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科学插曲
第五章 勾魂术
如果说科学有屈从于文化意义的时候，那么，关于加氟化物的争论就是这
一类现象的老祖宗。那场加氟之争，其实是对科学和价值的理解和误解产生的
问题，是由于主张在公共饮水中添加氟化物的那些公共卫生官员们在政治上的
幼稚而引发的。那些官员非常简单地告诉公众：加氟化物对你们有好处，因为
流行病学、牙科学和生物化学这样说。他们以为，只需要那么简单地说一下，
然后实行就是了。然而这种做法，至少是对市民的不尊重，因为他们对于加氟
的科学依据知之甚少，甚至毫无所知。最糟糕的是，那种做法直接引起了一场
恐慌，因为那意味着，那些不露面的官僚竟强要我们吃下那不知是什么的化学
药物。结果是一片反对之声。反对者断言，说加氟是一些不知名的官僚搞的一
个阴谋，要偷去你们的灵魂。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任何反对行动，包括反对
那项计划的科学前提，便是一种高尚的英雄行为。至少在那场加氟争论的头15
年，即从1950年到1966年，反对意见占据上风。关于这个问题的952次公民
投票中，反对派获胜占59.4%。为了说明科学和意义搀和在一起的这场争执，
我要简短介绍一下加氟风波的历史。然后，我再指出，在50年代美国人的生活
中，是文化上的什么东西鼓动起了那种反对加氟的情绪。接着，我要分析，科
学的某些符号是怎样用来为反对派的争辩服务的，哪怕赞成加氟的人相信科学
只站在他们一边也无济于事。
加氟问题简史
在1901年，科罗拉多州的一位牙科医生弗雷德里克·麦凯(Frederick McKay)
注意到，他的许多病人的牙齿上长有色斑，影响美观。好牙齿本应全都是又白
又亮。后来发现，牙齿长色斑与地区有关。比如俗称的"得克萨斯齿"和"科罗拉
多黑齿"，指的就是牙齿已经明显变色的较为严重的情况。到1916年，麦凯终
于找到色斑的原因是氟化物，它们天然存在于某些地区的饮水中。饮水中氟化
物含量越高，色斑就越严重。因此，严重的色班就叫做氟斑。麦凯和其他人还
注意到，有不太严重色斑的人反而多半有一口好牙齿，也就是说牙齿孔洞较少，
而且比较坚硬。1931年，流行病学家则证实，这种情况也是由天然存在的氟化
物引起的。关键的研究成果，是在伊科诺伊州迈隆克(Minonk)地区通过普查获
得的，该地区饮水中天然氟化物的含量达到百万分之25(ppm)。在迈隆克长
大的儿童，他们患龋齿的情况要比原来住在别处待牙齿完全长成后才搬到那里
去的儿童，轻微得多。美国公共卫生署(USPHS)后来对五个州的13岁儿童进行
普遍调查，最后得出结论：较多的氟化物可以防止龋齿。这个结论在其他12个
国家得到证实。
那么，倘若在人群的饮水中人工添加氟化物达到10ppm，那也许就会明
显改善儿童牙齿的健康状况而又不至产生色斑或其他副作用。(产生轻微色斑的
含量大约是25ppm。)1945年，美国公共卫生署开始在四个地区进行对照研
究，来检验这个假说。研究分别在纽约、密歇根、伊利诺伊和安大略进行。试
验人群中每人都摄入添加的氟化物，而作为对比的另一个对照人群，无论是天
然的还是添加的，则完全不摄入。这样的研究原定持续10年。但是，当美国公
共生卫署发现在5年中试验人群中儿童患龋齿的数量已减少50%以上时，它得
出结论，人工添加氟化物是非常成功的。1950年，公共卫生署便建议在缺乏天
然氟化物的地区，人们应该在他们的公共饮水中人工添加氟化物，使之含量达
到10ppm。认可这项政策并为之担保的组织有美国牙科协会、美国医学会、
美国公共卫生牙医协会和国家研究委员会。
通过服用药片和吃进食物添加剂也能摄入氟化物，但是这些方法都不可靠，
因为是否按时按量，是否方便以及价格和其他一些人为因素都有可能影响效果。
然而，把氟化物添加在人们的饮用水中，既简便，花费又最少，而且不管个人
的习惯如何，人人都能随着饮水而摄入。成千上万的社区采纳了公共卫生署的
建议，在他们的饮水中添加了氟化物，但是在许多场合，总有人激烈反对这项
措施。地方公共卫生部门通常是根据美国公共卫生署的通知，附上其他权威部
门的意见，径直向镇议会或者市议会建议添加氟化物。在作决定时，几乎或者
完全没有听取公众的意见。于是，差不多政策刚一实施，也就是说，当公共饮
水中开始加氟化物时，就会出现一场由愤怒的人群发起的反氟化物运动。反对
氟化物的人最常用的战略，是要求就此事举行公民投票。在1950到1966年期
间，一共进行过952次公民投票，其中有566次是反对意见获胜。
公民投票的好处之一，是能够对公众的情绪作出量化分析，也就是说，可
以把投票结果与其他数据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对于这样一项涉及个人利害的政
策，赞成加氟化物的投票人，大多是有不满12岁孩子的年轻父母，他们是氟化
物的最大受益者；投反对票的，大多是老年人，要么没有孩子，要么孩子已经
长大，他们受益最小。按照社会经济学的说法，赞成的人比起反对的人来，通
常所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也较多。前者往往是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后者多
