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是我爸爸
小爱因斯坦
我感到生活有时实在太残酷，像怡这样一个无论从容貌仪表还是气质修养
都近乎完美无缺的女人，在婚后一年竟然发现患有先天不孕。我不忍再伤她的
心，当然更不愿看到她那副仿佛犯了重案，通缉在逃的模样。于是，我常常安
慰她孩子并不是必需的，现在有很多人都选择不要孩子，自由自在，不是挺好？
但也不知是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还是我的安慰反
而增加了她的内疚与不安，怡反倒愈加郁郁寡欢。
终于有一天，她神色凝重地对我说：“我们是不是领养一个？”过了片刻，
见我不响，大概以为我不同意，连忙又道：“要么，干脆把你克隆一个？”我
知道，她这段时间一定是受尽了自责的折磨，才提出这种建议，因为这样一来，
她实际上作出了巨大的让步。由于克隆的孩子并不像传统生育出的孩子那样从
父母双方的遗传信息各获取一半，而是单单继承了一方的所有遗传物质。从对
全世界已经进行的几千例克隆家庭的调查情况看，有25％的家庭都出现了一个
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克隆儿成年后对未提供遗传物质的父亲或母亲往往缺乏应
有的亲密，甚至认为他（她）只是一个和自己不甚相干的人。
因此多年以来，政府对克隆人问题一直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既
不明令禁止，但也不从财政上支持克隆人研究。直至去年，还出台了一则“克
隆人管理条例”，明眼人一看就知虽然有 “任何家庭最多只能有一个克隆人”
以及高额的收费标准等诸多限制条件，但实则也等于在法律上认同了这一新的
无性繁殖形式。
我心里明白，怡能够不顾自己未来可能在家庭中处于不利位置而作出这样
的决定，着实不易。但我却突然想到了一个久已有之但一直没有机会实施的想
法。怡本来以为我对后面一个建议一定会欣然答应，待惊讶地看到我仍然支支
吾吾的样子后，忽然站起来，歇斯底里道：“你到底要我怎么样？领养不行，
克隆也不行，难道你非要我死了才开心！”
我自从和她认识以来，从未看到过她像这次这样近乎疯狂的发怒，脸涨得
通红，仿佛多日来郁积的不快像火山迸发般一次性发泄出来了。我决定趁早把
我的设想讲出来，否则她非发疯不可。于是赶紧解释道：“你怎么会这样说，
我并没有说不同意克隆啊，只不过……只不过我决定不克隆自己。”
怡听我说完，怔了一会，出乎我意料地突然跳过来，双手搂住我，重重的
在我脸上吻了一下，然后说：“你真伟大，可是这么一来我怎么好意思呢？”
我猛然意识到，原来怡完全误会了我的话，她以为我说不克隆自己，那么
就一定是她了，全然不知我所想表达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可是看到她满脸洋
溢着兴奋，我反倒开始犹豫了，不过我知道，现在是最后的机会，否则我这
“伟大”的设想一辈子都无法实现了，当下心一横，略带踌躇地说：“我的意
思是说我希望克隆一位伟大的人物——爱因斯坦。”
“什么？！你要花这么多钱去克隆一个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我
清晰地看到怡的瞳孔正在慢慢扩大，从中正迸发出一些愤怒，一丝兴奋，不过
更多的还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惊讶。
把藏在心里的话一说出口，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也顾不得她此时
的心情，接着又说：“我是搞分子生物的，克隆实验室里熟人不少，我相信他
们会给我一个最低价。”
我一边小心翼翼地说，一边注意她的表情，那种复杂的表情好像同时汇聚
了人类所有的七情六欲，不过我还是分辨出其中细微的变化，先是惊异、恼
怒，随后夹杂着一些兴奋，最后显然是好奇开始占了上风，她逐渐冷静下来，
道：“可是你到什么地方去搞爱因斯坦的DNA？”
“我的实验室里就有，为了研究爱因斯坦的大脑结构，上个月刚刚从加拿
大运来爱因斯坦的部分脑组织。”我暗自心里高兴，既然她问这个问题，显然
已经基本接受了我的提议，为了确保好不容易得到的胜利果实，我又补充道：
“难道有一个爱因斯坦做后代不好吗？”
一年后，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baby——小爱因斯坦。我和怡一致决定至少
在这个小家伙成名之前隐瞒他的身世，对于这点，我们充满信心。因为在公众
的印象中，爱因斯坦始终是那样一副满脸皱纹，嘴角带着一丝顽皮微笑的形
象，而他的少年以及青年时代的模样则已被绝大多数人淡忘。如果小爱因斯坦
行走于人群当中，一定不会引起任何关注。
不过，我们面临更大的问题是如何再现爱因斯坦当时生活的场景。我深知
除了先天基因外，后天环境因素也对今后的成长至关重要。当然类似那种世界
大战的氛围是无论如何也没法模仿的了，我们只能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小爱因斯坦进入小学以后，渐渐长成一个沉默恬静的孩子，不愿参加同伴
们喧闹的嬉戏。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安，因为我知道这是他的基因在起作
用。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给他适当的音乐熏陶。可惜的是，不像阿尔贝特·爱因
斯坦的母亲那样能唱会弹，小爱因斯坦的妈妈本人对音乐的领悟和我一样一窍
不通，自然更加谈不上去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我埋怨怡为什么不在大学期间
学学钢琴或是小提琴，怡则抱怨大学期间整天和我这样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在一
起，使得自己仅存的一点音乐细胞也早早衰亡了。最后,我们只好买了一大堆古
典音乐CD，整天从早到晚地放，从巴赫到贝多芬，再到某某斯基。幸好小爱
因斯坦对音乐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天赋，没听几天，我就发现他竟然能够静静
地在房间里欣赏贝多芬的乐曲达数小时之久，眼里还噙在泪珠，音乐一定已经
与他的基因产生了强烈共鸣！
小爱因斯坦的学习成绩并不出众，当然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因此每次当
他的老师上门家访并且在我面前不住称赞班级里的两个优秀生时，我非但没有
流露出那种应有的羡慕，而且还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种略带轻蔑的微笑。
因为我对他的智商抱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但是我和妻从未向小爱因斯坦透露哪
怕半点关于他智商的事，以免增加他的骄躁。
不过有一次，我实在禁不住有些怀疑小爱因斯坦的能力。那是他上小学三
年级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浏览报纸，只见小爱因斯坦一言不发地回到家。我敏
锐地捕捉到他脸上的不快，连忙把他叫住：“嘿，瞧你那副样子，好像受了天
大的委屈一样，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
“没……没什么”小爱因斯坦说着，从书包里取出一个皱巴巴的纸团递给
我。
“考试又没考好？下次再努力嘛，但不能拿卷子出气啊。”我不以为然地
接过来，可是展开后盯了半天，却发现纸上没有任何字，我接着说：“你这回
倒彻底，干脆交了张白卷。”
“你在说什么呀！那有这样的试卷！”小爱因斯坦又羞又怒地嚷道，“这
是手工劳动课上我折的飞机，花了这么多工夫，老师却给我不及格！”小爱因
斯坦一边气呼呼的嚷，一边拎起书包跑进自己的房间。
我一时间不知所措，顾不上去安慰他。尽管这个所谓的纸飞机已被我展
平，但我可以发誓在拆开之前确实和废纸篓里常见的纸团没有什么两样。
我感觉这个事件非常严重，我的确无法把这样糟糕的表现与两百多的高智
商联系起来。等到怡一回来，我就悄悄地把她拉到卧室里，郑重其事地向她陈
述了白天发生的事，同时阐明了我的观点。谁知怡一听我说完，竟然哈哈大笑,
连腰也直不起来。
“喂！”我无法容忍她如此荒唐的举动，当即棒头一喝，“你必需为我们
孩子的未来想想。”
谁知她根本没有理我，只是自言自语地说：“历史真的会重演，历史真的
会重演！”
“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爱因斯坦也有过同样的经历？”
怡这才看了我一眼，双手按着腹部，好像刚才笑得连肚皮也要破了，说：
“你真是孤陋寡闻，连爱因斯坦做小板凳的故事也没听说过？”见我摇摇了
头，她又接着道：“爱因斯坦小时候，有一次老师要他们每人做个小板凳第二
天交上去。结果第二天上课老师收到爱因斯坦做的小板凳时，大摇其头，嘲笑
道：‘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你这个更糟的板凳了。’谁知爱因斯坦回答道：
‘不，至少这里还有两只。’说着，从课桌里又拿出两只糟糕透顶的小板凳，
‘这是我前两次做的，而交给您的是我第三次才做好的。’”
“原来还有这样一件佚事。”我听后不禁转忧为喜，“看来又是爱因斯坦
的基因在作怪。”
“连这样一个细节都如出一辙，这说明我们的小爱因斯坦正在沿着预定的
