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me | News | Magazine | Library | Encyclopedia | Review | Essay | Forum |
|
|
|
|
|
2-5 谁说了真话——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中的传记
描述现代生物学的书籍，如果有插图的话，一般都不会遗漏两张照片。一张是1953年3月在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拍摄的，左下方的沃森（James D. Watson）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右上方的、面带微笑的克里克（Francis Crick），背景是首次被他们正确制作的DNA结构模型。不同的表情也似乎和他们的年龄十分吻合，喜悦的克里克当时已经过了36岁，终于在进入到创造高峰期的末尾阶段有了属于自己的重要成果；而惊奇的沃森却不到25岁，似乎不能完全相信自己会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有了伟大的发现。这张传神的照片不断地向人们强化这样一个事实：沃森和克里克两人的名字连同DNA双螺旋结构，三者总是一起出现，DNA双螺旋结构又经常称为“沃森—克里克模型”。
另外一张是DNA分子的X射线衍射图，是当时最清晰的关于DNA分子结构的照片。它是1952年5月由一位女科学家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拍摄的，标号为 “51”的衍射图。拍摄这张照片的科学家为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结构的作用，就象照片本身所暗示的那样，它的主人被隐藏在图形背后，不经人特别提醒，人们就不会想起这位拍摄者。当时，她和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等科学家一起在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小组工作。 1953年4月25日出版的英国《nature》杂志上，同时刊登了3篇关于DNA结构最新进展的简短文章，一篇是沃森和克里克合写的，一篇是英国科学家威尔金斯与他的两位合作者写的，第三篇是富兰克林和另一位合作这写的。这3篇文章一起宣告了过去科学家对DNA结构认识的错误的结束和新的模型的建立。 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因为在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方面的贡献，三人一起分享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富兰克林已因患病于1958年去世。在获奖演说中，沃森和克里克没有提及富兰克林的贡献，威尔金斯也只是简单地在感谢词提及了富兰克林的技巧性实验工作。随着更多文献的公开和学者研究的深入，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过程已经成为科学史上一个著名的案例。 人们关心的问题是，究竟谁在DNA结构发现中贡献最大，富兰克林的成就被沃森等人有意抹煞了吗？如果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沃森窃取了富兰克林的数据吗？威尔金斯是否未经富兰克林允许就使用了她的数据，而在富兰克临死后也没有给她足够的荣誉？因此，接下来的能够推测的问题就是，如果富兰克林活着，她能获得诺贝尔奖吗？因为诺贝尔奖只授予活着的人，而且每个奖项不超过三个人。诺贝尔颁奖委员会真的会充分了解富兰克林的贡献吗？如果了解，它会把奖颁给富兰克林而不是威尔金斯吗？或者，颁奖委员会会把此奖分成两个，一个是化学奖，一个是生理医学奖，把四个人都包括在内？ 每一本涉及到这些当事人的传记作品都面临着上述这些问题。不同版本的传记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多幅模糊不清的图像。尽管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却无法完整无误地还原与再现。 1 沃森的自传 “我从来没有看见弗朗西斯·克里克谦虚过。”沃森写的自传《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双螺旋》在大陆有两个翻译版本，一个是由刘望夷等人翻译、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个是田洺翻译、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本文的引文来自后一个版本。）书中第一章的第一句话，用来评价他的合作伙伴克里克。该书把科学界描述为一个科学名誉的竞技场，把DNA发现的过程看成是一场参与其中的几位主要科学家之间的激烈竞逐。
