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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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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樊春良的批评  刘华杰樊先生对我写的一篇简短的介绍“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出版物状况的非学术杂文近乎给予全盘否定（见本报3月31日和6月9日，批评文章发表时我仍在美国，但当天就看到了，这得感谢因特网）。读后觉得没必要辩解，还是由读者自己判别吧。回国后却有多位朋友问起SSK的国外动态及争论问题，方知有关SSK国内资料不多研究亦不充分，不妨借简略回答樊的批评，以引起关于这一重要学术领域更多的讨论。 樊文首先认定我混淆了“科学社会学”和STS研究，“犯了一个学术常识的错误”，也许樊没有见到我的原文而有此论。文章见报后，我即发现有此一错误，但这不是我的责任（错误是本报造成的，在此谨向樊、刘两位先生及广大读者致以歉意）。不知这一注解是否足以答复批评文章中第二段的猜测。在这个小问题上纠缠是无聊的，人人都不会傻到科学社会学的英文名称是STS，大概樊先生想表示自己的拿手本行是科学社会学？开个玩笑。 樊文认为我对“科学社会学”的判断对默顿学派大概有点不敬。其实那杂文关于科学社会学两大学派状况的描述基本上没有我的观点，我只是叙述别人的看法。我无意用SSK来压低正统的默顿科学社会学。相反，我对默顿相当敬佩，对其学派遭受攻击表示悲哀。SSK对科学社会学、科学编史学、一般哲学和科学哲学都很有启发，但也存在相当多的致命问题。誓死捍卫默顿学派也是不合适的，默顿学派重要人物巴伯（B．Barber）甚至也说SSK"关于科学思想与组织之实际发展的严密的、微观的和经验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曾经严厉批评布鲁尔《知识与社会意象》的著名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后来也不得不承认SSK是科学社会学中两大流派之一。 早期SSK实际上哲学味道很浓，很难称得上真正的社会学，它试图复兴旧的知识社会学和旧的经验论。就我个人而言，不喜欢SSK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倾向，对布鲁尔的“强纲领”也不以为然。SSK虽然流行，但流行的未必就是好的。一些人已经感觉到了SSK著作典型的“三明治”风格（三大块，两边是充满说教的套话，中间还有点内容。对此劳丹的一个学生有专门论述）。对SSK的哲学进行深入研究、批评，在当前是一项重要任务。 这自然引向樊先生的疑问：“谁在走向经验论？”这的确是一个要点。我坚持我的个人看法，我确实认为发端于爱丁堡大学的SSK逐渐走向狭隘的经验论，而且这有一个演化过程（所以我用了“走向”一词）。巴恩斯和布鲁尔当初就是想用经验社会学的方法对抗传统科学哲学的规范化和理性化方法。SSK当初就试图向自然科学靠拢，试图效法科学，SSK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经验性的科学事业。如果说在巴恩斯和布鲁尔那里这还只是个纲领，那么在皮克凌、夏彬以及柯林斯的系列工作中，经验论的色彩已经相当明显。后来法国和德国的人种志方法更将社会人类学的经验论带到SSK研究中。有趣的是，爱丁堡传人皮克凌的个人学术经历也验证了这一论点。皮克凌公开承认自己后来更倾向接受柯林斯和拉图尔的观点。我用经验论概括SSK的哲学失误，是想说明科学研究是复杂的过程，只用经验论解释科学是有缺陷的，SSK过分注重“偶然”经验而忽视从规范、逻辑、理性的角度内在地理解科学。SSK试图取消科学的内在实在性，而用另一种社会实在性代替它；SSK未能化解内史与外史的争论，只是简单地以外史压过内史，并声称他们对科学和科学史的理解是无偏见的。顺便指出，维也纳学派科学哲学并不沦为经验论，它克服了旧经验论的缺陷，但各种批评者并没有理解这一点。SSK某种意义上恰好回到了旧经验论，这是一种倒退。 SSK还涉及许多哲学问题，如相对主义、社会建构论等（“狭隘的经验论”只是我个人就其哲学的看法，这并不排斥其他概括），参见霍利斯和卢卡斯编辑的文集《合理性与相对主义》（1984年第二版），其中收有巴恩斯和布鲁尔的经典论文“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另外也可参考《社会化的科学知识》（1984年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大会文集，1988年版）。回国后我也注意到，社科院办的杂志《国外社会学》和《哲学译丛》最近一两年大量译介SSK的内容，想必大家已经先睹了。 最后樊文认为，我叙述的“SSK试图对归纳问题给出一个社会学解决方案”十分荒唐。我只想提醒一下，这并不是我的观点！即我并未认为SSK真的解决了归纳问题。至于SSK是否试图这样做了，这很好核对。我手边即有柯林斯的《变动的秩序》一书，此书有一整章谈这个问题，白纸黑字。如果樊先生没有读过这部书的话，请不要妄下断语，这是起码的做学问的态度问题。至于科学哲学中的归纳问题，我相信自己还是搞得清楚的，这就像您对默顿派科学社会学，总比我多读了些文献吧。 本人对SSK一知半解，感兴趣而已，欢迎批评。 （1999年08月11日《中华读书报》） 附： 什么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哲学倾向？ ——答刘华杰先生的《再谈SSK的哲学倾向》 □樊春良 学术界的争论、批评和反批评是为了弄清问题、讲清道理，并非针对个人。抱着这种心愿，笔者写了对刘华杰先生《走向经验论？――兼述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传统 》（见《中华读书报》3月31日，以下简称《走》）的批评文章《谁在走向经验论？》