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美国人的自然观和科学观
符号与实质分离，在科学的情形如果说是早已有之，那么我们也应该知道，
并非历来如此。在美国历史的殖民地时期和共和国早期，科学也有过其符号与
其实质关系不太复杂的单纯时光。使冒充科学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是晚些时
候才出现的。因此，为了弄清那些条件是怎样逐渐形成的，我们需要回顾美国
人生活中科学所走过的历程。
不过，回顾这段历程，并不像把一只只蝴蝶标本钉在玻璃柜里展示板上那
样有条理，而且十分有把握。这种回顾倒像在观看一堆有着各种品种的毛虫，
它们先变成蛹，然后再变成蝴蝶。它们各式各样，扭动不停，而且在变化。它
们的细处，往往模糊不清。让我们从一个笼统的定义入手：科学是对自然界
的系统研究。遵循这个总的界定，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历史过去的200年间，
对于什么是科学和自然，对于它们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相协调，存在着多种看法。
这其中，有三种看法尤其重要。我把它们分别称作新教徒模型、有用知识哲学
和欧洲科学研究精神。前两种看法，是冒充科学的那些条件产生以前的情况；
正是第三种看法，生成了那些条件。
研究自然的新教徒模型
在18世纪和进入19世纪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许许多多信新教的美国人
以一种神学的态度来看待对自然界的系统研究。他们认为，上帝通过两种途径
向我们启示自己：一则通过圣经，二则通过自然界。从"两种启示"思想自然便
引出这样一种观点：一个人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只要向其中灌输了成为他阅读
圣经动机的那同一种虔诚，便会是基督教徒的一种优秀品德。虽然研究自然界
和读圣经方法不同，但最终结果必定一样：一位基督教徒因为在上帝的创造物
中看见了上帝存在的证据，精神上会变得富有。例如，生物适应它所生活的环
境，这正表明了上帝的精心设计；而自然界的丰富多样性，则正好体现了上帝
的慷慨。所以，研究自然界有助于一个人"领会上帝的谋略"。
这种新教徒模型远非看起来那样高尚。它为了让对自然界的认识与新教徒
阅读圣经保持一致，内中包含有一种三重认识论。这种模型把这两门学问都裁
剪得只剩下一些可以感觉到的、经验能够接受的浅显知识。真理，无论来自自
然界还是来自圣经，全都简单得非常容易掌握。这样一种想法，当然又会认为
理论和假说毫无意义地过于费解，反而会妨碍掌握真理。这最后一个特点，是
为了保护新教徒模型那只承认简单的经验主义精髓不会受到艰深智力活动的批
判，因为凡是削弱上帝存在的批判证据，全都被摒除在外。
新教徒模型有三个认识论基础，它们是苏格兰常识哲学、培根主义的经验
主义和普林斯顿神学。这第一个基础，是在18世纪诞生于苏格兰的那些文科大
学，反对把知识专业化。当时，英国和大陆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赞同把知识恰当
地划分为各种专业，因为真理有许多侧面，而大多数侧面都难以认识。这种英
国和大陆的思潮还假定，不是专家的那些人需要专家们在那里冥思苦想，以掌
握特定的知识。这时突然有常识哲学冒出来，否定那种假定。常识哲学认为，
值得认识的事物不会特别难以理解。相反，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圣经中，事物
就是它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样子，一个具有普通智力的人可以清楚地认识本来就
是如此的事物。感性认识是可以信赖的，而可靠的感性认识全是常识--这就是
常识哲学名字的由来。
这种常识哲学在应用于自然界和圣经时，它把证明的难题推给主张真理的
复杂性从而人的认知需要加以专业化的对手。常识哲学占据了这样一种地位当
然强大有力，因为专家们绝对承担不了说服不是专家的人相信只有专家才能够
掌握真理这样的重负。退一步说，即使专家的论点是真理，不是专家的人也不
可能接受，因为按照真理的定义，他们听不懂专家们在说些什么。这样一来，
常识哲学不战而胜，不仅让主张知识专业化的那些知识分子名誉扫地，也让他
们当中一些人希望在圣经课程之外另设立自然课程的想法落空。
