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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海森伯:二战行为与道德困境 德国科学家海森伯在1933年因为对量子力学的特殊贡献（1926年提出量子力学的矩阵方程式；1927年提出不确定性原理）独自获得了193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对20世纪科学发展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二战结束后，海森伯作为纳粹统治时期应对德国社会与文化危机的代表人物，成了最富争议的科学家之一。
争议的焦点既集中在二战时期海森伯的科学能力和政治表现上，也集中在后来海森伯自己对这段时期的行为表现的描述和认识上。正方如容克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1956年）（[德]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原子科学家的故事，原子能出版社，1991。）、伊丽莎白·海森伯的《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1983年）（伊丽莎白·海森伯.王福山译.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 : 回忆维尔纳·海森伯 ;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作者伊丽莎白是海森伯的妻子。）和鲍尔斯的《海森伯的战争》（1993年）（Thomas Powers. Heisenberg's war :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German bomb . New York : Alfred A. Knopf, 1993.中文译本由王晓伯译，台北：牛顿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认为海森堡是“忍辱负重的爱国者”，是 “二战时期的英雄”，因为只是他和其他科学家的有意拖延才使得纳粹德国的原子弹没有成功，因此在道德上海森伯是个富有正义感的君子、在科学能力上海森伯是个有着无穷智慧的伟人。反方如罗斯的《海森伯与纳粹原子弹计划》（1998年）（Paul Lawrence Rose Heisenberg and the Nazi atomic bomb project: a study in German culture . Berkeley, Calif.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认为海森伯是纳粹的帮凶，是一个“丑陋的德国人”，因为海森伯和其他科学家共同制造了这个欺骗世人的假象，实际上德国没有制造出原子弹主要是海森伯及其德国科学家没有真正掌握原子弹的制造方法和技术，因此在道德上海森伯是个文过饰非、不肯认错道歉的小人、在科学能力上是选择了错误的技术路线的失败者。另外一种较为中立的观点是，海森伯因为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驱使，很早就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因此在纳粹时期的行为无论正确还是错误，无论伟大还是渺小，都是不由自主的、情有可原的，量子力学的不确定原理一直出现在海森伯的人生中。这种观点在卡西第的《不确定性：维尔纳·海森伯的生活与科学》（1993年）（ (美)大卫·C.卡西第. 戈革译.海森伯传.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02. ）一书中得到了体现。
现在围绕汉森伯的争议仍在继续。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隐秘证据的披露与更多当事人的逝世，使得事实的真相更加扑朔迷离。或许，海森伯的复杂生活并不能导出简单的是与否的答案。和不确定性一样，复杂性也是一个系统的另一个特征，这个系统的综合性质并不能由简单的个体单元的行为推演而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丹纳，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7页），同样要了解海森伯，必须把他的性格特点、个人偏好和人生经历放在整个时代背景、德国文化环境下通盘考虑。