半是工人和职位较低的人。最后，赞成者抱有一种信念，认为他们可以影响政
治事务；而反对氟化物的投票者，则多半自感在这方面无能为力。这最后一点
最为重要，至于理由，我们在后面谈到加氟化物公民投票的文化氛围时再来说
明。公民投票的结果使研究这场氟化物风波的社会科学家大感恼火。例如，伯
纳德·莫斯勒(Bernard Mausner)和朱迪思·莫斯勒(Judith Mausner)给那些反对加
氟化物的观点戴上一项帽子，称那是"反科学的态度"。根据当面交谈听取意见、
统计数据和其他一些信息，有一组研究人员把公民投票的那种结果用一个包含
有三个问题的模型来加以说明。它们是：(1)有效性(加氟化物真的像鼓吹者说的
那样管用吗?)；(2)安全性(有没有副作用?危险吗?)；(3)个人权利(加氟化物难道
不是政府在侵犯个人的私生活吗?)。
第一个问题最好解决。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流行病学研究早已让人确信无
疑，反对加氟化物的人是难以从正面加以挑剔的。事实上，反对者已经默认氟
化物是有效果的，他们只是说，牙齿健康并没有重要到需要采取如此广泛的措
施，龋齿又不是什么传染病，更不会死人。第二个问题稍微复杂些。反对者说
氟化物有毒，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如头痛、疲乏、头晕和关节痛。他们强调
有关的报道，还有加氟水养的金鱼死亡，等等。此外，反对者还提醒公众，氟
化钠就是一种灭鼠毒药，而且氟是神经毒气的一种成分。赞成加氟的人则解释
说，加入饮水中的两种氟化物(氟化钙和氟化钠铝)是与那两种毒物根本不同的。
赞成加氟的人承认，几乎任何一种物质，如果摄入过量，都是有害的。但是，
像氟化物这样的物质，当剂量很小时，则是绝对安全的。赞成加氟的人用比喻
来说明含量为10ppm的氟化物毒性是如何小：只有一次喝进50澡盆的加氟
水，摄入的氟化物数量才有可能导致中毒。由此可见，达到这样的中毒剂量是
根本不可能的。喝进那样多的水，不待氟化物造成危害，早就把胃和肾毁掉了。
更何况，海产食品中就含有50至150ppm的氟化物，茶叶中的含量是750至
1000ppm。事实上，这种物质"遍存于"人们食用的一切食物中，不论
是植物食品还是动物食品。尽管如此，公共卫生的那些权威也无法作出百分之
一百的保证，说是没有一个人会有不良反应。三个问题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才真
正不好对付。公共卫生的官员们认为他们有责任维护儿童的牙齿健康，何况饮
水加氟效果好，又安全，而且花费小。另一方的强烈反应则是：向一个人的饮
用水中加氟化物，等于是无人性的官僚在侵犯我们个人生活中最隐私的部分--
我们的身体。他们"不加区分地把化学药品强灌进我们的喉咙，而不管你需不需
要找牙科医生"。
关于这个问题，阿诺德·格林(Arnold Green)在他的论文《反加氟领导人的
思想体系》中有最详尽的分析。在该文中，他认为，这种思想体系集中了各种
各样的异化、社会恐惧和杂七杂八的忧虑。"这场反氟化物争论，"他写道，其
实是"一个替代问题"，它真正反映的是背后的其他问题。例如：现代世界要"抹
煞人的个性，把它们融合成毫无个性可言的均质一团"。
许许多多反映了现实情况的报告都认可了这个三问题模型。从总体上说，
这些报告或多或少其实都承认了添加氟化物是有效果的(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也是安全的(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真正难办的，是要解释为什
么还有那样多的人不接受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已为科学证明了的事情。这些报告
对此所作的解释，就涉及到第三个问题：如果一个公民担心会失去人性，那么
他或她就不可能冷静地思考头两个问题的科学根据。看来，现实存在着的担心
被无人性的力量夺走自己个性的这种麻烦，并不能合乎情理地与纯科学的问题
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三问题模型把第三个问题当成一个文化意义的问题提
出来，它粗暴而又荒谬地闯进了关于加氟问题的科学讨论之中。正如两位莫斯
勒所指出的，投票人很容易赞同加氟政策剥夺了我们自由的那种争辩理由，因
为它有一些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作为基础。结果，在50年代，反对加氟的意见一
直不间断地被登载在各日报头条的位置。反对加氟的情绪甚至在一个叫做全国
卫生联合会的组织机构内部也蔓延开来。这个机构和其他一些类似的部门后来
还出面指责，说是氟化物会导致癌症、唐氏综合症、心血管疾病，甚至艾滋病。
作为回应，消费者联合会在1978年发表了一份进行反驳和揭露的包括两部分的
文件，对全国卫生联合会进行抨击。文件揭露后者与诸如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一类极端右翼分子相勾结，指控它采用"六种手法误导公众"，系统
地歪曲了科学证据。
然而，消费者联合会的这种批判并未使反对氟化物的意见销声匿迹。1988