《双螺旋》用个人的眼光回顾了一段科学上一个伟大发现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科学家威尔金斯等用X射线衍射技术对DNA结构潜心研究了3年，意识到DNA是一种螺旋结构。女物理学家富兰克林在1951年底拍到了一张十分清晰的DNA的X射线衍射照片。1952年，美国化学家鲍林（Linus Pauling）发表了关于DNA三链模型的研究报告，这种模型被称为α螺旋。沃森与威尔金斯、富兰克林等讨论了鲍林的模型。威尔金斯出示了富兰克林在一年前拍下的DNA的“B”形的51号X射线衍射照片，沃森看出了DNA的内部是一种螺旋形的结构，他立即产生了一种新概念：DNA不是三链结构而应该是双链结构。根据各方面对DNA研究的信息和自己的研究和分析，沃森和克里克得出一个共识：DNA是一种双链螺旋结构。沃森和克里克立即行动，马上在实验室中联手开始搭建DNA双螺旋模型。从1953年2月22日起开始奋战，他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终于在3月7日，将DNA模型搭建成功了。沃森、克里克的这个模型正确地反映出DNA的分子结构。此后，遗传学的历史和生物学的历史都从细胞阶段进入了分子阶段。 该书的主人公自然是沃森和克里克，书中将两位关键人物的性格描绘得非常生动，研究的动机与过程也交代的很清楚。沃森给了克里克很多赞美的笔墨，尽管当时的克里克年龄比自己大，学位比自己低，也不怎么受实验室主任布拉格的喜欢和其他科学家的赏识，在学术界还默默无闻。学物理学的克里克和学生物学的沃森都受到了薛定谔写的《生命是什么》一书的影响，两人合作进入DNA领域研究无论在学识、性格上都有着明显的互补。 《双螺旋》中的配角是苦干实干的、在实验室测取数据的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这两位合作者的关系若即若离，远比不上自己和克里克两人的和谐。书中对富兰克林的描述不乏轻蔑，威尔金斯的形象也比较迂呆。还有远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化学家鲍林。沃森把鲍林看成是可怕的对手，一直很神经兮兮地担心目标会被鲍林捷足先登。按照沃森的说法，如果鲍林不把注意力过多地给了政治社会活动而是专注于DNA结构的研究，也许沃森和克里克就败在了鲍林的手下。 沃森坦诚地表明，自己不需要写一本“事后诸葛亮”式的传记，否则就无法展示其个性。他强调个性，因此，“我试图再现当时对有关事件和人物的最初印象，而不根据DNA结构发现之后我知道的一切做出评价。后者或许更为客观，但却无法真实地反映出一种冒险精神，这种冒险精神的特征体现为年轻人的狂妄，以及所发现的真理应该是简单和美的。”沃森在书中毫不掩饰地展示了自己的野心：拿诺贝尔奖。在他笔下科学研究就是竞争的游戏，赢家才得以名垂千古。研究的动机不只是好奇而已，追求成功恐怕更为重要。在沃森之前，没有科学家能够如此明目张胆地暴露这些“真相”。同时，沃森也是为了澄清一个谣传，因为有些科学家认为他和克里克窃取了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的研究结果。事实上，沃森承认自己的发现得益于很多科学家，当然有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的X衍射图，有鲍林的模型构造方法，还有伽莫夫和多纳休的研究结果。沃森和克里克无疑是带有明显功利的拿来主义者，或者说是能够聪明地运用综合归纳法的大师。 2 《双螺旋》的出版与争议 其实沃森本来就要把他这本书命名为《诚实的吉姆》（Honest Jim），因为沃森的同事都亲切地把它的名字詹姆斯（James）叫成吉姆（Jim）。起初沃森把书交给他任教的哈佛大学出版。后来很多读到《双螺旋》初稿的科学家觉得沃森的直率已经做过头了，认为《双螺旋》抹黑了他的许多同事。克里克和威尔金斯都拒绝该书的发表。克里克尤其对沃森的第一句话表示反感，据说还准备起诉沃森。从此之后，两人再也未能进行过专业方面的联系。 更多的科学家认为，沃森对富兰克林的描述显得过于尖刻、无理。