测意见的栏目里。
争取通过"动议64"的运动
1986年，拉罗契及其一伙大肆活动，想通过一次肯定他的理论的公民投票
来影响关于艾滋病及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公共卫生政策。他们征集到足够多的
签名，敦促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同意在1961年11月的投票中就他的理论进行公
民表决。他们的这一运动被叫做"动议64"(据知也是拉罗契取的名字)，要求把
艾滋病列入容易蔓延的疾病(也就是说，像普通感冒那样可以通过偶然的接触和
像疟疾那样可以通过虫子传播而被传染)。该动议还要求对怀疑携带人体免疫缺
损病毒的人，对在学校、医院和饭店工作的人实行强制性检查。最后，那些检
查出阳性反应的人应该公开姓名，并被隔离检疫。
为了促成"动议64"被通过，拉罗契一伙组成一个叫做"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
会"的院外游说班子，他们引用那个"生物大屠杀特别工作小组"提供的科学和医
学证言来支持该动议。反对拉罗契动议的人是加利福尼亚四个公共卫生名牌学
院的校长和教师，他们集体声明："拉罗契的动议违背公共卫生的所有原则。"
持反对立场的还有斯坦福大学的那些主要科学家，包括著名的戴维·科恩(David
Korn)(该校医学院的院长，总统提名的国家防癌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戴维·科
恩指出：动议64"依据的是显然不准确的科学资料"。其他反对者则有美国卫生
局医务主任、红十字会、许许多多其他卫生专业人士、同性恋组织、各地工联，
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拉罗契和他的行动委员会的言行可能是古怪的，
也可能粗暴无理，因为他们主张"动议64"而粗暴地背离了关于艾滋病和人体免
疫缺损病毒的正统范型，自然也背离了支持这一正统范型的所有传统科学判断。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该把他们争取在公民投票中取胜的活动视为一种无缘由
的非理性渲泄而置之不理，因为他们的运动忠实地执行了拉罗契派别活动的准
则。这场运动采取了三个战略：(1)向政府的科学官僚的能力发起挑战；(2)强调
拉罗契因其个人的有利地位而具有特殊的科学眼光；(3)宣称拉罗契的那些离经
叛道的专门人才关于科学问题的能力超过了政府的专家。
战略1：向官僚科学的能力挑战
当公众面临一种疾病表现得惶恐不安时，他们对于政府的生物学和医学研
究、对于州立的和联邦的公共卫生部门便显然不会有多少信心。而且，在一种
恐慌气候下，那些机构也难以重新建立起公众的信心。因此，拉罗契及其一伙
便给对艾滋病的恐慌情绪火上加油，对政府的科学发起间接攻击。他们宣称艾
滋病"比黑死病还要可怕"，是"一种比一场全面的热核战争还要凶险的危及人类
生存的疾病"。不仅如此，他们把对人体免疫缺损病毒呈阳性反应的人描绘成"
行走的僵尸"。根据他们的偶然接触传染理论，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警告说，
召开反对拉罗契倡议的群众大会本身就是对公众健康的威胁，因为其中有许多
同性恋者。正是鉴于这些和其他一些理由，加利福尼亚一位法官作出裁定：防
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到处递送说明材料意在制造一种"恐怖，作用极坏"。更直
接的挑战，则是对那些不赞成拉罗契的人进行一系列的人身攻击和恣意诽谤。
马修达·克里姆(Mathilda Krim)博士，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的创始人，被指控
在法国搞恐怖主义活动。萨克拉门托县高等法院的法官詹姆斯·福德(James
Ford)，因为批评过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和删除过它的说明材料中的内容，被