年，又发表了三篇学术论文，组成一个三重唱，再次顽强地向加氟政策提出挑
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贝蒂·希尔曼(Bette Hileman)的评论文章《化学和工程的
最新消息》(Chemical and EngineeringNews)，文内集中了大量对氟化物有
可能产生有害后果的恐惧、估计和警告。例如，既补充了大量新数据重新提起
氟化物导致牙齿氟斑，也说到了癌症的危险，所以那篇文章读起来真像是那么
一回事。当希尔曼指责主张加氟化物的人一贯压制证明氟化物有毒的消息报道
时，似乎情况真的十分不妙。读到最后，读者可能马上会同意希尔曼的呼吁，
即对氟化物可能是致癌物等一类问题应该再进行研究。希尔曼的文章充满急切
和愤怒的感情，但是关于加氟化物问题，却漏掉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希尔
曼怀疑加氟措施，大肆抨击，而且还提出许许多多真是不大容易想得出来的假
说。但是，她并没有指责加氟肯定有害，甚至没有说它可能有害。她的文章只
是反反复复说一直存在着异议，那些异议并未成为定论，应该再做一些研究工
作与那些异议沟通。这样，她虽然提出来许许多多严重的问题，但并未解决。
该作者在一个现实问题上持有坚定的立场，而在抨击支持加氟政策的对手时，
却显得那样没有把握，犹疑不定，底气不足。1988年三篇文章中的第二篇，提
出来一个具体问题，即一个关于氟化物的所谓"临界总量"的假说性概念。文章
认为，除加氟的饮水外，还有来自别处的氟化物，因而氟化物的总量便有可能
达到致毒的水平。文章的作者杰弗里·史密斯(Geoffrey Smith)坦然同意饮水中
的氟化物对于减少龋齿非常有效，但是他说工业废水和杀虫剂便会带入饮水大
量的的氟化物，此外还有牙膏、洗口药和食物添加剂，这一切加在一起，很可
能会大大增加摄入氟化物的剂量，从而超过产生毒性的限量。他举例说，生活
在饮水未加氟地区的人，有时也会显示出氟化物的效应(龋齿减少)，这多半就
是因为存在着其他许多氟化物来源的缘故。因此，史密斯问道："如果住在未加
氟地区的人都吸收了'足够的'氟化物，那么住在饮水加氟地区的人，难道不是会
吸收过量吗?"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篇文章选择了一种调和的立场，因为它接受了主张加
氟的人的重要前提：氟化物是有效果的。史密斯抨击加氟的主张也不是通过指
责那已经达到了致毒限量，而只是一再强调那也许已经造成危害，或者在不久
的将来也许会有危害。氟化物曾经是好东西，但是现在已经--或者有可能--好事
过头。史密斯反复地说，事情"还未完全搞清楚"，"没有把握确知"，因此"尚待
解决"；证据还"相互矛盾，没有最后定论"，"需要……作进一步研究"，"还会有
新的证据"。他的总策略与希尔曼是一样的。他不必坚持自己的看法肯定正确，
只是鼓动起一种怀疑情绪，用这种办法来干扰饮水加氟化物措施的实行。布赖
恩·马丁(BrianMartin)是1988年第三篇文章的作者，他认为加氟化物之争实际
上是一场争夺权力和控制权的斗争。马丁采取的策略与以往那些主张和反对加
氟的争辩全不相同，他撇开科学证据不谈，而认为加氟化物问题是一场为控制
某些手段(专业协会，科学期刊)以及那些手段所带来的权力为目的而发生的丑
恶争斗。按照他的这种观点，流行病学家、牙科医生和生物化学家出面为加氟
政策作证，同添加氟化物在科学上的价值实际上毫不相干。相反，"抬出科学家
的看法……(应看作)是在一场社会斗争中采取的计谋，以掩盖斗争的实质。"科
学判决同样也不是因为有专业协会为加氟措施进行了担保才作出的："那是因为
对同牙科和医学专业有关的政治手段进行了控制，因此，在这场加氟争端中便
出现了极大的倾斜。"马丁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开辟了一个煽起反氟情绪的全
新的智斗战场。他采取了一个相对说来比较新颖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即科学知
识的社会学。按照马丁的观点，科学思维被定义为通过社会谈判产生的一种承
担了价值的创造活动。这个定义自然包含了两个假定：首先，科学知识的经验
基础被过于看重了；其次，科学更多的是一种争权夺利的社会冲突，而不是一
种无私的对自然真理的探索。马丁在他于1989年发表的另一篇社会学论文中，
对此有更详尽的论述。1991年他又出版了一本专门讨论加氟化物问题的书，在
那本书中，他把这同样的观点表述得更加直截了当。他在书中断言："权力渗透
到科学实践的一切方面，甚至渗入科学家决定什么是正确科学知识的日常活动，
"因此，"要在加氟争端中区分开科学问题和权力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
乍看起来，马丁的观点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同义反复的矛盾：一方控制争端
的理由是因为那是一场关于控制的争端。读者或许以为，这个矛盾会同等地诘
难争论的双方，但事实并非如此。马丁虽然偶尔也批评一下反对加氟的人，但
是他指出，像他那样持相对主义态度的人也会要更多地指责主张加氟的人。毕