轨道走下去。”
这是怡对纸飞机事件的总结，也是我们对小爱因斯坦的共同愿望。
时光平静的流逝，我们的孩子同当年的爱因斯坦一样，并没有在少年时代
显现出多么的与众不同。几乎所有教过他的老师对他的评价都是诸如：沉默寡
言，成绩尚可，并且都用责怪的口吻抱怨他常常不按时完成作业。唯一的例外
是我们请来教他的小提琴老师，这位慧眼识英才的老师曾经向我表示：这个小
家伙在音乐方面很有前途，应该到音乐学院去深造，如果需要，她可以全力推
荐。我婉言谢绝了她的好意，因为我知道尽管小爱因斯坦将来可能会在小提琴
上颇有造诣，但这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他还有更加艰巨的使命要完成。
另一项在我意料之中且颇感欣慰的事情是：小爱因斯坦在经过我们稍微诱
导之下就开始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始终认为爱
因斯坦自小就热爱数学是后来他能够提出相对论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上到初一
时，他已经自学完中学阶段所有的数学课程。但他不乐意参加学校里那些枯燥
乏味的考试，更不愿接受那些所谓的应试技巧。他一次放学回到家对我嚷：
“爸爸，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去上学了，我恨透了把时间都浪费在课堂里那些无
聊的考试操练上。”
事实上，对于这一点，我也深有同感。要想尽可能的提供给我们现代的孩
子与爱因斯坦那个时代类似的大环境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因为现代已经没有
战争的阴影，没有种族之间的偏见。但是有一点，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
却发现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再现，那就是教育环境。和19世纪末期爱因斯坦所
接受的那种校园教育一样，现代的学校仍旧充斥着枯燥乏味的死记硬背，并且
树立了“考试分数”这样一个可恶的图腾，整日围着它没完没了地朝拜。
尽管我至今也无法确定这种令当年爱因斯坦深恶痛绝的教育环境，究竟有
没有对他后来取得伟大成就起到一种物极必反的促进作用，但我和怡为了保险
起见，还是一致同意为我们的小爱因斯坦提供和爱因斯坦尽可能相似的生活环
境是一个较为稳妥的办法。
临近高考，又是一件令我头痛的事情，因为按照小爱因斯坦目前的各科成
绩，高考时总分肯定不能达到大学的基本录取线。尽管数学和物理成绩较为优
秀（由于他拒绝揣摩考试规则和技巧，故仍然无法达到优异的水平），但仍于
事无补。幸好小爱因斯坦也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发恨背了一通应试宝
典，在全国数学竞赛上轻轻松松地获得了一等奖，终于免试直升入一所富有盛
名的理工大学。
其实从小爱因斯坦降生之初，我就在思考他应当如何再现爱因斯坦昔日的
辉煌。我认为最佳的结果是促使他研究统一场理论，这是爱因斯坦晚年一直致
力于研究但未果的事业。怡对我的观点也表示赞赏。所以，我们很早就尽量让
他接受物理和数学的熏陶，企图能够唤起他对理论物理的浓厚兴趣。
这一努力在小爱因斯坦的早期看来是卓有成效的，他甚至在高中阶段就已
经能深邃地理解狭义及广义相对论。我非常满意，我甚至一度经常梦见小爱因
斯坦成功完成了统一场理论的研究后，正站在诺贝尔领奖台时的情景。
但正当我们沉浸在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中时，一个出人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的事件彻底抹杀了我们过去的一切努力，以至于我们的计划遭到了重大挫折，
而失败的最直接原因是一个叫做玲的女孩。
对于小爱因斯坦和玲的相识，我和怡开始都一无所知。不过这也并不奇
怪，因为随着小爱因斯坦年龄越来越大，他也越来越不会接受我们所安排的一
切。尤其是他进入大学远离父母以后，我甚至感觉我们的使命至此已经结束，
后面的路全要靠他自己走下去了。他仅仅每月回家一次，他究竟是否在研究统
一场我不得而知。反正在回到家里后我从未看到他拿起过任何于理论物理有关
的书。这一点令我深感不安，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事情可能不能按预定的路线发
展，但是这种事勉强不来，只能通过旁敲侧击的诱导。因为我知道只有发自内
心的热爱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当小爱因斯坦10月份一个周末从学校回来时，我
已经酝酿好利用这有限的几个机会继续进行谆谆教诲。谁知他倒先冲我说：
“爸爸，我已经看准了一个很有赚头的商机，我准备开个公司。”
“什么！”我一听此话大惊失色，手中的杯子险些跌落。“你要开公司？
可是你那有时间哪，你还要读书！”
“我已经办好退学手续了。”小爱因斯坦用极其平静的语调慢斯条理地
说。
他的话未说完，我的杯子已经“呯”的一声跌落在地。我情急之下，话也
说的结结巴巴：“你，你是说已经离开了……物理系?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爸爸，我一直搞不懂你和妈妈为什么总是要我学理论物理，我们系里大
部分同学毕业后都改行了，研究基础物理根本赚不到钱！”
“因为你是……怎么不学学爱因斯坦。”我情急之下，差点把“你是爱因
斯坦的克隆”这句话说出来。
“时代不同了，现在还有几个人学爱因斯坦？现代人都崇拜姜民（飞跃生
物技术公司总裁，创造了个人资产近万亿的神话），崇拜盖茨，崇拜索罗
斯！”
我只觉得脑子嗡的一下，他后面还说了什么话，一句也没有听进。我甚至
怀疑自己的耳朵，但同时又清楚地知道这绝非我个人的幻觉，可能在旁人看来
也没什么不好，只不过因为他与我的期望实在相去甚远。
当我这一次用一种近乎绝望的语调把白天发生的严重事件告诉怡时，她虽
然也同样惊讶不已，但明显要平静得多。这种难能可贵的冷静使得她能够在我
一筹莫展之时却作出深刻理智的分析：我们在家庭中从未对他灌输过任何金钱
至上的观点，而他与社会的接触也有限得很，因此，小爱因斯坦之所以会有这
种想法一定和他在大学里密切接触的同学有关。对这一现象调查的唯一切入点
就是他的学校，他的同学。
尽管我们心里都明白即使调查到结果也多半会徒劳无功，但我们还是马不
停蹄地赶到那所理工大学，对小爱因斯坦极其周围的同学朋友进行了明查暗
访。幸好由于小爱因斯坦沉默寡言的性格，他密切接触的朋友极为有限，使得
我们的“间谍工作”轻松了不少。不到一天，事情就已初露端倪，等到第三天
晚上，我和怡把分头行动得来的信息汇总整理，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就已经显
而易见了。原来小爱因斯坦在进入大学后不久就遇到了一个叫做玲的姑娘，从
我们对玲的明查暗访以及匿名和她的交谈中发现，她的相貌并不出众，而才智
似乎也乏善可陈，仅就这两点而言似乎和当年爱因斯坦的女友米列娃较为相
似。但糟糕之处在于，和米列娃不同的是，玲爱赶时髦，贪慕虚荣，并常常责
怪小爱因斯坦“整天不是看书，就是发呆，简直迂腐不堪。”（她当然不知道
这是小爱因斯坦正在思考伟大深邃的问题，或者在她看来思考这些问题和无谓
的发呆也差不了多少）。可怜的小爱因斯坦信念开始动摇，直至彻底崩溃而一
发不可收拾。
很多年过去了，当我在晚年对整个事件进行冷静的思考时，不得不承认即
使命运使小爱因斯坦遇到了其他女孩，其结果多半也是一样。因为现在这个世
界，像玲这样把金钱视为成功的唯一标准的人实在太多太普遍。几乎没有人能
够逃脱这种社会环境的桎梏。
小爱因斯坦退学不久就开了一家什么公司，据说后来公司越办越大，钱也
越赚越多，甚至还上了一档“成功名人访谈录“的电视节目。
我不知道小爱因斯坦究竟算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过鉴于事情的发展已经完
全背离了我们的初衷，我放弃了原本要在小爱因斯坦长大后向他揭开整个秘密
的想法。我本来打算把这个秘密彻底隐瞒，但在怡的建议下，我们还是把整个
事件的来龙去脉记录下来，封存于一个铅制的信封里，然后存入中央银行。150
年后，当人们首次看到这封信时，会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又会做如何评价，
这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永远不可知的谜。
时髦的词汇
“爱因斯坦”虽然只是我虚构的一则小说，但是其中真正属于幻想的成分
很少，大多数技术都已完全具有现实基础。事实上，要克隆一个爱因斯坦所面
临最大的问题恐怕不是来自生物技术，而是来源于社会传统势力的重重责难。
无论社会各界对克隆人或者克隆动物持有怎样不同的见解，有一点是勿庸
置疑的，即自从多利羊诞生以来，克隆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临近世纪之交，有两个生物领域的专业术语非常荣幸地成为老百姓日常最
时髦的口头用语，一个是“基因”，还有一个就是“克隆”。并且，“克隆”
一词在日常使用频率上还要比“基因”更胜一筹。恐怕这其中主要原因在于，
“克隆”甚至已经跨出生物范畴，被广泛的应用于众多其他领域乃至日常生活
当中。不管使用者是否真正了解克隆这一生物尖端技术，但人们几乎不费吹灰
之力就迅速掌握了“克隆”的内涵：复制。这也就难怪“克隆”几乎成了所有
