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民主文化与科学的精神自主
在大众化的早期，即在19世纪末和进入20世纪以后的大约头50年，大众
化在文化上的失败还不十分明显。那时候，其实采取了两种办法来回避这种失
败。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和其他一些为美国联邦政府工作的科学家，他
们按照新的科学研究精神从事研究工作，却十分注意借助有用知识哲学向公众
说明他们工作的重要性。他们兢兢业业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理论研究，同时，
也向公众许诺会有看得见的切实成果。他们解释说，这种按新精神从事的科学
工作确实是非常好的科学，不过，要按照选民、纳税人和获选的官员的接受能
力完全解释清楚这种科学的合理性，那是不可能的。
科学家们采取的这种态度，当他们能够拿出大量显而易见的过硬成果时，
看来效果不错。然而，如果拿出的成果比较抽象，例如关于相对论、测不准原
理和哈勃常数，例如地质学中关于很早以前地球上的生命曾有过多次重建的假
说，这种态度就不灵了。倘若科学家直言相告他的工作是Scientia gratia scientiae
(为科学的科学)，那自然更是不行。在那种情况下，用有用知识哲学遮掩起
来的科学研究精神便要露馅 ，终于暴露出它无法汇入美国文化主流的那个矛
盾。
从理性上欢迎这种科学研究精神的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本身并不是科学
家，当时就对科学与美国文化的关系作过很多思索。他们断定，爱是盲目的。
他们只看这种科学精神让他们倾心的长处，他们喜欢那些长处，认为它们同时
发扬了关于科学和美国文化的两个非常令人鼓舞的理论。他们的这两个理论，
我称之为"精神自主理论"(认为科学的道德精神可以脱离更大文化的道德精神而
独立存在)和"增强理论"(认为科学和民主可以自动地相互加强)。两个理论全都
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种科学研究精神有可能与美国的民主文化根本不
相容。这两个理论低估了大众化在文化上的失败，因而反而违背初衷，使得科
学得以被冒充的那些社会条件更为肆虐。
科学精神自主权
有一种显然属于欧洲式的而非美国的逻辑，主张科学应该享有不受民主程
序挟制的特殊的豁免权，也就是"科学自治。向科学研究提供时间和金钱不应当
有附加条件，也不必向外行人说明研究的方向或者可能获得的结果"。那样一种
主张一直是大陆科学文化的基石之一，美国科学家自然羡慕不已。
早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最早的一批科学家就企图在大西洋的这一侧建
立起欧洲那样的科学模式，梦想着有朝一日科学甚至不会受到捐助人的左右能
够自己决定该做什么，而保持自主权。然而，直到20世纪40年代，由于两个
原因(一个来自理性方面，另一个来自政府的改革)，在这片新教徒模型的有用
知识哲学占上风的土地上，那种梦想才差一点有可能得以实现。
这头一个有利原因，是人们当时对法西斯主义公然宣称科学是思想意识形
态的侍女极度反感。所谓"人种优生工程"、"德国物理学"以及其他一些希奇古怪
的研究计划激怒了美国知识分子，让他们忍无可忍。"人种优生工程"是约瑟夫·门
格尔(Josef Mengele)及其同伙的一项研究计划，表面理由是要弄清楚纯血统的日
耳曼人不同于其他民族尤其是犹太人在解剖学上的绝对差异，把前者遴选出来。
"德国物理学"则不过是对"犹太物理学"--即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场粗暴的围
剿。美国的知识分子光凭直觉便知道纳粹科学的那些做法，无论在科学上还是
在精神道德上，都十分有害。但是，美国知识分子怎样才能驳倒纳粹分子宣称
科学证实了纳粹思想的谬论呢?一种做法，或许可以就一些经验细节问题展开
批判，具体指出某个假说不成立，或者揭露某项实验的虚假性。进行这样的批
判，不用说，必须具备相当的科学专业水准。但是，对纳粹科学持积极批判态
度的那些人，大多数是科学的知识分子朋友，他们缺乏向纳粹科学挑战的必要
学识和资历。美国的许多科学家是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对为科学的科学的解释，
极而言之，是要求科学家不过问政治。此外，也许还有一个麻烦，最近几十年，
德国的"人种优生论"在英国和美国的优生学家中还找到了不少同情者。在这种
情况下，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想要把德国的法西斯思想的影响从科学中清除干
净，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二种做法产生于一种政治道义感。因为纳粹
科学显然是纳粹政治思想的不加批判的延伸，所以，根本的问题应该是纳粹国
家所确定的科学与政府之间的那种广泛的关系。如果证明了民主的价值要比德
国法西斯主义的价值更能够帮助科学，亦即民主文化要比法西斯文化更能够促
进科学的发展，那么，纳粹分子关于"人种优生论"和"德国物理学"的种种论点便