1 1933年以前的海森伯 进入青年之后（1918年）到1933年的海森伯的经历可以分为一段热心政治时期、一段科学学习时期和一段科学辉煌时期。尽管人们对海森伯的早期政治活动稍有微词，但这个阶段的海森伯的形象是正面的。 海森伯1901年12月5日出生于德国的维尔茨堡，9岁时因为父亲担任慕尼黑大学的希腊语教授搬到了慕尼黑。根据卡西第的传记，海森伯早年所处的德国的社会环境为他今后一生的参与政治奠定了基础。海森伯的中学时代是在德国历史上最动乱的时期度过的。海森伯参与的第一个青年组织“觅路人”为理解第一次大战后海森伯的政治行为提供了线索。 德国的“觅路人”组织发源于英国的“童子军”，目的在于为青少年提供早期的军事知识教育和军事训练。与英国的“童子军”不同的是，德国的“觅路人”似乎缺乏国际性的理想，而是集中在国内社会的实用功能，即让青少年为适应成人社会而做准备，由成年人指导。为了反对成年人的过分关怀，1919年“觅路人”组织的一部分人成了一个新的组织“青年巴伐利亚同盟”，海森伯成为这个同盟的一个小组的组长，这个有十来个十多岁小孩的小组被称为“海森伯小组”，随后海森伯小组参加了“新觅路人同盟”。这个同盟的新主张是，提倡一种新的骑士理想，吸收中世纪德国的浪漫精神，以完全彼此忠诚并效忠于他们的“领袖”的社会团体为基本单位，寻求一个具有社会正义、责任、服从和理想目标的新“帝国”，一个能够指引他们脱离于物质至上、民族羞辱和腐朽的沼泽的新 “精神领袖”。虽然海森伯认同这个新主张，但是由于后来该同盟不断偏离自己的主张，海森伯小组很快脱离了该同盟。海森伯认真领导自己的小组开展各种活动，这些活动以音乐、歌唱和吟诗等文化聚会和野营为主，直到他获得博士学位后迁往哥廷根。值得注意的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很多新觅路人毫不犹豫地加入到纳粹的青年组织中去，而海森伯小组只有一人参加。这至少可以说明，海森伯小组的政治色彩并不浓厚，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按照伊丽莎白的说法，海森伯心中的青年运动应该不受政治的干扰，青年组织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不受意识形态左右的气氛，培养思想活跃、没有偏见的人，这些人可以做出自己行为的判断和选择。 海森伯参与青年运动的日子对后来海森伯在纳粹领导下的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罗斯认为这是海森伯在纳粹时期的行为的萌芽。海森伯在利他主义者的小组中的精神气质中发展了一种存在主义的信念，对该小组的忠诚的理想化进一步发展为在政治上对独裁原则的忠诚。虽然海森伯能够在纳粹的政治风暴中保持道德气质，按照这个模式建立起自己在献身科学真理的物理学家的小圈子内的领导关系，但是海森伯同样强烈的德国国家主义自动地把他排除在反抗希特勒的道德选择之外。卡西第的看法是“海森伯对希特勒帝国的最初几年的反应，却似乎在青年运动的成长环境中就已播下了他的种子”，例如，他1933年作为一个教授留在德国保护他的学生和青年同事，出自他当青年运动领导时养成的责任感。（(美)大卫·C.卡西第. 戈革译.海森伯传.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02，第116页） 这个时期的海森伯对政治的介入只是暂时性的、非积极主动的，因为他的更多时间和精力必然要花在学习和科学研究上。因为天时、地利和人和，海森伯在短短的几年里取得了他一生中最杰出的科学成就。所谓天时，是指早期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等物理学家发展起来的旧量子力学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实验观测到微观粒子的数据不能用已知的理论观点来完满解释。所谓地利，那是德国是世界科学中心，特别慕尼黑大学、哥廷根大学以及相距甚近的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处于以数学为基础的理论物理学的研究核心。所谓人和，海森伯不但得到了三位著名物理学家索末菲、玻恩以及玻尔的教育和提携，更有一些聪明过人的同龄人如泡利、约尔丹等作为相互切磋的同行。