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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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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叙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传统  刘华杰把科学本身作为对象进行审视、研究甚至批判，是本世纪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而又令人尴尬的风景线。 首先是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对科学的无限推崇，导致科学哲学在维也纳的兴起和在美国的传播，进而是以莫顿为首的社会学家把科学视为具有独特气质（ethos）的社会建制，对科学进行功能分析，从而诞生了叫作“科学社会学”简称STS （斜体部分为编辑所误加，原文为（sociology of science）——刘注）的行当。还有在STS题下进行的持续至今的大口袋式的科学批判和科技政策研究。但是，从60年代开始，称颂科学理性及其客观性的正统观点不但在科学哲学领域因“历史学转向”而受到批评和鄙视，在社会学领域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简称SSK）也对此发起强有力的挑战，后来英、法、美均流行SSK。 如今学术形势倒转：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社会学成了异端，而当初以异端形式勉强生存的英国SSK，现在早已扎营美国大陆各个大学，成为新的正统。真是应了一句伪科学老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此话何以属伪科学？另文再讲） 在我所访问的伊利诺伊大学（UIUC）中，社会学系恰好有爱丁堡学派的一个重要传人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他曾获得伦敦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和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博士学位。他的成名作是400多页的《建构夸克》，1984年分别由爱丁堡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已成为SSK的经典之一。皮克林在UIUC及全美都十分活跃，在校内主持了跨系所的STIM（科学、技术、信息与医学）项目，在社会学系一直讲授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有一次我偶然问他：“英国爱丁堡／巴斯学派（BBC等）与哥伦比亚学派（莫顿及科尔兄弟）之间有何关系？后者对英国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有何影响？”皮克林回答得十分坦率：“这是一种相互轻蔑的关系。英国SSK的态度是，美国的科学社会学是科学家的社会学，而不是关于科学知识内容的社会学，因此错过了所有有趣的方面和重要的方面。而美国科学社会学的态度是，SSK关于实际的科学知识可作社会学的分析至少是发疯的，进而可能是邪恶的。我不清楚最近20年中这种状况有多大变化。”此回答虽在意料之中，但如此干脆还是令我大吃一惊。我非常高兴，因为短短几句让我明白了有关科学社会学的几个疑点。 皮克林的描述基本上正确。在70年代早期，SSK在英国兴起，它首先强调必须把科学知识理解为一种社会产品，因而科学是与利益及社会建制相联系的。第二，SSK采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和博物学的方法，特别反对规范先验论和理性实在论。当时在英国有两个中心爱丁堡和巴思。爱丁堡学派的主力是巴恩斯（Barry Barnes）、布勒尔（David Bloor）和夏彬（Steven Shapin）及皮克林，主要著作有《科学知识与社会理论》（1974）、《库思与社会科学》（1982），《维特根斯坦：知识的社会理论》（1983）、《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 1991）、《利维坦与气泵》（1985）、《真理的社会史》（1994）、《科学革命》（1996）等等。巴斯的主力是柯林斯（Harry Collins），主要著作为《改变秩序》（1985，1992）、《勾勒姆》（Golem）系列等。用皮克林的话说，前者以宏观方法见长，后者以微观方法见长。 值得指出的是，除布勒尔还镇守爱丁堡外，余者都奔走他乡“布道”去了。如今巴恩斯在英国德文郡海滨的Exeter大学社会学系；夏彬在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分校（UCSD）任社会学教授；柯林斯则到了英国加的夫（Cardiff）的威尔士大学主持“知识、技能与科学中心”（CKES）的工作。 目前柯林斯在国际学术界影响颇大，其著作引起了不少争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近年来曾获得贝尔纳奖和莫顿奖！（更奇怪的是女性主义学者哈丁也得过莫顿奖）他目前的合作者为康奈尔大学的宾茨（Trevor Pinch），俩人合著《勾勒姆》系列。柯林斯在威尔士大学领导的小组现有8人，兴趣如下：阿特金斯：医学知识社会学；布勒尔（名为Michael而不是David）：爱滋病；伊文斯：公共政策与经济模拟；肯奈梯克：引力波分析；普赖尔：医学社会学；里查：社会政策与休闲研究；伍德：健康服务研究。 进入80年代，英国SSK也受到法国巴黎学派“人种志”方法和德国社会学家克（K字母可能不发音。