会不攻自破。这种做法要奏效，就必须对科学价值和政治价值作出较为宽泛的
定义。
影响最大的一种从政治道义感出发的观点，是由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
(Robert Merton)提出来的。他在1938年和1942年先后发表两篇论述"科学与民
主社会结构"的文章，论述了一种分为四个部分的"科学的规范化结构"。默顿分
析说，科学结构的合理性取决于四项内在价值：普适性、知识所有权共有、无
偏见和系统的怀疑主义。这其中，尤以普适性与纳粹思想格格不入。按照默顿
的定义，普适性要求科学面向一切人，当然包括犹太人，而不应分人种、宗教
或者血统。而且，在默顿的论述中，他提出的其他三项价值也全都不利于法西
斯主义。他的无偏见要求，在科学与思想意识之间筑起了一堵隔离墙。知识所
有权共有，驳斥了国家对科学知识的垄断。系统的怀疑主义，则反对了德国法
西斯主义内部提倡的那种盲从。
默顿的四项价值规范化理论一提出，社会上就产生了一股要求遵守这些价
值标准的强大压力。作为默顿理论的成果，大多数科学家在他们的实际活动中
都信守了这些价值。这样一来，非科学家也就不难看出科学是一种有着重大内
在精神价值的人类活动，而且它的规范化结构是与一个极权主义政府绝对不相
容的。通过单独把科学的功绩开列出来加以褒扬，这个理论特别强调了科学活
动应该在精神上是自主的。默顿在论述科学是一种非常善良公正的活动的同时，
也把它说成是不同于其他精神系统的一种精神系统，因为再没有别人的精神系
统也同时具有这四种规范化价值。
那么，社会与科学的正常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呢?按照默顿的观点，社会的正
确方针应是支持科学家的工作却不干涉他们内部的关系。这是因为，科学界自
身由于它那独特的规范化结构而具有足够的精神权威，可以管理它自己的事务。
社会中的其他群体，也就是非科学家，全都不具备裁判科学事务的权威，因为
他们处在科学价值之外。更重要的是，默顿通过论证指出：一个民主社会才会
支持科学却不干涉它的工作；一个法西斯国家则必然会利用科学来扩张它的政
治思想意识。更进一步，这种观点还认为，任何政府，即使是民主政府，企图
让科学家对科学之外的价值承担说明的责任，那都是非民主的行为。
当然，我并没有把这种理论连同它的优缺点全都只归功于罗伯特·默顿一
人的意思，那种理论绝不会像智慧女神雅典娜那样突然一下就带着智慧从主神
宙斯的额头跳了出来。德国法西斯主义刚一冒头，在警觉的左翼人士中早就产
生了这样一些想法。不过，默顿用文字把那种情感表达出来，而且表达得比别
人更加透彻。他的精神自主理论，自那以后，便成为关于科学的社会学主流理
论。有一个例子是后来出版的一本书《科学家的社会角色》(The Scientist's Role
in Society)。约瑟夫·本戴维(Joseph Ben-David)在该书中对科学在欧洲文明
的兴起进行了历史的对比分析。本戴维认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有两个必要条件：
社会相信从事科学研究是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业，从而承认科学家在其中扮演的
是一种合法的角色；社会对科学的支持是非集中的，从而保证科学家拥有他或
她所需要的全部学术自由。以此为根据，本戴维对最大限度提高科学家声望却
不怎么要求他们直接解释自己工作意义的做法，备加称颂，而对反对这样做的
人，则尽情嘲弄。他的著作是对默顿论点的详细扩充，其中也包括了非科学家
只需要尊重科学，而不必理解它的那种观点。体现了这种自主理论而影响力还
要大得多的因素，是美国战后采取的科学政策。它是根据富兰克林·罗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和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两届总统的科学顾问范纳
瓦·布什(VannevarBush)提出的建议而制定的。在1945年的那份题为《科学，
无垠的边疆》(Science, the EndlessFrantier)的报告中，布什通过论证建议，
联邦政府应当承担起支持科学研究的主要责任。在当时，那个建议意味着要采
取一些极端措施来扩大政府对科学的支持，而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后来设立了
国家科学基金。布什还建议，政府干预越少越好，科学家应当享有最大的自由。
就像是对默顿的响应，布什写道：科学在一条广泛的战线上取得进步，有赖于
自由行动的精英们的自由活动，他们需要钻研自己所选定的课题，靠他们的好
奇心去探索未知的事物………对公立和私立的院校、大学以及研究所中基础研
究的支持，必须把制定工作方针，确定人员以及决定研究的方法和范围那样一
些内部事务留给那些机构自己去处理。这一点极其重要。
同政府的其他决策比较起来，布什提出的计划是没有先例的，计划中根本
不提接受款项的人应当向纳税人和选民作出说明的义务。杜鲁门总统曾经有过
担心：一个自主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人民的控制，这显然
是缺乏对民主程序的信任"。尽管如此，布什建议的方案还是被采纳了，而且在