即使在该书的后记里，沃森也不得不花些笔墨来纠正自己的偏颇：“我和弗朗西斯都非常赞赏她正直和宽宏的品格，我们只是在很多年之后才逐渐理解这位才女为得到科学界承认所进行的抗争，科学界经常认为女人不能进行认真的思考”（同上，第181页），但他仍然没有修改前面的叙述。很多人施加压力，哈佛大学校长终于被迫命令其出版社不得出版《双螺旋》。《双螺旋》不得不在另外一家出版社出版，受欢迎的程度出人意料，哈佛大学也因此损失了大笔收入。 1967年沃森接任著名的冷泉港实验室主任一职，逐渐成为美国分子生物学代言人，20世纪90年代沃森成为美国主持人类基因组工程的首位负责人。2000年实验室出版社发行了沃森的新书：《倾情DNA（A Passion For DNA）》（James Watson.A Passion for DNA.Cold Spring Habor Laboratory Press,2000），这是沃森的一些散文集。书里多处谈到《双螺旋》写作动机与过程。他说：我的目的一开始就是写一本和《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一样棒的书……我有个好故事要讲，如果用心一点的话，或许读起来会像费兹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的小说。盖茨比在某些方面是个骗子，虽然我没有那样糟糕的过去，有一些科学家认为我也好不了到哪里去。所以我要在整个故事中把动机的暧昧性清楚地呈现出来。他又说：很重要的是一开始就想到“诚实的吉姆”这个名字。艾米思（K. Amis）的《幸运的吉姆》（Lucky Jim）让我捧腹大笑，当然还有《吉姆老爷》（Lord Jim）。所以也许我可以写出一本能和这两本名著相提并论的书。要做到这样，得真实地展现我值得介绍的朋友，我认为他们很有意思，别人或许也会和我一样。 在这本书里，沃森用有点嘲讽的口吻再一次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护：我白日做梦梦见《纽约客》杂志可能会把《双螺旋》印在“犯罪纪录”的大红标题下，因为有些人认为我和克里克没有权利思考别人的数据而且事实上从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那里窃取了双螺旋。 3 克里克的自传 1988年，克里克也写了一本自传《如此疯狂追求:科学发现的个人观点（What Mad Pursuit:A Personal View of Scientific Discovery）（Francis Crick. What Mad Pursuit. A Personal View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Publishers,1988）。与沃森的《双螺旋》截然不同，这是一本描写观点多于描写人物和事件的自传。作者对沃森以及其他合作者的思想、个性特征很少作墨，原因在于他不愿意唐突地描述那些与他亲近且仍然健在的科学家们。因此，他更多的是提供给别人自己在科学研究的体会，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即使再简短，该书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自己和沃森两人对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过程的描述。克里克认为，尽管自己当时还是个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也比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沃森年长12岁，但是两人的合作热情部分来自于兴趣的相似，部分来自于年轻人的自大、冷酷和随意思考问题的急躁。沃森比自己更坦率直言，但思维过程类似，两人的不同只是背景知识。克里克和沃森从来没有做过任何DNA实验，研究DNA螺旋结构也不是份内的事情。他们做的只是不停地讨论，这是理论科学家与实验科学家的典型区别。他们受到鲍林的启示，找到了解决结构问题的办法，即搭建模型。在经历几个失误之后，关键的发现是沃森对碱基对性质的确定。克里克认为，沃森的这个发现不是因为科学逻辑而是那种因为偶然发现新奇事物的天赋。从这一点来说，沃森的运气在此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机遇寻找有准备的头脑”。 克里克对沃森书中的某些描述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他从来没有听沃森向任何人说起过沃森研究DNA结构的目的是获取诺贝尔奖，沃森可能在夸大自己的自信心。 