培根主义的经验主义，同样，也认为真理不仅不复杂，而且不证自明。按
照这种观点，科学便十分简单，不过是观察和收集自然界的事实，将它们分分
类而已。理论、形而上学的思考以及其他艰深复杂的智力活动，全无用处。它
们不仅无用，倘按照清教徒对培根主义的阐释，甚至比无用更坏，因为它们正
可以成为一种邪恶态度的口实。观察、收集和分类这些简单的劳作，只要是出
自虔诚的自发磨练，便是对"通过勤勉求主宽恕清教徒伦理"的身体力行。然而
理论工作却是无益的消遣，逃避有益的艰苦劳动。因此，理论不过是内心虚弱
的流露，是该死的懒惰。虔诚本份的人应该勤勤恳恳忙着收集和整理各种各样
的植物、动物、昆虫和岩石标本，只有懒人才会安坐在扶手椅上浪费时间，冥
思苦想那自然界，沉缅于种种怪念头来排遣他(她)的闲极无聊。由此可见，培
根主义的经验主义对苏格兰常识哲学作了补充，为后者再加上了一条苛刻的道
德标准。
最后，我要说说普林斯顿神学(有如此称呼，是因为它由新泽西州的普林斯
顿神学院提出来)，它是把常识哲学和培根主义的经验主义直接应用于解读圣
经。依照培根主义的原理，这种神学断言，圣经同自然界一样，也包含有一大
批并不复杂的事实。按照常识哲学的精神，它则认定，"就连一个微不足道的基
督教徒，也能够靠自己懂得《圣经 》的要旨。"由此可见，普林斯顿神学是新
教徒模型的顶梁柱，因为它要求圣经的知识满足自然界知识遵循的同样标准，
即必须符合培根主义的经验主义和常识哲学。
在19世纪末叶以前，新教徒模型一直被受过教育的人用作评价对自然界的
系统研究的参考系。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建立起第一批免费的公立学校。这个国
家的大多数文科学院也是他们以及其他新教徒设立的。即使各州立大学，那里
的教师，也多半在某一所新教徒的学院里受过培训。各级课程的设置，全都要
符合新教徒模型的价值标准，甚至对自然界的系统研究也是如此。这种研究在
当时叫做"自然神学"，有关课程被划分为"自然史"(即生物学和地质学)和"自然
哲学"(数学、物理和化学)两大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便自然与众多百姓的新教信仰保持了
一致。那些研究自然界的人(当时叫做"博物学家"，在19世纪初叶，还没有"科
学家"这个称呼)，不难在他们的工作中体现自身的价值和找到精神寄托。新英
格兰的一位传教士兼地质学家爱德华·希区柯克(Edward Hitchcock)有一句话，
生动地表达了把圣经与自然界统一起来的那种新教徒精神："通常是一手拿地质
学家的小镐，一手拿《圣经》。"
倘若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行善和皈依宗教，那么，让其
他人--也就是其他新教徒--也接受上述这一大堆价值观，便不会特别困难。凡知
道什么是善、什么是皈依的人，都不难看出新教徒模型的意义。科学的实质和
符号或多或少与信仰的实质和符号相同，这就表明它们并不特别难懂。
有用知识哲学
19世纪的美国人关于自然界知识的第二种看法，是把那些知识简单地等同
于工程和技术。按照那种看法，知识不过是开启一片广袤大陆自然资源的那把
钥匙。它能使个人致富，为民众造福。因此，这样的知识还能保证美国自给自
足，使欧洲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无事可做。进步、民主和独立，这些都将是关于
自然的知识结下的果实。
早期美国人关于自然资源及其作用的想法，曾受到这片新大陆地理学的重
大影响。大陆赐给的财富如此之多，而且遍地皆是，这些来自欧洲的美国人，
本来人口就不多，很快便疏散开来，到大西洋沿岸，到边疆，到边疆之外，各
自寻找资源。处在那样的环境，个人、家庭和居住在同一地方人数很少的人群，
必须高度自给自足，根本不可能有较高程度的分工。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当时
必须是非专业化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包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必须要
掌握那些知识。同时，那些知识还必须有用，首先要保证生存，然后才是发财
致富。
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和其他少数美国人持有一种与此不同的观点，属于那种关于科学的启蒙运动的
