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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关于科学家的心理学传记 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理学传记，并不是泛指传记中有心理活动的一般性描写，而是指通过心理学理论分析特别是精神分析理论来揭示传主的某些特殊行为。按照卢念（William McKinley Runyan）的定义，“心理传记学可定义明显地使用系统化或正式的心理学知识于传记研究”（William McKinley Runyan著，生命史与心理传记学，丁兴祥等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第242页）。这个定义有三点特别重要，第一是心理学的范围很广，不限定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应用，尽管心理学传记始于20世纪初弗洛伊德应用精神分析对意大利著名科学家与文学家达·芬奇的研究，精神分析传记也在心理学传记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人格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等非精神分析应用在传记中。第二，心理学传记也不限定于对人格的分析，尽管传记在描述、解释和评述传主一生的发展的时候，必须揭示出这个传主区别于其他人的个性特征，也就是传主的人格。人格属于心理学概念，它是个体独具的各种特质或特点的总称，是气质、性格、兴趣、爱好的综合表现。心理学应用于传记，主要是分析和寻找和传主的行为之间的联系的那些特殊事件的心理学证据，包括潜意识、早期经验等对传主行为动机的影响。第三，心理学理论应用在传记中是明显可见的，因而排除了简单而隐含地应用心理学常识的传记。对传主的心理描写在传记中是随处可见的，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 本文将要讨论有关科学家的心理学传记，探讨心理学如何诠释科学家的生命历程和科学家的科学发现，尽管这方面的传记案例并不多见。 1 福伊尔关于牛顿、马赫等人的心理学分析 福伊尔（Feure）是研究社会学的学者，在196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关于科学革命的学术专著《科学知识份子：近代科学的心理学与社会学起源》（The scientific intellectual: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2）。17世纪以牛顿为典型的科学家引发的科学革命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遵循韦伯的新教伦理观，默顿等科学史家认为科学革命的动力来自于新教徒的禁欲主义和道德赎罪的伦理观念。福伊尔虽然也认同韦伯的新教对科学革命的影响，但他认为不是禁欲伦理的消极观念而是享乐主义-自由主义伦理的积极观念才是科学革命的真正起源：“在这本书中，我试图表明科学知识份子诞生于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精神，它蔓延到16到17世纪的欧洲，直接培育了人类求知欲的解放。不是禁欲主义，而是满足感；不是罪恶感，而是对人类状态的喜悦；不是自我放弃，而是自我肯定；不是原罪，而是原始的长处和价值；不是忧郁，而是欢愉；不是藐视个人的身体与意识，而是欣喜于它的物质实在；不是乐于痛苦，而是赞美快乐—这才是17世纪科学运行的情感基础。”（同上，第7页）不过，福伊尔的“享乐主义—自由主义”是一个比较泛化的概念，享乐的最基本的动力仍然是性。在他的眼里，每一个科学家都可以是享乐主义者，既使他只品尝过一杯咖啡或者斜视过一位漂亮女人，因此虽然牛顿从未没有结过婚，很少有朋友，但福伊尔仍然可以用他的观点来诠释牛顿的科学发现的动力。
在作者看来，牛顿与科学的关联与恋母情结有关。牛顿是个遗腹子，而且很早母亲改嫁，由自己的外公外婆抚养成人，早期远离母亲的经历造成了牛顿心灵的创伤，也导致了牛顿对母亲的渴望。牛顿曾自制风车，用老鼠作动力，老鼠带动风车旋转给了牛顿快乐。作者猜测这正是牛顿心中的渴求母亲的情感表达，因为老鼠和风车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牛顿在1665年到1667年期间做出了关于微积分、光学和重力学的三大发现，可能是牛顿回到了母亲身边、享乐达到了极致的结果。牛顿与莱布尼兹、胡克争夺优先发明权，确保自己的第一位置，似乎是牛顿为了补偿童年痛苦的经历的结果：他的母亲离开他和另一个男人和孩子们生活去了。牛顿的母亲死于1690年，也导致了牛顿科学生涯的终结。当竞争造成的紧张导致科学的快乐受到威胁的时候，牛顿更是远离了科学，从政治和社会中寻找快乐。总之，作者认为“作为一个对他的工作有着潜在的情感的自恋的享乐主义者，牛顿的伟大，如同开普勒的一样，或许是对母性拒绝的回应的结果，不是通过禁欲的自我牺牲，而是在征服自然世界中寻找一种替代。