但是克里克的重点不在发现事件本身的描述上，“对我来说，要写出导致双螺旋结构发现的事件的任何新东西是困难的，因为它已是几本书和几部电影的主题。”（同上，第4页）他把重点放在了对这件事的不同观点的评论上。克里克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富兰克林是否真的受到了来自男性科学家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界的歧视？沃森和克里克因为什么得到应有的荣誉？如果沃森和克里克没有发现双螺旋结构，鲍林、威尔金斯、富兰克林等人能发现吗？ 克里克认为，富兰克林确实受到了一些限制，例如不允许进入只为男性准备的一间教员休息室里喝咖啡，但这一点是微不足道的。在其他方面，她的同事对待男女科学家一视同仁，在他们的研究小组里，还有其他女性。她的家庭不支持女性进行科学研究，但也没有强烈反对。富兰克林遭遇到的是相当微妙的障碍，她怀疑威尔金斯需要的只是一个助手而不是一位独立的工作者。富兰克林开始并没有选择DNA，因为DNA对生物学是重要的，而她早期的工作是煤的X射线衍射研究。她在兰达尔（John Randall）的建议下开始进行DNA研究的。没有人否认富兰克林的实验工作是一流的，但也是这一点阻止了她的更大的贡献。她过于注重精确，要展示一个女科学家的专业性，把细节放在X射线图片的解释上。在富兰克林的性别遭遇上，克里克的观点是明确的，“女性主义有时试图拼凑出富兰克林是一个她们事业的早期殉道者，但我不相信事实会支持这种解释。”（同上，第69页） 而沃森和克里克则完全不同，他们不拘泥于细节，要的是速度和答案，过程和方法则是次要的。他们做的是思想实验，当观点站不住脚时能够很容易把它抛开，马上进入另外一次“试错”中。更重要的是，他们选对了问题并能够坚持下去，各自独立地做出了相同的决定：研究分子生物学的中心问题是探索基因的化学结构。 对于“如果沃森和克里克没有发现双螺旋结构，结果会怎样？”这样的问题，克里克的回答有点诙谐和嘲讽:“这是‘如果’历史，是我被告知与历史学家的好名声无关的历史，似乎一个历史学者不能对我不明白历史分析是研究什么的这类问题给出合理的回答。如果沃森被一个网球打死，我有理由相信我不能独自解答出结构，但谁会呢？”克里克分析了其他几个直接相关的人，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鲍林不大可能，虽然克里克和沃森曾一直认为，如果看到了国王学院的X射线衍射图，鲍林可能会立即得到另外一个结构，但是鲍林如果没有看见两人的模型，可能永远也发现不了自己的模型的错误。富兰克林不大可能，虽然她离解决只有两步之远，但在关键时刻离开了国王学院和DNA，和贝尔纳（J.D.Bernal）研究烟草马赛克病毒去了。威尔金斯有可能，在得知两人的结构前不久，威尔金斯还告诉过他们，他将把全部工作时间扑在这个问题上，但是毕竟是两人为构建模型的持续的宣传产生的效果，才促使他进行尝试。克里克的结论是：“如果我和沃森没有成功，我怀疑双螺旋的发现可能会延迟至少两到三年。”（同上，第75～76页） 但是，为富兰克林打抱不平的人们也提出了同样的质疑：如果沃森没有看到富兰克林那张关键的第51号X射线衍射图，他们两人能那么快地建立起正确的模型吗？这张衍射图对DNA结构的发现起到了催化作用，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等人却集体失忆，把一个死者的贡献独揽在自己的手中而不与承认，这难道不是有违科学道德吗？ 4 富兰克林的传记 由于富兰克林过早去世，没有留下自传，外人也无法真正知道她心中的DNA发现过程中的场景。
不满于沃森对富兰克林的负面描述，富兰克林的好朋友安妮·萨耶尔（Anne Sayre）在1975年出版过一本颇有争议的《罗萨琳·富兰克林与DNA（Rosalind Franklin and DNA）》。萨耶尔认为沃森完全歪曲和丑化了富兰克林的形象，那个嗓门尖尖的、不修边幅的、无趣的富兰克林是沃森为了树立自己的科学界英雄的典型而杜撰的对比物。这本书完全站在重塑富兰克林的形象上，把DNA发现过程的关键性贡献都给了富兰克林，而沃森和克里克似乎贡献甚微。由于该书过于强调辩论技巧而不是注重证据，语言过于迂腐而不生动，使得其难读且缺乏说服力。
