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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科学家传记中的作者情感 传记是一种关于传主的事实的文字重构，在重构的过程中，作者无处不在。不管作者如何宣称客观公正，他笔下的主人公在某种意义下其实是他个人视野下的主人公。在科学家传记中，传记作者的情感并不会因为传主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具有客观性要求而受到限制，他们笔下的科学家也不会因为它所从事的科学研究领域的枯燥无味而变得单调。 1 传记作者的目的 为什么传记作者会选择科学家作为传主呢？是因为科学家在作者心目中是一个英雄，是一个名流，还是他们有着传奇或者神话，或者首先是因为科学家传记有卖点？因此他们要讴歌一个英雄、追随一个名人还是要演绎、解释和揭示某些附载在科学家身上的传奇故事与神话色彩？ 格里宾（John Gribbin）是美国著名的专业科学作家，创作了大量的科普和科学家传记。把读者市场的多寡作为选择传主的主要理由，主要写那些著名科学家的传记，因为写那些不为人知的科学家很难找到读者。同时，为了讲述科学家的故事有可读性，选择的科学家除了科学之外还必须有能引起大众的兴趣的生活经历。和格里宾观点类似的是怀特（Michael white），科学家的知名度、有未被过分挖掘的资料以及商业潜力，都是他选择一个科学家左为传主的原因。格里宾夫妇写过费恩曼等人的传记，格里宾和怀特合作撰写过爱因斯坦、霍金、达尔文等人的传记，怀特出版过伽利略、牛顿、达·芬奇等人的传记。 布朗恩（Janet Browne）写作达尔文传，有三个原因：首先，作者认为在西方思想的转变历程中，达尔文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其次，作者斯图向社会公众解释科学是如何通过几个伟大的科学家和由科学家们组成的交流网络构建起来的；第三，达尔文能够激起作者兴趣，因此希望与其他人分享这种兴趣。 纳什（John Forbes Nash,Jr.）因为博弈论的奠基性工作获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娜萨（Sylvia Nasar）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他写作纳什的故事是因为纳什是20世纪50年代一个知识天才，生命中出现的令人惊奇的行为反差，一种难以名状的冲动导致她写成了纳什的传记，传记的叙述结构就是数学天才、精神分裂症和重新苏醒。 霍吉斯（Andrew Hodges）写过一本图灵的传记，他写作的原因似乎很特殊，不具有典型性。作者像社会公众一样，对图灵知之甚少，但197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几个对图灵有所了解的人，他们提供的资料激发了作者的写作动力，以便尽可能展示图灵身上鲜为人知的东西。 卡西第写海森伯的传记是回答这样的问题：“在1901年出生的这个孩子怎样那么快地攀登到了他的职业的顶点，在25岁时当上了理论物理学方面的正教授，并在32岁时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平生最动荡的阶段，围绕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尾的那些事件（失败的战争、苏维埃革命，以及德国青年运动），对他成长以后的政治观点及科学成就发生了什么影响？为什么这个才华艳发的青年人，这个德国文化所能提供的最佳产物会在希特勒第三帝国的统治下担任一个重要的教授职位，并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德国进行核裂变研究，而狂热地一直工作到战争结束？”（[美]大卫·卡西迪，戈革译，海森伯传，商务印书馆，2002，上册，第1-2页） 卡洛埃在为父亲布拉格（William Henry Bragg）写传记时，力图回答三个特殊的问题和三个普遍的问题。三个特殊的问题是关于布拉格的：为什么布拉格直到40岁才开始真正的科学研究并很快取得了成功；在与儿子的合作过程中，是父亲还是儿子作出了更大的贡献；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的布拉格为什么会成为二三十年代英国科学和公共事务的代言人。三个普遍的问题是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家是怎样的人，他作科学发现的动力是什么，他该如何应对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2 传记作者的情感表达 一位传记编辑认为，最好的传记作者是完全客观、真实地再现传主的形象，不动声色地讲述传主的故事，而不能打印作者的感情烙印。