那些诸如“复制”“拷贝”甚至“模仿”之类词汇的同义词。
去年夏天，我正巧路过北京的一家肯德基快餐店，看到其门口推出了一块
牌子，上面以大大的问号写着：“羊能克隆，肯德基也能克隆？”开始我不解
其意，后经朋友指点，方知事出有因，原来麦当劳近日改变自己的汉堡专卖形
象，开始向炸鸡行当挺进，肯德基的这则广告正是冲着麦当劳去的。我听后不
禁哑然失笑，抛开这两家公司的商业竞争不谈，这则广告倒也活学活用，颇具
创意。这里的“克隆”大概也就算是“模仿”的意思。
其实，这类活学活用的例子屡见不鲜，如“软件克隆”“ 电脑克隆”中的
“克隆”自然还是取其“复制”之意。更有趣的是，我还在上小学三年级的外
甥竟然也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今天真倒霉，这段课文没背出来，被老师罚克
隆10遍。”
老实说，眼看“克隆”一词欣欣向荣，我也深感欣慰，因为这或许也是跨
入基因时代的一个征兆呢。毕竟，像这样一个专业领域的“切口”能够在日常
生活里获得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实在不多见。
多利，你好！
1997年3月初，人们平静的生活突然被一条爆炸性新闻搅得天翻地覆，几
乎世界各地所有报刊都不约而同地在头版刊登了类似的消息：你好，多利。
为什么这头名叫“多利”的羊能够迅速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以至于成为整
个年度的明星动物？这自然是由于它不同寻常的来历，多利并不是由公羊和母
羊交配产生的后代，而是从它母亲的一个乳腺细胞发育成长起来，多利继承了
它母亲的所有遗传信息，而且也仅仅具有它母亲的遗传信息，因为多利的出生
自始至终就没有存在父亲的需要。换句话说，多利就遗传角度而言，简直就是
它母亲的一份完完全全的拷贝。
了解了多利异乎寻常的身世，我们就不难理解多利倍受关注的原因。多利
改变了一条亘古以来被认为无可改变的真理：哺乳动物必需通过两性才能繁
殖。没有父亲的多利就是彻彻底底单性繁殖的产物。有人闻讯后戏称：世界已
经不再需要男人。这的确令那些自以为高出女人一等的男性沙文主义者汗颜。
从克隆过程就可看出，尽管雄性也同样可以获得自己的克隆，但有两个步骤却
非雌性承担不可，一是要雌性提供卵子，二是需要借助雌性的子宫。
其实，对于生物学界内部而言，多利羊真正逾越的鸿沟并非在于克隆哺乳
动物，而在于能够从类似乳腺细胞这样的已分化细胞克隆出哺乳动物。这才是
多利羊真正创造的奇迹。而如果利用像胚胎细胞这样的未分化细胞，克隆则要
相对简便得多，并且也早在多年前就取得成功。比如在1994年，威斯康星大学
的菲尔斯特博士就曾用晚期胚胎细胞进行克隆牛试验并取得成功。这也就解答
了很多人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多利羊的消息公布之后，有不少诸如某研究者
多年前就已成功进行克隆的报道见诸报端，既然如此，多利羊还有什么划时代
新意？
胚胎细胞之所以称为未分化细胞，是因为它尚未经历一系列的分化过程转
变成为如肌肉、皮肤或神经细胞。一个未分化细胞具有向身体任何一种细胞转
变的能力。从更加微观的角度来说，它的所有基因都没有关闭，可以根据发育
的要求启动任何一个基因。而随着发育过程的进展，这些胚胎细胞逐渐向各种
不同结构功能的细胞转化，通过改变DNA双螺旋结构，使得大部分基因在通
常情况下都处于关闭状态。
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坏事，以下两点或许会改变你的看法。
其一，如果所有基因在各个组织细胞中都不关闭，你不妨想像一下这样的
情形：大脑里的细胞正在大量分泌胃酸，而结肠壁上的细胞正嗅着肠道里阵阵
腐臭的气味。算了吧，还是停止去想这些令人恶心的镜头吧。好在，由于细胞
的分化，这些情形都不会真正发生。
其二，约有80%的恶性肿瘤细胞都具有从原来的组织细胞去分化现象，甚
至一些恶性程度高的肿瘤细胞从形态上与尚未分化的胚胎细胞别无二致。
总而言之，正常的机体绝不容许任何一个基因在错误的时间或错误的组织
里进行表达，这种精确的调控机制至今还仍是一个谜。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在多利诞生之前，很多学者都认为这种胚胎细胞的分
化过程不可逆转，按照那样的假设，用一个已经分化的成熟体细胞如乳腺细胞
来克隆个体将是无法实现的。然而多利羊的出现则毫不留情地证明了这种假设
的错误。
不可完成的任务？
和多利羊同时出名的便是“克隆”一词。其实，“克隆”这个概念在生物
学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例如把一段DNA片段融和到宿主细菌的DNA中去，
伴随着细菌繁殖，这段DNA 片段也迅速获得了大量拷贝，这一过程就称为分子
克隆；此外，为了医药研究，常常需要制作某个细胞很多相同的拷贝，构成一
个细胞系，或称为细胞克隆。
在以上场合里克隆大体上也就是获得相同的拷贝之意。不过，目前人们更
多倾向于把克隆的概念理解成用人工遗传操作动物的繁殖过程，而这门生物技
术叫克隆技术。这一克隆思想最先是由德国胚胎学家汉斯·施佩曼于1938年提
出的，他当时就建议从发育到后期的胚胎细胞中取出细胞核，将其转移到一个
卵子中，这可以认为是克隆的最初设想。
之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些研究者成功地从胚胎细胞中克隆出一只活
的青蛙。在随后的30年中，不断有人利用各种动物进行克隆技术研究。由于该
项技术几乎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研究工作在80年代初期曾经一度进入低谷。
直到1984年，施特恩·维拉德森才培育出第一只胚胎克隆羊，并且其他科学家
重复这个实验也获得成功。1994年菲尔斯特博士也用晚期胚胎细胞成功地进行
了克隆牛试验。
但以上一系列克隆成功的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均是用胚胎期细胞
作为材料。当然，科学家并非没有试图过用已经成熟的分化细胞来进行克隆。
但不幸的是，在多利之前，所有的尝试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失败。
一般来说，越是低等的生物，其成熟个体的细胞去分化能力越强。因此，
人们往往采用两栖动物——青蛙作为实验材料。其中，相对而言最成功的一次
要算20世纪80年代在费城的一些发育生物学家进行的试验。当时，他们用成
熟青蛙的红细胞甚至已经繁殖出一群充满活力的小蝌蚪（需要指出的是，青蛙
的红细胞具有细胞核，而人类的成熟红细胞中没有细胞核），实验的参与者对
那些可爱的精灵至今还记忆犹新：“它们长着漂亮的大眼睛，在水里快乐地游
来游去”然而不幸的是，它们在向成体青蛙变态过程中纷纷死去了。否则，至
少其中一只青蛙将会像多利羊一样闻名遐尔。
采用已分化细胞进行克隆试验，甚至连青蛙这样自身具有非常惊人的再生
能力的低等动物也无法圆满成功，不禁令研究者心灰意冷，以至于很多人纷纷
认为胚胎细胞向成熟体细胞的分化过程是不可逆的，这也就等于在宣布利用已
分化细胞是不可能克隆出一个成熟个体的。
跨越天堑
然而，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维尔穆特博士领导的科研小组却偏偏不信这个
邪，他们前前后后共花了约十年时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终，在277次尝
试中，研究人员培育出了29个存活超过6天的胚胎，而这其中又只有多利成功
地分娩出生。
多利的诞生依靠的却不仅仅是这个研究小组的重复努力或运气，而是因为
维尔穆特和他的同事并没有简单地重复前人所尝试的试验，却引入了一个虽然
看似简单但富有创意的步骤，从而终于取得克隆成功。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多利羊诞生的过程。
维尔穆特和他的同事们先从一只白脸成年母羊的乳腺中取出一些细胞，置
于培养皿中，并且把培养皿里的营养液浓度稀释到极低水平，这么做的目的是
使得这些细胞因“营养不良”而停止分裂，关闭它们那些活动的基因，从而进
入一种类似休眠状态。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又从一只苏格兰黑脸母羊的身体内取出一个尚未受精
的卵细胞，将其中的细胞核（自然也连同细胞核内部的DNA遗传物质）完整
吸除，仅留下一个只有细胞质而无胞核的“空卵细胞”。
以上两步准备工作完成之后，研究人员把空卵细胞和一个正处于休眠状态
的供体细胞紧紧贴在一起，并施加一阵温和的脉冲电流，使得两个细胞融和为
一体，使得去核的空卵细胞内容纳了新的细胞核以及其中的DNA。然后再施加
第二次脉冲电流，模拟自然受精过程中的能量波，从而立即启动细胞进入分裂
过程。
大约一周后，这个融和细胞已经分裂为一个多细胞的胚胎。维尔穆特的同
事们将这个胚胎植入另一只黑脸母羊的子宫内。这只母羊在经过几个月的怀孕
期后便成功地产下了一只欢蹦乱跳的白脸小羊羔，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多利。需
要注意的是，多利不仅仅是借腹生子，而且还是借卵分裂的产物。即使仅从外
观就可以看出，多利是白脸，但无论是那只提供去核卵细胞的苏格兰母羊，还
是后面那只饱受怀孕与分娩之苦的母羊都是黑脸。而与多利一样是白脸的是那
只提供供体细胞核的母羊。