---刘注）诺尔（Karin Knorr Cetina）人类学方法的影响。法国著名思想家拉图尔（Bruno Latour）相继出版《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1979与英国的伍尔加合著）、《科学在行动》（1987）、《我们从未现代过》。克诺尔于1981年出版了《知识的制造》一书。拉图尔后来又提出“演员网络理论”（ANT，译为“行动者网络理论”可能更好。---注）解释科学的本质，有不少追随者。1992年皮克林主编的文集《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试图在传统SSK和法国人类学方法之后再次实质性地推进科学的社会研究。书中还展示了英国学派柯林斯、耶雷（Steven Yearley，北爱尔兰皇后大学）与法国学派卡龙（Michel Callon，与拉图尔同在法国国立矿业大学创新社会学中心）、拉图尔、伍尔加（Steve Woolgar，在英国Brunel大学任教授）之间的争论。 从理论渊源上看，英国SSK受到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理论、法国达克姆（Emile Durkheim，也译（迪尔凯姆----刘注）、杜克海姆或者图尔干）社会学、维特根斯坦晚期哲学、库恩科学史研究、“颓废派”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的影响。SSK方法的基本特点是经验论，以对科学家和科学研究过程的实际观察、分析、描写代替先入为主的理论分析、规范研究，反对对科学概念作回溯性的实在论解释。其关注焦点的变化方向是“科学理论棗科学知识棗科学家的行为”。SSK是经验社会学的一支。依其纲领，SSK要进入科学认识论及一般认识论，以社会认识论（富特（应为富勒（Steve Fuller）。——刘注）的用词）取代传统科学认识论，并试图对科学哲学的若干传统难题给出社会学的解决方案（如归纳问题、迪昂问题（准确说应为“论题”。——刘注））。但是SSK在得出“建构”结论的过程中，也表现出明显的相对主义哲学倾向。劳丹在《科学与相对主义》一书中稍带讽刺了SSK的相对主义。但对此也大有拥护者，如印第安纳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弗里德曼（1998）在《论SSK及其哲学议程》一文中对SSK的相对主义大加褒奖，并试图扩展开去，用这种相对主义改造哲学，拒斥传统哲学中关于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适标准。 我个人的看法是，SSK采取经验论方法研究科学活动和科学成果之得出与接受，确实产生了一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我们应当仔细研究、消化理解并实际运用有关方法。但是，目前SSK所代表的方法只是科学之社会研究的一种方法。从哲学上看，单纯提经验论是不合适的，任何科学从来都不是仅仅依靠经验就能得出的。经验论有其固有的局限性，特别是狭隘的经验论。SSK介入认识论不是不可以，但也仅仅是一种考虑，而且未必管用。但据此排斥其他认识论理论与方法便显得专横了。无论进行科学史研究还是进行科学社会学研究，唯理论的考虑及实在论的考虑均是必不可少的，否则观察什么、描写什么以至建构什么？因为实践过程的细节是无穷无尽的，可以在各个不同层次不断展开。问题不在于是否用理论，而在于怎样用理论。如劳丹所言，相对主义者的立场是捉摸不定的，他们也用“观察渗透理论”、“数据对于理论选择具有不可判定性”等科学哲学说法，但同时又批判逻辑经验论对科学理论而非科学过程的偏好（SSK对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也不感兴趣，认为它仍然与逻辑经验论属于同一传统）。 目前英国SSK传统代表着科学社会学的主流，莫顿学派几近销声匿迹。现在莫顿的高徒科尔兄弟（Jonathan Cole，Stephen Cole）一个在Stony Brook的纽约州立大学（SUNY）执教，另一个仍然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勉强支撑着。遥想当年，不知作何感想！ 去年10月我去美国中部堪萨斯城参加HSS／PSA两年一次的年会，科尔（Stephen Cole）报告的题目是《科学社会学最近的过去与可能的未来》，其中说到：“80年代以来社会建构论方法对科学社会学产生了绝对支配性的影响。与某些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所使用的建构论的定义相反，我认为建构论本质上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如果没有相对主义，建构论在许多重要方面就无法与传统的莫顿学派科学社会学相区别。实际上，莫顿学派早在20多年前就研究了建构论者现在所表述的许多问题。”科尔最后说：“新的科学社会学将会吸收建构论的一些工作，但最终还是要返回正轨，采用已使早期的工作产生实质效用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科尔的话有部分真理，但根本上我们赞成多元论，还是百花齐放、各尽所能好些。（1999年2月21日于伊利诺伊大学） 1999年03月31日《中华读书报》 附： 谁在走向经验论？----读刘华杰先生“走向经验论？”一文有感 □樊春良 刘华杰先生发表在《中华读书报》3月31日的“走向经验论？----兼叙‘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传统”一文，介绍了源于英国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传统”在美国的发展情况。对该学派翔实而新颖的介绍，无论是对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还是对读书界的开阔视野，都是急需而有益的。