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科学的人类学
第四章 科学符号与文化意义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后现代主义者，其中有作家、读者、评论家，还
有那些没有阅读过本书也能够说出书中某些内容的相当精明的人，大家对科学
的意义都多少有些看法。我们都感到，科学的内在价值和它的外在好处，已经
不像我们的老师和父母以前所想的那样一目了然。我们还都知道，科学知识并
不会自动地改善我们的生活，而且，科学方法是不应当在解决人道主义问题时
加以借用的错误模型。同时，我们也都明白，科学极有可能被歪曲，总会有一
些人借用科学的一鳞半爪来宣扬某种信仰，或者求助科学的绝对权威来支持别
的什么事物。
尽管如此，就算是我们许多人全都是透过后现代主义这同一块黑色玻璃去
看科学，我们观察的方式和观察的深度还是极不相同的。不幸的是，后现代主
义那过分修饰雕琢的论述有时却相当含糊，分不清在方式或者在深度上存在着
的那些差异，容易使读者在作者并无深意的地方胡乱猜测。经常会读到一些莫
名其妙的术语，例如"难题化"(problematize)、"解构"(deconstruct)、"黑格尔式的
论证"(hegemonic discourse)以及我自己喜欢用的一个怪词"以阴茎为中心的
"(phallocentric),它们有时不一定表示了什么，却能够引发出太多的联想。我们在
这里还能遇到太多的类似通行字和代码字那样的隐语，它们如同蹩脚的抒情诗
句"路易，路易"，让我们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却不必去问作者或者其他读者
究竟该怎样理解。
不过，当我在把自己对科学的历史观察开始转向一个人类学问题时，我要
先讲明我的倾向，以免有读者在一开始会误以为我的后现代主义倾向与他们的
相同。我的观点属于一个被称为"说明性人类学"的文化人类学学派。所以有这
样的称呼，是因为这个学派的主要工作，是根据人类文化中看到的符号背后所
隐藏的意义去说明那些符号，同时也用体现了某种意义的符号去说明指导着我
们生活的那些意义。
意义和符号
我们大家一起通过创造和分享道德、哲学、思想体系、信仰和价值来了解
我们生活的真谛。这意味着，人类文化具有存在于经验中的实质。"意义"就是
文化人类学家用来表达这种实质的术语。然而，这些意义是无形的。为了了解
它们、对它们施加影响和在人们中间交流它们，我们需要用到有形的和看得见
的符号。故事、仪式、形象、徽记、口号、美德和角色榜样等等，都是这样的
符号。
一种给定的文化就是由意义和符号组成的一个特定的矩阵，生活在这种文
化中的一群人依靠这个矩阵来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用克利福德·基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话来说，"符号是固着在可觉察形式上的经验的抽象物。"它们的功能，
詹姆斯·皮科克(James Peacock)写道，"是表达一种人群意识构型。"在理想情
况下，意义和符号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简单的、明确的和稳定的。然而，这种关
系通常并不确定。符号具有"多义性"：它们能够传达多种不同的意义，例如同
一幅图像对于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的意思。而且，意义和符号之间的关系还可能
随时间而变化，亦即某一符号今天代表的事物与它不久以前代表的事物有可能
不同。针对这种情况，文化人类学就是要努力去阐明意义和符号之间存在着的
那种不确定的关系，那是一种"标志和符号的自然史，一种意义载体的民族史学
"。为此，有下面这些问题需要回答：当存在着一组给定的意义时，人们使用了
哪些有形的符号去体现那些无形的意义?人们又是怎样做的?
