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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个别解剖

3-6 鲍林：晚年热情与科学精神

　　鲍林的传记作者戈策尔父子认为，“鲍林在他的一生中主要扮演了三个角色，即科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医学鼓吹者。无论扮演哪一个角色，鲍林都表现得很投入，专心致志，而且很自信。”（戈策尔，刘立译，科学与政治的一生—莱纳斯·鲍林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第317页9。美国人托马斯·哈格写的一本更详细的鲍林的传记《鲍林－20世纪的科学怪杰》由周仲良等翻译、1999年复旦大学出版。）不幸的是，鲍林的前两个角色换来辉煌被他的晚年扮演的医学鼓吹者角色所抹黑。戈策尔父子非常崇拜鲍林，为此感到惋惜：“如果人们仔细考察鲍林漫长生涯中的细枝末节，将不可避免地发现，即使是像鲍林这样的‘现世的天下英雄’，也未能自始至终地保持英雄本色。”（同上，第5页。）

《科学与政治的一生——鲍林传》

　　作为科学家，鲍林提出了化学键的共价键理论，发现了蛋白质的α螺旋结构，1954年因为“对化学键本质的研究并将其应用于复杂物质的机构研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作为政治活动家，在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投身于反对核武器与捍卫言论自由的活动，196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Linus Pauling: Scientist and Peacemaker

　　作为医学鼓吹者，鲍林致力于推广维生素C的应用，创建原分子医学。鲍林不但没能取得较大的学术成就，而且其行为还受到多数科学界同行的诟病。人们对鲍林责难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的提出的观点的正确与否，而在于他对这些观点的辩护采取了非理性的态度，偏离了学术领域要求的科学精神：进行完备的实验，提供充分的证据。这也是说鲍林是医学鼓吹者而不是科学家的原因。

　　鲍林是在他科学的晚年，大概是1966年鲍林65岁左右，进入维生素C推广领域的，并全力以赴地宣传他的“原分子医学”，即通过控制身体内固有的物质的浓度，保持身体健康，治愈疾病。

　　鲍林具有良好的科学直觉，能够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科学理论，并充满自信地为这些观点去证明。不顾社会压力，坚持己见，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早期科学生涯成功的原因之一。但如果自信过了头，就成了固执己见，不能接受与自己观点相左的意见。

《癌症与维生素C》

　　善于综合别人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和外推，形成理论，是鲍林的科研特点。鲍林没有直接从事营养和医学领域的实验研究，从文献中得出了与大多数从事维生素C研究的科学家截然不同的结论，即维生素C有助于治疗感冒和癌症。鲍林主要通过大众读物和演讲来宣扬他的观点，独立或合作出版了《维生素C与感冒》、《癌症与维生素C》、《如何长寿，如何活得更好》等受公众欢迎的畅销书。在写作手法上，鲍林的几本书大体相同：引述文献资料，摘录一些轶闻趣事，贬低那些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这与科学家主要通过学术期刊发表科研论文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是不同的。

　　假说也必须得到有现有实验数据的证实，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假说，在得到更多的实验数据检验后，科学假说才可能上升为科学理论。美国主流医学杂志拒绝鲍林和另一个合作者卡梅伦的统计性研究成果，原因就是鲍林的论文中充满了臆测，缺乏实验数据的支持，甚至《美国科学院院刊》也不刊登他们的论文，即使惯例上鲍林作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其论文是不必经过同行评议就可以直接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的。

　　科学争论在科学共同体中是非常正常的，鲍林的对手们得出了许多与鲍林的结论不一致的实验结果：维生素C对治疗癌症没有明显的效果。鲍林不去认真对待这些结果，没有通过对照实验提供更充分的证据，而是满足于个人化的情绪反驳这些结果，认为这些不同意见是对自己人格的攻击或者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一点连卡梅伦也觉得鲍林做得过分。

　　鲍林和他过去的学生鲁宾逊共同成立了鲍林研究所，鲍林担任所长，主要工作则由鲁宾逊完成，包括进行资金筹集，领导研究所人员从事实验研究。尽管鲍林没有提供研究构想、具体参与实验，研究所的所有课题申请书和发表的论文都有鲍林的署名。虽然鲍林这种荣誉署名在科学界普遍存在，论文的其他作者们出于某种策略要求也与鲍林达成了默契，但在本质上讲仍属于一种科研越轨行为。

　　当鲁宾逊在老鼠身上做出的实验结果与鲍林关于维生素C思想相冲突时，鲍林的行为构成了他晚年科研生活的最大污点。鲍林采取解雇鲁宾逊的办法来压制鲁宾逊在老鼠实验上的发现，研究所克扣了鲁宾逊的薪水、停止了他的工作、封锁了他的档案资料甚至杀死了那些用于实验的老鼠。这些行为暴露了鲍林人格上极端自私自利的缺陷。鲁宾逊不得不通过法律关系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把鲍林、研究所告上了法庭。鲁宾逊赢得了官司，却离开了这个倾注了大量心血的研究所。

　　戈策尔认为鲍林晚年的行为显然不能用“老糊涂”几个字来简单描述，而是他复杂性格一种表现，鲍林的智力活动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在他科学生涯的前期和不涉及个人情感的领域里，他能够仔细地用经验事实检验他的思想，这时的思想是开放的，能够随时提出并修正自己的新思想，这是他能够在化学领域不断进取的根源。在他科学生涯的后期和涉及个人情感的领域，他是对自己的观点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竭力捍卫自己的观点并避免提及对那些不利的证据，这是他在政治和营养学领域遵循的思维模式。显然，这第二种思维模式是违背科学精神的。科学研究中，固执并不意味着坏事，但需要控制得当，别走向极端。

　　纵观鲍林的一生，戈策尔的评价是中性的：“作为一个年轻的科学家，鲍林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从来就没有满足。在他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自以为还应该第三次获奖。随着年龄的增长，鲍林的创造力逐步减弱，萦绕在鲍林头上的光环开始黯淡，于是，他开始陷入第二种智力风格之中，越陷越深。在生命的最后那些年代里，他的好斗性和防御性日益膨胀，占了上风，超过了他的昔日光辉和创造力。”（同上，第351～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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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庆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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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时间：2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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