指责为是"一名滥用职权的不合格的法官"。拉罗契把他"动议64"的反对派统称
为"反文化分子中的阿赖斯特尔·克洛利(Alaistair Crowley)和奥尔德斯·赫克斯
利(Aldous Huxley)式的人物，……他们为这种反文化(摇滚乐、性和毒品)编造了
合法根据。"大量的科学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不赞成拉罗契，都被扣
上骗子的帽子。加州医学协会的主席被说成在搞欺骗，疾病防治中心则被指控
扣压昆虫传播的证据。"那些说'偶然接触'危险性很小的人都是在说谎。他们全
都犯下了在医学史上的一个最恶劣的掩盖真相的罪行。"拉罗契说，一般说来，
大多数研究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人和大多数卫生官员都在说谎。
战略2：抬高和神化拉罗契
声称拉罗契有超常的见解，采取了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或者直说，或
者暗示，说他与世界科学界的一些主要专家和主要领导人有亲密的关系。在拉
罗契先前的出版物中就一直这样讲。例如，在1986年的运动中，拉罗契就宣称：
"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医学界一些主要人物的报告"，而且"因为我有幸对国际科学
界施加影响，所以我通过那种影响组织了支持艾滋病研究的工作"。第二种形式，
说拉罗契凭着自己的天赋，本人就是某些科学领域的第一流专家。他暗示，那
些领域的成果在不远的将来将会是最重要的科学知识。他会见《新政治家》(
New Statsman)编辑人员，告诉人们他是研究"非线性光谱学"、"光学二重物理
学"和"黎曼物理学"的一流专家。在把拉罗契树为神奇的领导的两种说法中，
总是语焉不详，十分含糊晦涩。例如，他与之联系的世界领导人是谁，总是不
提姓名。又如，据说他掌握有的那些科学知识的类别，只给出了长长的专有名
称(譬如"有丝分裂确定的细胞重建过程")，却既不对名称背后的知识作一点说
明，也不指出它与哪些主流科学问题有关，包括艾滋病在内。玩弄高深科学术
语这一套把戏，在他与《新政治家》的交谈中表现尤为突出。(在1983年他的
自传中，有8页解释拉罗契的科学理论，把他称作"科学行政长官"。)可是，正
是拉罗契个人的神秘身份光环才使得他不同于政府的科学家，后者都具有传统
的、合情合理的，或者说明确的身份。
战略3：强调离经叛道者的科学能力
表明支持"动议64"的那些人有很强的科学能力，一个策略是抬出拉罗契的
某些同伙的合法的科学或者医学身份。根据展示的合法证书，"生物大屠杀特别
工作小组"的9名成员中，有6名医学博士，1名理学博士，1名哲学博士。它
的组长沃伦·J·哈默曼(Warren J.Hammerman)和"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的主席
库西诺·冈帝(Khushro Ghandi)没有说具有这一类身份，但是，除此遗憾，别人
便不能议论特别工作小组和行动委员会尽是一些精明的业余人员。第二个策略
是充分利用科学现实中的那些可视符号。作为"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运动宣
传材料的一份主要文件，它出版了一本有24页的小册子，书名是《投"动议64"
一票拯救你家庭成员的生命》。该书前12页，给出了15幅图表。图表后面接着
就是附录，包括了四篇议论，标题是"宣誓证言1"、"宣誓证言2"等等。(这些议
论是早先福德法官开庭时拉罗契一伙提交的文件。)他们在法庭之外把这些议论
称作"宣誓证言"，读者有可能会以为它们具有等同于法庭证言的特殊真实性。
第三个策略，故意对反对派的异议视而不见，反而借用反动派的声誉，说什么
反对"动议64"的人曾私下里表示同意拉罗契关于艾滋病及有关病毒的理论。例
如：詹姆斯·琴(James Chin)博士(加利福尼亚卫生局传染病室主任)曾与"防止艾
滋病行动委员会"的主席有过一次私人会面，那以后，该主席就宣称琴博士私下
里同意他关于强制检查和检疫的观点。琴博士对此的回答是：行动委员会歪曲