在后来的DNA分析中也证实，多利和那只贡献出乳腺细胞的母羊携带的
遗传物质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它们俩不仅同是白脸，而且所有一切受遗传因
素影响的特性都会完全一致。
维尔穆特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前面所说的准备工作，即
把供体乳腺细胞与去核空细胞调整至同步化。如果是正常的精子和卵细胞，并
不存在这种同步化问题，因为它们已经处于分裂前期，随时准备结合。但是一
个成熟细胞，由于其内部绝大部分基因在分化过程中都被关闭，所以必须要有
一种方法能够激活这部分基因，使其回复到胚胎期那种未分化状态。维尔穆特
在准备工作里通过饥饿法令供体细胞进入长达一周左右的睡眠期，很可能正是
这个步骤影响了供体细胞的DNA，使其在与卵细胞融和并施加电流后，立刻从
睡眠状态苏醒，并且打开所有基因开始分裂行动。
事实上，细胞融和及其以后的过程都是过去进行克隆试验的常规步骤，并
且使得维尔穆特成功的那一步关键步骤从技术角度讲，也是每一个熟练的生物
工程研究者必然掌握的，但是只有维尔穆特和他的同事巧妙地利用这一技巧跨
越了生物学界的一条鸿沟。
由此可见，克隆羊的成功有清晰的实验思路，而不是凭借单纯地撞大运，
因此其他研究者能够依照葫芦画瓢同样成功地进行其他克隆实验，可以是羊，
可以是牛，并且，还可以延伸至最高等的哺乳动物——人。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目前为止，克隆一个哺乳动物仍旧还是一项繁琐艰
辛的事。多利羊就是在近达300次的尝试中唯一幸存的一只。维尔穆特也毫不
隐晦地承认，根据他们在罗斯林研究所的实验表明，采用目前的技术手段，克
隆哺乳动物的死亡率无论在胚胎期还是在出生以后均较自然生殖高出许多。大
体而言，出生前的死亡率是自然生殖的10倍，出生后是3倍。很显然，这个在
羊身上能够最终成功的试验，目前对于人类仍然显得不切实际，因为人们无法
忍受如此之低的成功率。
小说仍旧是小说
在维尔穆特和他的同事们通力协作下，生物学界抑或说整个人类的又一个
天堑被连为通途。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诸如前面那篇小说“爱因斯坦”或
者“侏罗纪公园”之类的情形还仍然无法实现。
我在这里所说的“无法实现”，已然完全没有考虑任何伦理政策上可能的
阻碍，而的的确确是仅就技术角度而言的。这或许令你多少感觉有些缺乏刺
激，但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实。下面罗列的几项就是从目前技术水平出发仍旧不
可能的克隆事件：
1． 像影片“侏罗纪公园”里所描绘的情形：一只保存在琥珀里面达上亿
年的昆虫体内有少许恐龙血迹，科学家从血迹里提取出恐龙DNA分子并以此
为原料克隆出恐龙。这还不可能！目前克隆只能以一个完整的细胞为材料而不
是单独的DNA分子。至于那些古生物化石，由于生物体的细胞结构也荡然无
存，自然更是无法进行克隆了。
2． 克隆所用的细胞一定要取自活体，而不能是尸体。但是，这并不是说
在进行克隆实验时，供者还必须存活。如多利的供体羊在贡献出乳腺细胞后不
久就死亡，而这时克隆试验还根本没有开始，但这些细胞离体后一直置于实验
室的培养皿中严格冷冻起来处于休眠状态，直到开始试验才解冻苏醒。可见，
由于几十年前只是用防腐剂而没有用冷冻方法保存爱因斯坦的大脑，使得今天
要克隆出爱因斯坦还难以实现。
3． 即使那些在自然条件下冷冻起来的细胞也不能满足目前克隆的要求。
实验室里为了保证细胞以后能够苏醒，冷藏过程都经严格控制，这显然无法苛
求大自然也做到这一点。例如从北极圈永冻层中挖掘出的毛象尸体，如果要以
此克隆毛象尚需假以时日。
或许，这么多不可能有如兜头一盆冷水浇灭了不少人已经开始的憧憬。但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技术难关的攻克已为时不远。
异曲同工
其实多利羊早在1996年就已经诞生了，不过维尔穆特为了慎重起见，又观
察了近一年时间才将其论文正式发表。在此之前，整个事件都处于高度保密的
状态下。不过在论文发表的前几周，科学界就已经纷纷传言罗斯林研究所将要
有一件大事发生，但直到1997年2月27日，谜底方才彻底揭晓。一时间，整个
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位于苏格兰爱丁堡附近一个小山村的罗斯林研究所，投向维
尔穆特及他的同事们，聚集向活蹦乱跳的多利羊。
几乎所有伟大的突破总是不可避免地引起广泛的争论。当维尔穆特的研究
组将他们的克隆研究成果首次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后，立刻就在生物学领
域引起了巨大轰动，并且这种反响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很快自生物学界内部传遍
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过，稍做冷静的分析后就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虽然生物学领域内外的人士对多利都表现出相似的强烈反应，但两者聚焦的视
点却有着明显差异。
生物领域的专业人士较多地把兴趣的焦点聚集在以下事实上：一个已分化
的成熟细胞（在多利羊这个具体例子里是一只母羊的乳腺细胞）竟然能够逆转
其分化过程。而克隆本身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当然既往成功的先例都是利用
胚胎期细胞为材料。比如一种早已在畜牧业广泛采用的胚胎分离法，即在胚胎
早期将胚胎一分为二，这样就可以获得两头一模一样的克隆牛。正如威斯康星
大学的动物学家尼尔所说的：“真正新鲜的，并不是克隆哺乳类，而是能够从
非胚胎期的细胞克隆出哺乳动物。”
但与此同时，据我的观察了解，大部分生物界之外的人并没有去关心什么
分化与未分化之间的区别，而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成功克隆哺乳动物这样一个
事实上。并且，人们几乎未加思索就迅速意识到既然科学家已经能够克隆羊，
那么也一定可以克隆人。因此人们争论的焦点也早已离开了多利羊本身，更多
地围绕着人类克隆这个敏感的话题展开。说实话，人们的这种关注不无道理。
虽然前面已经说过当前的克隆技术成功率之低使得应用于人类还欠成熟，但是
人们对自己克服这类难题的能力丝毫不怀疑，绝大多数人都深信在不久的将
来，克隆技术的成功率就会提高至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
错误的第一反应
人们从自身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重大的
突破和创新在大规模应用之前，都最好小心谨慎地权衡思量。像原子弹就一直被
认为是缺乏警惕、滥用科技的恶果。应该说，我们不能将这样的结论指责为“一
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像克隆技术这样的革新在广泛实践之前，的确有必要
对其厉害关系持审慎态度。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很多人（其中包括一部分政要及伦理学家）在得知
“多利事件”之后，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迅速作出了反应：反对克隆人类。其反
应速度之快使我深信他们在表态之前并没有经过任何全面冷静的分析。
比如多利羊出生后不久，法国等十几个欧盟国家就纷纷立法表示禁止克隆
人，美国密歇根州也作出同样的表态，而美国联邦政府则持一种相对温和的态
度：禁止政府部门向克隆人研究提供任何经费，换句话说，来自私人的资助还
是处于法律允许范围之内。
尽管如此一致的否定态度令人多少有些诧异，但只要回顾一下人类历史，
就不难发现这一切理应在我们意料之中。无论是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还是爱
德华（Edwards.Robert）和斯蒂普托(Steptoe.Patrick)努力下成功降生了的第一例
试管婴儿，都立即遭到了强烈的抨击，但最终的结果今天已经不言而喻。
因此，我们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任何所谓的法规政策能够阻挠克隆技
术的发展，包括克隆人。即使你可以暂时的禁止这项技术，但你却不能废除生
物学。一些国家或地区禁止克隆人的法令最终也将以失败而告终。理由非常充
分：一是维尔穆特创造的克隆技术思路清晰而明快，使人感觉到一种简单的
美，当然也就易于重复；二是：克隆技术将带给人们无限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当然这并不是等于说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发展及大规模应用克隆技术，如果
使用不慎也可能会给人类带来不可低估的麻烦。实际上，不仅仅是克隆具有这
种特征，几乎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如因特网在为人们的生活学习
带来迅即快捷的便利同时，也加速了色情内容与计算机病毒的传播，但是难道
我们能因此而放弃使用因特网吗?