“假如世上真的有十全十美的传记作者，他应该具备以下能力：要成为真正的作家，他必须懂得如何以灵活和充满感觉的笔触，架构和重述传主的故事；而且是从文件和访谈中挖掘资料的高手；同时，他也能老练地和传主的亲戚、图书管理员、爱人、遗著管理人、子女、父母以及编辑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对于传主的个性了解得十分透彻，因此他能追查每一条真实的线索，而抛弃那些真假不实的资料；他十分在意传记内容的准确度，因此会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每一项事实、每一份文件、每一张照片和每一条谣言。但是超越这些有意识的技能之外，传记作者真正的天分在于他没有足够的同情心和想象力来创作出别人一生的故事，最后甚至连传主自己都说：这是最接近我的描述了。最糟糕的事，传记作者经不住诱惑，把传主改写成一个他希望的人物。”（戴维森. 人生的编辑者—编辑传记；载于《编辑人的世界》，格罗斯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第264-265页） 然而，在丰富多彩的场景和繁杂的资料信息面前，真正不动感情的旁观者是不存在的。首先，作者不可能把他收集到的关于传主的资料不加选择地堆砌起来，材料的筛选处理必然受作者价值观和视角的影响；其次，传主本身具有多种经历、多重形象，作者选择自己感兴趣或者认为读者会感兴趣的某几个侧面；第三，如果传主本身是一个复杂人物，有着尖锐对立的行为，作者更无法不动于衷，必须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表达是爱还是憎，是同情、惋惜还是批评。第四，尽管最终的科学结论不受外界的干扰，但科学活动中的科学家却与家庭、社会、各种团体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科学家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鲍林的传记作者哈格的看法是，“传记说到底是一种诠释。在以记者的身份开始写作本书之前，我尽可能广泛地收集资料，力图以一种不偏不倚和 ‘纯客观’的方式把它写出来。但我很快发现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首先，有关材料实在庞杂，鲍林的生活历程是那样的悠长和丰富，不经很多浓缩和筛选，一册传记的篇幅是无法容纳的，而每一次的选材都直接依赖于作者个人的价值判断。其次，关于鲍林，存在着尖锐对立的意见，鲍林本人的生活经历也充满着矛盾和难解之谜——他是一个天才，而他母亲却曾被关在精神病院里；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穿甲弹的专利拥有者；他是一个忠诚的人道主义者，但对自己的子女却到了几乎漠不关心的地步—这些也使你在写作时无法做到不偏不倚。很多人，特别是很多科学家，过去经常宣扬科学研究是不受个人品格和周围社会环境影响的创造性活动。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鲍林的经历说明，在科学的发现和发展过程中，基金组织、公共关系、政治环境和个人品格都起着重要作用。在这些大背景下考察鲍林的科学活动，也依赖于作者自身的深入思考和理解力。”（[美]托马斯·哈格，周仲良、郭宇峰、郭镜明译，鲍林—20世纪的科学怪杰，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第4页） 传记写作中，作者对传主有三个主要的感情表现形式：纪念、认同和排异，因此相应的传记有三种类型：纪念性传记、认同型传记和排异性传记 。（赵白生.一沙一世界—论传记主人公的选择与整体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5)） 在纪念性传记中，传记作者通常和传主有一段直接相处的经历，或者是亲戚，或者是家属，或者是亲朋故旧，或者师徒，或者是同事，其风格类同于对死者的悼亡词，主要是把传主当成一个榜样人物和理想人格来描写，借传主的伟大来激励起他人。无疑，这类传记的不可避免的通病就是它的片面性，他夸大了传记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形象，掩盖了传主的各种缺点。
认同性传记是指传记作者对传主所体现出的涉世经历、精神气质、人生态度、对世界的认识等具有一定的契合，因此作者也尽力把他认同的这一部分情感在传记表达出来中。认同又分为移情型认同、崇敬型认同和体验型认同。 移情型认同是指作者借讲述传主的故事的时候，来表达自己的各种情感，释放自己心中的郁结与苦闷，阐释对自己面临的问题的解答。移情型认同的弊端是，传记作者过分关注自己的主观倾诉，游离于传主的心灵空间之外。 居里夫人为自己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先生写过一篇篇幅不长的传记，是为了“试图再现一个人的形象，他不屈不挠地献身于他的理想和事业，用他朴实伟大的才能和品德，为人类谋求幸福，自己却裹着默默无闻的生活。”（玛丽·居里，居里传，周荃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这本传记作于1924年到1925年之间，居里先生已经去世了20来年，居里夫人也快60岁了。