了他的意思，当时因为是私人交谈，他不便断然驳斥行动委员会。"生物大屠
杀特别工作小组"的约翰·格雷霍兹(John Grauerholz)博士引用巴斯德研究所金
克劳德·彻尔曼(Jean-Claude Chermann)的话，说这位科学家已经证明昆虫可
以把人体免疫缺损病毒传播给其他人。彻尔曼提出抗议，说根本没有这样的证
据。
在准备收入《投票人手册》(加利福尼亚通常在公民投票前散发的指导手册)
的一篇声明中，"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说："大量的研究"，包括彻尔曼的工作
在内，都支持昆虫传播的理论。高等法院的法官福德针对加利福尼亚州秘书马
奇·冯·欧(March Fong Eu)的报告，裁定必须把这些旨在误导的假东西删去。
自封机构科学权威的最后一个手法，是在陈述科学问题时使用具有绝对肯定和
绝对真实意义的词汇。拉罗契说："毫无疑问"，昆虫传播人体免疫缺损病毒；
昆虫传播这种病毒"是彻底证实了的"。他还断言："美国和西欧的每一个著名医
学机构都知道称为艾滋病的这种致命的疾病会通过'偶然接触'传播开来。""动议
64"的启示在1986年选举日的前三个月，《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报道说，公众中有近半数赞成对患艾滋病的人实行隔离检疫。那年10月份，
即距选举日不到一个月，《科学》透露，大多数人尚未就"动议64"作出决定。当
1986年11月加利福尼亚的投票者纷纷赶到投票站时，"动议64"获得了稍多于200
万张投票，为总投票数的29%。
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在那次表决中，拉罗契的动议及其代表的科学理论无
疑是失败了。但是，正如先前的民意测验所表明的，那样的投票结果并不坚实
可靠，并非肯定如此。必须注意到，在1986年秋季，拉罗契和他同伙中的一些
人，曾在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因信用卡欺诈和其他嫌疑受到过大肆报道的
调查和审判。倘若没有那些法律程序正值加利福尼亚运动期间分散了大量精力，
他们本可以有更多的金钱和人力投入到支持"动议64"的事件中去。如果真的是
那样的话，"动议64"或许会得到更多的赞成票。在1986年投票后相隔一年，有
一次关于"艾滋病知识和态度"的全国性调查，发现有41%的被调查者"认为，你
非常可能或者也许可能因带有艾滋病毒的人朝你咳嗽或者打喷嚏而染上艾滋病
"。1986年加利福尼亚那次投票过后不久，"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马上又征集
到70万个签名，成功地再次把拉罗契的倡议列入1988年春季初选中的表决。
那一次，拉罗契的倡议获得了32%的支持票。(尽管那次的净总票数低于1986
年，因为参加初选的投票人本来就比普选时少得多。)作为一个文化事件，这
个运动使得林顿·拉罗契名声大震，大大提高了他本人和他关于艾滋病及人体
免疫缺损病毒理论的知名度。最明显的，拉罗契及其同伙为加利福尼亚州制定
关于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政策加上了思考期限。他们的运动使各州和
全国都开始认真考虑是否应该制定强制检查和非自愿检疫隔离政策。电视台主
持过一些关于"动议64"的正反双方进行辩论的节目，那无异于提醒我们，对于
那些政策阐述的理由值得我们像反对者那样加以重视。虽然不是支持"动议64"，
电视台节目却给予拉罗契理论一定程度的尊重。就这样，拉罗契一伙又加重了
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和迷茫。而且，赞成与反对双方两次关于公民投票的大范
围炒作，其后果是加深了对林顿·拉罗契的偶像崇拜，他被描绘成一场科学论
战中的一位中心人物。
"动议64"无疑借助了共同恐惧症、害怕传染以及其他一些情感，因此，1986
年的投票反映了不能加以分割和量化的多层意义。但是，发起那场公民投票的
人是把他们的观点当作一种科学理论提出来的，而且也是用那种理论的合理结