竟，主张添加氟化物的人相信，他们的强硬之处在于有加氟有效和安全的经验
证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从社会学角度对来于经验的科学知识提出怀疑
便无异于釜底抽薪，更换了话题：在一场为争得权力和控制权的政治斗争中，
争论双方在道义上是平等的。
所以，马丁在他1988年和1989年的两篇文章以及在他1991年的书中都指
责说，为加氟化物政策出面担保的那些人没有认真查一下那究竟是科学问题还
是伦理问题。马丁暗示，他们以机构名义出具的担保其实是很可怀疑的。在两
篇文章和那本书中，马丁也以极富同情的语气抱怨过反对加氟的人，但是，他
冷嘲热讽，挖苦起主张加氟的人来却毫不留情。马丁否定了科学在一场科学争
端中的位置，他的这种做法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虽然还难以作出估计，但是他
的所作所为肯定损害了主张加氟措施的人的形象。还要提到最后一个问题：马
丁把他所说的争夺权力的斗争，只局限在如像美国牙科协会这一类组织机构的
内部。他宣称，在那些地方，因为有关机构已经为在饮水中加氟化物的政策作
出了担保，所以赞成加氟的力量赢得了那场斗争。但是，加氟问题毕竟是要放
到成千上万个社区里进行讨论的事情，而且常常要举行公民投票，因此，即使
在专业协会内取得政治手段控制权的那些派别，在那些公民投票中，却是十次
有六次败北。这个结果表明，要么那些派别的权力还不是十分强大，要么马丁
把权力斗争的范围限制得太小了。
1989年，在环境保护署内部传阅着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氟化物有可能使
老鼠患上骨瘤。《科学》(Science)和《新闻周刊》(Newsweek)都详细
报道了那份备忘录的内容，而且还重新提到牙膏等其他氟化物来源都有可能使
饮水中氟化物超量的那种反对意见。针对公开的报道，环境保护署交给国家科
学院所属的国家研究委员会一份委托书，介绍了老鼠患骨瘤以及其他一些对氟
化物毒性的怀疑。研究委员会立即组成一个小组委员会，专门对氟化物可能有
的毒性进行研究。研究的副作用涉及氟斑、对肠胃的影响、致癌作用、遗传毒
性，等等。研究委员会后来提交的报告说，关于导致老鼠患上癌症的数据，
还不能证明什么，而且不能重复，即使在高剂量下也是如此。至于氟斑，报告
的结论是，当含量非常高(80ppm)时，是会出问题；但是在含量为40ppm
及其以下时，尚未发现病例。总之，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否定了关于毒性的
每一项指控，至少按照当时的知识水平，已提出的怀疑全部可以排除。
然而，对于文化问题，却不那么容易对付。科学院那些支持加氟政策的人，
特别是伯纳德·莫斯勒、朱迪思·莫斯勒、本杰明·保罗(Benjamin Paul)和哈维·萨
珀尔斯基(Harvey Sapolsky)，是把科学问题从文化意义中分离出去，然后来解释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响应反氟意见的原因。他们说，或者话中的意思如此，科学
已经证实加氟措施是有益的，而且没有严重的副作用。有那么多人相信饮水中
加氟是件非常坏的事情，是因为他们在感情上恐惧无人性的官僚主义，而正是
这种恐惧压倒了他们对科学权威的信任。
来自国家科学院的这两种说法，一起勾画出美国关于加氟问题现实的一部
分〗。但是，作为一种总体分析，它把科学问题和文化问题划分开来，有些过于
简单化了。例如，如果说赞成加氟的人是站在科学的立场，而反对加氟的人是
感情用事，那么，在一个崇尚科学，把它视为繁荣和幸福的源泉的文化中，后
者怎么反而会常常占据上风呢?对于这种现象的探讨，最好是摒弃上述科学对
感情的那种模型，干脆承认文化意义涵盖了科学问题。科学家的资格、组织机
构的担保、流行病学的研究，以及对他们所得结果的解释，全都要服从文化过
程，因而不可能有纯科学的客观意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探讨加氟争端就是
去了解把这种经验总括在内的那些文化意义，并查清是哪些文化过程使得科学
必须屈从于那些力量。
加氟争端中的文化意义
现实中人们对个人人格的关注，是一种普遍而长期存在的情感。不过，在
美国，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由于强大的官僚政治的出现，这种情感遭受
到了少有的蔑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需要强迫千百万美国人必须服
从一种标准化的非人性的军事文化，甚至通过基本训练有意识地摧毁他们各自
不同的个性(暂时的!)。战后，IBM和通用汽车等大公司招收了许多这样的人，
而且要求他们有大多数美国人都难以做到的绝对服从。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查
尔斯·E·威尔逊(Charles E.Wilson)，还以个人身份同时担任了防卫秘书。阿瑟·米
勒(Arthur Miller)的两部戏剧，《考验》(The Crucible)和《人民公敌》(An
