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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科学家传记的作用 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在生活经历的丰富程度上，远远逊色于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他们能成为传记的主人吗？为什么读者要读科学家传记？我们可以把传记当成纯粹的文学作品，欣赏在成功塑造人物时，传记作者是如何通过遣词造句和景致描写来达到目的的；我们也可以把传记当成纯粹的历史，了解传记人物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我们也可以把传记当成励志的工具，通过了解传记人物的人生轨迹来作为仿效的榜样。传记作品或者综合了历史与文学、真实与想象、学术与生活，或者强调了其中某一方面，留给读者很大的阅读空间。 1 科学家传记的典型形象与教育功能 传记的最基本的作用是道德教化、树立人生典范。英国作家撒谬尔·约翰逊这样夸大传记的作用：没有哪种作品能比传记文学更适于起到教化作用，因为没有哪种类型的作品，能更为有趣和有用；没有哪类文学作品，能以不可抗拒的趣味，更可靠地栓住读者的心，或者能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更广泛起着教育作用。 传记常常以人类的精英作为自己的主人公，这些人物生活在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身份，遭遇过成功的喜悦或者失败的痛苦，但他们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过推动作用，赢得了历史的认可。阅读者会传主的事迹和精神所感动，把他们作为仿效的榜样。对一般读者而言，传记因为真实性而具有吸引力。例如，当青少年处于寻找和确立人生奋斗的目标的时候，他阅读文学家的传记，被文学家努力创作的精神所感动，他可能会立志成为一个用文字感动别人的人；他阅读了物理学家的传记，被物理学家深入物质内部探幽的精神所折服，将来也可能立志成为探索自然奥秘的人。那些著名科学家在人们心目中往往是传奇般的英雄和崇高的伟人的形象，更是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和仿效的典范。 勒格罗在法布尔的传记中写道：“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时代总是会有那么一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们，以他们不朽的贡献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留下值得纪念的一笔。特别是那些在某些领域里开拓出新的境界的人们，更加值得我们怀念。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杰，单单只是抱着一种敬仰的态度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能够将人们对他们的怀念虔诚地搜集起来，无疑可以对后世起到一种教育和楷模的作用。”（[法]勒格罗，敬畏生命—法布尔传，太阳工作室译，作家出版社，1991，第5页）更为重要的是，当人们面对人生失意、陷入人性挣扎的困境的时候，阅读古今中外伟人的传记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因为科学家之所以成为杰出的科学家，正是由于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潜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克服现实环境的障碍，超越人性中懦弱的一面，攀登上了科学高峰。在阅读科学家的传记的时候，读者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科学家中也有不同处境的人，或者家境贫寒，或者身体残废，或者不被认可。例如，关于天文物理学家伽利略的传记，基本上都把伽利略树立成不畏艰困危险的环境、不畏教会的逼迫，坚持其理想、奋斗到底的英雄形象，希望阅读传记的人，学习伽利略的傲人不屈的情操。 科学家传记中描述的科学家克服种种困难取得成就的曲折过程和精神状态，也特别为其他的科学家赞同。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曾在居里实验室工作过十年，是居里夫人的女儿约里奥-居里夫人的学生。他在《居里夫人》的中译本序中写道：“在了解了居里夫人光辉的一生以后，我们从中得到的教益和启迪是深刻的而广泛的。第一，受压迫处困境的人们，只要意志坚强，不畏艰难，勤奋学习，勇于攀登，胜利与成功之路时可以走得通的。第二，要接受和支持新生事物，要用创新精神去从事科学研究和其他一切工作，并且要有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勇气去完成它。第三，在科学的道路上，有时候特别是妇女工作者，可能会遇到不应有的压抑和歧视，但只要有信心，有脚踏实地的忘我工作精神，保守的枷锁和禁锢，是可以打破的。