那以后的约40年间，它一直是美国政府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所坚持的一贯作风。
在曼哈顿计划中，这种自主模式已经成形；在1946年的原子能法案中，它备受
珍视；在所谓"行政契约"(administrative contract)的安排中，它更是加以制度化
了。基础科学在那时备受优待，享有最大的自由和灵活性，排除了来自无事找
事的官僚、政治争斗以及其他外来的一切干扰。当时美国政府的科学政策真是
与罗伯特·默顿的理论丝丝入扣。
科学精神自主权的逊位
这种精神自主模型无法克服一个很可能会遇到的障碍，即一个民主社会有
可能也像对待其他问题那样同等地对待一个科学问题：要求它服从一个民主决
策的程序。就一个科学问题进行普遍投票，按照这种自主模型，那是非常荒谬
的。两位历史学家乔治·丹尼尔斯(George Daniels)和内森·伦哥尔德(Nathan
Reingold)曾经提醒过人们，这种自主模型从长期来看是不现实的，很可能会导
致麻烦。丹尼尔斯指出，那是"对规则的非民主例外"。他认为，只要科学通过
政府依靠来自民众的财政支持，那么，"它就必须寻找出一些与周围的社会保持
接触的手段"。伦哥尔德则警告说："希望和以为可以不受到历史兴衰的影响， 那
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不管欢迎不欢迎，一个民主社会有时总会对某些科学问题
主动产生兴趣，哪怕后果是一团糟。
丹尼尔斯和伦哥尔德的预言不幸言中，就在不久以前得到了应验。在20世
纪60和70年代，参议员威廉·普洛克斯默尔(William Proxmire)提出的所谓"金
羊毛奖"(Golden Fleece Award)"Fleece"一词原意为"羊毛"，亦转意为"诈骗"，此
处用其双关含义。此"奖项"的用意，请看紧接的下文。--译者注，一直是国会中
批评政府资助科学研究通常采用的一种手法。普洛克斯默尔的做法，是挑选出
某一个在小范围内颇得到重视的科学资助项目，然后设法证明它其实是夸夸其
谈，或者不过是对明白无误的现象进行的无谓调查，以此来讥讽该项科学资助。
这种做法，其实是常识哲学的赤裸裸的表白：如果非科学家不赏识那项研究，
那么，那项研究就肯定没有价值，由此可见，有关的科学家必定在欺骗纳税人。
不过，今天回想起来，普洛克斯默尔的批评还要算是温和的，因为他只说了某
位科学家的研究是愚蠢的，还没有说他是在犯罪，而且，他也只是抓出个别资
助项目把它们曝光，倒没有笼统说整个科学都是一团糟。
可是，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有众议员约翰·丁格尔(John Dingell)
比普洛克斯默尔更加吹毛求疵，开始对科学家和研究部门进行一系列咄咄逼人
的调查，国会对科学的精神自主权的那点尊重，便荡然无存。例如有一场被闹
得沸沸扬扬的以特勒扎·依马尼西卡里(Tereza ImanishiKari)和戴维·鲍迪
莫尔(David Baltimore)为一方，而以马哥特·奥吐尔(Margot O'Toole)为另一方的
官司，起初不过是对于一项研究引入外来基因对抗体有何影响的实验的数据在
解释上双方发生了分歧，那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可是，在丁格尔发起的调
查的鼓动下，那场争执一再升级，最后竟导致一起对依马尼西卡里和鲍迪莫
尔二人的大肆宣扬的指控，称他们犯下了严重的对公众欺诈罪。在那场冲突结
束以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鲍迪莫尔曾公开受到彻底的羞辱。在国家卫生研究
所调查罗伯特·盖洛(Robert Gallo)，怀疑他并未发现艾滋病病毒的事件中，同
样也有理由相信，调查人员受到了来自丁格尔及其手下人的压力。他们就像在
鲍迪莫尔案件中一样，对付起盖洛来特别地苛刻严厉。当丁格尔怀疑国家卫生
研究所的所长伯纳迪思·希利(Bernadine Healy)在阻碍对盖洛的调查时，他竟然
算起无关的旧帐来，指责希利在以前的一项调查中也曾处理不当。不仅如此，
丁格尔对斯坦福大学管理费用支出的调查，还是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
决定辞去该校校长职务的主要原因。此事引起一片惊慌，许多学校害怕出现管
理费丑闻，突然间都决定重新核算它们的间接成本。公正地说，丁格尔并非单
独与科学家过不去。他对银行管理人员和保险业，对有线电视公司，对五角大
楼的采购人员，全都不留情面。尽管如此，对于科学的精神信誉来说，这后果
也是太可怕了。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科学家被当众羞辱，被公
开指控犯下了欺诈、贪污和损害公众利益等罪行，或者有接近犯罪边缘的其他
种种品行不端。大量这类事件的传播，结果产生了一种广泛的怀疑情绪，即认
为科学作为社会的一种组织结构，没有能力控制它的成员的越轨行为。丁格尔
的调查人员武断地认定，科学家通常都是一些"顽固不化的腐化的小人"，他们
撒谎成性，总是隐瞒证据。"这个(调查人员)小组表现出对于这个国家的科学事
业有很深的敌意。"正因为如此，丁格尔一伙人才认为，应该让戴维·鲍迪莫尔
公开受辱，让所有的科学家都得到教训。