在美国一位著名的女记者的邀请和劝说下，居里夫人完成了关于居里先生的传记和自传。在传记中，居里夫人不仅表达了对居里父母的崇高品德帮助居里成长的感谢，而且特别突出了居里先生沉默寡言、专于科学、淡泊名誉的性格特点。例如，居里先生不喜欢社应酬，“他从不喜欢去拜访别人，也不喜欢卷入各种毫无兴趣的关系中”；居里先生的乐趣在于科学研究本身而不是占有科学发现的优先权，“每一次完美的成功试验对会给他带来纯真的快乐”。由于作者与传记主人公共同工作和生活了近10年，共同完成了两人生命中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在传记中，对居里的种种描述也是作者自己的心灵写照，居里夫人笔下的居里先生的思想其实就是居里夫人自己的思想。居里夫人的信仰和人生观是“在科学上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事，而不是人”，这种人生观也同样出现在居里先生身上“他认为在科学上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事而不是人，他反对争强好胜与嫉妒。至于考试的登记和荣誉的高低，从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因此，居里夫人关于居里先生的传记不只是普通的纪念性传记，更是移情性认同传记的典型。 与移情型认同不同，崇敬型认同是指传记作者在心中把传主当成权威、英雄、圣人等来看待，采取由下而上的仰视角度，来表达对传主的崇拜和尊敬。崇敬型认同在传记中比比皆是。 瑞典的伯根格伦撰写的诺贝尔传，尽管用不少笔墨描述了诺贝尔性格中的矛盾和复杂的一面，但却是以一种反面铺陈的笔调来突出诺贝尔的崇高与伟大。作者笔下的诺贝尔的形象是清晰的、典型的：“他是一位多才多艺、天资聪明、自学成才的谦虚、坚毅、恪守原则又勇气十足的技术家，一位划时代的发明家和先驱者，一位尽管体力虚弱、健康不佳而又屡遭严重挫折，但却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坚持不懈的勤奋，并且不把别人踩在自己的脚下，在恶劣的条件下使他那些充满巨大冒险性的企业获得成功的人；一位伟大的瑞典人和一位伟大的欧洲人，他摆脱了民族偏见而以四海为家，但却缄默忧郁，缺少个人幸福，具有强烈的孤独感；一位有着从不放弃其崇高理想的国际主义朋友。”（伯根格伦，诺贝尔传，孙文芳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第6页） 崇敬型认同的弊端是，传记作者强化了作者与传主之间的差距，作者同样游离于传主的心灵空间之外。默顿认为，科学家留个公众的程式化了的刻板形象恰恰出自传记作家的笔下。 “长期以来，科学家就一直被置于受人尊敬的地位，他们可以没有任何七情八欲—至少，其中的思想较深刻的人是如此。这并不是某种阴谋的产物，甚至不是愿望美好的密谋的产物。仅仅是因为：科学界的男人和女人，很久以来就由于大家虔诚的行为被描绘成仿佛超乎于人，他们的创造性犹如神灵，并且因此也不如人，被剥夺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态度和他们与一般男人和女人的社会联系。结果，在公众看来，科学家是没有人情的，理性化的，偶尔还受到顶礼膜拜。对这种源远流长的歪曲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是虔诚的传记作家，他们在味同嚼蜡的文章中毫不置疑地把科学伟人变成奥古斯塔斯·德摩尔根（Augustus de Morgan）曾经描绘的‘完美无缺的妖怪’。”（默顿·科学家的行为模式，载于艾伯特主编《天才和杰出成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哈格在写作过程中，情感就发生了变化，“开始写作本书时，我是鲍林的一个热情崇拜者，我至今不改初衷——尽管这种崇拜已更趋向理性。鲍林是一个魅力出众、性格外向的人，一个知识奇才和出色的演说家，对任何人都赤诚相见。平等相待（除非事实表明你无法被他信任）。然而在他外露魅力的后面，隐藏着一颗好强争胜、永不服输的心和抑制着的丰富情感。他是一个远比他的公众形象来得复杂的人物。我力图在本书中忠实地写出他的这种复杂性。” (第5页) 体验型认同则试图构建起作者和传主之间的桥梁，作者把自己摆在和传主交流、合作的位置上，对传主面临的某些特殊困境的认识既设身处地为传主作想，又给出作者新的分析。 英费尔德（leopold Infeld）是一个波兰籍的犹太物理学家，曾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物理学教授，在统一场论方面有过研究，和爱因斯坦合著过的普及性读物《物理学的进化》颇为畅销。他写过一本自传和一本关于数学家伽罗华（Evariste Galois）的传记，来分析科学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伽罗华对法国革命倾注了太多的激情，后又陷入女人的三角关系中，二十岁就英年早逝。伽罗华对群论的贡献在死后被数学家发现，从此被列入著名数学家行列。英费尔德自己也处于社会的纷争之中，他用百感交集的心情描写了伽罗华的一生。其中的伽罗华与人决斗的情节写得非常生动，虚构的细节与史实有一些出入。作者笔下的伽罗华特立独行，在数学上成熟得太早，在情感上发展得太慢，他对革命的激情既不为当时的社会所容，被秘密警察设计暗害；他写的有关代数方程式可解性的论文也不为那些法国科学院的大数学家所认可。作者把自己类似的遭遇运于笔端，揭示了伽罗华的不幸遭遇。