或者说，从流传在一种给定文化中的那些符号，我们可以通过怎样的推想，
去揭示出推动着人们、受到人们关注、同时又让人们感觉到这个世界的真实性
的那些意义?符号怎么会传达多种不同的意义?以及，意义和符号之间的关
系怎样变化?文化人类学的这个学派的名称是"解释学"(hermeneutic)人类学。
我们中间有些人感到它书写和读念起来都不方便，干脆把它叫做"说明性"人类
学。关于这个理论有一个现成的例子：科学本身可以是多义性的吗?如果可以，
又是怎样变成多义性的?加里·L·道勒(Gary L.Downey)对于科学在美国核电力冲
突中表现出来的意义所作的剖析，同时回答了这两个问题。道勒分析说，在那
场核工业与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冲突中，前者的表现通常更多地体现了科学，因
此，反对核工业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常常全都被视为敌视科学的人。但是，道勒
说，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思想体系中也包括有科学。在一场具体的争论中，不同
的人对科学有了非常不同的理解，由此可见，他们掌握科学的动机也不相同。
这就表明，每个派别关于科学有着各自不同的意义。原子核工业理解核科学，
根据的是美国的有用知识哲学。后者把科学归结为技术，于是被宣扬成一种能
够为许多人造福的科学。在政治上保持自由的环境保护主义者，通常来自中上
层阶级，他们视科学为一种可信度极高的证据宝藏。他们可以利用科学来证明
核工业违反了民主文化的一份不成文契约，因为核工业妨碍了别人享用自然环
境的权利，而且在这样做时违背了民主决策程序。激进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同样
也承认科学是极有价值的证据，但是他们把技术看成一种邪恶力量，认为它会
制造严重的社会不公正。于是，科学作为"关于自然界权威知识的一种文化来源
"，对它就有了一种三重评价，而且这三种意义中的每一种，均是依先于存在的
外来政治意义而定的。这三种政治意义分别是繁荣、民主程序和社会公正。把
这三派人作比较，不能说其中哪一派对科学比其他两派更友好或者更敌视。每
一派都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结合了一定的科学权威。三种力量平衡的结果，没
有哪一派能够让公众信服科学证实了它那一派的立场，而另两派不可信。"关于
(核)风险始终未能得出明确的结论，"道勒写道，"因此战斗仍像它开始时那样进
行着。这是一种在冲突的思想体系之间的派别之争，所有各方都求助了科学这
个权威，但没有哪一方完全成功。"
西方文化
文化人类学的说明性学派，从传统上说，一直是以非西方文化为研究对象，
使我们对于那些文化中存在的实质有了许多了解。不过，这个学派最近已经转
向自身，它现在已经在研究产生自身的西方文化。终于，我们有了关于西方意
义及相应符号的人类学。这种关于我们自己的人类学，尚处在不成熟阶段，因
此，它面对西方文化的意义和符号系统，常常犹如在乱石滩上行进，备受颠簸。
须知，西方人类学家若不着手摆脱非西方世界中的那些说明性难题，那么，他
们就难以勾画出那些西方系统并突出其民族史学细节。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人
类学家新提出或者再次提出了什么西方思潮。我的意思是，人类学家和其他研
究者最近才发现，生活在西方文化中的各民族借以悟出生活真谛的那些意义和
符号系统，同其他文化的相应系统完全一样，也是非常奇特和成问题的。研究
西方文化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在西方文明内部传播的信息数量太大。在这里，
可以得到的信息有数据、文本、图像、模型、电子存贮器，等等，它们的数量