Enemyof the People)，把绝对服从描写成必然导致暴民心理，喊出了对这种
状况的担忧，并盼望出现反对它的英雄。斯隆·威尔逊(Sloane Wilson)的小说《穿
灰色法兰绒服的男人》(The Man in the GrayFlannel Suit)，讲述了一个性情
温和的男人被一家大公司吞食的故事。戴维·里斯曼(DavidRiesman)的社会学教
程《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更提出一种关于个人与社会之间
冲突的理论，用来支持那些作品的主题。小W·H·怀特(W.H.White Jr.)所写
的《驯顺的人》(The Organization Man)，描写了公司是如何通过雇佣、督
促机制和对个性滥施测试等手段来强迫其成员循规蹈矩的。通常人们会以为公
司获得成功，靠的是奖励创造性、领导有力和智力开发，但是怀特说，它们只
不过是让雇员通过标准化测试，鼓励他们成为统计学意义上的标准人罢了。如
何解决既保持个性，又要满足公司要求你成为机械人的要求这个难题，怀特为
他的读者出主意，加写了一个附录，标题是："如何在个性测试中蒙混过关"。
每一项测试都依据了一套关于个性的统计标准，如果雇员能够猜出某项测试背
后的那套标准，那么他或她便可以假装像是符合那套标准而通过测试。
在一种消费者文化中，物质越是丰富，人们就越是担心自己会丧失个性。
美国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繁荣和更加舒适的国家，但是，它的
这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规模的成批生产。如果一个人用物质的占有
(房屋、汽车、电器、家具)来衡量幸福，那么，一个人取得的成功越大，他所
占有的其他许多人拥有的那些东西也就越多。莱维敦就是因为在纽约郊区成批
建设住宅才在短时间里形成一个城市的，那正说明了这样一点：繁荣是靠均质
化才成为可能。
在华特·迪斯尼节目(The Walt Disney Show)中上演的系列剧"戴维·克
罗克特"(Davey Crockett)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以其姓名为剧名的主人公是一
个粗犷个性的戏剧符号。没有任何强迫，那个戴着熊皮帽的家伙就会低头哈腰
地尽量让顾客满意，或者说屈从于统计标准。然而，当小孩子们效仿戴维，想
成为也有粗犷个性的人时，他们也戴着成批生产的熊皮帽，结果，那些想有粗
犷个性的小孩，全都看起来一个样。当我们在考虑个人主义对抗非人性力量所
产生的那些文化问题是如何严重时，我们也注意到曾经来自苏联的冷战威胁。
它不仅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至少也造成了同样的恐慌。假
定苏联征服了我们，不管用暴力还是用阴谋，那么，最坏的结果是我们全都变
得一样的死气沉沉，犹如一个模子铸出的僵尸。采用高明的心理学手法真的能
够偷走一个人的情感、德行和个性。我们来看赫尔伯特·菲尔伯里克(Herbert
Philbrick)的例子，他是《我过着三种生活》(I Led Three Lives)一书的作者。
他看起来就像正常人，但他真的是一名共产党间谍。当你接受了他是共产党间
谍时，你又听说他真的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情报员。他作为联邦调查局的情报
员十分成功，但他的确是一个正常人。从赫尔伯特·菲尔伯里克的故事能够得
出什么教训呢?苏联间谍正在盯着我们，穿着同我们一样，行动同我们一样。你
无法确信你熟悉的某个人不是一名苏联间谍，你甚至不知道你是否也在受到苏
联的操纵。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在临床治疗方面取得的进展让我们感到，人格是
极其脆弱的。战斗疲劳症、催眠状态、健忘症、人格分裂、多重人格错位，等
等，所有这些身体毛病都越来越多地需要求助医学诊治，于是，一个人的个人
问题，或者家庭隐私，便通过《除夕三面孔》(TheThree Face of Eve)一类
影片成为公开普遍的谈话资料。
同样，公众对弗洛依德学说的兴趣产生出不少过于简单的还原主义格言。
生活就是一系列身份危机。更进一层，什么事情都是性。我们每个人暗中都在
受到相互冲突的诸种力量的折磨。精神力学的前面是一个危险地带，我们每一
个人都要在那里受到一些超人力量的冲击。那些力量是潜意识的，因此，一个
人有可能正处在可怕的身份危机之中而不自知。惟一的希望，是去找一位专治
这种毛病的专家，即一位陌生人，与他进行交谈。在那样的环境下，有充分自
信，能够保持愉快心情而且可以很好地适应的男人或者女人，是极其罕见的。
即使有，按照通常见到的典型的心理病例，那也是处于一种让人痛心的迷惘状
态。
那个年代出品的电影，可以证实上述看法。在30年代的电影中，保罗·詹
森(Paul Jensen)指出，善恶分明，好人坏人一看便知，解决冲突的办法简单，大
多数人都是善良的。然而，战后的那些电影，却大量充斥着悲观厌世的情绪、
罪恶、绝望、操纵，以及害怕"被某种外来的渗透力量剥夺走个性、个人特点和
独立的恐惧"。"当自我犯罪、假定犯罪、不确定犯罪、协同犯罪和基于情况证