第四，在科学研究和其他工作中，一定的物质条件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地去创造条件，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艾芙·居里，左明彻译，居里夫人传，商务印书馆，1984，第3页） 科学家传记的教化功能并不是要求传记作者撰写“圣徒传记”，即过分拔高科学家的榜样形象，而掩藏他们的种种缺点，科学家的正面形象和负面形象都能提供给读者以启迪和教益；也不要求传记的主人公一定是非常著名的、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不那么有名的科学家在科研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境、经历的种种失败，更能展示科学共同体的本来面目。著名德国科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普朗克的传记作者海尔布朗在《正直者的困境—作为德国科学发言人的马克斯·普朗克》中，不但刻画了普朗克在科学上的保守，也着重描写了他对纳粹德国统治的抗争与妥协，把他放在道德选择的进退两难的处境上进行审视：“我们要特别注意普朗克策略，因为他是一个极其正直的人，又被置于极其敏感的位置上。他从不轻易做出任何抉择。他对对付不断变化的政治局面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为改变在1900年以前已形成的科学和平民生活的形象以适应20世纪德国之现实而付出的努力，都具有英雄悲剧的成为。”（刘兵译，东方出版中心，1998，第2页） 2 走进特殊群体的个体世界 人类对于个体生命的理解可以通过理论的、宗教的、艺术的和实践的方式来完成。理论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哲学沉思，着重于以抽象思辨的形式去探索人的本质；宗教的方式则通过虔诚的信仰去追求生命的救赎；实践的方式则是通过个体与外在世界的互动来展现个体并完成对自身的认识和提高，艺术的方式则是通过形象的描绘，从审美的层次上去认识个体世界。通过传记的阅读便是艺术地认识个体生命的目的的一种。传记以生动的人物形象、丰富的人生内涵、深刻的性格刻画、完整的生命历程，成为人类认识个体生命的途径之一。传记通过传主和读者进行超时空的交流：传主超越了感性生命的存在范围，和后来者对话；读者超越了个体生命的时空范围，他可以通过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实践历程和心灵轨迹，更全面、更广泛地感受到人生的意义，领悟到生活的真谛。 科恩认为，“传记不仅是大众文学的一个最受人喜爱的样式，而且在关于人和社会的一切科学中都牢固地占据了一席之地。首先，对生命全程进行代群分析和历史社会学考察，可以阐明人的各个阶段和各次社会性转变的典型结构和连贯性，而且这里所说的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一定社会的个人即一定时期的当代人，一定世代的同龄人’。其次，研究人的生命全程的个体发展，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个人内部各种心理结构和相互作用的机制和个体类型的发展过程的不同形式。再其次，在传记文学中有一种观念日渐强化，认为个性形成的个体特点只有联系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才能展示出来，因为‘只有对照这种环境来描述生命，才具有历史价值，才能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完整性，结合这种完整性来运用独特性、事件型、发展、自我实现等概念’。”（科恩 佟景韩等译，自我论，三联书店，1986，第263页） 贝克谢德尔指出，“如果传记作者和他们的传主是合作者，传记作者和读者则是心灵伙伴。他们共同心甘情愿甚至渴望被拉进他人的生活中，期盼被吸引其中、被沉浸其里和一个舒适的沙发。无论是批判的时尚还是理论争战，他们知道道理不过如此—一个人性的生活，一个“真实的个人”，情感仍旧回响，意味深长的行动，意味深长的感受。他们或许者正在赞美、希望求教于、分析或者闲谈一个生命—正如传记作者一样。”（Paula R. Backscheider , Reflection on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第226页） 传记作家根据科学家们的个性特征、研究风格、生活态度、科学方法、哲学思想的差异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的不同，描写了科学家们不同的个人世界。牛顿对于发现优先权寸土必争，而居里夫人则无偿献出了镭；卢瑟福、玻尔偏向于多血质气质，性格极为外露，而诺贝尔、陈景润则偏向于抑郁质气质，性格相当内向。因为保守的性格倾向，早年的普朗克曾经在自己提出的全新的量子概念前徘徊不定；而在纳粹统治下，晚年的普朗克为维护德国科学研究传统又不得不面临是妥协还是斗争的尴尬局面。科学家可能面临着捍卫科学思想的种种斗争，伽利略面对的是与教会的宗教观念的冲突，爱因斯坦面对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指责，而玻尔则面对的是与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科学争论。 布莱恩（Denis Brian）在为爱因斯坦写的传记中，特别突出了爱因斯坦的复杂性：“爱因斯坦的一生似乎是骄傲与悲哀轮转交替。