看法。按照他们的观点，有用的知识必须服从一个增进智力的更大的计划。物
质增加固然是好，但道德的进步更重要，而且前者必定能通过显示人类理性带
来的好处而推进后者。在杰弗逊时代，赞同那种启蒙运动观点的人是多还是少，
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现在分为两派。我认为当时赞同的人很少。
事实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那种观点就差不多销声匿迹，让位给一种
认为进步就是物质增加，而且因为没有哲学包袱而不难理解的朴素看法。"到1830
年，在美国，已经无法躲避那种关于科学的极其实用主义的观点。"当时，"有
用的技艺"和"机械技能"，就是关于自然界知识的最普遍的称呼。那时候，像"科
学"和"技术"这类名词，尚不具有它们如今的含义。
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和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曾
是那种有用知识观点的两位主要鼓吹者。休果·梅尔(Hugo Meier)、乔治·丹尼
尔斯(George Daniels)和利奥·马克斯(Leo Marx)指出，对于那种朴素的唯物主义
哲学，当时就有人怀疑和表示担心，如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拉尔
夫·沃尔多·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亨利·戴维·索罗(Henry David
Thoreau)、纳撒尼尔·霍索恩(Nathaniel Hawthorne)和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等人。不过，直到近代以前，他们都属于极少数。那种有用知识哲学
在19世纪初叶出现的时候，关于知识产生进步，据认为有四种表现形式。
1. 有用知识在使得个人致富的同时，也使个人获得自由。
例如，有用知识能够使农民、机械师和商人富足起来，便不至于受雇于人
或者向别人借债。由于这个缘故，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水晶宫博览会上，一位
美国代表把展示的美国发明说成是"证明了一个自由的有教养的民族所具有的机
智、勤劳和能力，……我们展示的是建立在民族勤劳基础之上的纯粹民主政治
的成果"。前不久，尤金·弗格森(Eugene Ferguson)指出，由当时"美国涉及技术
的有关记述中浪漫主义的……情调越来越浓"来看，当时技术导致的民主后果之
一，是提高了机械师的地位。梅尔还把当时出现的一种致力于歌颂技术的新的
新闻活动说成是"一种可尊敬的高尚职业"。
2.技术通过成批生产出大量商品提高了全人口的生活水平。在整个19世纪，
各种各样的新技术"眼见得为最大数目的人提供了最大的好处：改进了交通，扩
大了通讯，减轻了劳动，以及改造了荒地"。在1853年，当时就有一位叫做霍
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的人自豪地写道："我们已经把勤劳和技能的令人
赞叹的美妙成果全都普及化了。"他又说："我们已经使它们成为人民所共有。……
我们已经使得能够提供一种更好生活方式的那些手段和用具变得平民化了。"当
塞缪尔·科尔特(Samuel Colt)说："没有什么东西机器造不出来"时，他忠实地既
反映出当时美国人认为进步也可以成批制造出来的那种乐观情绪，也反映出只
从物质方面来理解进步的那种缺乏远见。
3.有用知识的成果可以使美国在经济上不依附外国而取得独立。就像一个
能干的人要自立，有志气的国家也要如此。至少，一个在欧洲那些助产士帮助
下由大不列颠双亲产下的年轻国家，在它渴望凭借自己独自的历史和经济来取
得世界对自己认可的时候，看来会是这样。何况，美国人当时已经懂得，不管
愿意不愿意，卷入像拿破仑战争那样的欧洲祸事当中，绝无好处。既然美国大
陆提供了必要的土地、水、植物群和动物群所有这一切(至少看起来如此)，既
然有用的知识又提供了充分利用那些资源的手段，那么，美国人就可以不要去
管欧洲的那些事情，轻松愉快地独自追求进步。
4.有用知识的精神可以使美国在智力上不依附外国而取得独立。
长期以来，美国人思考问题有一个顽固的定式，即"旧世界"的风气，若另
无证据，必定是败坏的。因此，美国的风气应该与旧世界的风气针锋相对。在