众议员丁格尔的指控，有时有效，有时无效，但却击打在主张科学在精神
上是自主的理论的心脏上。"当科学家说政治家在科学事务中无事可干时，他们
就没有多少说服力了。"当科学研究中的不确定性、预感和推断被说成是犯罪行
为时，丁格尔一类的调查就有力量"制造一种气候，诅咒高水平的科学研究"，"
削弱科学的士气、吸引力和权威"。苏珊娜·加门特(Suzanne Garment)认为，我
们的政治文化有一种贪得无厌地追逐丑闻的习气。有组织的科学活动就好比一
片新发现的大陆，直到最近它才向外界的丑闻指控开放，于是，科学就向那些
好事的起诉人、虎视眈眈的调查人员和无事生非的检举人提供了许许多多新的
机会。对科学家的不信任，还来自政府之外。兰迪·席尔茨(Randy Shilts)所写
的艾滋病政治史，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敌意。在席尔茨的故事中，工作在各
疾病防治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处于第一线的流行病学家被描写成英雄，那些
医治艾滋病的临床医生也受到称赞。但是，在国家卫生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的
科学家，却好像对艾滋病漠不关心，自以为比关心该种疾病的人高人一等。席
尔茨写道，在1981年9月，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毫不关心(艾滋病)，因
为这个领域无名无利，拿不到基金"。这位作者把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研究风气描
写成如下模样："纯科学。那就是说，绝不让人来告诉他们该做些什么。那些科
学家工作全凭兴趣，只指望碰巧能作出有益于人类的发现。"席尔茨还一再暗示，
呆在国家卫生研究所那座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曾经以种种微不足道的借口拖延
研究工作，暗中破坏向艾滋病发起的战斗。接着，他用一种挖苦的口气写道：
他们还好意思为自己丧尽天良的做法辩护，把它说是"在科学上负责"和是"责任
重大的科学"。
对科学自主权的另一个打击，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来自令人痛心的经济上
的限制，这对于依靠联邦基金的科学为害最大。乔治·布什(George Bush)总统
的科学顾问D·阿伦·布罗姆莱(D.Allan Bromley)在他任期届满时发出警告：扩
大学术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许多研究计划需要砍掉。同样的情绪在国会也能
清楚地看到，那里没有几个议员会认为应该把科学自主权放在经济困难之前。
原来有一项超导超大碰撞机科学工程，预计肯定能获取一些抽象知识，但也不
太肯定地提到也许能得到一些有用的知识，结果也下马了。那当然是一个明显
的信号，表明为科学的科学，处境肯定会不妙了。
事后分析起来，我们可以看出，科学自主的理论，无论是罗伯特·默顿的
理论中所阐明的主张，还是执行美国政府政策时所贯彻的方针，在企图把科学
的价值与美国的民主文化结合起来方面，全都是不现实的。那种自主理论低估
了美国的民主文化，具体说来，低估了这样一种民主传统：从公众那里取得财
政支持，就必须承担起向公众进行说明的义务。应当承认，那种理论曾有效地
帮助过科学家好几十年，然而，那种情况今天正在消失。我们可以在那种精神
自主理论里面看到一个隐藏起来的重大谬误：只要公众信任科学，但是，公众
是否理解科学，对于科学家来说是无所谓的。如果真是这样，科学的精神自主
权就会促使产生一种旧约全书式的科学，亦即一种不理解的崇拜。如果公众是
否理解科学的智力实质真的变得不重要，那么，非科学家认识科学便只能靠那
些代表科学的神秘符号了。
科学加强民主
把科学与美国民主文化联系起来的第二个办法是出自这样一种理念，即科
学思维能够自动加强那种文化，仿佛科学就是民主的核心。这种理念在逻辑上
与那种精神自主理论相反，但是它同样也不利于公众理解新的科学研究精神，
因为它把那种精神用一些天真模糊的想法和不切实际的期盼包围起来了。科学
加强民主的这个理论，主要是基于这样一条思路：美国知识分子对于提高生活
质量一直抱有乐观主义态度，因此，他们把科学也包括在那种乐观主义精神之
中。20世纪初的那些社会和政治改革家相信，美国政府的工作是非常有效的。
享受着工业时代繁荣的那些中产阶级人士乐观地相信，更好的生活马上就要来
临。许多美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受到约翰·杜威(John Dewey)哲学较大影
响的知识分子，把改革与繁荣同科学联系起来，认为民主和繁荣的哲学核心就
是一整套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而科学思维则居于这些价值的中心。
科学被按照三种方式包括在乐观主义意识之中。一种是，把繁荣归功于科
学，这是有用知识哲学的又一次复活，即把科学等同于技术。另两种方式依靠
