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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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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华杰樊文（见本报9月8日）不认为我最初的文章（本报3月31日）只是对SSK出版物的介绍，说“因为报纸的栏目明白地写着‘域外学术资讯’”字样。此刻我必须明确说明一下情况，我本人从来不用“资讯”一词（只用“信息”，在其他场合甚至多次建议报上不要乱用港台的叫法），“域外学术资讯”字样和按语都是编辑加上的，事先我不知道，编辑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正如樊的两篇批评文章发表前我根本不知道一样。我最初的文章是不是“关于SSK出版物的介绍”，读者可以凭良心看，樊坚持认为“不是”或者报上的“按语”有误导嫌疑，那我也没办法。补充一点，事实上我的原稿副题原为“英国SSK传统”，也与刊出的不同，报上用的皮克凌的照片也是编辑从网上找的，也不是我提供的。 第二个问题是，我是否混淆了“科学社会学”和STS。第一点涉及我想回避的问题，但并非由于我的错误。我说的“原稿”指我3月份从美国传给本报编辑部的电子邮件的一个WORD文件附件。此“原稿”与刊登出来的文章有差别，是编辑在未告诉我的情况下修改的，事实上这一改便改错了。但并不是大错，任何懂英文的人都能看出。编辑上次（8月11日）在括号中已经说明了，并作了道歉（这同样是编辑未告诉我而加上的，“原稿”无此字样），这很让我感动。如果编辑不作声的话，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再开个玩笑。其实，这实在不算个事情。原文究竟如何已不再重要，但樊先生非要知道原文是怎样的，那好，这这样的： “……以莫顿为首的社会学家……对科学进行功能分析，从而诞生了叫作‘科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的行当。还有在STS题下进行的……研究。”报上刊出时语句为：“……以莫顿为首的社会学家……对科学进行功能分析，从而诞生了叫作“科学社会学” 简称STS （斜体字是编辑3月份加的，此处原稿为“（sociology of science）”。----刘华杰9月份注）的行当。还有在STS题下进行的……研究。”差别仅在于多了“简称STS"字样。我再次申明，在我们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不会有人混淆“科学社会学”与STS，这的确是常识，至于别处我就不敢说了。在上次答复中我之所以没有说得更细，只是不想牵涉到编辑，编辑的动机是好的，只是不小心加了几个字而已。但是在上面引文中，中间有“句号”分开并且有“还有”字样，前后对照含义是清楚的，表明两句话说的不是一件事。这里不妨把相关段落抄录如下，是谁有意曲解已经很明显了： 把科学本身作为对象进行审视、研究甚至批判，是本世纪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而又令人尴尬的风景线。 首先是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对科学的无限推崇，导致科学哲学在维也纳的兴起和在美国的传播，进而是以莫顿为首的社会学家把科学视为具有独特气质（ethos）的社会建制，对科学进行功能分析，从而诞生了叫作“科学社会学”简称STS 的行当。还有在STS题下进行的持续至今的大口袋式的科学批判和科技政策研究。但是，从60年代开始，称颂科学理性及其客观性的正统观点不但在科学哲学领域因“历史学转向”而受到批评和鄙视，在社会学领域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简称SSK）也对此发起强有力的挑战，后来英、法、美均流行SSK。 樊文相关内容为： 试看《走》 中出现STS的地方：“……以莫顿为首的社会学家……对科学进行功能分析，从而诞生了叫做‘科学社会学’，简称‘STS'的行当。还有在'STS'题下进行的特定大口袋式的科学批评和科技政策研究。”不管原文中“STS"是什么，但清楚可见这段话逻辑混乱：前一句是指一门学科，后一句说这门学科又可变成一个像STS一样的装满多学科的“大口袋”。 应注意的是，樊虽然不可能看到原文，但对上面3月31日刊出的文字引用也不确切：第一，引用不完整，掐头去尾只引了句群中的一部分；第二，多加了一个逗号和若干引号。樊也许忽略了上文的完整结构：“把科学本身作为对象进行审视……。首先……。还有……。但是……。”我建议我们俩回中学重新学习汉语语法和句群分析后再来争论！ 第三点是关于SSK的哲学，这是我认为争论中唯一有意义的地方。对SSK的哲学倾向国外有许多描述，如相对主义、社会建构论等，我个人则提出“经验论”。没有理由禁止我这样思考，如果不同意可以争论，但最好不是在《中华读书报》，因为要考虑读者，我们可以找一家学术杂志。 樊文说：“因此，问题的实质还不是SSK的哲学纲领是什么，而是什么是SSK的哲学纲领？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SSK的哲学？显然，SSK是社会学，不是哲学。”此段话前一半似乎在说：“问题不是A是什么，而是什么是A。”那么在“什么是A"和“A是什么”之间樊先生想表达什么？至于后一部分，在我看来，SSK一方面想成为一种经验科学，另一方面哲学味很浓，与标准的社会学区别很大（虽然SSK一般在社会学系讲授），印第安那大学的弗里德曼甚至想用SSK的相对主义改造整个哲学。 第四点，在最后一段，樊说：“也许刘先生不知道，国内并非这一两年才开始译介SSK。事实上，一些研究者早在90年代初就开始在专业刊物上评介SSK，对其基本思想和主要学派早就有所了解，虽然后来研究没有深入下去。”我想，大家也会同意，“译介”与“评介”是不同的概念。至于很早以前国内是否有人翻译SSK著作，说真的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最近有许多人翻译SSK的文献。我只说“存在什么”而没说“不存在什么”。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刘（王君, 注：此为一个字）（王+君）教授早就注意并研究过SSK，这一点学界都清楚，我的一个学生都知道并认真读过刘关于SSK的评论。实际上刘教授在1988年出版的《科学与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中就有一文“从知识社会学到科学社会学”。据该书“前言”讲，刘教授的文章源自《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等组织的一次讲习讨论会的讲稿，而这次讲习研讨会是1986年7月29日至8月11日举办的，实际上比樊说的“90年代初”还要早。1998年刘教授在《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期发表“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和科学技术人类学”，对SSK的新近发展有很好的介绍。 樊先生说：“SSK对我国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需要加强研究。”我亦有同感，所以在我所主持的“三思文库科学争鸣系列”（江西教育教育出版社）中早就（在争论之前）收选了几本涉及到SSK的著作。樊先生还亲自承担了这套丛书之一《高级迷信》的翻译任务。此外，此丛书第二批列选书目中还有大量SSK经典著作。 樊文最后说：“评介国外的新近发展无疑是重要的，但首先需要学习、消化和理解。这样，评述和讨论才会有意义。”这非常对。我只盼着樊早日写出关于SSK的权威评介，让我们好好学习学习。 1999年9月9日写于北京大学 《中华读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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