这种从受虐狂般的禁欲主义到自我肯定地掌握自然的转变，必定是导致近代人区别于中世纪人并使科学成为可能的心理革命的一部分。”（同上，第413页） 《爱因斯坦与科学的世代》（Lewis S. Feuer, Einstein and Generations of Science, New York: Basic Books,Inc.1974）是作者继续采用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20世纪初期科学发展的学术专著，而不是一本的普通科学家传记。作者以人物为主要线索，分析了马赫、爱因斯坦、玻尔、海森伯、德布罗意等科学家如何是发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讨论了科学革命的代际运转和科学学派中的冲突等问题。作者对马赫、玻尔、海森伯等人的科学思想的形成的分析，则是精神分析法应用于科学家的颇受争议的案例之一。 马赫被认为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先行者，马赫自己也有兴趣于意识、梦及其相互关系的联系，因此作者觉得采用心理分析来探索马赫的科学概念的起源便是顺理成章的。在作者看来，马赫的相对思想的萌芽是5岁时看见风车运动的产生的潜意识唤醒的结果。风车中轮齿相互啮合驱动石磨运转，意味着一种平等关系，这是马赫心中两种现象功能相互依靠的最初图景，是对父权独裁的反叛。在相对主义者的概念中，时间（男性的隐喻）不再是牛顿力学与康德哲学中的绝对存在，而是和空间（女性的隐喻）紧密相连。总之，“相对化了的世界，在其中没有特别授权的特权的架构，没有绝对化，是一个人对废除父权的、神权的、政治的和性的绝对化的渴望得到实施的世界。像爱因斯坦，马赫经历着一场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令人痛苦的拒绝，尤其唤起了马赫身上的唯我主义和孤独的认识论的倾向。”（第34页） 马赫晚年极度反对玻尔兹曼的原子论，这种科学认识论的冲突是恰恰早期马赫与父亲的紧张关系的反应，因为原子论者代表着父权，反对原子论者就是从父权统治者解放出来。马赫与父亲的冲突是在他少年时代形成的，马赫希望“与大气压力下的风车和实验一起翱翔，挣脱拉丁语法的束缚”，而父亲则失望于儿子缺乏贸易或商业的能力。马赫把“原子（atoms）”称为“石头(stones)”,而“石头”在经典圣经里象征着“睾丸”。马赫要寻找的是一个没有石头的世界，一个去原子化的实体，在其中父亲本人被阉割了；马赫作为一个儿子则被投影进一个最根本的、神话般的反抗父亲的物理理论中。 2 曼纽尔对牛顿的心理学分析 1968年，曼纽尔（Frank E. Manuel）出版了应用精神分析理论来研究牛顿的传记《艾萨克·牛顿的画像（A Portrait of Isaac Newton，196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引文依据的是1990年Da Capo出版公司的重印本。）》。在这部传记中，作者对牛顿的科学贡献较少着墨，而是用较多的篇幅来分析牛顿的个性，特别是它与其他人的冲突。精神分析理论把人的一生分为几个特别的阶段，而早期的生活经验必将影响个人后来的行为。婴幼儿时期经历的创伤以及形成的恋母或者恋父情结成为精神分析的常用工具，曼纽尔对牛顿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曼纽尔眼中，牛顿早期的经历是一个难得的典型案例。牛顿出世前三个月，父亲老艾萨克已经去世，出生时身体非常虚弱，这给了牛顿追求父亲的动力。当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父亲原型时，天父上帝便是牛顿的渴望的父亲的替代品，因此牛顿一生都醉心于神学的研究。牛顿到三岁一个月时，母亲汉娜便改嫁牧师史密斯，牛顿进一步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母爱，从而产生了极度的焦虑，这种焦虑变成了后来他对自己所拥有的地位、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焦虑，害怕被人像母亲一样剥夺而去，同时他也憎恨类似史密斯那样的男人，后来的胡克、莱布尼兹变成了史密斯的替代者。同时，母亲改嫁的地方离牛顿居住的伍尔索普很近，这使得少年牛顿对母亲的渴望时常激发，这也成了牛顿追求科学的动力。牛顿11岁时，母亲因史密斯去世，回到了牛顿身边，但带回了三个弟妹，这些人也抢占了母亲对他的爱。1665-1666年，因为瘟疫流行，牛顿从伦敦回到伍尔索普。在这被称为牛顿奇迹年里，牛顿发展了微积分、形成了外有引力的概念，这恰恰是牛顿在母亲身边完成的。“他第一次对数学的活跃兴趣有据可查到1664年的9月和对动力学的1665年1月，1664年12月和1665年4月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有彗星观察的常见书的借阅登记，尽管自那时起，在他因瘟疫回到伍尔索普之前，天空已经为牛顿打开，但是贬低发现之地和他母亲个人在伟大天才勃发的1665年和1666年的重要性，是不明智的。”