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科学模型，两者都认为来自科学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法可以
为成功和幸福指明方向。其中之一，是假定一个好政府必须以科学原理和方法，
尤其是实验方法为基础。另一种则出自一种更为笼统的看法，即相信科学思维
会提高生活的无形质量，譬如说，解放公民的思想。美国方式的政府，说得轻
一些，是一种实验型的政府，它喜欢不断地进行调整、变动和改革。例如，亚
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就喜欢使用"政府即实验"这个隐喻。唐·普赖斯
(Don Price)等学者把美国式的政府解释成是对科学实验方法的贯彻实行，他们
干脆说"美国民主是科学方法的政治翻版"。在这种观点的一种非常复杂的论
述中，耶隆·伊扎(Yaron Ezrahi)分析说，自由主义民主的那些看得见的符号的
文化价值，其基础是在18世纪初叶的英国由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和约
翰·洛克(John Locke)提出来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要提高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就必须让科学非神秘化，也就是说，公众要能直接观看实验和演示。公众可以
理解他们看到的事物，他们也会支持他们所理解的事情。伊扎接着又说：把这
样一种见解应用于自由主义民主政府，那么，政府树立形象就不能只靠那些统
治精英，也要依靠广大的民众。这在牛顿和洛克时代应当说是一种相当新颖的
看法。
普赖斯等人的这类理论，把实验型政府直接追溯到一种实验型科学，最后，
它必然要追溯到19世纪德国研究大学的那种方法论。在我看来，这种理论对科
学作用的评价太高，而对没有提到的美国历史的特点却估计不足。事实上，在
美国历史上，政府直接仿效科学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政府的工作方法有时候
同科学方法相似，并不是有意的，那只是一种巧合。从理论上说，政府若能直
接求助科学知识和借鉴科学方法那是最好不过，但是，政府的运作毕竟是动态
的，有它自己的规律，因此政府的效能其实是来自科学之外的其他因素。按照
这种比较笼统的理论，科学是通过为日常生活提供精神模式来加强民主。约翰·杜
威认为，使个人和群体从经验获得好处的途径，是掌握科学方法。如果不是这
样，杜威认为，那就会因循守旧，"向强大而顽固的过去的旧习投降"。"根本的
困难，"他写道，是"不情愿采取这样的科学态度。"杜威断定，进步需要科学思
维："从根本上说，在哲学上，科学是专司社会普遍进步的器官。"而且，"尽管
上个世纪社会变化非常之大，只要我们对科学的信任在社会工作方面体现得更
好，那么，那些变化同今后将会发生的变化相比就不算什么了。"以同样的精神，
卡尔·玻普尔(Karl Popper)鉴于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出现，把民主主义与极
权主义加以对照作出结论：前者有望使用借鉴科学的实验方法，而后者定要歪
曲科学。把科学与民主联系起来的一些理论，在谈到那种联系将会带来进步时，
常常并未指明是哪种形式的进步。如果说把进步简单理解成物质繁荣，那么，
经济出现"大萧条"便曾极大地动摇过那种增强理论。这是因为，在当时，科学
似乎还无力重建更早些时候的繁荣。可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情况大为好
转，民主和科学曾经携手解决了一直困扰着工业社会的那些典型的社会经济问
题。人们为此欢欣鼓舞，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干脆宣布："意识形态完蛋
了。"增强理论的可靠性但是，所有这些科学思维来自何处?这是那种增强
理论遇到的一个重大难题。如果来源没有指明，那么科学就是一个脱离现实的
Geist(游魂)，到处都有，却无来处。可是，倘若科学真的已注入美国的民主文
化，而且加强了它，那么，科学思维就必定存在于平民之中。在那种情况下，
这个民主社会中的成年人就肯定掌握有一些科学知识，而且会凭借这些知识而
形成按说能够加强民主的那些科学判断。进一步说，他们如果掌握了足够的科
学知识而有能力就政府和生活质量等问题科学地进行思考，那么他们多半也就
有能力把那些知识用来判断科学改革问题，虽然不一定是专家，却至少有资格
参予有关的民主决策过程。"虽然大概只有少数人能够提出科学政策，但是我们
全都有能力判断它。"这本来是佩里克尔斯(Pericles)的话，被卡尔·玻普尔引用
来说明科学在民主文化中的位置。
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增强理论便毫无现实基础。乔恩·米勒(Jon Miller)
在进行过一系列民意测验后指出，在关于核电力、苦杏仁素、DNA重组和饮水
中加氟那些问题的公民投票和争议中，"绝大多数的投票人都没有足够的知识作
出………判断"。米勒的调查数据还表明，在美国的成年人口中，掌握有初步科
学知识的人不到10%。这当然是"非常低"的比例，反映了"对科学问题的普遍无