草率的决定尽管无法最终阻止克隆技术前进的步伐，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
其前进的节奏。然而迫使他们作出这样否定反应的来源竟然只是一种莫名的恐
慌。对此，美国的马克·埃贝尔有着最佳的解答：“当克隆技术变得更加有把
握、有效且能够被社会接受时，将会有一百万个无法生育的美国人从中收益。
届时，克隆人技术的处境就会如同70年代试管婴儿技术的境地（当时，试管婴
儿技术曾使许多人忧虑，然而当第一个试管婴儿于1978年诞生时，人们发现，
试管婴儿非常可爱，和自然生育的婴儿根本没有两样，于是，人们对之的恐惧
感也随之消失了），当人们发现第一个克隆婴儿也十分可爱时，围绕克隆技术
所出现的种种不安也会随之而消失的。”
根治“克隆恐慌症”
有不少人在一味强烈反对克隆人的同时，却根本就没有认真了解过如果克
隆人成为现实，究竟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变化。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加
荒唐可笑？
我的一位朋友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克隆恐慌症”患者，患有这种病的人
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克隆技术产生一种不知所以的抵触和恐慌。这种病的流行
范围很广，全世界估计可能有上千万的患者。
当然“克隆恐慌症”的患者也并非对其忧虑的原因完全莫名其妙，通常他
们都会提出一些反对克隆的论点，但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些论点其论据
常常脆弱得不堪一击或者根本找不到任何论据。
“克隆恐慌症”患者一个较为普遍的主诉是：克隆是一种非自然的过程，
克隆人当然更是非自然的产物，甚至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
处方：如果仅仅因为是一个非自然过程就断然否定，未免令克隆技术太过
冤枉了。撇开其他科学领域不谈，单单注意一下现代医学领域，就会发现真正
自然而没有人为痕迹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从人工受精到剖腹产，有哪一项会
在自然状态下发生？但不知“克隆恐慌症”患者是否同时也有“体外受精恐慌
症”和“剖腹产恐慌症”呢？
另外一方面，其实大自然也一直在创造克隆，比如同卵双生的双胞胎，这
在自然状况下发生的机率接近千分之四（当然还要包括三胞胎，四胞胎甚至五
胞胎，不过这些事件的自然发生概率呈指数级减小）。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到的
那样，双胞胎并没有成为完全相同的拷贝，而是各自具有独特的个性：他们的
预期寿命不尽相同；彼此之间的智商差值可以达到20；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也
有30%左右的差异；他们中可能有一个活泼开朗，另一个却忧郁消沉。而一对
克隆人之间的差别可能比双胞胎更为明显，这其中除了巨大的环境差异，还由
于克隆体在不同卵细胞里成长，得到不同的生长信号，不同的线粒体，因而导
致他们最后所表达的基因可能也有出入。
“克隆恐慌症”患者的另一个主诉是：克隆人会因为只是别人的拷贝而在
家庭和社会中被作为二等公民对待。
处方：这种想法只是杞人忧天，看看现在的双胞胎就会明白克隆人未来的
处境与普通人（如果人们一定固执地认为克隆人不是我们普通人的话）完全一
样。不过我们并不能排除在短期内，周围亲朋好友可能对克隆人会有某种神秘
的偏见。这种特殊的感觉恐怕只有在法国医生雅泰·斯塔尔于1978年实施第一
例人工受精手术，人们对刚刚出生的试管婴儿才有过。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个
试管婴儿非但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怪物，而且和最健康的自然生育的婴儿一样
活泼可爱，随之，原有的偏见就开始逐渐消散了。
但从人工受精这个先例我们也同时看到：由于世界各地文化背景及科学昌
明程度的差异，各地区的人们对试管婴儿的心理接纳程度参差不齐，有些地方
早就处之泰然，采用人工受精方式出生的人也大大方方地出现在大众媒体之
前；而有的地区则仍旧好像把试管婴儿视为异类，家长也想方设法保守秘密，
仿佛试管婴儿先天就低人一等。从这一点来看，对克隆人未来处境的担忧似乎
不无一定根据，但这并不能作为我们拒绝克隆人的理由，相反应该成为我们争
取做好克隆人宣传解释工作的动力。
其实我的朋友同许多“克隆恐慌症”患者一样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克隆人
会不会拥有和被克隆者完全相同的性格、气质和思维，或者用一个另类科学的
词来概括，即灵魂。
诸如“两个克隆人分享同一个灵魂”之类的论调已经成为“克隆恐慌症”
患者衍生出许多其他反对理由的基础。当然，他们的假设便是“一样的遗传物
质意味着一样的灵魂。”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问题，多年以来，许多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就开始
分成了两个派别，各自支持本方的主张。其中一派主张行为遗传学说。他们认
为行为是由基因决定的，如以色列科学家研究出肯尼迪家族具有“冒险基
因”，以此解释该家族成员连年来意外事故不断的情形。其实主张这一学说的
大多数人在研究遗传因素对人行为的影响的同时，也认识到后天环境因素不可
忽视。但该派的一些激进分子则始终坚持基因完全支配着人类性格、智商和情
商甚至决定了人一生的命运。我怀疑大概就是这部分人构成了如今“克隆恐慌
症”阵营的主体。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遗传学家都已达成共识，我们绝不能仅
仅因为两个人的基因相同就在他们之间划上等号。因此与其说克隆人是对人类
尊严的冒犯，倒不如说恰恰是这种“基因决定论”本身才真正是在冒犯人类的
尊严。
另一个则是演化心理学派，支持这一学说的人士更多地强调人类的遗传共
性。比如，五音不全的我和音乐宗师贝多芬的遗传信息有99.9%都是相同的，
你不用不服气，你也一样。有人戏称这个世界上其实充满了克隆。的确，我们
日常称所谓两个事物一模一样，其真正的相同率可能还不到99.9%呢。
在这些人类所共有的基因当中，有很多属于“可塑基因”，它们赋予我们
随环境而改变行为的能力。这些基因相当重要，因为在巨大的进化压力下，一
个生物体只有不断地顺应外界环境来调整自身的个性，才能最终存活下来。
比如，我以前一个朋友嗜酒如命，而结婚后变得几乎滴酒不沾，若非我亲
眼所见，还真不敢相信；而一个原本天生骄傲自负的人如果得不到别人的嘉许
或恭维，却总是招来嘲讽与批评，往往会变得谦卑。类似这样的例子数不胜
数。假设我们克隆一个莫扎特，没有把他放在奥地利的音乐世家，而是由一个
五音不全、连生计都只能勉强维持的家庭来抚养，他的音乐天赋很可能永远得
不到发挥。
可见，有些“克隆恐慌症”患者所担忧的“克隆出好几个希特勒似的战争
狂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暂且撇开克隆希特勒的可能性不谈，即使有别
有用心之徒真的成功克隆出希特勒，他也绝对无法为这个克隆提供当时希特勒
所生活的家庭氛围以及社会大环境。
有部内容独具匠心的电影“储门的世界”（Truman Show），是说一个导
演为了拍摄一部完全真实的人生纪录片，修建了一个巨大的摄影棚，这里面有
街道，有银行，有医院……总而言之，有你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一切，甚
至连晚上的月亮星幕和白天的太阳都是人造的。在这样一个人造世界里，储门
以外的所有人全部是演员，他们或饰演储门的家人，或饰演储门的同事朋友，
或者饰演储门上班时路边的小摊贩，可以说，储门可能遇到的一切人物都有演
员在惟妙惟肖的扮演。可怜的储门自小就生活在这个巨大的摄影棚里，毫不知
情地成为这部历时最长的纪录片的主角，向世界其他地区实况转播！当储门希
望到摄影棚以外的其他地方去时，总是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借口使他不能成
行。
在被“储门的世界”别具一格的情节吸引的同时，恐怕连该片的导演也不
得不承认该影片只要稍经推敲，便漏洞百出。当然，作为一部娱乐片，我们尽
可以故意视而不见而尽情地享受在跌宕起伏的故事发展过程中。但如果有人
说，可以像“储门的世界”那样，为希特勒的克隆依照希特勒当年的生活环境
营造一个模拟世界，我就必须指出这是完全无法实现的。
而且，人生道路充满了偶然因素，往往某个关键性巧合的偏差就会改变一
个人的命运。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如果当时不是如何如何，就会怎样怎
样。显然，这些偶然因素是不受基因支配的。
即使再退一万步来说，如果真的能够让希特勒的克隆沿着希特勒的生活轨
迹发展下去，你也会发现，由于饱受二次世界大战之苦的日尔曼民族比已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珍视和平，热爱和平，这位希特勒克隆的狼子野心根本没有立足
之地。
“克隆恐慌症”患者还有一个主诉是：克隆人会对家庭伦理带来负面影
响。
处方：的确，克隆人在最初问世之时，肯定会对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产生