欧洲，对于自然界的强烈好奇心据信是富人的一种奢侈，而且充满哲学味；在
美国，这种好奇心则必须是劳动者的一种手段，必须明白无误地有用。欧洲人
思维，意味着产生一些关于自然界的一般的抽象原理；美国人思维，则必须解
决一些当前的现实问题。前者组织严密，分有等级，有时还有集中；后者却相
当平等，或者说根本不可能集中，以至于对于大多数工程师、机械师和发明者
来说，大学和研究院简直毫无意义。
亚历克西斯·德·托奎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834年对美国人独一
无二的智力风气的观察非常准确，而且解释也相当出色。他写道：一个民主国
家(指美国)的公民并非"天生漠视科学……(不过，)他们把培养(科学修养)摆在他
们自己的时尚之后，从而把他们独有的天性和缺点也带进这个工作之中"。他们
的这些性格特点包括："尝试当前的和现实的东西，藐视传统"；不信任"不着边
际的推测"；"既不愿意长时间困在学校的教室里听那些絮叨(引文如此)，也不愿
意为赚取银币而说大话"，他们宁愿"说大实话"来表达思想。
关于美国人偏爱有用知识，托奎维尔向我们描述了如下一幅既有长处也有
短处的图景：在美国，人们对科学的纯粹实用部分的了解，令人钦佩；对于理
论中即刻能应用的部分，也十分关注。在这一方面，美国人的头脑总是显得十
分清醒，不墨守陈规，有独到见解和富有创造性。然而，在美国，却罕见有人
献身于人类知识中基本上属于理论和抽象范畴的那一部分。在这方面，美国人
超过了我以为在所有民族中(也许轻一些)都能发现的一种倾向……高层次科学
或科学提高部门的文化特别需要冥思苦想，而这种民主社会结构却恰恰最不适
合进行冥思苦想。
有用知识哲学与新教徒模型，细节内容多少有些不同，但是，这两种科学
和自然观却共同具有两个至关紧要的特点。首先，这两种理论都把对自然界的
系统研究当作一个更大的追求的一部分，从而使得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和谐地与
普通的美国文化保持一致。第二，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实质与其符号之间的联
系，便十分简单和直接。新教徒模型使得对自然界的好奇心成为对基督教信仰
的一种实践，因而产生出虔诚的博物学家一类符号。有用知识哲学把科学与繁
荣、民主和独立联系起来，以机器、各种小机件和个人的物质拥有作为那些美
好事物的象征。因此，这两种对科学和自然界的认识，每一种都为研究自然界
提供了清楚而简单的理论基础，得以使这样的研究方法成为美国人生活的一个
重要部分，并以此来评价博物学家、工程师、机械师和发明家的贡献。
欧洲科学研究精神
对于自然界的第三种看法是欧洲的启蒙运动模型。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
叶的美国，那种看法只是勉强被承认。按照这种模型，世俗价值、理性主义的
思考和唯物主义的解释被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的那些方
法和知识。此外，启蒙运动模型还提倡为科学的科学，而不必有别的正当理由。
这样一来，科学的意义便不是为了宗教，具体说来，就与研究自然的那种新教
徒理由无关。
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启蒙运动哲学，其中包括有托马斯·杰弗逊，认
为有用知识及其带来的物质利益全都属于这种欧洲科学研究精神的合乎情理的
成果。然而，到了19世纪后几十年，许许多多实践这一科学传统的人，尤其是
在德国的那些从事这一事业的人，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为科学的科学上，
有用知识反倒像是成了毒害他们工作精神的一种精神毒药。于是，按照这种研
究精神工作风格从事的科学，便开始被说成是"纯粹的"、"基础的"、"抽象的"、
"提高的"或者"理论的"科学。这些名词，直到今天仍按其原意在使用。托奎维
尔在惋惜美国人缺乏较高智力生活的同时，认为美国人可以看看在英国科学家、
作家和艺术家是怎样工作的，这样，他们便可以"不必亲自劳神费力，同样也能
享用到这些精英创造的财富"。果真如此，那么，当托奎维尔同时代的美国人决
定不再把他们思考的任务托付给原来的宗主国的同时，那种欧洲科学研究精神
就开始在这个国家出现了。他们到欧洲寻找那种启蒙运动式的科学，找到以后，
再把它带回本国培植。
第一步，是学会在欧洲大学中研究科学、机器和工程的经验。从大约1790