知"。很多美国成年人"没有足够的知识理解有关科学研究的基本讨论"，也"无法
区分科学与伪科学"。
科学新闻报道往往会加剧这种无知。多萝西·内尔金(Dorothy Nelkin)发现，
科学新闻报道通常爱用浅薄的比喻来代替实质内容，采用戏剧性的夸张手法来
编造科学故事。虽然科学新闻报道极大地增加了非科学家能够接受到的科学信
息量，但是，内尔金指出，这绝没有增加科学理解的质。大多数新闻报道中，
渲染的是魔术、神秘、希望和恐惧。约翰·本哈姆的报告同样也指出，新闻报
道的历史，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在把公众对于科学的理解搞得平庸无聊和支离破
碎。阿伦·马宙尔(Allan Mazur)研究过好几件科学争端，得到的结论出人意料：
媒介关注得越多，民众对有关问题的科学或技术反而越抱敌意。这大概是因为
新闻媒介不自觉地点燃了对技术灾难的恐惧。上述这些发现当然不是无关紧要。
如果几乎没有人能够科学地进行思考，那么，科学思维恐怕就不能加强民主文
化。正如迈克尔·肖特兰(Michael Shortland)所指出的，"如果一般大众要在有关
科学的决策中取得发言权，那么，他们最好先对科学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
会有助于他们去决定自己的未来。"他的话说得不错，不过，考虑到科学普及的
现实情况，明智的科学政策恐怕还是无法依靠民主决策过程作出。
科学教育，它本来是科学普及的必要前提，传来的也是坏消息。曾经进行
过某种形式的统一测试，目的是把同年龄的美国孩子与外国孩子作一番比较，
结果有两个发现：(1)美国孩子在科学和数学方面的能力明显不如许多亚洲和欧
洲国家的孩子；(2)美国孩子这方面的能力，在他们整个求学期间，(相对于其他
国家的孩子)越来越差。根据1988年公布的一项研究，美国14岁的孩子，按照
科学成绩排名，在17个国家中排在第14位。1989年的一份报告则指出，在数
学方面，美国13岁的孩子，在20个国家中表现"最糟糕"。在有一次把中国和
美国的一年级学生进行比较时，前者求解数学题较快，而且用的方法也比较巧
妙。在把四个国家或地区拿来比较时，美国四个年级学生的数学得分比中国大
陆、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同年级孩子都要低。一般说来，在这些多国比较测试中，
美国孩子"明显低于平均水平"。当在同一时间对好几个年级进行测试时，美国
孩子在科学和数学方面的相对成绩，随着年级上升变得越来越差。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大多数美国人不打算进大学学习科学，也不打算做技
术工作。只有7%的美国17岁青年，"作好较充分的准备学习大学水平的科学课
程"。他们当中超过半数的人"科学知识甚少，以致无法保住需要技术技能的工
作……或者作为一名公民作出清醒的决定"。总之，我们"该重新检讨一下怎样
去体现和学习科学了"。与美国不同，在日本、德国、中国以及苏联，科学教育
都明显地比较成功。那些国家在制定计划和政策时，都对科学教育有所倾斜，
而且定有较高的标准。可是在美国，"绝无类似的保障"，事实上，美国在这一
领域的领导总是"各自为政"。关于美国学生对科学的兴趣，曾有过一些定期的
调查，也反映了美国科学教育的阴暗面。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罗
达·梅特劳克斯(Rhoda Metraux)在1957年曾提出过一份报告。报告表明，中学
生对科学一般说来尚持有肯定看法，但是，"当问及……是否打算选择科学作为
职业时……压倒多数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学生们的心目中，科学单调乏味，
科学家尽管神圣，但都是些木头人。女孩子们担心男科学家成不了好丈夫。4
年以后，戴维·比尔兹利(David Beardslee)和唐纳德·奥多德(Donald O'Dowd)在
大学生中也发现了大致一样的态度。大学生们认为科学家不合群，性格内向，
几乎没有朋友。在他们的想像中，科学家"家庭生活不幸福，妻子不漂亮"。在1975
年，迈克尔·夏利斯(Michael Shallis)和菲利普·希尔斯(Philip Hills)描述过
年轻人对科学家的较为多样化的看法，大致有友好、中性和敌视三种态度。但
是，即使是中性态度，也认为科学家不爱说话，与人疏远，不善于向公众解释
他们的工作。科学加强文化这种理论是很吸引人的。确实，民主是决策的一种
好方式，科学也真的是认识自然的一种好方式，两者都是从同一块布上裁下的
好货，那么，其中一种当然会加强另一种。如果公民对科学了解得足够多，能
够或多或少像科学家那样思维，那么，就不会有人用科学的符号来顶替其实质，
冒充科学而不被揭穿。
然而，支持这种理论的根据并不充足。在当前这个社会中，公众的科学知
识是那样地缺乏、肤浅和支离破碎，没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大多数美国
人在涉及政府和生活质量的问题时会科学地进行思考，更不用说能够以那种思
考来指导他们的行为了。科学扫盲、科学教育和科学新闻的状况如此糟糕，这
都表明科学思维在广大人口中缺乏民主基础。蒂莫西·弗里斯(Timothy Ferris)