海森伯1920年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理论物理学，在名师索末菲（A.J.W.Sommerfeld）指导下学习，很快就写出了一篇研究论文。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作为玻恩的助手在哥廷根大学工作了一段时间。1924年到1926年在哥本哈根与玻尔一起从事研究工作。其实，这些年海森伯并没有固定在一处，而是在这三地来回穿梭，可以说是融会贯通了三位老师的科研特点：索末菲对观测数据的重视、玻恩对物理量的数学化处理以及玻尔对物理现象的直觉。1925年，海森伯提出了量子力学的矩阵方程。1927年海森伯又进一步提出了不确定性原理。 2 1933年到1939年的海森伯 1933年，希特勒上台。也就在这一年，海森伯获得了自己科学事业的最高荣誉，即193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希特勒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驱逐犹太人，结果大批的犹太科学家逃离了德国。虽然海森伯对纳粹的一些做法表示反感，但是海森伯并不认为纳粹政策的坏的方面会持续很长时间，他对自己的国家的前途和领袖的执政抱有幻想，在开始的几年里和普朗克、冯劳厄等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一起，试图劝说这些科学家留在德国，并通过不同的方式保护他们。海森伯要留在德国从事自己的物理学事业，也不得不和普朗克等人一样，对纳粹政府有所妥协，没有采取积极的反抗行动，尽量把自己的生活圈定在科研、教学、音乐等非政治活动之中。因此与激烈的政治风暴没有降临在海森伯头上。 到了1936年，纳粹党的报纸攻击了海森伯和理论物理学，海森伯在报纸上作了答复。1937年，纳粹党的刊物上发表了纳粹物理学家斯塔克更加恶毒的攻击文章，称海森伯为“白色犹太人”和“爱因斯坦的代表”，指控他为国家的敌人和政权的颠覆者。海森伯觉得这种攻击威胁自己在德国的地位，其科学荣誉和政治荣誉也受到了损害。此时海森伯没有选择辞职离开德国等公开抗议的手段，而是完成了一次“与魔鬼的交易”。他通过私人关系给纳粹领导人希姆莱写信，希望在上层政权中的庇护下与纳粹物理学家较量。结果是希姆莱免除了对海森伯的攻击，海森伯取得了自己想要的胜利，首先是他的物理学（包括相对论）被允许到处讲授并抵御了“德意志物理学”的进攻；其次是他在莱比锡大学的教授职位得到了加强，也为更高职位的升迁铺平了道路；第三他可以在纳粹统治的科学刊物上公开发表自己的物理学论文。 这种通过大纳粹来遏制小纳粹的行为成为海森伯身上一个难以消除的污点，尽管不同的人可以给出解释海森伯这样做的不同原因。伊丽莎白淡化了这种行为的政治意义，认为海森伯“用某种微不足道的、不会损害人的妥协来避开敌人的罪恶暴行，完全是他的权利”，而他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的根深蒂固的一个害怕，就是害怕会失掉他对自己的自主权而旁落到别人之手，也害怕被折磨，害怕受大的痛苦”。（(美)大卫·C.卡西第. 戈革译.海森伯传.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02，第49页） 3 二战时期（1939年到1945年）的海森伯 1939年初，德国科学家哈恩、迈特勒等人发现了核裂变现象。1939年9月1日，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39年9月26日，德国军械局成立了“铀协会”，研究如何将铀裂变并用于军事，海森伯作为首要理论家参加了“德国原子弹计划”。1939年12月，海森伯向德国军械局提出了第一份建立了铀反应堆的基础理论综述的秘密文件。 为什么德国没有能制造出原子弹呢？有三个原因得到了较多人的认同，一是缺乏一大批有才华的物理学家，因为在希特勒统治下他们逐渐被驱逐或者逃离了德国；二是纳粹政府没有认真组织军事方面的工作，无论在财力上海在政治上都没有给与足够的支持；三是德国的科研机构缺乏进行这种复杂研究工作的实验技术和设备。另外有两个相互极端对立的原因则处于争议之中，一个是海森伯为首的德国科学家在良心上不希望原子弹的成功，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方式来抵制纳粹的原子弹研究，这是海森伯及其赞同者给出的解释。