年到1820年，巴黎是欧洲在那些领域里最好的学术中心。在那里的学生汲取了
欧洲理性主义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尤其是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大量的自然
现象可以归结为不多几条抽象的法则，最好是用数学方程来加以表述。一位在
理性上与法国的知识结构和谐一致的科学家，于是便能够通过把少数抽象原理
结合在一起，充分地利用大量的科学信息。来自欧洲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德
国大学中的实验科学文化。在这种德国工作方式中，人们可以不仅限于把已知
的现象纳入自然法则，科学家可以在有控制的条件下模拟自然界的选定部分而
操纵事件，从而发现许许多多新的现象。
正因为如此，在19世纪中叶以前，德国的这种发现现象的方法便取代法国
方法，而成为当时最有威望的科学形式。比起德国科学家作出的那一项项发现
来，更重要得多的是建立起这种发现制度的那种德国学术文化。普遍的公共教
育辅之以大量的公共图书馆，培养出数量众多的合格的大学生。"Lernfreiheit
"(自由学习)赋予年轻的德国人可以到任何一所大学去学习任何科目的权利。
这种权利又加上了"Lehrfreiheit"作保证，教授们可以"自由讲授"他们愿意
传授的学问。在大学内部讨论班式的课程和专业化的研究所里，教学与研究密
不可分。一系列不同的学位、证书和学术头衔，再加上适合不同情况的各种荣
誉和奖励，给出了足以让人作一生追求的事业目标。这种荣誉和奖励制度，还
促使学者们不断拼搏，把自己的专业提高到越来越高的水准。例如，有不同水
准的地方的和全国的科学学会，也有不同水准的地方的和全国的科学期刊。德
国的各级各地政府通过它们所属的大学来支持科学，但是政府并不过分地控制
有关的资源来施加影响，而主要是认真细致地调整优惠政策和选择重点。因此，
19世纪德国从事研究活动的大学，在当时(以及那以后)，其实就是科学制度的
基本模式。
美国人从这种德国科学制度得来经验，再结合美国本土的情况，把欧洲的
科学研究精神带回美国。随着美国人口的增长，美国的大学也扩大了。每所学
校只有几十名学生的州立大学迅速扩大到每所学校有好几百名学生。在相应地
增加教师的时候，州立大学不要通才，转而欢迎专家。原来，一名教师也许要
同时讲授地质学、生物学和《旧约全书》等课程。在扩充教师队伍以后，每一
个领域的课程至少有一位专家。由此，学校内也出现了有自主权的专业系。在
19世纪60和70年代，当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在哈佛大学鼓吹建立
选举制度时，学生们已经在成为专家这方面与他们的教授争高下了。
1862年通过的"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决定政府拨地建立大学。法案的
主旨是严格实行有用知识哲学，涉及的基本上是农业、工程和军事训练等领域。
但是，当农业学校从专业生物学家那里受益时，或者当工程学校吸引了专业物
理学家时，该法案同时也鼓励一种欧洲风格的研究精神。
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委托的那些科学工程，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地质学
研究，本来只是为了寻找农地、矿藏和确定铁路走线，但不可避免地也要考虑
地质结构及其历史演化，这当然与反知识分子的立法者的初衷大相径庭。一个
典型的例子是"贝奇报告"(Bache Report)，这项关于蒸气机的研究本来是要为防
止爆炸事故找到一些具体解决办法，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关于热力学的最好成
果。
另一项重大的变革，是在19世纪40年代初成立了好些关于科学、医学和
工程的全国性专业协会。这些组织鼓励他们的成员遵守一些贵族式的思维和行
为准则(即坚持一种科学研究精神)，而非新教徒模型或有用知识哲学一类平民
化模式。这种科学研究精神在这个国家迅速发扬光大。"在1846年，美国还没
有一所现代大学，甚至没有像样的学位培训。"50年以后，耶鲁大学开始授予
哲学博士学位；再过4年，科内尔大学成为世俗学校，敞开了大门。这自然证