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文化中的都要大得多。事实上，在今天，它们其实是无
穷大。这样多的信息，没有哪个人、大学、政府或利益团体能够消化得了。生
活在西方文化中的人，正在被过多的知识塞得患消化不良。我们理解这全部信
息需要凭借的那些文化意义，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这一方面是因为那些意义
不可能随着信息快速变化而及时变化，另一面还因为它们无法把全部这些信息-
-即使大部分--精炼成可以理解的意义和符号系统。
法国社会学家吉恩·鲍德里拉德(Jean Baudrillard)对于这种情况作过非常中
肯的评论。他指出，在被电视和计算机塞满了的这种现代文化中，意义和符号
之间的关系，甚至有形真实事物与它们的表象之间的关系，已经遭受到严重破
坏。这些文化，他说，主要由图像的图像组成。如今，这些图像已经能够脱离
原以为它们所代表那些意义和真实事物而独立存在。鲍德里拉德在他的两本书
《模拟》(Simulations)和《有选择的描写》(Selected Writings)中描述
过一种"模拟物的进动"现象。那是事物发展的一条逻辑轨迹，沿着那条轨迹，
西方世界已经从其中的标志和符号固着在它们本应代表的意义和真实事物之上
的原来的一种文化，演变成其中的标志和符号具有了自己的独立生命的另一种
文化。这种表象逻辑在历史上有过大约三个鼎盛时期，曾经是西方思潮的主要
论点(包括解释学、现象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依德学说、化体论、
同在论以及数百种其他主义或学说)。它认为形式和内容或者说有形物和思想，
两者之间可以截然区分。它还认定，世界有一些比经验更为本质的存在，我们
可以用图像来指代它们，但是一个先验的事物与它的图像之间总不会匹配得十
分圆满。如果承认这些观点，那么，西方思潮的主要任务就是去估量一个图像
被用来指代它的先验事物时忠实或者不忠实到何种程度，并说明它为什么不忠
实，然后再向人们推荐一些有可能使这种联系更加忠实可靠因而也最少受到歪
曲的智力方法。
鲍德里拉德以上述这些假定为他的出发点，接着便把他的读者带领到20世
纪末西方文化的解释学地狱(hermeneutic Gehenna)去游览。表象逻辑假定一种图
像反映一种真实，紧跟着它便有一种疑虑：一个图像会歪曲一种真实；再接着
便是指责：一个图像会掩盖一种真实的不在。鲍德里拉德说，关于图像的真实，
西方思潮当前正处在一种模拟阶段：一种图像不一定与一种真实有什么形而上
学的联系。"模拟放出的鬼怪"最终"撤掉了所有的参照物"："真理，参考系和客
观原因，通统不复存在。"在别的地方，他把这种现象称为"意义爆聚"。"我们生
活在这样一个宇宙里，这里的信息越来越多，而意义却越来越少。"
"模拟物"是鲍德里拉德表示那些已经不再有意义或者真实作为参照的符号
所用的术语，而"超真实性"则是他对这些模拟物在20世纪末西方文化中的境况
所作的描述。图像固着在其他图像上，指的就是别的图像，它们不再需要对应
某些形而上学的事物。"一个意义系统和一个模拟系统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意
义和真实被超越了。这个结论是否过于冷酷和过于可怕而不一定真是如此?我们
可以返回第一章再看看那个穿白大褂的电视剧演员。他本人是医学权威在为他
推销的产品担保吗?不，当然不是，因为医学权威是一种无形的意义，而且无形
的意义需要有形的符号。那么，他是一位医生吗?也就是说，他是作为医学权威
的一个有形符号的真实的医生吗?不，他也不是，事实上，他明白无误地告诉我
们他不是医生。那么，他是冒充医生的演员吗?倘若如此，他就是一次脱离了真
正是一位医生的那个人，因而两次脱离了医学权威那无形意义的一个符号。不，
他也不是。他只是一位演员，而且他坦率地说过他只是一位演员。如果他不是
一种意义，不是有过一次脱离的符号，也不是有过两次脱离的符号，那么，他