他的头脑能对时空有如此深刻的了解，但却有精神异常的儿子，连过街都不会。这位连苍蝇都不愿意打得和平主义者，却力促美国总统制造原子弹。这位关心陌生人子女的人道主义者，却不顾自己的儿子，同时还否认自己有个私生女活着。他喜欢孤独，但身边总是围绕着女人，终日被记者追赶，被群众包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民主人士，但却一再被指控是共产党员，或是受共产愚弄的人。”（布莱恩著，邓德祥译，爱因斯坦（上），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第5页） 3科学家传记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及学术功能 科学家传记与科学史、创造心理学、科学社会学等有着密切的关联。科学家传记通过传记的文体形式，以个人的生命历程为主线，记述和描绘了作为科学家的个人一生的经历、作用和贡献。从科学家传记中，科学史学家可以探索科学家的个人行为和他所生活于其中的家庭、科学共同体、学科发展，以及社会环境等诸种关系和联系；探索在科学发展中，科学家个人在起着怎样的作用，是如何起作用的；探索科学家个人对于科学思想的传承与传播、发展与创造有着什么样意义。 科学史是通过回答六个问题：何人？何时？何处？何事？如何？何故？，来对科学的发展进行批判性和全面性描述。根据历史作者对这六个问题的不同选择和阐述，科学史有不同的类型和风格。例如，辞书编纂式历史，强调的是过去某一时间里的主要科学活动的内容、著名科学家工作的科学中心的场所以及他们转移的原因；编年史，主要是按时间顺序来叙述科学领域发生的事情；传记式历史，力图通过著名科学家的生平来描述科学的发展；文化和社会学式历史，强调时代制度和文化背景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疑问式历史，它侧重于描述解决科学问题的企图和努力的历史，回答科学史中为什么的一系列相关问题。（E迈尔，涂长晟译，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第1～9页）在强调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上，历史学派可分为个人学派和民众学派，前者认为一套伟大人物的传记的丛书基本就构成了人类的历史，后者认为伟人的历史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太重要的部分。在科学史尤其是大科学史代出现之前的时代，科学史更多地体现为伟大科学家的传记的所描写的那部分历史。例如，科学史学家萨顿就认为，在科学领域中，传记中的科学史与非传记中的科学史的差距比其他领域中传记的叙述与非传记的叙述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多，“科学史是高度个人化的，因为伟大的发现一般都是有单独的个人做出的，而且往往是意想不到的人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做出的。”，“和一般的历史相比，科学史之更多一些的个人化还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分析并评价议一个人在科学领域中的贡献即使不是最容易的，至少也比出艺术领域之外的其他任何一个领域要容易得多。……科学家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然而他们没有跟随其后的军队也能赢得他们的战斗；他们赢得战斗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他们自己的没有得到他人帮助的努力。”（萨顿，陈恒六等译，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第25～26页） 艾伦是研究科学史特别是生命科学史的专家，出版过《20世纪的生命科学史》。她在撰写的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摩尔根的传记《摩尔根-遗传学的冒险者》时，表达了自己独特的科学历史观，即科学发展不是由某些个别的著名科学家推动的，而是由经济的、社会的、科学的各类历史事件交融在一起，逐步进化的。20世纪遗传学的重要不是因为孟德尔的豌豆实验或者摩尔根的果蝇实验，因此，作者把摩尔根放在20世纪早期遗传学发展之中，而摩尔根便是她阐述遗传学史的最佳媒介。（加兰·艾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美国学者凯勒则希望通过生物学家麦克林托克的传记，来回答关于科学发展的某些问题。“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的故事使我们能够探索在科学上不同意见出现的条件、它所起的作用，以及它所反映的许多价值和目标。它使我们去问：兴趣、个人和集体在科学知识的发展中都各起了什么作用？所有的科学家都在寻找同样的解释吗？他们所提的问题都一样吗？不同的分支学科之间，在分类法上存在着差别，它们能否殊途同归呢？当科学家们在提出问题、寻求解释、运用分类法当中出现重大分歧时，这些分歧是怎样影响他们之间进行交流的？总之，为什么麦克林托克发现的转座未能被她同时代的人所接受呢？我们可以说，她对生物学机制的想象力，同她的同事们所寻求的那种解释相距太远了。而我们有必要去了解那距离是什么组成的，那分歧是怎样发展的。”