明是对法国式的和德国式的科学的极大肯定，而不是对新教徒模型的肯定。这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876年成立的约翰斯·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学，
起初，它简直就是德国研究大学的翻版。紧接着，又在1887年成立了克拉克(Clark)
大学和在1891年成立了芝加哥大学。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情况，那就是，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成立迫使任何一所已有的文科大学，不论是公立的还
是私立的，都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继续作为一所文科大学只起到一种不起眼的
作用，要么变为一所研究大学完成一种崇高的使命。大多数已有的文科大学都
选择了后者。
到19世纪末，丹尼尔说，大多数美国科学家的专业目标都是(按照欧洲人
的说法)要为科学知识做出贡献和维护相应的科学群体。例如，他们在为科学事
业培养学生。一直支撑着新教徙模型的"自学成才的业余爱好者"那样的科学家，
已经见不到了。事实上，沃尔特·康塞(Walter Conser)写道，科学以一种世俗方
式进行专业分工的结果，新教的牧师们已经不再为了证明信仰去研究关于自然
界作用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转而探索关于上帝和良心那样的核心问题。
那种科学研究精神于是有了区别于其他自然和科学观的几个价值。它是世
俗的，也就是说，不论目的还是方法都摆脱了宗教信仰。它是理性主义的，以
一种实证主义的态度和采用诸如有条理性的怀疑论一类方法去把关于自然界的
知识归结为一些抽象的原理。它是自然主义的，要求用自然法则或者自然过程
来解释自然现象。而且，它还提倡为科学的科学，其含义是，纯粹出于科学好
奇心的事业可以与任何其他事业一样高尚，尽管非科学家们不以为然。也正是
在这个时候，"科学"这个词的内涵缩小为意指对自然界的系统研究，从而取代
了先前所用的"自然史"、"自然哲学"和"有用技能"那些词汇。
大众化在文化上的失败
这种科学研究精神给予美国科学家巨大的满足，为知识的生产者和组织者
建起一座庄严城堡，并让他们与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保持着联系。但是，这
种精神同时也让科学家和他们专业工作的价值脱离了美国文化的其余部分，而
被孤立起来。诚然，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人士当中，这种现
代科学研究精神有一些好朋友，然而这正好清楚地表明那种友谊是如何地划分
等级和有选择性。其他的美国人，实际上是大多数美国人，不可能也不会认可
包括了世俗主义、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和为科学的科学在内的那一大堆价值。
与新教徒模型或者有用知识哲学不同，这种科学的新模型没有普通美国人价值
观的基础。直到20世纪头几十年，在科学家与大多数美国公众之间，一直分隔
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约翰·本哈姆(John Burnham)和马塞尔·拉夫勒特(Marcel LaFollette)认为这
道鸿沟是一个大众化问题：有如此多的美国人对于这种新的科学精神还不了解，
那又怎么能向公众把它解释清楚和说明它的合理性呢?根据本哈姆的说法，持有
这种新的科学精神的头几代科学家曾为此做过艰苦的工作，他们进行学术演讲，
撰写高质量的文章，企图直接向美国公众说明新精神的价值，甚至想让非科学
家也具有这种科学观。可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差不多所有杰出的科学家
全都只关注着他们的同行，普及科学的任务便当然落到了新闻工作者、广告人
和不见得合格的教师身上，而他们当中，却无人能够正确地说明这种科学研究
精神价值的核心。这些20世纪的科普工作者并没有着力宣传和解释新科学的
世俗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精神，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新科学的那
些相对说来意义不大的特点。例如，科学记者要把科学稿件写得符合普通新闻