究竟是什么?说来也真是过于残酷和过于可怕，简直难以置信，而且或许还会令
人十分尴尬，他就是鲍德里拉德理论中所说的模拟物。我们一打开电视机，它
就进入我们的房间，就在那里面对面欺骗我们，向我们的智力挑衅。他是医学
权威的一个图像，与医学权威的意义或者与一位内科医生的真实都没有任何关
系，只是十分荒谬地参照了它们。这种冒充之所以可能，按照鲍德里拉德理论
的超真实性，正是因为"一个意义系统和一个模拟系统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
位穿白大褂的演员可以模拟医学权威，而不必与医学权威的真实意义有什么相
符之处。这就正应了那简单的假定：一位扮演医生的演员要比一位医生更不可
信。
在西方文化中，我们是否可以分清哪些部分属于超真实的和哪些部分属于
传统意义上的表象的?在评论意义爆聚现象时，鲍德里拉德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
计算机模拟［"矩阵、存贮库(和)指令模型"］上，而不是电视。为了说明电视模
拟如何充塞着西方文化，我们转过来看杰丽·曼德(Jerry Mander)那本名叫《取
消电视的四点理由》(Four Arguments for the Elimination of Television)的书
中列举的第四点理由："电视技术预先就确定了它的内容的边界。"曼德论述道：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是真实的"，因为大多数观众都以为所有的
电视图像都一样地有根有据。沿袭经典表象所遵循的逻辑，电视观众通常会以
为每一幅电视图像都是一个真实事件的忠实复制品，因为电视表现非虚构事件
采用的视觉手法或多或少总与表现虚构事件采用的视觉手法有相同之处。制造
戏剧性、重新排演事件和泄露幕后丑闻，这些手法使得虚构、幻想和编造与非
虚构混淆不清。所有这些，别人在电视上看来都像是非虚构的。"真实和不真实
的问题，"曼德写道，"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既抽象，又不可理解。"观众在电视
上只能看到经过选择的图像，因而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常常就受到了严重歪
曲。有人非正式地调查过这种受到歪曲的情况。统计结果表明，无法从电视中
区分出真实，这种丧失辨别能力的情况与一个人观看电视的小时数有密切的相
关关系。
假定电视呈现的图像是经过选择的，它严重歪曲了人们的感性认识，那么，
这种歪曲是否有一种样式或者说一种结构?曼德的第四点理由的核心就是，电视
的结构性歪曲并非是拥有这种媒介的那些人有意识达到的目的，它是这种媒介
的非故意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技术特点所造成的。曼德说，同其他视觉媒介如
电影和照相比较起来，电视具有的信噪比是特别糟糕的。视觉图像的细节丢失
了，前景与背景混在一起不易分清。为了弥补这个缺点，电视制作人只选择那
些细节不多、背景不复杂而且构图形式简单的图像，圈内人称之为"好电视"。
包括或者说要求表现出细微差别、微妙情感和来龙去脉的图像，这种媒介的传
输效果不好。如果那样做，用这种传输视觉图像的电子技术的话来说，必定是"
坏电视"。摄取人的面部的特写，总是好电视。无论在肥皂剧、滑稽剧、体育报
道、谈话节目、新闻报道中还是在科学节目中，都是如此。于是，"仇恨、恐惧、
嫉妒、得意、沮丧和暴力"便成了"好电视"的主题，因为同其他内容相比，这一
类内容不要求多少细节，背景简单，形式也浅显易懂。不仅如此，由于不同电
视台或者说不同电视网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电视制作人便要搞出大量的视
觉噱头来吸引观众，防止他或她改换频道，更千万不要关掉电视机。种种技术