这种解释不但否认了其他人对海森伯为纳粹政府效力的谴责，而且把海森伯抬高到了是反对纳粹政府的英雄的地位；另一个是海森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是不能也，非不为也”，虽然海森伯尽管全心渴望原子弹的成功以确保德国在战争的胜利，但海森伯在实验能力上的不足，他们连核反应堆都没有建成，何况技术难度更大的原子弹。这种解释把海森伯放在了希特勒的帮凶的审判席上，海森伯及其同伙事后的一切辩护都显得苍白无力，海森伯先是被自己的科学上的错误欺骗了，然后又转过来以政治的态度欺骗他人，以获得良心上的解脱。 1941年9月，海森伯前往哥本哈根，找到他的老师玻尔并与之进行了一次谈话。海森堡谈到了原子弹这个如此敏感的话题，但是谈话不欢而散。海森伯是否想从玻尔处打探为德国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因为自然铀在获取核能时不会产生别的主要物质？还是海森伯是去向玻尔解释德国科学家根本不想制造原子弹并忏悔？通过对这次会面的分析，本来可以成为解剖海森伯内心活动的一把钥匙，但由于玻尔没有对此公开意见，海森伯的一面之词也只是初略的回忆，缺乏录音等记录材料的证据支持。因此，这成了一个疑案，人们仍然只能猜测。按照维护海森伯的一方的意见，因为海森伯参与了纳粹的原子弹制造计划，海森伯在与玻尔交谈时十分谨慎，很多话不能直说，这也因此给玻尔留下这一印象，即海森堡全力以赴地为德国制造原子弹。玻尔可能把海森伯看成了德国派来的游说他的政府代表或者探听盟军消息的间谍，结果误会产生。 在随后的几年里，海森伯继续参与德国原子弹研究，但是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945年5月海森伯被捕，7月与其他九位科学家被拘于英国乡下。在关押他们的居室里，放置了窃听器，海森伯和其他人得知美国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消息的对话也因此被记录下来。从对话来看，海森伯最初是不相信美国已经造出了原子弹，而作为著名的核裂变现象发现人之一的哈恩（Otto Hahn）则是第一个对海森伯的能力进行置疑的人：“如果美国人有了铀的炸弹，那么你们就统统就是二等货色。我可怜的老海森伯啊。…总之，海森伯啊，你们确实是二等货色。”魏次塞（Carl Friedrich Weisacker）则被认为是以道德为德国科学家失败作辩解的始作俑者：“我相信我们没有做的原因是，因为所有的物理学家在原则上没有想去做。如果我们那时候都想使德国赢得战争的胜利，我们也能够获得成功的。”（[美]格罗夫斯.钟毅等译.现在可以说了—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的故事.原子能出版社.1978，第280～287页）从传记作家引用这个录音证据的结果来看，否定海森伯的能力和道德的人，则采信了哈恩的说法；肯定海森伯的能力和道德的人，则更多地采信了魏次塞的说法。 4 二战之后的海森伯 战后海森伯的生活没有更多的兴趣点，而且海森伯遭到了来自同行的排斥。尽管德国政府也邀请他参与一些关于原子事务的咨询，但他的地位明显不如从前。海森伯先后担任了德国威廉皇家物理学研究所所长、德国研究协会主席、洪堡基金会主席。他在科学上也再没有取得重要的成绩，1958年提出的基本粒子的统一场论也只是引起了大众媒体的关注，而没有得到科学家同行的认可。1976年，海森伯因癌症病逝于慕尼黑。 严格地说，关于海森伯在纳粹期间的行为的争议也是在战后才开始的。1947年高德斯密特（Goudsmit）发表的《阿尔索斯（Alsos）》成为第一篇怀疑海森伯及其德国在核战争的能力的文章。他利用海森伯的案例阐明了为什么专政制度指导科学导致失败。但是到了冷战时期和麦卡锡主义盛行的1956年，在容克出版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中，海森伯第一次被描述成一个道德偶像。