论来说明他们要推进的公共卫生政策的。同时，他们发动那场运动，也依靠了
宣传他们的政策的科学依据，依靠了林顿·拉罗契和"生物大屠杀特别工作小组
"的名声，还指责了政府科学官僚的无能。"动议64"事件无论如何是一个解决科
学问题的民主程序，哪怕大多数科学家都觉得那个动议背后理论的科学价值是
微不足道的。在促成拉罗契动议的各种各样策略中，有一些多少属于传统手
法。有两个具体策略，即断言科学权威支持拉罗契关于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
病毒的理论(亮出"生物大屠杀特别工作小组"成员的医学博士和理学博士头衔)以
及利用科学现实中的可视符号("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宣传材料中的图表)，其
实都是常见的手法。在关于科学政策的公开争议中，像这样亮出头衔和借助图
表，是极其普遍的。另外采用的方法，则十分罕见了。神神秘秘地暗示拉罗契
是一位具有特殊作用的科学领导人，喜欢歪曲别人的反对立场借用反对者的声
誉，动辄诽谤拉罗契的对手，这些决不是科学家能够料到的自树科学权威的做
法，即使在非常激烈的公开争论中也从未见过。这样一些策略，使人记起加里·道
勒(Gary Downey)观察到的"美国文化中科学家在公众面前身份的系统不明确"。
作为抽象物的科学机构是强有力的权威，但是在一个公开争论的问题上持独特
立场的科学家个人，要想建立起他们个人自己的信誉，那是极其艰难的。他们
通常的做法，是把科学的组织机构所具有的精神权威用来为自己撑腰，同时又
竭力否定对手有这样的资格。结果，每一派都总是要一再说明自己在科学上具
有权威性。同样，迈克尔·穆尔凯(Michael Mulkay)也认为，因为科学资料是向
各种各样的解释公开了的，所以作为有专长的见证人的科学家就不必参与到那
些争端中去。
总之，什么都可以是权威，但对科学的理解却很少相同，因此在每一次新
的争论开始时，各派都是从零开始重建自己的信誉。任何人都有机会去说服公
众，科学特别青睐他的精神理论或者政治模型。在我看来，在80年代中期，由
于政府无力阻止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蔓延，公众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
争论，都是这种情况。不过，拉罗契及其同伙发动那场运动的方式是那样地不
合常规，它暂时地改变了本已十分脆弱的科学权威的格局。首先，"动议64"运
动扩大了辩论的范围，拉罗契的追随者们才得以提出他们的主张，同时诋毁政
府官僚们的意见。其次，那场运动损毁了对立面的信誉。拉罗契的反对者们尽
管有各种学位和头衔，尽管在科学机构中担任不同职位，在教育加利福尼亚公
众相信关于艾滋病及其病毒的正统范型方面原已经十分艰难了，再让他们不得
不面对人身攻击、无耻的诽谤和"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歪曲他们的谈话，那
么这项工作就更加难以进行了。"动议64"运动出现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
但也反映出另外一些更深刻的问题。科学被看作是超越文化和历史的，因此它
应该有能力解决有关自然现实的争端。但是，科学与社会的其他部分存在着联
系，这是割不断的。在"动议64"运动的场合，这种联系体现为利用科学的常用
符号以及其他策略，包括伴随那种科学亚文化而生的某些诡计。这一现实情况
告诉我们，绝没有始终如一的文化法则可以把在科学争端中起作用的策略加以
限制，让科学家感到满意。
最后，这些文化条件也不是静止不变的。科学权威既然那么容易采取花样
如此众多的战略和策略来自封甚至制造，那么，对于科学就不会有能够稳定下
来乃至加以确定的共识。相反，只要我们的民主程序让那些来势汹汹向机构科
学权威进行的反正统挑衅一次又一次尝到甜头，那么，这样的文化困惑还会变
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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