但是，抱着热切的期望读完刘文，笔者对这来自域外取经者耳听目睹的叙说，深感失望，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这不是仅因为文中一些措词和语气有违于学术资讯的严肃性，而是因为其中存在着概念不明、逻辑混乱和观点错误之处。这很容易产生混乱和错误的导向。因此，笔者感到有必要发表个人的批评意见。 刘文介绍的是科学社会学，但对什么是科学社会学尚不甚明白。科学社会学始于默顿。默顿的工作建立了科学社会学的“范式”―――确立了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问题和方法，并为许多后来者接受和追随。也就是说，科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是一门学科，不是刘文中所说的STS，两者在内涵和外延上根本就不是一回事。STS是英文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术）和Society（社会）的缩写，指的是一个综合性和跨学科（包括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研究领域。指出这点很重要。这并不仅是说，刘文犯了一个学术常识的错误；而是说，不了解科学社会学是一门学科这一基本特征，对它的评述就几乎不着边际。 刘文夹杂着说了两件事情：一是英国SSK（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英文缩写）“传统”的兴旺和默顿学派的衰落；二是SSK在哲学上的意义。笔者认为这两方面的叙说都很成问题。 先说第一方面。刘文个人化的描述也许反映了默顿学派的状况，但其中隐含的判断是轻率的，容易使人产生错误的印象，似乎默顿科学社会学早已失去了意义。如何看待默顿学说、以什么标准评价，笔者需要再写一篇论文。简单地说，以学科本身的标准、实用效果、从对其他相关研究领域的影响等来看，默顿理论都是其他科学社会学学说无法相比的。当然，默顿理论有缺陷，有其适用范围，但基本思想仍然是正确的。就像牛顿质点力学，不能直接应用到解决流体和刚体问题，但表示的规律是正确的。默顿的理论和方法能否进一步修改、推广，是不能轻易断言的。固此，目前默顿学派的低迷，并不能就说明它已成为什么“异端”而“销声匿迹”。笔者看来，默顿理论是科学社会学基本的分析框架，它揭示了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本身存在着独特的运行规律。尽管现代科学的组织形式和社会环境已与默顿当年相差甚大，但是默顿这一思想观念并没有过时，只是用于研究新出现的问题要考虑更复杂的因素。S．科尔在HSS／PSA两年一次的年会上发表的那番话是意味深长的，刘先生虽然有幸亲耳聆听了这番话，但是我想，并没有听懂。 刘文所说的SSK在哲学上的意义更成问题。70年代中期（不是60年代）兴起的SSK包括多家学派，其共同特点是研究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内容与社会因素的关系，但各家在问题的取向、层次和研究方法上差异很大。其中刘文所说的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巴恩斯研究的问题是社会因素（意识形态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对科学知识的影响，但他采用的方法却不是刘文所说的那种“实际观察、分析和描写”的方法，这是拉都尔和克诺尔－谢廷娜研究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刘文中这种不明之处还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刘文对SSK及其哲学纲领作了一个混乱和错误的描述―――经验论。为了不使本文冗长，在此暂且不提这一点的逻辑混乱和表述矛盾。SSK的哲学纲领，即科学知识是怎样形成的，并不是刘文所说的经验论（即一切知识的根源是经验），而是“建构论”或“构成论”。即科学知识是人类理智有选择、有条件地构成的，而其中渗透着社会因素，因此它的立场才会是相对主义。例如，巴恩斯认为：“组成我们接受了的知识的绝大部分信念，是从理论引出的并不全然是经验的产物，理论是加之现实而不是从现实中得出的。”他认为象分子振动、DNA链和物种之间的进化联系等并没有经验概括的特点；又如，谢廷娜认为，科学并不是描述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在特殊实验条件下产生的人工对象，科学知识是制造出来的。刘文用来批评经验论的论点恰恰就是SSK自身的哲学纲领！ 刘文所说的SSK进入科学认识论及一般的认识论，“并试图对科学哲学的若干传统难题给出社会学的解决方案（如归纳问题、迪昂问题）”，更让人摸不着头脑。对“归纳问题”这样一个困扰人类理智数百年的哲学或逻辑学难题给出一个社会学解决方案？！这好像是说让阿里基斯迈一下腿去解决“阿里基斯追不上乌龟”难题。而“迪昂问题”这样一种说法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是“迪昂命题”或“迪昂－奎因命题”----科学理论的整体论命题，即纯逻辑因素确证不了一个理论。这恰是SSK的一个思想前提，而不是它要解决的问题。 知识来源于经验，尤其是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吸收和接受已有的经验是起码的途径，还要做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这样才会言之有据、有理。否则，即使是在其他方面有所专长，也容易迷失在表面绚丽的人名和书名的色彩中，而走向作者所批判的那种狭隘的经验论。 1999年06月09日《中华读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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