手法，如切换、摇镜头、迅速推拉镜头、淡入淡出和分割画面，在普通电视节
目里大约每六秒钟就要出现一次，而在播出商业广告时，则使用得还要频繁。
同样，这些特点也不是拥有这种媒介的那些人有意所为，而是电视技术的产物。
在一个竞争的电视市场上，这是组织视觉图像的惟一有效的方法。只有这样才
能吸引住观众，几乎能让他们处于催眠状态而忘掉一切。但是，曼德说，这些
视觉噱头是"技术取代了内容"，发狂似地急匆匆改换视觉图像使电视观众根本
无法长时间地跟随任何一条思路。由此可见，如果所有的电视都是真实的，如
果这种真实因受到技术上的限制是经过选择的，如果电视的选择结果是视觉图
像的过分简化加上图像的快速改换，那么，我们便会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好电
视呈现给我们的那种真实与剩下来只配做成坏电视的那种真实，即电视外面的
我们的生活，两者是不相同的。即使我们钟爱我们自己的坏电视式的生活，而
不喜欢好电视，曼德的观察分析毕竟还是向我们证实了这样一点：在电视领域，
鲍德里拉德关于存在着不依赖无形意义或者有形真实事物的独立图像的论点，
是成立的。电视图像是不指代其他真实事物的真实事物，它们尤其不依赖于人
类文化现存实质(人类学家所说的"意义")中那些细微差别、微妙情感、来龙去脉
以及其他部分。于是，我们在电视领域看到了最坏的鲍德里拉德所说的超真实
性。当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受到这种媒介的过分影响时，表象的经典
认识论(它使解释学值得信赖)便在这种关于模拟的反认识论(它使解释学不知所
措)面前变得黯然失色。
我们从格里茨和鲍德里拉德的论述，再加上曼德的观察中，可以得出以下
几点教训：
1.人类的文化是很成问题的，因为符号具有多义性，从同样的符号，不同
类型的人引出了不同的意义。
2.由于意义和符号的关系在变化，文化进一步变得复杂起来。
3.西方文化的表象逻辑，由于出现了模拟，陷入了超真实性的危机。符号
和图像常常只是指代其他图像和符号，在那种情况下，无形意义和有形真实已
无关紧要。
4.图像和符号脱离意义和真实事物，在电视的情形，在西方文化中受到电
视影响的那些部分，表现得尤为严重。
美国文化中的科学人类学
在美国，就科学事务进行决策的方式是所谓的"民主主义科学"。在这种决
策方式中，不同的派别都参与了决定的形成过程。决定的作出，可以是直接的，
比如说通过公民投票；也可以是间接的，比如说通过开诚布公的非正式协商，
或者通过多个级别的核查和平衡。不管哪种情况，非科学家都与科学家一样起
到重要作用。就像科学家中间有不同的价值观，非科学家可以说也是如此。如
果说这些不同派别的信仰、哲学、思想体系和价值就是意义，如果说人们需要
用符号去了解、交流和作用于他们各自的意义，那么，那些多义的符号便不可
避免地会使得民主主义科学变得复杂起来。在民主主义科学的任何一个事件中，
都能发现对于科学，对于科学在我们生活中的涵义，有许多种不同的理解。
那些不同的理解，就是说明性人类学研究的素材，因为它们就是意义和符
号之间的不确定的关系。它们之中有一些很好的例子，表明了科学的新教徒模
型已让位给科学研究精神，科学的精神自主权在一个精神犬儒主义和财政紧缩
的时代已告崩溃；也表明了，在核争议中的三个派别，每一个都可以有理由坚
持他们各自的科学观。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那些更为严重的例子中，科学的种种意义和真实正在逐
渐消失于鲍德里拉德的超真实性之中，它们已挥发殆尽，正被只是落脚在别的
图像上的图像取而代之。一位已经说明自己不是医生的演员就是用来取代医学
权威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模拟物；烟草业的院外集团可以就他们自己长期认可的
科学证据的标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他们的立场始终是要允许被动吸烟的