问道："在这样一个美国社会里，五个中学毕业生中只有一个人选修过物理课，
四个人中只有一人听说过宇宙正在膨胀，竟有21%的人以为是'太阳围绕地球运
动'，还有近半数的公众相信'上帝在上溯不到一万年的某一时刻造出了本来比今
天要漂亮的人来'，那种断言科学已经渗透进我们社会的说法，难道真的站得住
脚吗?"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有见识的选民这一民主的必要条件已经
成熟。但是，如果科学权威被用来帮助解决问题，而选民的科学知识却又缺乏
到不足以理解那种权威，那么，那个基本前提肯定是不成立的。增强理论的核
心是认为可以把我们政府和我们生活质量的那些好的方面归功于民众像科学家
那样思考，那显然是不可信的。
民主主义科学
然而，关于科学，民众总会要思考，尽管他们不像科学家那样思考。假定
民众要参与关于科学的决策，这当然与精神自主理论相抵触；假定科学教育、
科学扫盲和科学新闻的现实状况就是如此，它们都在否定科学加强民主的理论，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来描述科学在美国民主文化中所处的位置呢?
爱德华·拉森(Edward Larson)描述过他所说的"大众科学"，对于科学的非科学
家的理解和科学家的理解在那里会合，因而那里是两者的共同领域。他所指的，
就是必然要受到公众舆论影响的公众所支持的科学教育以及其他一些有关的活
动。拉森强调指出，即使在科学教育领域，科学家的意见，影响也是有限的。
那是因为，施加影响的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观点，例如立法机关、法官和学校
董事会，他们在就科学和科学教育问题作出决定时，往往使用的是非科学的判
断标准。拉森在他的书中说，一件科学事务，倘若公众的意见不一致，那是无
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事实上，科学政策问题同科学教育问题一样，也属于
民主程序问题，因为非科学家肯定要过问这些问题。我把拉森的看法稍加扩展，
提出"民主主义科学"的概念。那是指包括了各种文化条件(包括非科学家的价
值、意义、符号、判断和意见)在内的一个铸模，在这个铸模里，科学的风格和
内容都是由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民主过程加以定型的，而这些过程有立法、诉讼、
协商和妥协等。主题内容是科学，但构架却是美国的民主文化。说得更明确一
些，民主主义科学已经考虑到如下这些情况：学校董事会关于科学教育内容的
决定；有关饮水加氟和其他科学政策的公民投票；一些敦促政府作出决定的运
动，例如要求尽快批准某一种药品［如二甲化砜(DMSO)、苦杏仁素(Laetrile)］
的使用，要求为某项研究和发展计划(如冷聚变)提供财政支持；在立法机关和
法院讨论垃圾处置、电磁场和其他现代技术时搜集和展示科学家的证言。
由此可见，如果通过这种民主主义科学的办事程序来作出关于科学的决定
和在这样一种民主文化中培养关于科学的正确思维方式，那么，让民众了解科
学，就不单单只是由科学家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和成年人而已。这时侯，各种观
点，新教徒模型、有用知识哲学和科学研究精神，都会参与进来，彼此竞争，
抢着得到公众的注意和信任。(有用知识哲学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通常会竞争
获胜。)抱有科学研究精神的科学家有权提倡他们的那种科学，但是他们的努力，
由于他们坚持的增强理论和自主精神理论受到怀疑，总是处处受阻。这样来讨
论民主主义科学又引出另外一些问题：存在的这些困难是美国民主文化独有的
吗?或者说，它们是所有民主文化都会遇到的共同困难吗?其他民主文化有什么
让科学适应人民生活的别的方法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在不同文化之间进
行比较的人类学问题。有一批政治科学家，他们不等人类学家去探讨，早就把
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而且找到了一些存在争议的答案。在丹麦，有一系列"协商
会议"，由人数不多的一批不是科学家的人聚在一起，一连好几个月仔细地研究
当前的某一个科学问题，然后提出一个详尽的方案。接着，政府的"技术委员会
"给该课题取一个名字，从全国挑选出一些代表人物组成一个小组，人数有时多，
有时少，但其中没有与该课题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专家。小组里的人只能从技术
委员会那里得到一份介绍背景的文件及其他一些有关材料，他们需要自己搜集
有关信息，其中也包括专家的证言。最后的成果，是形成一份反映非科学家关
于所研究问题的意见的报告。这样形成的意见，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只反映
非科学家关于当前某个科学问题经过协商后取得的一致立场。不过，对于制定