（同上，第82页） 更为重要的是，好斗的天性伴随了牛顿的一生，违背他意愿的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斥，例如，因为与弗拉姆梯德和莱布尼兹的不和，在他的《数学原理》一书再版时，他删去了弗拉姆梯德和莱布尼兹等对他的著作有过贡献的名字。曼纽尔认为这些过激行为的根源来自于童年时期的创伤：“狂怒来自于个人的历史状态的累积，是童年创伤的法定的遗产，开始于婴儿与哺育他的那个人－他的母亲，跟了史密斯－的分离的焦虑。狂怒继续下去是因为得不到完全的或有效的排解，或者被那些似乎重新产生少年时代的情感高峰的生活状态所唤醒与激发。”因为条件的限制，少年时期的他不能对他的继父或者同母异父兄弟实施报复行为来排解他的焦虑，但是当成为大的科学家后，他就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和手段来挫败他的对手和敌人，不管他们或者活着已死。在曼纽尔看来，牛顿到死也没有从这种焦虑中解脱出来，“伤痛如此之深，愤怒如此无际，只要活着就不能得到满足。他的胜利没有减轻痛苦，他的愤怒被所供之食所补充。”（同上，第348页） 3 鲍尔比对达尔文的心理学分析 鲍尔比是英国的心理学家与精神分析临床医生，他发展起了一套婴儿依附理论。他认为，婴儿和他的照顾者（例如父母、保姆等）之间形成了一种持久的情感纽带—依附关系。这种依附独立于物质需求之外，是照顾者和婴儿之间满意联系的需要，而满意联系对婴儿以后正常成长的不可或缺的。当最初的照顾者失去后，婴儿会经由害怕、压抑和淡漠等阶段后产生“去依附关系”。依附关系的生物学目的在于可以帮助婴儿在与其人交往和接触自然环境时获得生理安全感。鲍尔比认为，依附关系的形成分为4个阶段：在6周以前为前依附阶段，婴儿还不知道自己与照顾者的关联，既没有意识到自己依靠照顾者，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独立于照顾者，这时婴儿允许其他任何人照顾自己；从6周到6至8个月为依附形成阶段，婴儿能够区分照顾者和陌生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上变得小心谨慎；从6至8个月到2岁之间为依附确定阶段，这个阶段的婴儿会产生一种分离焦虑，有一种与母亲身体分离的本能恐惧，当某种东西不在眼前时他也能够感知它的存在。这个时候，需要母亲负责平衡这种焦虑。2岁之后为交互关系阶段，这个时候婴儿会比母亲更多地平衡焦虑。鲍尔比认为，在2岁之前，父母作为照顾者角色的责任在于提供给婴儿一个基本的安全感，包括建立起牢固的情感纽带，让婴儿认同自己的角色即明确自己与母亲或者其他人的关系，让婴儿在照顾者逐渐增加离开时间和次数的时候拥有安全感。 鲍尔比把达尔文作为一个案例，使用他的依附理论来分析早年丧母对达尔文的性格和心理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作用在达尔文的一生，撰写了一本全新的传记《达尔文：新的生活》（Charles Darwin: a new life，W·W·Norton&Company,1991）。
达尔文8岁时母亲不幸去世。很多早年失去母亲的人在童年和青年阶段容易变得压抑、自卑，父亲在达尔文的一生中扮演的另外一种角色，则加剧了达尔文的人格弱点。鲍尔比认为，在达尔文的母亲去世的时候，达尔文没有把内心的悲伤发泄出来，而是被他的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以怕伤害家庭成员的心而遏制了。在后来的生活中，母亲模糊的印象萦绕在达尔文的脑海中。这种精神创伤成了达尔文精神疾病的根源。达尔文在母亲去世后，经常独自出去无目的地漫游。“在这段较长、孤独和专心的漫步期间，达尔文处于一种专业术语称为‘神游症’的精神状态，即向梦游般地忘记了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这种状况在那些不能从失去亲人中恢复过来的人中是常常出现的。”（同上，第62页） 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达尔文，人称罗伯特医生，在当地颇有名气。他身材高大，大腹便便，威严不俗，表情严肃，行动庄重。罗伯特医生医术高超，因医德高尚深受病人敬重。妻子的死却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悲哀和难以自拔的烦郁之中，家庭成员也受到父亲的影响。他们避免谈论达尔文的母亲，使得达尔文对母亲的印象不深。父亲在医学方面的行为表现，得到达尔文的尊敬，而他的严肃加剧了父子间的距离，达尔文面对难题时更愿意去找自己的舅舅。鲍尔比写道，“如果说达尔文对父亲的过分崇拜有些极端，而造成发展到这一步的环境则留在了记忆中。最根本的是他父亲确实有令人称羡的特质。他善良慷慨，有学问，好读书，所以他的观念值得尊敬。而且，按照达尔文自己的说法，他的父亲‘具有相当敏感的性格’，所以不管什么惹怒或者伤害了他，他都走向性格的另一面，便很容易发脾气。最重要的是，他的父亲是他唯一的家长。当他和父亲的关系变得紧张后，他没有可爱的母亲可以依靠。