据的误导犯罪等等所有罪恶全都在银幕上展现出来时"，的确，我们的自信，甚
至我们的自我认识，全都破灭了。精神病医生看出我们的这些精神缺陷，但却
无法帮助我们，因为在那些电影中，精神病医生常常就是一些怪人。权力当局
本来应该保护我们不受邪恶势力的伤害，可是，电影中的官僚却常常为虎作伥。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没完没了的人格危机总是同一个人与无人性的大官僚不愉
快的接触经验联系在一起。后者所以引起前者，是因为官僚们总是在搞阴谋，
有意摧毁我们的个性。唐·西格尔(Don Siegel)在1956年推出的一部名为《偷
盗身体者的入侵》(TheInvasion of theBody Snatchers)的影片，恰当地反映
了公众的那种不安情绪。他在影片中设置了一系列严重威胁，让人们不知所措。
一个人无法相信朋友和邻居，甚至无法相信自己的亲人，因为周围的人都不是
你以为那样的人。一个人连自己也无法相信，因为人格是如此脆弱，他或她也
许会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结果，这种软弱受到一个罪恶阴谋的操纵。阴谋
经过伪装，以值得信任的某种权威的面目出现，但是却背叛了人们的信任。阴
谋的实施者，是一些不露面的、无人性的、不知姓名的人，然而，他们却可以
偷走一个人的灵魂。于是，躲避这种可怕危险的惟一办法便只有提高警惕，也
就是说，成天疑神疑鬼。
按照影片中描写的情节，西格尔影片的片名似乎不十分确切。那个阴谋偷
走一个人的身体，但会慷慨地还那人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躯壳。说得更确切些，
策划阴谋的人偷走了美国人的灵魂，即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美德，他们的个性，
而还给他们的是一个空壳--什么也没有。在饮水中添加氟化物的措施，正是
在这样一个最不适宜的时刻推了出来。回顾当时的社会背景，我们便不难明白，
那时为什么有那样多的美国人会把加氟措施视作勾走我们灵魂的一系列罪恶企
图中的又一个新花招。反对加氟政策的人常常会认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巨大
的阴谋集团，集团中有不露面的科学家、非人性的科学机构、美国铝业公司、
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公共卫生署。无怪乎，反对加氟的人常常是这样一些人，
他们"有一种无权的失落感，总要寻找机会攻击他们认为拥有权势的人"。约翰·基
尔希特(John Kirscht)进一步认为，在一系列问题面前，反对加氟的人通常都十
分悲观，甚至感到绝望。威廉·盖姆森(William Gamson)对这种看法也表示有保
留的赞同，他说，反对加氟的情绪同面对我们这个世界感到无能为力有关。只
有在这种情况下，添加氟化物才会被视作"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一种"抹煞个性
使之成为均质一团"的企图，一个"不许个人为自己负责"的"无耻典型"。于是，
反对加氟政策，便自然成为"一种精神反抗行为"。加氟争端后来发生了不少变
化，然而，上面说到的那种情绪却一直延续至今。1990年2月，具有保守倾向
的专栏作者詹姆斯·J·基尔帕特里克(James J.Kilpatrick)提醒他的读者，"更深层
次的问题(即比医学问题更深)现在是而且一直是个人自由的问题。不管把加氟
政策当作一个公共健康问题说了些什么，那种做法都是对隐私权的一种公然侵
犯，具体说来，即侵犯了每个人自己决定他是否要服用那种药品的权利。"他以
极富感情色彩的笔触写道："倘若必须在失去一颗臼齿和失去一种自由之间作出
选择，那么，宁愿失去臼齿。"这种个人自由意识是如此地强烈，以致于对第二
个问题亦即安全问题也产生了极大的猜忌。如果一个人持有某个无人性的大官
僚集团正在企图摧毁我们的个性的看法，那么，氟化物假定具有的毒性就不仅
仅是偶尔会有的副作用而已。事实上，那是一种凶残的武器，一种明知是毒药
并有意用它来毒害人的毒药。阿诺德·格林考察反对加氟的人的想法，清理出
他们的如下一条思路：(1)有毒药就有投毒人，也就是说，存在着具有某种罪恶
企图的罪魁祸首(指官僚们企图消灭我们的个性)；(2)坏人总要采取欺骗和伪装
的手法以达到他或她的罪恶目的；(3)下毒的结果是把受害者置于投毒者的控制
之下；(4)受害者无法查明毒药的来源(因为投毒者躲在不露面的无人性的官僚的
后面)。对氟化物是毒药的指控，一旦同个人自由与无人性的官僚对抗的问题联
系起来，马上就变得像是那么回事了。按照格林的解释，"对这种毒药象征说法
十分敏感而且容易产生同感的那些人觉得，在生活的其他一些重要领域，他们
作为一个人的自主权和人格完整性正在受到严重侵犯。当受到这突如其来的冲
击时，他们有一种隐约存在着某种阴谋的意识。"存在着这样的敏感心理，那
还意味着，氟化物是否有效的问题就再也不是可以通过实践来加以解决的问题，
因为它成了一个道义问题，而且分歧十分大，简直是南辕北辙。要么，反对加
氟化物的人神经过敏，因为他们无法应付20世纪生活的复杂多变；要么，赞成