2002年，英国传记作家布伦达·马多克斯（ Brenda Maddox）出版了一本被认为是更为中立的、细致的和全面的传记《罗萨琳·富兰克林：DNA研究的灰姑娘》（Brenda Maddox. Rosalind Franklin: The Dark Lady of DNA.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2）。马多克斯既不打算给富兰克林唱赞美诗，也不去谴责她的竞争对手们，只是通过大量的通信、出版的与未出版的手稿、实验室记录和很多活着的当事人的采访，讲述富兰克林作为一个女人、一个犹太人、一个科学家的故事。 例如，她没有回避富兰克林的爱情问题。 富兰克林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两年是在对女性不怎么友好的伦敦金氏学院生物学环境中度过的，在那里她和威尔金斯一起研究DNA结构。威尔金斯虽然已经研究多年，但只有资历却缺乏洞察力和好的数据。正是新来的富兰克林做出了关键性的观察：DNA存在两种不同的形态A和B，得到了这两种形态的最清晰的图片。事实上，在一个周末访问剑桥时威尔金斯把他们的结果透露给沃森和克里克，两人立即开始搭建模型。他们不象富兰克林那样小心翼翼，因此赢得了速度。几个月后沃森回访伦敦，威尔金斯展示了富兰克林得到的非常清晰的形态B的X射线图。回剑桥的火车上，沃森在一张新闻纸的边缘上凭记忆画出了模型图案。两个月后，沃森和克里克向《自然》杂志投出了他们载入史册的论文。 在此传记中，马多克斯很耐心地回答了我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富兰克林作为一个女性和犹太人，在科学生涯中确实遭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在剑桥大学期间，女性不被接受为“大学成员（members of university）”，不被授予正式学位。当她在成长为一个有成就科学家并进入国王学院的教员行列的时候，女性不能进入高级教员休息室进行午餐。第二，我们不能完全肯定沃森是否直接窃取了富兰克林的数据，即她的至关重要的衍射图。但沃森本人也承认，他通过威尔金斯看到了富兰克林的照片。这个照片启发了沃森，但谁也不能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看到这张照片等于发现双螺旋结构。第三，威尔金斯在未经富兰克林许可的情况下，享用了富兰克林的成果，而且在她死后，没有给她应得的荣誉。第四，富兰克林远不是沃森描写的那样的单一形象。象那些男人们一样，她是一个复杂的人。她活泼，精力充沛，保持者自卫状态，喜欢户外活动，对男女交往有着恐惧感，决断，暴躁，热爱科学。更重要的是，她的短暂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奋斗，一个女性在男性领域里的抗争。 马多克斯对为什么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三人共谋，能够厚颜无耻地抢走富兰克林的荣誉，提供了自己的解释。最明显的是，富兰克林作为一个女性研究人员处在一个女人不允许踏进资深研究者领域的学院的氛围中。其次，就是反犹太人倾向。尽管富兰克林家族已经是他们的姓名英国化了，但她的叔叔是巴勒斯坦的一个高级官员，她也活跃在一个有犹太信仰的小组中。在一个神学占主要地位的学校里，她有强烈的孤独甚至被放逐的感觉。还有一条也许是最重要的，因为富兰克林的图片没有正式发表，沃森如果公开承认富兰克林的贡献，等于是对国王学院研究领域的侵犯，也贬低了自己的贡献。 马多克斯认为，“如果贝多芬没有写出他的第九交响曲，没有其他人写出。与此相反，如果沃森和克里克没有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其他人能够发现，可能用不了多久。罗萨琳自己已经接近得到答案了。”（Robert Olby. The Path to the Double Helix.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1974）正如克里克所说的那样，这只能是“假如”，而历史已经不能再来一次，毕竟富兰克林等人的动作慢了一步，这也是沃森和克里克等人能够骄傲地述说自己的发现史的资本。 5 简短的评论 克里克在为欧尔比（Robert Olby）撰写的一本关于DNA结构发现的非常详尽的科学史《双螺旋之路》 所作的序言中认为，沃森的书只不过是他自传的一个片断。沃森不仅是以他所处年代的年轻人的个人眼光描述DNA的发现，而且包括了很多严格说来与主题无关的个人生活的细节。沃森的主要目的是向普通公众展示科学家的人性的一面，这一面虽然在科学家圈子里相互了解，但是普通公众却知之甚少。也就是说，沃森并不是对历史本身感兴趣。当然，个人记忆的真实不能等同于历史的真实，个人的科学经历不是科学家群体的科学经历。沃森的自传只是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科学活动的一幅画面而已。 科学合作的作用非常重要。沃森和克里克两人的合作紧密无缝，他们能够共享知识、才能、性格和时间，专心致志于一个问题。