某种冲击，但难道能够仅仅因为克隆人导致了一种较为新颖的家庭关系就称其
有负面效应吗？
在过去，人们提到“家庭”这个概念往往会将它仅仅局限于“父母+亲生子
女”这个模式，而现在“家庭”的内涵已经扩展了许多，如“单亲+子女”，
“双亲+领养子女”，甚至跨种族间的领养关系。几十年前很多伦理学者都认为
这将对此类家庭的后代不利，但现在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且也没有对后代
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至于有些恐慌症患者提出的所谓“用克隆技术就可以把人如同机器那样批
量生产，如成批的制造军队，制造奴隶，”则显然是受到了有些科幻小说和不
真实的传媒报道的误导，这些文章常常配上一幅大同小异的插图：一个个一模
一样的人正在流水线般从一台克隆机器里走出来。
但事实上，我们从前面介绍的克隆操作过程可以看到，把只有少数细胞的
胚胎植入子宫后，这个妇女同样要经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一艰难历
程，而且克隆的整个过程要比正常受精所消耗的时间和金钱都巨大得多。若非
万不得已，人们决不会轻易地选择克隆来繁衍后代，更何谈批量生产？
以上的解释也可以用来一并反驳关于“克隆会降低人种多样性”的论调。
多样性是一个物种得以在自然界保存的必要条件。如果某个物种多样性很低，
一次来自大自然的袭击（如病毒感染）就可能导致整个物种的消亡。“克隆降
低人种多样性”同样也是以“克隆会批量生产人类”为前提。但事实上，只要
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一对夫妇总是会选择自然的生育方法，因为这样产生的后
代才是双方的结晶，当然更少有夫妇会去选择和自己毫无关系的某个名人克隆
作为后代，如果你不相信，你只要去看看目前正在世界各地运作的所谓名人精
子库，迄今为止，有多少生育能力正常的夫妇会去问津？
绝非为了克隆而克隆
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可能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没有
选择理论数学或者理论物理作为自己职业的原因，因为它们似乎离人们的现实
生活太遥远。这一点连99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毫不隐晦地承认：“我
所从事的工作，其社会效益等于零。”
所以，如果克隆技术的社会效益也等于零的话，尽管我不会成为“克隆恐
慌症”患者，但我也恐怕不会因为其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而鸣不平。一个理想主
义的艺术家可以为艺术而艺术，但一个现实主义的生物技术工作者却决不会单
纯为了克隆而克隆。
好在克隆技术非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其中所蕴藏着的巨大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足以令每个人为之鼓舞。难怪大多数人，即使克隆技术
在不少国家或地区受到有欠公平待遇的今天，仍然对其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从理论的角度来讲，克隆研究将使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许多生物之秘，例
如为何人类的大脑、脊髓以及心肌细胞损失后均无法再生，而恶性肿瘤细胞却
可以从原来的分化状态进入胚胎期，开始难以控制的迅速增殖。
当然，除了对于理论工作的指导意义，克隆技术还有更加直截了当、几乎
迅速就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应用前景。
我们经常在新闻媒体上可以看到某某白血病患者幸运地获得了与他（她）
配型相同的骨髓，从而被成功地进行骨髓移植术获救的例子。不过我也知道在
这些不幸而又大幸的成功病例背后，更多的患儿只能因找不到合适的骨髓，最
后带着对短暂人生的无限眷恋和遗憾离开人世。因为要在普通人群中找到一个
配型相同的骨髓就像中头奖彩票一样罕见，除非，患者出生时有同卵双生的双
胞胎。
不幸的是，绝大多数患者既没有双胞胎，也没有中这张“生命彩票”的运
气。我曾经看到一个年仅16岁患者的父母在血液科病房外面抱头痛哭，如果不
进行骨髓移植，利用传统的化疗手段，这个患儿的生命最多只能延续三年。同
样糟糕的是，和许多其他患者一样，他也没有能够幸运地在骨髓库里找到与之
配型的供者。
在过去，患儿的父母如果身体条件许可的话，还可以做最后一搏：再次生
育一个孩子。这样，患儿将有四分之一的机率从这个新出生的弟弟或妹妹身上
得到相同骨髓配型。
然而，在基因时代，随着克隆技术的日益成熟，他们还有更加保险且可靠
的选择：从患儿身上取下一些体细胞进行克隆，再让克隆人捐献出少量骨髓干
细胞移植到患者体内。
不过，有些“克隆恐慌症”患者对此做法提出异议，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克
隆人出生的目的是作为一种被人利用的工具。
把一个活生生的人作为工具而加以利用，乍听起来，的确是令人不寒而栗
的卑鄙与阴险。但事实上，即使现在当一对夫妇选择要一个孩子时，谁也无法
确定他们究竟怀有什么动机，是出于传宗接代的需要？还是以便将来遗产有人
继承？或是作为以后养老的保障？而且，这些动机又有哪一个能够完全排除
“利用”的嫌疑？显然我们不可能在每对夫妇生育之前对他们的动机加以调
查。
其实，只要克隆人能够在家庭中享受到和他的兄弟姐妹一样的关怀，一样
的爱（一般家庭不可能也没有理由不这样做），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对“作为工
具而降生”的动机横加指责。
相反，如果少数反对这种做法的人一方面堵死了那些白血病患者唯一的一
条出路，另一方面心安理得眼睁睁地看着那些风华正茂的少年被病魔夺去生
命，不论他们的动机多么高尚且不带有丝毫自私的杂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恐
怕无论如何也无法让患者家属接受。
为了骨髓移植进行克隆人是目前支持率最高的克隆人理由之一。毕竟，现
在所进行的骨髓移植只需从供者的外周血中提取出少量的造血干细胞，除了在
提取过程中所造成的些许不快外，对克隆人几乎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也不
会导致任何后遗症。
但是至于骨髓以外的其他器官移植所产生的争议就要激烈的多。在经克隆
人本人许可的前提下，移植单个肾脏或部分皮肤也许还基本上在人们所能够接
受的范围内。但如果是企图从克隆人身体移植心脏、肝脏等独一无二的“零部
件”，这无疑等于谋杀。因为克隆人和我们每个人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
务。关于这一点尽管在克隆人发展的早期阶段有必要进行重申，但我相信不久
以后，就会像“人人生而平等”那样不言而喻的真理一样为人类社会所接受。
不过，几乎在多利成为公众明星的同时，人们就已经确信，克隆技术将成
为解决当前移植器官短缺问题的突破口。
由于近年来外科手术的长足进步，医生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不是能不能
进行器官移植，而是有没有可供移植的器官。因为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器官衰竭
坏死的病人日益积累，极为有限的捐赠器官早已供不应求。
当然，科学家一直就没有放弃过从其他途径获取器官的努力。比如用动物
的器官作为供体移植到人身体内，但这需要极其复杂的生物工程技术来解决至
少两个难点：一是要确保没有在器官移植的同时引入危险的动物病毒；二是人
体免疫系统不要对移植入的组织器官产生强烈的排异反应并导致器官坏死。另
一个途径是从流产的胚胎中获取胚胎期干细胞，利用它具有向各种组织器官分
化的能力，在体外加入合适的生长因子进行分化培养。如何选择恰当的生长因
子使干细胞向指定的器官分化是一个难题，而且即使能够成功，这样获得的器
官也同样会引起排异反应。
克隆技术的诞生为医患双方都带来了新的曙光。但科学家所遇到的最大问
题就是该如何在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以及法律的许可范围内利用克隆技术为患
者提供源源不断的器官来源。
勿庸置疑，要从一个活生生的克隆人身上取走致命的器官显然是行不通
的。于是很多人把精力集中到试图制造一些丧失大脑等高级神经系统的克隆
体，这通常要在克隆人的胚胎期甚至婴儿期去除大脑。然而，不论是婴儿还是
胚胎同样都受到法律道德的保护，任何人如果残忍地去除他们的大脑，都将受
到起诉。
相比较而言，另一种办法显得稍加可行一些，即从克隆早期的胚胎中获取
胚胎干细胞，然后在实验室条件下培养成成熟的器官组织。即使这样“仁慈”
的做法，许多科学家还是感觉在受到良心的谴责，毕竟，这仍然意味着要先创
造一个充满生命潜力的胚胎，然后再亲手剥夺它发育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权
利。
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一个戏剧性的转机却发生了。之所以称其为
“戏剧性”，是因为这个转机的最初灵感竟然来自一个原本失败的实验。
早些时候，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一个生物技术科研小组在尝试把其