加氟化物的人就是某种邪恶势力的代理人，不管他们自己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
点。
科学的文化动力学
科学会受到什么影响?对失去一个人个性的担心既然如此强烈，那么，那样
一种恐惧会使人们对支持添加氟化物的科学知识不管不顾吗?那种恐惧甚至能够
压过主张添加氟化物的那些科学权威吗?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恐惧和科学
知识并没有发生正面冲突，反对加氟化物的思潮通过两个文化过程磨掉了支持
加氟化物科学的棱角，使之变得中庸起来。这两个过程，我分别称之为"科学权
威的假均衡"和"科学不确定性的沉重份量"。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市掀起公
民投票运动期间，反对加氟一方最重要的领导人是一位科学地位不容置疑的专
业化学家。反对加氟的人不假思索地便相信了他的科学权威，然而，他们"几乎
全都不肯承认……科学机构是关于添加氟化物问题的最好的权威……从总体上
看，投票反对加氟的人似乎更多地是接受了反对加氟的少数离经叛道的科学家
和专业人士的影响，而不大重视参加在某些组织中主张加氟的医学界和科学界
群体的意见。"同样，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1953年举行的公民投票活动中，
最有影响的反对人士当中就有一位当地的内科医生，他不时向该市主管公共卫
生的官员发难，经常在群众集会上与那位官员进行辩论。
在全国一级，有约翰·利尔(John Lear)以"科学编辑"头衔在《星期六评论》
(SaturdayReview)上发表的两篇文章。那两篇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
为那份杂志品味不低，你很难怀疑它是右翼歇斯底里的讲坛。不过，利尔对加
氟政策的猛烈抨击，在仅发表两篇文章以后就收场了，仿佛他的两篇便抵得过
主张加氟的那许许多多的文章。1961年，《科学》杂志发表了罗伯特·罗达尔
(Robert Rodale)寄给编辑部的一封信，信中认为，在添加氟化物问题上，科学权
威已大致对等地分裂成两派：不错，站在主张加氟一方的有公共卫生署和美国
牙科协会，但是，这并非说明站在反对加氟一方的就没有能力非常强而且十分
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后者已经拿出了可以证明加氟措施具有潜在危害的证据。
因此，在关于加氟问题的公民投票中，投票人不过是在两个持相反观点的科学
流派之间作出选择而已。
在此期间，那些提倡在饮水中添加氟化物的人，尤其是牙科医生，在出面
为加氟措施公开进行担保方面，却又常常表现得劲头不足，这大概是他们低估
了反对派的力量的缘故。由于正面宣传的力度不够，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
似乎科学专家们真的分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即出现了科学权威的假均衡。因
此，马丁等人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虽然持异议的科学家人数不多，他们却乐
意出来公开讲话，……因而他们在政治上造成的影响要比他们处在隔离状态下
所能起的作用大得多。"这种现象，即很少一部分科学权威竟会比大多数科学权
威具有大得多的号召力，在公民投票的活动中是特别能起作用的。由于在饮水
中添加氟化物是要改变久存的现状，只要有一二位科学家说这种改变是不明智
的，那就足以促使大多数犹豫不决的投票人投票反对这种改变。此外，尽管流
行病学家、牙科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全都从专业角度对加氟的好处确信不疑，
一直在支持加氟政策，但是，有关的科学知识中哪怕只有一丁点不确定性，便
能抵销前者的影响，起到制衡作用。主张加氟的人不得不一再解释他们的提案，
就氟化物的有效性和毒性反复进行说明；因为，那些吹毛求疵的反对者根本就
没有打算以某种方式来解决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不解决那些问题，让加氟问
题本身悬而不决，正是反对者所希望的：既然有不确定性，就必须慎重行事；
不确定性拖延不决，就必须始终慎重--干脆，什么也别做!值得注意的是，加
氟反对派中那些最具影响力的作者，譬如利尔、希尔曼和史密斯，他们总是躲
躲闪闪不肯明确说氟化物具有毒性。如果他们说出来，本来是可以把他们的看
法当作认真的假说对待的。相反，他们攻击加氟化物政策，言词总是含糊不清。
他们说什么氟化物可能有毒性，它也许有害，它的作用有可能具有危险或者有
潜在的不利因素。利尔、希尔曼和史密斯绕来绕去，最后总是重弹老调：还需
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还应该再进行一些研究工作；可能有会新的证据出现。
于是，公共卫生当局不得不承认，他们不能担保，在任何地方都绝对不会
有任何人出现中毒反应。正如本杰明·保罗所指出的，要证明一个否定命题是
非常困难的："对骨骼或肾脏没有损害，因为至今没有检查出有那种损害。这样