而这时，他的姐姐们出于对弟弟的同情，只能是更加愚蠢地激怒父亲。”（同上，第69-70页） 鲍尔比认为，每当达尔文的智力活动和焦虑状态构成了一对矛盾，智力上的兴奋和高度紧张的心理焦虑对达尔文的身体打击最厉害。“1937-1939年，达尔文无疑取得了突破，因此处于最大的智力兴奋中，但他同样也充满了焦虑。他的笔记显示，达尔文知道他的进化理论在宗教和政治上暗含着危险—特别是在哲学地位上被认为是唯物主义者，尽管他时常怀疑自己的观点。这个时期，唯物主义不仅与法国革命的恐怖等同，同时在英国也被认为是鼓吹激进的政治活动。而且，为阻止知识分子宣传这种思想，处罚严厉的法律也在实施中。”（同上，第212-213页）而恰恰是这段时间，达尔文的疾病最严重。 在鲍尔比看来，人们通常会赞扬达尔文的谦虚的精神，实际上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弱点，是精神疾病的表现。他的心理疾病也造就了达尔文懦弱胆怯、优柔寡断、克制冷静、自谦到近乎自悲的性格弱点。“在他的整个科学生涯中，尽管已经达到了难以置信的成就和名气，达尔文时常害怕批评。这种害怕既来自自己也来自别人，他一直不满足对放心的渴求，这种不满也时时地渗透出来。”（同上，第71页） 鲍尔比的结论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当一个人在他的童年时代，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但通常被家庭阻止了诸如紧张、悲伤、愤怒等情感表达和妨碍对产生这些问题的情景的认识，他的后来的生活容易产生相当多的这类情感问题。问题包括难于表达类似情感，难以分辨产生问题的情况以致情况继续发生，难以分别是哪种情绪在困扰着他。”（同上，第79页） 4 对科学家的心理学传记的简单评述 多年来，心理学传记在分析传主的个性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但也受到了很多的争议，“不管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所有传记作者使用心理学来理解和讨论人格，但是心理学象笔迹分析那样会是令人迷惑的或者引人争论的。”（Paula R. Backscheider ,Reflection on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第113页） 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心理学传记所选取的那些证据如日记、书信、梦的叙述很难说是充分、可靠的，二是心理学传记作家重建或者回溯的传主的童年历史不可能完全真实地再现；三是心理学传记往往过分重视童年经验而忽视后来的生命历程的简单化倾向；三是心理学传记把童年经验对成人的性格行为的影响看成是必然的、决定性的；四是精神分析传记在心理学传记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传主被当成精神病人来处理。 对科学家传记作者而论，科学家的创造力来自何处、科学家行为的怪僻、科学家对优先权的态度的等等是一些难以解释问题，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解释。例如，对科学家优先权的争论，著名的科学历史学家默顿（R. K. Merton）的看法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必然结果：“关于频繁出现的科学中有关优先权的争论不能解释为根植于人性中的个人主义，或者根植于科学家个人的个性，因为科学家们尽管在其他生活领域可以是谦谦君子甚至是卑躬屈节的人也会强硬地提出它们的优先权要求。然而可以认为，这种冲突的样式主要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价值和规范始料不及的后果。这种体制把首创性看成是最高价值。”（范岱年等译，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00，第12页）这与曼纽尔等对牛顿的争斗优先权来自于对牛顿儿童时期母爱缺失的补偿的解释，相去太远。 在我看来，更可能的情况是，不同传记中对传主行为和个性的多重解释都有其合理性，它们各自揭示了生命中复杂性的现象的一个侧面。在问题得到确定的答案之前，心理学解释也是它的价值和存在的必要，正如韦斯特福尔这样评价曼纽尔的书：“该书运用弗洛伊德的学说对牛顿的性格根源进行了精神分析，不管这种分析是否切合实际，它毕竟不同于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对牛顿所做的描述。”（牛顿传，郭先林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第34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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