他哺乳动物的成熟体细胞与去核的牛卵细胞融和，在体外发育成胚胎，该小组
的领导者尼尔﹒福斯特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方法去克隆濒危的动物。然而，令他
失望的是，这些胚胎都在开始形成器官之前就停止了发育。
不过，这个结果却引起了麻萨诸塞大学的发育生物学家杰瑞以及他的同事
们的兴趣。他们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只能在半途夭折的胚胎，因为这样一
来，就不会再有道德法律上的麻烦，自身良心上的不安也可以小的多。
顺便提一下，科学界中类似这种戏剧性的例子并非罕见。由于各人关注的
焦点不同，一人眼里的失败或者不值一提的东西在其他人看来可能恰恰是踏破
铁鞋无觅处的宝藏。这也正是现代科学要求研究者尽量具有开阔视野的原因。
咱们还是言归正传，杰瑞他们的设想是最终能够把去核的牛卵细胞与人的
细胞融和，然后在试管里发育成无法长期存活的胚胎，接着，从中取出具有向
各种器官组织分化能力的胚胎期干细胞。
当然，要达成这个理想的目标远非说说那么简单。不过，杰瑞以及位于麻
萨诸塞州的高级细胞技术公司的研究者们已经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进展，
正逐步向这一目标挺进。
他们首先尝试用牛胚胎期的纤维母细胞为原材料进行克隆，从这个克隆的
胚胎获得了胚胎干细胞。随后，他们又开始用牛的成熟细胞进行克隆，这和多
利羊的克隆过程是相似的，并且也成功地从克隆胚胎期得到了胚胎干细胞。接
下来，他们就要进行物种间的细胞融和，直至能够将人的成熟细胞与牛去核卵
细胞融和并形成无法长期存活的胚胎。
如果这项工作能够取得成功，将会彻底解决移植器官短缺的难题。而且，
更为美妙的是，由于这些器官是从患者自身的克隆胚胎中提取出的干细胞发育
而成的，因此几乎就不存在任何排异反应。患者不必在移植术后一直依赖那些
昂贵的免疫抑制剂，而真正享受“原装货”的好处。
他就是他
显而易见，克隆人技术另外一项具有广泛应用前景但也引起最强烈争议的
就是为不育者提供一种繁衍后代的途径。
有不少人担心克隆人技术会因此而被滥用，其实，由于价格等诸多方面的
因素（目前，在美国人工受精的费用大约为一万美金，我国为三至四万人民币，
而克隆人费用估计将高达十万美金）。只有那些有生育障碍的夫妇，并且在采
取其他帮助如人工受精等未获成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寻求克隆人技术。
不过，制定一些必要的法律法规仍然尤为重要，至少要排除那些没有正当
理由的克隆申请。凡如单纯为了满足好奇，或是追求荒谬绝伦的所谓长生不老
之类的申请，都应明令禁止。
实际上，我相信当更多的人真正了解克隆人是怎么一回事后，就不会有人
去做这样无聊的尝试。
首先，世界上诞生的头几例克隆婴儿会满足所有人的好奇心理，而且随着
更多克隆婴儿的降生以及他们日益长大成人，我们的好奇心也会随之消退，因
为我们会发现他们与普通人之间根本就没有区别，我们或许会更加干脆地认同
他们就是普通人。
同时，你也不要指望你的克隆后代能够充当你生命的承载体。他虽然继承
了你的遗传信息，但他会学习到与你完全不同的知识，有着与你完全不同的经
历和体验，更不用说不断变化着的外界因素以及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会如何使
他与你之间产生多么大的差异了。也许他会从你身上看到他将来的模样（这还
必须要排除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但他却绝对无法从你身上预测到他的未
来。一句话，不管你对他有什么看法，他就是他！
就目前的克隆技术水平而言，克隆人尚难以真正实施。或许各国政府部门
应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认真权衡克隆人的利弊关系，制定出一部行之有效的克
隆人法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草率地将其一棍子打死。
享受克隆
位于爱丁堡的PPL医疗公司向罗斯林研究所进行克隆试验提供大量资助的
初衷是克隆技术在医药领域的应用。关于这一应用方向，即使是最坚定的克隆
反对者恐怕也不应该有什么异议。
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以使牛羊的乳汁中分泌出极有价值的药物或者生物酶，
这样一升奶汁的价格常常在几千美元以上，而一头转基因牛或羊的市场价值可
能达到上亿元，一只原本普通的牲畜顷刻见变成了一颗名副其实的摇钱树。
要使这样价值连城的转基因动物在不丢失它们的特性的前提下大量繁殖，
传统的交配手段显然不能做到，最好的办法无疑就是克隆技术，即无性繁殖手
段。
和转基因动物一样能够引起科学家兴趣的还有克隆那些濒临灭绝的珍稀动
物。
从1997年底，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陈大元教授与福州大熊猫研究中心就携手
开始进行克隆大熊猫的尝试。
但是，克隆大熊猫要比克隆多利还要复杂困难得多，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是大熊猫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又只有20％的雌性大熊猫具备每年排出一个成熟
卵细胞的能力，其有性繁殖的成功率都很低，要取得成熟卵细胞进行同种克隆
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唯一的出路是采取异种克隆的方法，即从大熊猫身上取乳腺等部位的体细
胞，然后植入去核的兔卵细胞中。这样培植而成的早期胚胎，经检测，的确是
大熊猫胚胎。不过，如何让这种异种融合细胞形成的胚胎在植入子宫后进一步
全程发育，直至顺利产下克隆熊猫幼崽仍需做大量的尝试和努力。
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从两者的遗传物质来讲，克隆体和被克隆体之间几乎一模一样。不过，我
谨慎地使用了“几乎”一词，因为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说，多利和那只提供细胞
核的母羊的遗传组成仍然并非完全一致。
但愿你还能记得克隆多利的过程，一只成熟母羊的乳腺细胞作为供体，与
另一只母羊的去核卵细胞融合，因此多利的染色体DNA全部来自乳腺细胞的
胞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多利的所有遗传物质都与供体羊相同，因为在胞核外
的一种叫做线粒体的细胞器中还含有少量的DNA。
线粒体是动物细胞的能源工厂，并且在细胞中数目差异很大，从几个到几
十万个不等。更加特殊的是，它们自身带有独立的DNA分子，因而成为一套
核外遗传系统。由于这套核外遗传系统与核内遗传系统在复制、转译等很多方
面大相径庭，以至于不少科学家怀疑线粒体在生命进化的初期可能只是一些混
入真核细胞的寄生细菌。不过，以后这些细菌开始和宿主细胞共栖共生，并且
获得了宿主细胞的信赖，甚至被委以能源部长的重任。
在多利诞生的消息公布之后，大多研究者结合克隆多利的过程，认为多利
的细胞里应该有来自乳腺细胞和卵细胞双方的线粒体。可是，当一些科学家对
多利进行全面的检测后，却发现无论是在多利的血液、乳汁或是肌肉中都找不
到供体细胞的线粒体。这个结果说明：多利至少99.5%的线粒体均来源于卵细
胞。
因此，多利和它的供体羊之间有线粒体上的37个基因是不完全相同的。接
下来的问题就是，这部分基因的差异究竟会导致怎样的体格等那些由遗传决定
的性状上的不同？至今，还没有人能够对此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基于线
粒体在细胞中的功能至关重要这个事实，估计这些基因所造成的差异不会太
小。
人类某些严重的遗传疾病正是由于线粒体上的基因突变所造成的，例如仅
仅线粒体DNA上一个碱基的突变就可以导致患者神经性的肌肉无力、共济失
调和视网膜炎症，更有甚者，尚可有感觉神经病、癫痫发作、智力障碍甚至痴
呆。也许这可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线粒体基因有多么重要。
而且，线粒体基因病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
母系遗传。这并不奇怪，我记得在中学期间上生理卫生课时，生物老师为了说
明卵子的受精过程，特地在黑板上悬挂了一幅示意图。当时令我最惊讶的是，
与精子相比，卵子简直是一个巨无霸。当精卵结合时，尽管两者细胞核内的遗
传系统是对等的，但是细胞质的结合绝对是不公平交易。受精卵的细胞质以及
其中所含的线粒体，绝大部分都由卵子提供，而精子提供的少量线粒体相对而
言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如果有什么线粒体上基因缺陷的话，主要通过母亲传
递给她的子女。
“多利不是完全的克隆”，我甚至可以感觉到一些读者在看到这句话时发
自内心的失望。不过，一个有意义的设想却正由此诞生。利用胞核转移技术或
许能够预防那些线粒体基因缺陷造成的遗传疾病。只要把一个未来可能有线粒
体遗传病危险的胚胎细胞的胞核与一个正常健康的去核卵细胞融合，理论上，
就可以避免发生可怕的线粒体遗传疾病。
但是，一把剑总是有双侧刃。同样这个事实，对于另一些研究工作者来
说，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用人成熟体细胞
和牛卵细胞融合以获取胚胎干细胞。因为这些干细胞里几乎所有的线粒体均来