的反驳并不能完全排除在将来仍有发现那种损害的可能性。"这种现象就是科学
不确定性的沉重份量，它其实是在把两类科学推理方法放在一起作对比。实验
科学或者说试管科学是要发现和证明因果关系。因为这一类方法可以人为安排
实验条件而且有关实验可以重复，所以它的结论常常是坚实可信的。然而，流
行病学本来就源自另一类科学推理方法，即统计学方法。在这一类方法中，充
其量只能出现高水平的概率。即使流行病学方法处理的是大数人群，要达到百
分之百肯定的绝对结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能的。人们要求肯定，但他们只
是得到了概率。对于那些正在为添加氟化物得不到绝对安全保证担心的男男女
女，当公共卫生当局老实地承认尚存在着少许不确定性时，那当然会被看成是
推卸责任。人们知道的那种不确定性纵然只来自极少的摄入剂量，然而，就是
那样一点剂量，已足以消除人们对支持添加氟化物的统计学结论的全部信任。
最后，我要提一下布赖恩·马丁对我所分析争执的另一方所作的阐述。我详细
介绍了反对加氟化物的人对待科学权威和科学知识的态度，而马丁则对支持加
氟化物的人如何对待反对方的论点进行了剖析。譬如说，他认为他们攻击对方
带有偏见，而且他们串通起来弄虚作假。我虽然不同意他的权力理论，然而却
欣赏他关于"争夺信誉的斗争"的论述。
科学和意义
倘若投票人能够把经验的东西与无形的东西截然分割开来思考，那或许是
件好事，但也不一定。也就是说，在遇到科学知识问题时，用科学标准来判断；
在遇到善与恶对抗的问题时，才用道德标准来判断。伯纳德·莫斯勒、朱迪思·莫
斯勒、本杰明·保罗和哈维·萨珀尔斯基就是这样希望的。他们在一一列举出
反对加氟的人在一场关于现实问题的激烈争议中所取得的那些成就以后，建造
了一个三问题模型来说明美国加氟争议的现实状况。那个模型包括三个部分，
两个部分属于科学问题，一个部分是现实问题，那已经意味着应当把科学问题
从现实问题分离出来加以考虑。他们的三问题模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氟化
物争论发生后不久，两位莫斯勒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
发表的那篇文章就提出了那三个问题。保罗的1961年的文章，在发表该模型的
同时，还介绍了《社会问题杂志》(Journal of Social Issues)为研究加氟问
题公民投票出版的一个专辑。萨珀尔斯基的文章刊登在《科学》上，就像是宣
告关于加氟问题的第一阶段的学术研究将要告一段落，该文读起来好似关于该
研究课题的权威性总结。
然而，要把与文化问题纠缠在一起的科学问题清理出来，毕竟不会如此轻
松。例如，有效性问题就是主张加氟者的难以攻破的诉由，因为它有坚实的经
验依据。然而，氟化物虽然能减少龋齿，但是科学业已证实龋齿既不会传染，
也不会致命，那不过是小事一桩；而且健康属于个人私事，那是早已为尊重个
人自由的美国信条所确认了的。于是，一条有力的科学解释就这样在更强有力
的一种文化辩解面前变得相形见绌了。再来看科学的安全性问题：氟化物有毒
吗?在国家研究委员会指定的那个小组委员会于最近提交出关于氟化物的报告之
前，早就有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大量科学资料。可是，正如阿诺德·格林所指出
的，由于有一种罪恶阴谋和精神反抗的意识在火上加油，为维护个人尊严而与
失去人性的官僚对抗的冲突是如此强烈，那种冲突已经同安全性的科学问题混
杂在一起，以致许多老百姓都推定氟化物是毒药。有这样的武断，当然是由于
现实中存在着一条推理思路--自由是宝贵的，官僚们是冷酷的，等等。然而这
样的文化论点并不孤立。相反，有两种现存的科学现象在为它加油鼓劲。第一
种现象是科学权威的假均衡。在反对加氟的人当中，少数具有科学身份的人会
比赞成加氟的他们的全部同行产生更大的影响。那些人即使是无名之辈，平庸
之才，没有声誉，甚至在科学界只是极少数，这都无妨。真正要紧的是，他们
利用自己的科学身份把这些文化上的争执带进了科学事务，他们在用科学的语
言声称氟化物是有毒性。第二种现象是科学不确定性的沉重份量。由于存在着
这种现象，让科学承认反对氟化物者的精神价值便更为容易。说"氟化物也许有
毒"，简单几个字，就远远抵得过说"据我们所知，氟化物没有毒性"，因为前者
毕竟能拿出几个人的科学证书、几个希腊或拉丁语专业术语以及几条科学引文，
看上去总算有一点根据。这时，美国公共卫生署和美国牙科协会一类科学权威
以机构名义发出的声音则常常显得软弱无力，无法让人们改变看法。就这样，
由于存在科学权威的假均衡和不确定性的沉重份量，科学同时也在为反对添加
氟化物的人服务。支持添加氟化物的人对此无疑会感到沮丧。在他们看来，前
者冒充了科学权威，后者歪曲了科学知识。如果他们起初曾以为科学具有某种
智力完整性，以为科学统一在一个知识和价值的结合体中，那么，他们现在便
该知道，原来科学是可以被割裂开来的，在一场科学争端中同时用于支持势不
两立的对抗的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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