（伊夫林·凯勒，赵台安、赵振尧 译，情有独钟，三联书店，1987，第5页） 在科学文献中，我们往往会忽略科学发现的社会背景，也就是科学共同体是如何通过它的科学精神和建制形成的，而科学家传记要描写科学家之家的人际关系，他们相互的信任、礼节、嫉妒心或者竞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沃森在《双螺旋》中所描写的那样。同时，科学家也是社会人，他们也承担着科学之外的责任，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科学家除了从事科学研究外，还扮演着多重角色：教师、版权人、组织者、管理者、发明者、技术转移中介人、政府顾问、未来预测者、模范榜样，这些内容都很难在他们所学的科学论文和著作中找到，而在自传或者传记中却是不可缺少的。 任何一本科学家传记也必然回答关于这个科学家的最基本问题：你为什么从事科学？答案也可能不是单一的，位居前几位的有好奇心、兴趣爱好、获得声望、争取高报酬等等，这会给创造心理学的研究提供帮助。科学家的生活虽然通常缺乏戏剧性，但由于科学家个性和科学本身的差异，科学家在科学生活中也表现出各种冲突、紧张，体现出不同的人格特征：充满想象力还是刻板严肃、破除权威还是崇拜偶像、对自然是傲慢还是谦卑敬畏、兴趣专一狭窄还是广泛、对发现是野心独占还是于人分享、喜欢动手还是耽于沉思、是追求发表速度还是小心谨慎。创造心理学研究创造的个性、环境、专业领域、年龄以及工作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科学家的自传和传记便是丰富的案例资料。 4 科学家传记的科学传播功能 科学传播的内容非常丰富，既包括科学知识的普及，也包括科学方法的应用、科学思想的提倡和科学精神的弘扬，还包括对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认识。这里以科学知识普及为例。科学知识普及的媒体途径包括学术论文、教科书、科普读物、影视作品和科学家传记。虽然在传记中把科学知识写得明白易懂十分困难，但传记作者们都为此做出努力。一些著名的传记作者同时也是科普作家，他们把科学知识的普及理念和科学知识融入到传记之中，因此一本科学家的传记往往也是某一专业领域的发展史和该学科的知识简介。例如，格里宾（Gribbin）等人在物理学家费因曼的传记中，不仅以“费因曼以前的物理学”和“费因曼以后的物理学”为题，用两章的篇幅来介绍与费因曼研究领域相关联的物理学发展的历史，其中更是介绍了费因曼研究的量子电动力学和低温物理学知识（约翰·格里宾玛丽·格里宾，江向东译，迷人的科学风采—费因曼传，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在爱因斯坦的传记中，不仅以“爱因斯坦以前的物理学”和“爱因斯坦以后的物理学”为题，用两章的篇幅来介绍与爱因斯坦研究领域相关联的物理学发展的历史，其中更是介绍爱因斯坦的光电子理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知识（迈克尔·怀特，约翰·格里本，荣士毅译，爱因斯坦，海南出版社，2000）；在物理学家霍金的传记中，不仅讨论了经典宇宙学中牛顿、爱因斯坦等人的理论，更是谈论了霍金提出的黑洞和大爆炸理论的基本内容（迈克尔·怀特、约翰·格里宾，洪伟译，斯蒂芬霍金的科学生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一些传记作家不仅撰写了篇幅很长的关于科学家的评论性传记，还专为青少年写一些篇幅较短的、具有科学普及性质的传记，例如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写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高耘田译. 科学出版社, 1980），也写过《爱因斯坦与物理学的边疆》（任东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前者着重介绍爱因斯坦一生的经历，后者则着重介绍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中涉及的科学知识。为了增进读者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的理解，作者在很多章的后面添加了补充材料，介绍相关的科学背景。一本关于哥德尔的传记《逻辑人生—哥德尔传》更是花费很多笔墨来阐述哥德尔定理，哥德尔的生平却被轻描淡写了。例如，作者精心地给出了关于哥德尔定律的不同应用时的多种表达版本，包括非形式化的版本、形式逻辑版本、复杂性版本、计算机程序版本、丢番图方程版本和掷骰子版本（约翰·卡斯蒂，维尔纳·德波利著，刘晓力，叶闯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总之，一本好的科学家传记不仅可以让读者了解科学家的人格、社会和时代背景、思想历程，也可以让读者了解科学家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基本知识及其意义，认识科学研究的过程、方法和基本原则。有的时候，即使我们跳过那些深奥难懂的技术细节，由科学家的特殊经历、科学家们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恩恩怨怨构成的故事比虚构的小说更加有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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