（见《中华读书报》6月9日）。同样抱着这种心愿，笔者对刘先生的答复文章《再谈SSK的哲学倾向》（见《中华读书报》8月11日）给予回答。 笔者从没有把《走》当作“非学术杂文”，否则不会写下批评文字，而是看成“学术杂文”。因为报纸的栏目明白地写着“域外学术资讯”，不用细想，就可以体会出这个词语所表达的传导真理的严肃含义，且《走》即是某种对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从题目到内容都并非像刘先生所言是对学术出版物状况）叙评兼备的文章。我想，一般读者对于写出某方面著作、并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刘先生以域外访问学者身份写出的这篇文章，一定也不仅是看成一篇“非学术杂文”。那么，应该考察其叙述的准确性和评价的恰当性。 笔者批评《走》混淆了“科学社会学”和STS（科学、技术和社会）领域。刘先生说，若是笔者见到原文就不会有此“推测性”论断（此话说得毫无道理。任何作者都无权要求读者去读他手上的原文，而不是去读发表的文章），但刘先生不提原文是什么，编辑部说错在自己，但未能说明错在哪里。这样，所谓原文毫无意义。笔者指出错误，并非像刘先生那样以己度人地认为笔者在显示自己，而是强调――叙述和讨论问题应该对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发展有一清楚的了解。试看《走》 中出现STS的地方：“……以莫顿为首的社会学家……对科学进行功能分析，从而诞生了叫做'科学社会学’，简称‘STS'的行当。还有在'STS'题下进行的特定大口袋式的科学批评和科技政策研究。”不管原文中“STS"是什么，但清楚可见这段话逻辑混乱：前一句是指一门学科，后一句说这门学科又可变成一个像STS一样的装满多学科的“大口袋”。 笔者批评《走》对SSK（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哲学纲领及倾向作了一个混乱而错误的判断――经验论。刘先生论证说，因为SSK的研究逐渐采用经验方法，因此其哲学倾向是经验论。这种说法是混乱的。经验方法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从形成学科观念到能采用经验方法是社会学向成熟方向发展的正常道路。不能把学科研究方法的演变称为其哲学倾向。因此，问题的实质还不是SSK的哲学纲领是什么，而是什么是SSK的哲学纲领？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SSK的哲学？显然，SSK是社会学，不是哲学。说它的哲学纲领是指关于其研究对象的哲学假设，即对科学知识和社会要素之间关系的假设（例如，巴恩斯关于科学知识受社会利益集团影响的强纲领），因此就是国外学术界基本公认的"社会建构论 和“相对主义 这类表示这两者之间关系的范畴。一门学科所采用的方法和其哲学纲领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以典型的经验方法，即刘文强调的法德人种志方法（或本土方法）的研究为例。德国人克偌尔－谢廷娜采用的是对实验室实地观察的方法，但她的观察是基于建构论预设（科学知识不是源于观察，而是实验室这个特殊场所构成的。不要忘了其代表作叫做《知识的制造――关于科学的建构主义和构造本质的短论》）。因此，她注重观察和分析实验室中操作和选择的社会特性。本土方法的实质并不仅在于实地观察，而且是观察什么，即其本体论假设――相信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所、人与人的面对面交往是一个有着独特结构和有意义的世界。选择实验室作研究对象并对其实地观察，是相信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世界――实验室的结构和其中科学家之间的互动构造着科学知识。概言之，SSK采用经验方法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需要。把这样一种学科的正常发展非要自己说成有“哲学倾向 ，且在走向“经验论 是没有意义的，很容易引起混乱。 笔者批评刘先生轻率、不恰当地评述默顿理论，并非是什么“誓死捍卫默顿”，而是强调要恰当对待科学社会学的这一范式理论。刘先生说评述基本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叙述别人的观点。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岂不知“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外国人说的话自有其语境。打个比喻来说，掌握了牛顿力学并能熟练应用的人可以说：牛顿理论不行了，解决不了高速和微观问题，得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但对于还没有掌握牛顿力学的人，这样说就不合适。西方学术界对默顿理论的优劣之处耳熟能详，默顿理论早已成为公共知识的一部分。但是在我国，对其研究和应用并不够，还不能说已经掌握了默顿理论（例如，奖励问题）及其精神（例如，科学的自主性）。我们需要学习SSK，也需要汲取默顿学说的精华。不加分析地转述外国人的话，传到我们的语境，只会变了味道，造成误导。 SSK对我国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需要加强研究。也许刘先生不知道，国内并非这一两年才开始译介SSK。事实上，一些研究者早在90年代初就开始在专业刊物上评介SSK，对其基本思想和主要学派早就有所了解，虽然后来研究没有深入下去。评介国外的新近发展无疑是重要的，但首先需要学习、消化和理解。这样，评述和讨论才会有意义。 1999年9月8日《中华读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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