学的标准。科学新闻必须具有娱乐性，最好能产生轰动效应。它还必须迅速地
不断翻新，似乎每天都能够捕捉到不同于昨天的科学新奇事。这种态度违背了
科学研究是在以前知识的基础上构筑新知识的一个过程的思想，同时，它也使
科学事实脱开了产生它们的那些智力活动过程。科普工作者常有的第二个习惯，
是仅仅通过科学过程最后的物质产品，如各种小机件、药品或者武器，来说明
什么是科学。这其实是把科学研究精神仅当作了有用知识哲学的延伸，似乎科
学的这种新风格并没有自己不同的核心价值。然而在当时，公众本应该好好考
虑那些核心价值，并对它们对比着新教徒模型和有用知识哲学的价值作出自己
的估量。相对于据说是代表了科学的那些备加炫耀的小机件来，那些价值竟全
成了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包括科学教师在内的科普工作者的第三个习惯是从科学的大众形象中抹去
了那些较难懂的知识和学问，即数学和掌握经验细节的能力。在科学记者看来，
这些东西不够趣味性。科学教师则认为，训练学生掌握数学和那些经验细节而
设置课程，有违美国教育哲学的一条神圣信条，即每一名学生都具有他天生的
个人潜力。按照这一信条，正规教育的目的是要鼓励和发展每一名学生的个人
天赋。如果教学生那些难懂的东西，教学活动就必须有严密的组织管理，而严
密的组织管理却不符合美国情况。
总之，把新型科学加以大众化的那些工作，使公众对于那种科学的认识变
得支离破碎，仅剩下一点对小机件和其他杂七杂八小玩意儿的了解，远没有掌
握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精髓，更不用说为科学的科学了。当科学
界在智力上向高精方向钻研得越来越深的时候，关于科学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
其他美国人所能接受到的信息却十分蹩脚。"在普及工作者的王国里，"本哈姆
写道，"科学从一种把人类也包括在内的统一的自然观变成为一些互不相干的割
裂开来的'事实'。""科学的文化象征意义崩溃了，--科学被认为具体代表着什么。
"
向美国公众充分解释那种科学研究精神的确是件难事，因为那种模型是新
颖的，而且是从欧洲进口的舶来品。要让那种精神多少逐渐适应普通美国人文
化价值的那个更大的框架，它需要得到来自一切方面的可能的帮助。可是，那
种科学研究精神却要受到可怕的大众化过程的支配，后者误导了公众对它独特
价值的认识。事情还不止于此。普及工作者的误导还不是损害那种新的研究精
神形象的惟一力量。倘若实践新精神的那些科学家能够与非科学家保持良好关
系，那也许不失为让后者了解科学标准的最后机会。可是，那种科学研究精神
本身有一种象牙塔式的抽象思维方式，反而使实践它的人不习惯与公众搞好关
系，不愿意向普通民众去证明他们工作的意义。一个人要么是优秀的科学家，
要么是蹩脚的科普工作者，而不能同时兼两个角色。这种选择当然是加在打算
帮助那种科学研究精神的人身上的一种压力。这就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大众化
工作会遭到如此惨败。于是，最有能力解释清楚那种新的科学研究精神的人不
愿意做大众化工作，而只有由那些不具备宣传新科学理性精神资格的人来承担
大众化的工作。
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科学教育状况造成的。美国的科
学教育虽然在历史上曾有过亮点，经过多次改革，也有过不少令人乐观的时刻，
但是，美国每一代从事科学教育的公立学校的教师都总是要遇到同样一些障碍。
首先，科学课程的内容主要是要符合本地和本州学校董事会的狭隘要求，而不
是按照科学界的意见来作出安排。其次，科学教学花费很大，既费时间，又要
购置设备。依靠教科书和课堂讲课进行的肤浅的科学教育，与通过大量的发现
活动获得的真正学问相去甚远。最后，科学教育不得不面对那些科学也许不屑
一顾的平庸之才，毕竟，一所公立学校总得要让它的大部分学生都能够毕业。
如果说科学教育是帮助人们了解科学研究精神的一种手段，那么，科学研究精
神由此得益实在有限。
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是朱迪思·格拉比纳(Judith Grabiner)和彼得·米勒
(Peter Miller)就进化论在科学教育中占有的位置所作的分析。1925年"斯科普斯
案件"美国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轰动一时的案件。田纳西州代顿市的一