帕特里斯·德布雷是传记《巴斯德传》的作者，出生于医生世家，他的祖父曾听过一位巴斯德时代重要见证人也是巴斯德学说的早期支持者的外科医生的演讲，也写过一本关于免疫学发展的历史小册子，颂扬巴斯德对免疫学的贡献。祖父的影响激起了德布雷的创作欲望，尽管他以前只从写作专业科学论文和行政报告：“这一切好比一只延伸的手，触及到了几代人，我好像能够亲自见到巴斯德本人！消逝的岁月阴影让我重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面对历历在目的过去和从中显现的这个权威形象，此刻的心情激动不已……自那天决定撰写巴斯德传以来，巴斯德不时地伴随着我。”（姜志辉译，巴斯德传，商务印书馆，2000，第2～3页）德布雷是免疫学教授，这使他能够从免疫学发展的历史的历程和专业的科学眼光来评价巴斯德取得的成就。在德布雷看来，巴斯德从一个晶体物理学家转为医学革命的发起人，与时代的要求密不可分：霍乱病的流行和蚕病的蔓延。作为研究艾滋病的专家，作者认为巴斯德时代对狂犬病的战斗与当代对艾滋病的战斗具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也使得他能够对巴斯德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与巴斯德面临的困难有深刻的认识：对病毒感染的恐惧、对医疗手段的不信任、公众示威、专家委员会的不确定性观点。作者在以赞扬的笔墨塑造巴斯德的完整形象“自信、坚强不屈，甚至无端，沿着是事实上正确的道路步履坚定”的同时，也不乏揶揄的笔触。“在某种意义上，我应当承认，当我在他的笔记里找到一些毫无意义的实验、可疑的方法或不值得推荐的观点时，真有点如释重负，巴斯德说：不对称，就是生活！本传记作者再加上：错误造就了人！因此，我尽力使本叙述清晰明白，它既不是偶像化的传记，也不自诩揭开真相的面纱。”（姜志辉译，巴斯德传，商务印书馆，2000，第11～12页） 排异性传记是指传记作者对传主采取批评、讽刺、谴责等态度，把传主作为一种异类而加以排斥；或者某些著名人物不可告人的一面予以曝光，还历史以真实面目；或者通过揭秘把某些人物的隐私放大，以哗众取宠来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排异性传记在科学家传记中极为少见，因为科学家从事的科学活动尤其是基础研究是很难受到非议的。但是当科学家在某些特殊时期卷入到政治、军事生活中，与那些历史罪人为伍，他们便成为排异性传记的对象，如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科学家与纳粹政府的关系问题一直成为学术界的敏感问题。
2001年，维也纳的两位新闻工作者弗吉尔(Benedikt Föger)和塔西威(Klaus Taschwer)出版了一部旨在揭露奥地利著名动物学家、现代行为学的创始人、1973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与纳粹关系的专著《镜子的另一面：康拉德·洛伦茨与纳粹主义》。这是一本典型的排异性传记，作者力图暴露洛伦茨不为人知的不光彩的一面。康拉德•洛伦茨（1903~1989）被称为“雁鹅之父”，著有《攻击与人性》、《所罗门王的指环》等科普畅销书。在奥地利，他被看成是真正的科学家和国家的良心，其名声不亚于达尔文。但是，人们对于他在纳粹时期的行为颇多微词。在找不到确凿的证据时，人们把他看成是纳粹的一个盲目的追随者。但自从洛伦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他的研究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感兴趣。洛伦茨在世时，曾矢口否认自己曾与纳粹为伍。两位作者从通过挖掘未出版的档案材料，采访一些重要的当事者和见证人，得到的结论是洛伦茨为自己的辩护是苍白无力的。从洛伦茨手写的加入纳粹党的申请、他写给自己老师的信等材料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也曾声称在驯养的动物行为退化与文明社会中人种的退化之间存在类似，因此支持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种族政策”，也赞成对一些“有碍于种族纯洁的人”（如麻风病人、酒鬼、惯偷以及吉普赛人等）实施绝育手术甚或消灭之。1942年，他还参与了一项得到纳粹党卫军支持、为纳粹占领下的波兰的“重新德意志化”服务的研究。