而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两人的合作则形同虚设，两人甚至相互间很少说话。威尔金斯与沃森特别是与克里克要多于与富兰克林的交流，与其说威尔金斯是在与富兰克林合作，还不如说是在与沃森和克里克合作。这也是威尔金斯为什么愿意向沃森展示富兰克林的照片的原因。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组成了一个科学研究的共同体，当然也是荣誉分配的共同体。富兰克林要以一当三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没有在颁奖前去世，在诺贝尔奖中也最有可能被排除在三人名单之外。 就个人性格而言，沃森和克里克属于典型的外向型性格。他们的直率、傲慢、聪明、尖刻不仅表现在科学研究活动中，也表现在日常的生活与社交活动中。尤其是沃森，年轻得没有耐心，聪明得少人能及，DNA发现带来的名声使他能够以一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态度对待其他人和事，因此沃森在自传中把自己的狂妄和自大表现得一览无余。当沃森和克里克的形象被自我的光环夸大之后，其他科学家在沃森和克里克面前就显得暗淡无光。克里克的自传则显得世故一些，用合乎逻辑推理的文字小心翼翼地捍卫了自己和沃森的科学声誉，也间接地批评了那些试图抬高富兰克林的贡献的言论。 富兰克林死后，有少数科学家为她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鸣不平。富兰克林刚死，贝尔纳（J.D.Bernal）等人想为她建立一个纪念基金，但没有成功。富兰克林的上司兰达尔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认为富兰克林的贡献要大于威尔金斯。富兰克林的合作者之一克鲁格（Aaron Klug）是她最有力的捍卫者。他早年参加了富兰克林研究烟草病的研究项目，在富兰克临死后接替她主持研究工作。早在沃森的《双螺旋》出版后几个月，他就给《自然》投稿说沃森只讲述了一面之词。1974年他又给《自然》撰文说富兰克林很早就得到了双螺旋。1982年，克鲁格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在获奖演说中，克鲁格表达了对富兰克林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能力的欣赏。但马多克斯认为克鲁格对富兰克林的辩护更多地出于个人原因，“通过使他成为她的主要受益者，她改变了他的生活，使他能够为自己和妻子买一处房子并得留在英国到达个人的高峰。他相继变成了阿朗爵士，诺贝尔奖获得者，荣誉勋位拥有者，1995年到2000年皇家学会主席”（Brenda Maddox. Rosalind Franklin: The Dark Lady of DNA.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2，第326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任何对历史真相的辩护对打上了个人情感的烙印，其可靠性也受到了质疑。 在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对沃森的自传的批评中，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沃森在背后把“罗萨琳·富兰克林”称作“罗西（Rosy）”而不是“罗萨琳”或者“富兰克林小姐”的细节，似乎表明这是沃森作为男性对女性不尊重的事实。“罗西”成了女性主义者的惯用词汇，它代表着在男性的巨大光荣背后的女性牺牲者或者一个把男孩养大后却被男孩贬斥的刁蛮的继母的形象。无疑这种简单的文本分析法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 象很多科学发现一样，DNA结构的发现也存在着有多种可能途径，历史学家们也有理由相信如果沃森和克里克没有合作，或者合作得晚一些，鲍林、威尔金斯、富兰克林等人都可能先于沃森或者克里克发现双螺旋结构。然而，科学发现和艺术创造一样，受着某种独特和奇异的力量的支配。真实的事实就是这样，即使存在道德上的可疑与争议，沃森和克里克确实象两个一见钟情的恋人一样，携手并肩最先冲到了科学竞争的终点。 |
|
| 首页 | 版权声明 | 本站导航 | 关于本站 | 联系我们 ©1999-2002 www.OurSci.org,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