政策的人和那些与之有着利害关系的群体，那样的立场是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
荷兰在全国建立起一个包括有50个"科学信息站"的信息网络。通过设在全国各
地的那些信息站，大学里的科学家把他们的专业意见提供给一些非营利性的组
织。那些组织也带着污染或者工人安全一类他们关心的问题主动找到信息站请
求帮助。当那些信息站把关于某个问题的有用知识提供给他们时，有关的科学
家也就知道了公众需要什么和在关注什么，同时也使那些非营利组织相信科学
的确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瑞典创造了一种在工作场所推动技术改造的"斯堪的
纳维亚方法"。当提出一项技术改造任务时，由于与每个人都有关，所有的人，
包括工人在内，都积极参加到改造项目的整个过程中来，包括项目开始的设计
阶段。有些参加者会有较多的技术专长，但是，即使技术差一些的人，也不会
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相反，一项技术改造如果考虑到了技术水平不同的所有
人，效果会更好。实行斯堪的纳维亚方法的结果还表明，技术水平原来不太高
的人，在必要时都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的水平。
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借用一个例子，生动地表明了那种方法如何地
与众不同。例如，一家公司有一项业务需要使用功能更强的计算机软件，一种
用于绘图的软件。该公司可能会购买一种美国制造的软件包，因为它几乎能做
一切事情。但是，那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产品，使用那种软件，会使雇员的作
用相对说来变得不那么重要。比如说，人必须适应那种软件。然而，如果一开
始就让雇员也参加决策过程，整个业务工作便把雇员的技能也考虑在内了，那
么购买的软件就必须适合已有的人。结果，有关业务得到了计算机绘出的更好
的图表，而雇员们也提高了他们使用计算机软件的能力。那项技术改造满足了
所有人的需要，同时所有的人也都承担起让那项改造发挥更好作用的责任。温
纳说："普通人，不论他的地位和能力如何，都有机会参与这一类决策。"丹
麦的协商会议、荷兰的科学信息站和斯堪的纳维亚方法，促使其他工业民主社
会也实行有类似的制度。它们全都表明，采用民主的程序，科学可以在民主文
化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有用知识哲学的影响虽然显而易见，但是， 协商会议、
科学信息站和斯堪的纳维亚方法也非常巧妙地运用了来自科学研究精神的那些
知识。
在美国是否也可以使用这样一些方法?如果不能，那么我们的文化是否能够
找到别的民主方法去使科学适应人民的生活?兰登·温纳对此有长篇的论述。他
认为，我们不必待事情发生以后才对技术改造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作出反应，我
们应该先预见到可能产生的后果，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后果迫临之前就该项技
术改造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作出抉择。温纳认为美国人同斯堪的纳
维亚人很相似。我们在必要时可以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变得非常在行，但是我们
常常会在那之前便已经造成危机--有害的垃圾，严重的污染，或者对资源形成
威胁。"当他们的好生活面临威胁时，(美国)公民可以迅速地处理技术细节而成
为行家里手，而且在政治行动上也变得十分精明。"这种迅速学会专门知识的
事实是否能够成为增强理论成立的现实证据?确实，它是实现那种理论的潜在基
础。但是，这种看法有一两处漏洞。按照增强理论要求大多数公民在正常情况
下成为科学上的内行是一回事，而只有他们的少数邻居在威胁突然来临时才会
去急忙了解某个具体的科学问题则是另一回事。此外，在美国社会中，解决冲
突的办法首先是诉讼。就科学和技术以及其他事情公开作出决定，对那作出决
定采用的程序本身就常常会有激烈的争论和反对意见。诉讼也尊重专家的科学
知识，因此却忽视了其生活直接受到科学和技术影响的其他人正在遭受到的痛
苦。虽然诉讼过程中常常会有妥协，但那远不如协商。结果，对于由公众就科
学和技术问题作出决定，自然有越来越多的公民不感兴趣。毕竟，我们只是在"
应付"那些事情，而并不是以对或错作判断来解决那些问题。这就是民主主义科
学。
采用怎样的办法和在什么时候，科学才能被美国人理解从而成为我们生活
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点缀呢?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种科学的人类
学，从美国人生活中科学的历史问题转到一个人类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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