最近的争议来自1998年的《哥本哈根》，这是一出以海森伯1941到哥本哈根访问玻尔夫妇为中心的戏剧，剧中只有三个角色：海森伯、玻尔以及玻尔夫人。这是英国剧作家迈克·弗赖恩（Michael Frayn）在读了鲍尔斯的著作《海森伯的战争》后开始创作的。鲍尔斯像容克一样，把海森伯描写成了二战时期德国原子弹研究的英雄人物。在《哥本哈根》中，剧作家抹去了海森伯身上的一些英雄色彩，也不像罗斯一样把他写成是“丑陋的德国人”，而把他的形象放在一个艺术迷宫之中，强调了海森伯性格遭遇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和海森伯已成超出物理学的范围，成为一种隐喻，一种在极端矛盾的压力下的个人行为选择的象征。不确定性体现在科学中，帮助他发现了量子物理中的不确定性原理；不确定性体现在历史中，则是因为1941年的访问缺乏足够的书面证据的结果。 二战结束后，海森伯自己曾在多处谈及他在德国原子弹中的表现，用来消除那些对他不利的种种传言。1967年8月，海森伯在接受俄耳门克（Joseph J.Ermenc）的采访中，重申了多年来自己参与德国原子弹计划的经历和观点（oseph J. Ermenc. Nuclear Energy Development in Germany during World War Ⅱ:An Interview with Werner Karl Heisenberg 载于（Joseph J. Ermenc 编）Atomic Bomb Scientists Memoirs,1939～1945.London: Meckler orporation,1989。 在此之前，关于德国和美国原子弹计划的几本重要历史著作已经面世，它们中包括海森伯不认同的高德斯密特的《阿尔索斯》、海森堡基本认同的格罗夫斯的《现在可以说了》、荣格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和欧文（David Irving）的《病毒室》。访谈内容中也涉及对这些专著的简单评论。因此，这次访谈可以看成是海森伯最集中的一次辩护。）。归纳起来，海森伯的基本观点是：首先，以自己为代表的德国科学家小组对军事缺乏兴趣，只是把兴趣集中在反应器上，而没有谋求更大的发展。尽管政府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利用物理为军事服务，但是德国科学家把它变成了这样的口号：我们必须利用军事为物理服务。第二，对战争形势的判断与对原子弹制造困难的判断导致德国科学家对原子弹没有信心。德国科学家告知政府，在战争可能持续的两到三年内原子弹无法造出。海森伯感觉战争会比预期结束得早，并确信德国必败，因此作为德国科学家考虑的是战后德国科学能否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的问题。第三，如果德国科学家真想制造原子弹的话，是完全能够造出来的。如果德国科学家向政府说明能够制造原子弹，他们接到制造原子弹的军方命令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能够从政府获得更多的支持，毕竟战争时期用于军事的钱是不成问题的。但这是德国科学家最不愿意干的事。因此德国原子弹计划没有像美国那样来自政府的推动力。第四，美国科学家和德国科学家对待原子弹的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美国科学家是为了和德国科学家竞争，他们害怕德国科学家会优先制造出原子弹，他们的动力更多地有了政治目标和所谓的正义感；而德国科学家只不过从政府获得资金作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们的动力只是科学的好奇心。总之，根据当时的实际，德国科学家避免了制造原子弹的一切努力。 4 简短的评论 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价海森伯的行为呢？海尔布朗评价普朗克在纳粹德国期间的行为可以说明问题的一个方面：“这里存在有两难中的两难。几乎没有什么行动是受命于无条件地要履行的责任。合乎道德的行为在实践中由派生于社会经验的行为准则所指导，按其近期和远期的后果来判断。应该怎样以及在何时做出评判?留在职位上，并尽其最大努力保持纯净的良心和善良的愿望，普朗克是否选取了与纳粹打交道的最佳方式?他的世界观是使他更崇高还是把他引入了歧途?”（海尔布朗，正直者的困境—作为德国科学发言人的马克斯·普朗克，东方出版中心，1998，第186页）海森伯比普朗克具有更大的困境，因为他比普朗克年轻得多，更加站在核物理学的前沿，要留在德国并取得更高的职业地位，就必然意味着加入到原子弹研究之中，对纳粹采取更加妥协的态度。另一方面，海森伯也可能对自己的言行不那么谨慎，战时的所作所为没能做到无愧于心，战后的文过饰非也掩盖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所扮演的悲剧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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