危害继续存在；一位动物学家靠着哗众取宠预言一场大地震，竟能让成千上万
人惊恐不安。这些，都是科学的意义和真实已经消失的实例。
关于图像的这一类鬼事，都是冒充干的好事：靠一些魔术和鬼把戏，拼凑
出某件事物的一个人造的外貌来。在职业魔术表演中，如果要变出一个魔鬼的
幻象来，那么所用的道具有烟雾、反射镜和机关门。在冒充科学的情形，所用
的道具则是科学证书、技术术语、科学证据的标准，等等。
最后，我们应该细想一下，曼德在分析电视的真实性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
认识论倾向的要点，并从它引出一个关于科学与电视关系的重要观点。他的要
点有如下几条：肤浅的东西比有深度的东西容易(表现)。这种媒介无法处理含
蓄、微妙之处和多义性。在电视上，希奇古怪的事总是比平常事更吸引人。死
比生更容易(传达)，(因为)它是具体的、集中的、精采的、已经解决了的，而且
掐头去尾以后仍有意义。倘若科学的内容是非常简化的、肤浅的、单调的、希
奇古怪的或者令人恐怖的，那么电视的这些特点就不值一提。但是，倘若科学
具有令人感兴趣的实质，那么我们从曼德列出的这些特点便可以引出结论：科
学只配制成坏电视。科学思维的智力深度和价值与电视传播如此内容的能力，
二者是一种反比关系。如果我们尊重科学，那么，我们就该跪下双膝祈祷：上
帝保佑我们，科学不要上电视。
现在，我们可以回来对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进行较为广泛的讨论了。我为
一种说明性人类学提出了几条需要遵循的原则。首先，非科学家理解科学的意
义同科学家理解的意义一样，也是中肯的。这条原则并非认为非科学家对科学
的理解一定是好的科学，对科学有益，也不认为那一定是有一种科学知识或者
科学推理作为依据。这条原则仅仅指出，领会科学是什么，是许多人都能够做
到的事情。在任何一场争论中，都应当欢迎不同的派别提出他们对科学意义的
哪怕是非常不同的看法。民主主义科学应该在政治上是宽松的，而在解释学上
是一视同仁的。有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必须注意到，在民主主义科学中，科学
的意义和符号可以既同科学知识的实质内容没有任何联系，也同科学推理的逻
辑结构毫无关系。当然，在民主主义科学中看到的这许许多多关于科学的意义
全都有它们不可否认的存在价值，但是，这并不要求它们的这种价值必须接合
在科学知识或科学推理上，或者说与后者有关。这样的价值也许还与那些标准
直接相抵触，但是，只有这样做，才不会把它们排斥在民主主义科学之外。为
了正视科学的实质与科学的民主主义意义之间存在着多么宽的鸿沟，我们可以
想一想美国的科学教育状况。我们大多数上中学的孩子在科学方面都未曾受过
教育，而且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随着他们在我们的中学里向上升级，越来越严
重。美国人口中，绝大多数的成年人都是科盲。如此糟糕的情况，竟一点也没
有削弱科学符号的威力和权威。《旧约全书》中的上帝仍然是我们为科学立下的
范型，因此，对恐惧、神秘和敬畏作出的圣经解释，就是科学在美国人生活中
所起作用的具体化。
接着，我们就有了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如果流行的科学符号是各种各样
论争和思想体系通过借用、偷窃、歪曲和操纵来为之服务的，那么，这些科学
符号体现了科学的什么非科学意义呢?人们为什么要冒充科学?假定这些科学符
号真的具有增强商品、政策和思想体系的力量，那么，被增强的意义如若不是
科学，又是什么呢?最后，我们则必须对美国人生活中科学的文化动态提出疑
问。如果流行的科学符号和它们所体现的意义并不一定具有科学智力内容的根
基，那么，那些符号是怎样与科学内容分离开来再与非科学意义结合在一起的
呢?科学声誉是怎样与科学分离，后来又让那些与科学毫无关系的意义所占有呢?