位名叫约翰·斯科普斯(John Scopes)的中学教师，不顾州议会的禁令，在生物
课上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受到指控。审判结果，他被宣告无罪。--译者注以
后，创世说丢尽脸面，受到人们的怀疑。美国科学界信心十足地加紧了对进化
论的研究，仿佛斯科普斯案件的判决已被普遍接受，成为铁案。可是，就是在
那个时候，进化论反而从公立学校的科学课程中删除掉了，因为各个州和各地
方学校的董事会害怕引起争议，不愿再看到在斯科普斯案件发生地田纳西州代
顿市发生的那种麻烦。科学教科书的出版商，自然也要迎合学校董事会的那种
担心。把进化论从中学课程中删除，其实与进化论和创世说孰对孰错毫不相干，
那只不过是为了保证科学不要过多地干涉学校的科学教育。所以，格拉比纳和
米勒才这样写道："在20世纪20年代，进化论者以为他们在斯科普斯案件中取
得了伟大胜利。但是，说到中学的生物教学，他们并没有赢得案件，反而是输
了。他们不仅输了，他们甚至还不知道自己输了。"科学大众化遇到的最后一个
难题，是科学的对象，他们各式各样，差别实在是太大了。新教徒模型的受众，
几乎是可以懂得新教所说的善或者启示的任何人；有用知识哲学则可以取悦于
知道发财致富、民主和独立中任何一项或两项是什么的一切人。可是，有可能
喜欢科学研究精神的人，相比之下，那可是少多了，他们只是人口中希望对自
然界的系统研究是世俗的、理性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那一部分人。领会科学研
究精神的价值虽然不一定要是职业科学家，但他在智力上一定要在他周围的大
多数美国人中表现得卓而不群。由于这个缘故，于是便逐渐出现了四种不同形
式的讲述科学的文体：一种是科学家与科学家进行交流的书面和口头语言；另
一种是针对喜爱这种研究精神的非科学家所用的语言；第三种是面向广大群众
的语言，即上面提到的那种产生误导的新闻体；第四种则是向孩子们讲解的语
言，即科学教育所用的文体。
上面最后谈到的这个大众化难题，使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目前的状况仍然是
三种非常不同的科学观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同时并存。这三种科学观当中，不用
说，自然是有用知识哲学与美国文化的主流最为合拍，因为人们指望这种模型
有可能产下的果实--进步、民主和独立，仍然同200年前一样，都是孜孜以求
的东西。至于新教徒模型，它的影响力自是大不如前，因为大多数新教徒都趋
向把他们的信仰转向物质，而不愿再与现代科学争论应该怎样去研究自然界。
不过，新教徒模型今天仍然有一定能量，例如颇为流行的"科学创世说"，就是
它改头换面后的应时翻版。
最后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科学研究精神。它虽然已经抓住了美国大多数科学
家的心，但它却难以从美国人的生活中清除前两种信仰系统。时不时，总会有
人提出希望科学是善良公正的和有用处的要求。这种研究精神善良公正，但只
是按其本身的解释才是如此；它是有用处的，但仅仅有时如此而已。比起这种
新的科学观来，其他两种模型，因为它们的善良公正十分显而易见，用处也看
得见摸得着，基础倒是雄厚得多。这种研究精神已经存在于美国文化之内，纵
然美国文化宽宏大量，它与这种文化的种种明显的道德特征，联系仍然十分松
散。这里对美国科学史所作的简略回顾还表明，似乎不可思议，造成冒充科学
现象的那些条件不是来自早期的两种科学和自然观，反而缘于现代科学的出现。
科学研究精神的实质虽然并未被大多数美国公众充分理解，但这种精神还是赢
得了他们的敬重，这就是我所说的"旧约全书式的科学"。我想，毛病不在于这
种科学本身，而是由于大众化工作的失败。然而，不管毛病出在哪里，我们都
必须明白，这种现代科学观遇到了以前两种模型不曾有过的麻烦。它的智力实
质与普通民众的大部分是不相容的，而它的常见符号却是从一种不同的自然和
科学观那里借来的，即来自有用知识哲学。如果说冒充科学是在科学的实质与
其符号之间存在的空档处出现的捣蛋鬼，那么，科学研究精神则远比它的两位
前辈--新教徒模型和有用知识哲学--更易于受到这个怪物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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