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标准，来从那些德波混血儿中找出具有“德意志特质”的人，让他们重新德意志化。洛伦茨不仅从拥护纳粹的举动中得到了好处（获得了科尼斯堡大学的教职），而且事实上他的比较行动学研究也是从纳粹时代开始的。在《攻击与人性》中，洛伦茨认为人类有侵犯的遗传本能。这种本能使得侵犯冲动必须得到发泄，于是就有各种战争、威胁和侵犯行为，这似乎可以解释他为什么相信纳粹行为的合理性。在《镜子的另一面》这本书中，两位作者很少给出自己的评论，而是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洛伦茨让纳粹的种族政策在科学上合法化了（转述自方在庆撰文《洛伦茨的另一面》，中国图书商报.2002－11－15）。 3 如何处理科学家的不完美一面 人们认识到了人性的弱点，不再渴求人性的完美。“我们大家都应明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其实，好人、非常好的人，乃至伟人都是可以找到的。事实上确实存在着创造者、先知、哲人、圣人、巨人和发起人。即使这些人十分罕见、凤毛麟角，也给人类的未来带来了希望。然而，就是他们也会不时流露出易怒、暴躁、乏味、自私、或沮丧等弱点。为了避免对人性失望，我们必须首先放弃对人性的幻想。”（[美]马斯洛 著，许金声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第206页）如果承认“科学家是人不是神”，传记作者就会面临一种尴尬局面：需要掩藏传主的人性弱点，回避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吗？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牛顿在人格和科学上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例如他与莱布尼兹、胡克等人就发现的优先权的斤斤计较，晚年在担任皇家学会会长时的专横跋扈。在科学精神上，牛顿也有让后来的科学家诟病的地方：他曾醉心于炼金术，这在现代被认为是“伪科学”；他曾痴迷于神学，这与自然科学更是格格不入。在《时间简史》一书中，英国物理学家霍金这样评价牛顿：“牛顿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物。他和其他院士的关系声名狼藉。他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激烈的争吵纠纷中度过。”（湖南科技出版社，1996，第161页）当然，人们对科学家的成就评价不是采取道德标准，而是衡量其对科学的贡献。牛顿的伟大主要表现在对数学、力学与运动学和光学三大领域的杰出贡献上。哈特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将牛顿的名词排在爱因斯坦之前，列历史上所有科学家之首，其主要原因是“牛顿的理论奠定了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基础。假如现在仅有牛顿的理论而没有爱因斯坦的理论，大多数的技术状况也与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一样的。”（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52页） 对一些把科学与个人生活截然分开的人来，承认科学家的世俗的一面一点也不会贬低起科学发现，科学家的美德与科学发现没有必然的联系。列维特是科学的捍卫者，他的观点就是如此：“对科学上的杰出人物或者卓越天才来说，一种审慎的政治良心不是一个先决条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直到现在仍被确定无疑地称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以一个人道政治和最纯正伦理良知（至少在公共事务领域）的杰出典范出现在我们世俗化的‘圣徒’式传记当中。但是，这与其说是一种最卓越的科学洞察力的必要条件，毋宁说是我们的一分运气。如果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首先出自一个纳粹狂徒或一个斯大林主义信徒之手，它们也同样有效，只是孕育它们的环境也许会妨碍他们思考。尽管在几十年前这样说就已经过时了，但这种情况还是可能的，即恶劣的人格缺点会把一个人排除在完美伟大的艺术创造之外。科学是更加平庸化的事物。科学想象力并不能保证道德上的完美。科学上的成功，只能证明坚忍不拔和辛勤的工作—至少是冲刺，它证明不了什么其他的美德。科学思想的价值完全不依赖于其发明者的道德是否完善。”（诺曼·列维特，戴建平译，被困的普罗米修斯，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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