自牛的卵细胞，这无疑为将来的临床应用埋下隐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多利之前，恐怕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对一只动物报以如此浓烈的兴趣和
关注。并且还有人组成专门的小组，对多利进行全方位的调查。
人们首先关心的是多利究竟是不是用成熟的乳腺细胞形成的克隆。这一点
到目前为止，已经确信无疑，而且又有越来越多的其他学者利用各式各样的成
熟的分化细胞进行克隆，也纷纷取得成功。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焦点就是多利的年龄。当然，我并不是说维尔穆特等
人在给多利虚报户口，多利诞生于1996年，这是勿庸置疑的。但关键之处在
于：多利的生理年龄有多大？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起源是这样的：人们很早就发现，当用X线照
射真核生物细胞时，可以导致染色体断裂，但是这些染色体片段还能够相互连
接，而天然染色体末端则无法与其他片段接合。这就暗示着天然染色体的端侧
有某种特殊的结构将其封闭，使之不能与其他断裂片段连接，这种结构就叫做
端粒。更令人产生兴趣的是，一般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就缩短一点。并且随
着端粒逐渐变短，细胞分裂亦开始减缓，直至最后停止分裂。这可能就是细胞
的老化过程。
一个正常细胞通常只能分裂几十次，然后就丧失了继续分裂的能力。这其
中至少部分的原因正是端粒缩短的原故。
不过有两种细胞是例外，一种是生殖细胞，还有一种是癌细胞。在它们分
裂过程中，染色体两端的端粒并没有随之而缩短。换句话说，这两种细胞具有
长生不老的能力。
假如有记者去采访它们能够永葆青春的养生秘诀，如果它们说什么不抽
烟、不喝酒之类，千万别信以为真，实际上，它们拥有一种绝密武器——端粒
酶。这种酶可以不断把端粒恢复到原来的长度。
有些研究者正在尝试用端粒酶赋予普通细胞以长生不死的能力。一家叫做
杰润的生物技术小公司报道他们用端粒酶处理后，这些普通细胞在培养基里已
经分裂超过二百次，并且没有发现任何癌变的迹象。
不过不要高兴的得太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预料这种青春永驻的
细胞在人体内究竟会产生什么后果，尤其令人担心的是，细胞这种长生不死的
特点常常容易和恶性肿瘤细胞联系在一起。
因此，除非科学家已经能够自如地开启和关闭端粒酶，没人会同意进行人
体试验。
当我们了解了端粒的特点后，就可以充分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关心多
利的生理年龄。
用来克隆多利的是一个成熟的乳腺细胞，而供体母羊在提供这个乳腺细胞
时，已经步入羊的“不惑之年”——6岁。也就是说，这个乳腺细胞已经历了
长达六年的分裂历程，，端粒必然也已随之相应地缩短。
除非在乳腺细胞和卵细胞融合以及形成胚胎的过程中，有某种机制使它一
度又恢复了端粒酶活性，否则，当多利一诞生，它实际已经走完一半的生命旅
程了。
同时，由于供体羊在贡献它的乳腺细胞时，已经经历了六年的风风雨雨，
细胞不可避免地积累了一些基因损伤。如果是正常的生殖过程，会有专门的一
套纠错系统以寻找及修复染色体中的BUG，可是这种机制在克隆过程中还会不
会发挥作用，尚且不得而知。
也许，现在寻求谜底的最好的方案就是对多利以及其他那些克隆动物进行
耐心细致的观察。
性会被我们遗忘吗？
《围城》里的方鸿渐说过：“世上那有什么爱情，压根就是生殖冲动。”
尽管这句话听起来粗俗得刺耳，但我们必须承认方鸿渐道出了性爱的根本目的
——生殖。
繁衍后代显然是一个种族存在的最基本条件。如果一个种族繁衍能力极
差，即使其他基因再优秀也逃脱不了灭亡的悲剧，与此相反，一个在自然界残
酷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种族，倒仍然可以通过较强的繁殖能力使种族一直维持
下去。
不过虽然我们对繁衍后代的重要性勿庸置疑，但对于有性生殖的意义却远
没有达成共识。
我们通常的假设是：无性克隆的个体的遗传信息几乎和它的祖辈一模一
样，这种遗传单一性使得种族中所有个体都受到环境同样的影响，一旦环境发
生较大变化，很容易导致整个种族灭绝。而有性生殖方式产生出的后代是一个
遗传信息经过重组的新个体，因而能够增加种族的遗传多样性。
不过，无性克隆显然也有它的优势：它能够比有性生殖更加高效地繁衍后
代，并且不用浪费能量去创造一种在它们看来毫无必要的东西——雄性个体。
因此，自然界中的一些生物，比如蒲公英和长尾蜥蜴一直采用无性克隆的
方式繁殖后代，它们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比我们人类要长得多，但至今丝毫没
有可能灭亡的迹象，仍然悠然自得地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好像在向我们显示没
有性的生活同样可行。
另外，对于有性生殖和无性克隆究竟哪一个更好的问题，还有相当一部分
多细胞生物似乎至今还没有拿定主意，最后干脆采用了骑墙的手段：既可以进
行有性生殖，又能够进行无性克隆。例如草莓和蚜虫就能够毫不费力地在这两
种方式之间灵活地转换。
依靠我们的智慧，我们人类经过两次革命也终于加入了这个骑墙的行列。
第一次革命发生在1978年，两位科学家斯蒂普托（Patrick Steptoe）和爱德
华（ R.G. Edwards）把我们生殖活动的第一步——精卵结合转移到试管里进
行，并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
而等到了第二次革命——多利羊的诞生，更加意味着如果仅仅就繁殖后代
这个目的而言，男性已经成为多余。整个生殖过程即使没有男性插手，女性也
同样可以完成。女性完全可以从自己身上随便什么部位取一个体细胞，然后和
卵细胞结合，移植进子宫发育。我怀疑这恐怕多少会令一些男性沙文主义者深
感不安。
这两种生殖方式由于有它们得天独厚的优势，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和采纳。
现在已经有成千上万不育夫妇借助体外受精心满意足地得到了他们自己的
孩子。我们现在再回头去看看人工受精技术在出现的头几年所遇到的不公正待
遇，不免觉得有点可悲。当时不少反对者努力设想一些可怕的结果，企图以此
把它扼杀在萌芽中。
我感觉这种情况就好像你正打算出门，有人就劝你“算了，还是呆在房间
里吧，到外面说不定给汽车撞死了呢，说不定给坏人骗了呢，说不定被路边的
广告牌砸伤了呢，说不定一下子跌进路旁的阴沟里呢……”总之，最后企图给
你灌输的印象就是只要到了外面，一定倒霉。但当你走出去时就发现，非但没
有倒霉，外面的世界反而很精彩。
事实上，这两项技术除了满足更多不育夫妇的生育要求外，还可以方便地
进行基因诊断、基因治疗，甚至基因优化。
并且，由于不育夫妇的后代很可能继续继承了这些导致不育的基因，因
此，不育人群肯定会逐渐增多。另外，越来越多的夫妇在要求养育自己的亲生
后代的同时，希望后代不要连同自己一些有缺陷的基因也一道继承过去（例
如：我希望孩子的脸蛋像我，但眼睛不要像我那么小）。因此，无性生殖会日
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非但不会像有些人预测的那么可怕，反而会令我们
的生活更加美好，并且它把人们在性爱活动所享受的欢愉和生殖目的分离开
来。
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在进化过程中，大自然之所以令性爱成为一件愉
悦的事情，完全是为了达到性爱的根本目的——生殖和繁衍。我们只要从反面
来看，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假设曾经有那么一种生物，每个个体对
性爱都感觉索然无味甚至还有些痛苦，那么生殖就难以实现，我们很难想像这
个种族还能够繁衍下去。
换句话说，大自然在把一种生物分成雄雌两性以后，为了让雌性和雄性能
够自愿地生殖后代，而不得不把性爱设计成一件美好愉悦的过程，真可谓煞费
苦心。
不过，人类的无性繁殖使得生殖并不一定要通过性爱来实现。
我们不得不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性爱的根本目的已经不复存在，性
爱本身还有意义吗？
答案看来是肯定的。
这是因为，在潜意识里，性爱可能已经成为我们从事很多活动的动力。或
许正如伦敦大学进化心理学家米勒（Geoffrey Miller）指出的，人类生活中所有
那些非生存必须的东西，从诗歌到跑车，无不扎根于对性的追求。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几乎自然界中所有美好的生物现象都和性有关，无论
是小鸟的歌唱，盛开的花朵，还是孔雀的开屏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吸引异
性注意。
我们无法想像一个没有鲜花，没有鸟鸣的大自然会是怎样的枯燥；
同样，我们也无法想像一个没有性爱的人类世界会是怎样的乏味。
亚历士多德（Aristotle Onassis）说过：“如果女人不存在，那么世界上所
有的钱财都将没有任何意义。”看来，亚当虽然损失了一根肋骨，却换来了一
个丰富精彩的世界。
也许，性的根本目的会逐渐被我们遗忘，但性爱本身却永远不会被我们放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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