总之，科学是如何被冒充的?这样，关于科学、符号和意义，我们就面临着一
件环环相扣令人头痛的事情，不过，我们同时也有了一套理解这件头痛事(不是
治愈它，只是理解它)的说明性人类学方案。所幸的是，这种科学人类学有它自
己的大宪章，一部基本法，它规定了方针原则，能够指引我们制定出一个建设
性的研究方案。有趣的是，这部基本法的作者并不是人类学家，而是一位历史
学家查尔斯·E·罗森伯格(Charles E.Rosenberg)。在他1966年发表的那篇论文《美
国社会思潮中的科学》里，他承认，科学在这个社会中的作用包括有科学家的
专业价值和态度，但他接着就强调，那种作用绝不仅仅只是这些。罗森伯格说，
更为突出得多的，是把科学劫掠来制成图像和隐喻用以证明资产阶级道德的那
种社会风气。人们通过与电报公司作对比的方式来说明神经系统是什么，用热
力学第二定律来证明情感淡漠的合理性，用法医精神病学的辩解来同时支持自
由主义派和保守派的社会理论。在这一类场合，告诉我们的，其实是大量科学
之外的东西，如电报公司、情感淡漠、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
关于神经病学、热力学和精神病学等被提到的那些学科的科学内容，这样
的对比、证明和解释几乎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只不过是把它们的一套科学术
语劫夺过来为一些同那些领域毫不相干的目的服务而已。换成人类学家的说法，
这就是科学符号可用来表达非科学意义。正如罗森伯格所说："这里有一种逻辑
既武断随意，又权宜牵强，而那正是这些'科学'类比所看中的。不仅在这些类比
提到的科学内容中，而且在它们的社会效果中，我们都会看到这种逻辑。我们
不仅要看被盗用的(科学)思想是否具有内在的连贯性，而且也要看它们的外在
逻辑，即它们的社会目的。"
这样，我们也许就会有理由假定，科学容易被用来传达非科学意义的这个
特点，将会毁掉它的声誉。但是情况并非如此。这个特点一点也没有降低人们
对科学的崇敬："科学和美国社会思潮之间关系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人们在
情感上更加贴近科学，科学被当作一种能够说服和激励个人采取行动的绝对(权
威)的那种作用正在加强。"人们相信科学是客观的，无党派偏见的，即使在科
学知识和推理的内容与科学的这种力量并无特定关系的时候，它也能修补我们
哪怕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不会推翻我们的社会结构!)。
这里，把这种科学的人类学作一个小结：
1.科学是在确定存在方面具有一种绝对权威的广泛流传的思潮，尽管它的
这种力量似乎有些神秘(旧约全书式的科学)。
2.同时，这种权威形式是许许多多的派别都能够大致平等地加以利用的，
也就是说，确定科学及它的涵义这件事是向一切人敞开的(民主主义科学)。
3.例如，并不要求各种关于科学及其涵义的相互竞争的观点一定要符合科
学知识的标准，或者遵从科学推理方法。
4.结果，科学的绝对权威可以通过使用科学的流行符号而被人借用于担保
或者加强各种思想体系、商品和政策，而不论后者是否建立于科学之上。
5.为了搞清科学的符号是怎样与科学实质割裂开来，然后再贴加在其他意
义上，说明性人类学提供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根据的是基尔兹关于意义和符
号的论述，鲍德里拉德关于真实和模拟的分析，以及罗森伯格就科学和美国社
会思潮所作的评论。
现在我们来看看我的研究方法是否行得通。在紧接着的五章中，我介绍了
美国人生活中的五个科学插曲，它们每一个都涉及到科学符号和文化意义的一
个不同的问题。总合起来，它们表明了这样一个大问题：这些符号有如此旺盛
的生命力，它们几乎能够附着在任何一种意义上。
我要先在这里作一个申明。在这些案例中，我好像是在对好科学与坏科学
之间的争端进行判决，或者说，我是在把伪科学放在真科学面前加以揭露而竭
力诅咒它。其实，那并不是我要做的事情。当我揭示出某些科学符号已经贴附
在各种文化意义之上时，这其实便意味着它们本应该贴附在科学之上。科学符
号回归重新指代科学，这是必然的。但是，在这些插曲中，对意义和符号作出
解释要比空谈好科学与坏科学之间的争端重要的多。例如，第五章就不是对加
氟问题的科学内容进行教科书式的说明。那一章其实是在讲一个故事：惧怕人
的灵魂会被一些非人性的机构勾了去。当水中加氟化物的政策牵连到那种恐惧
时，这个故事也就变成了一个关于科学符号和文化意义的神话。请记住，这个
故事的真正价值在于值得对它作出解释，而不是空谈理论。在第三部分的其他
四章中，我也是这样做的。每一章都是在问同样两个问题：哪些意义被加进了
这种关于科学的思潮中?科学符号是怎样被贴附在那些意义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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