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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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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科学史


且慢走向综合
——科学文化争鸣杂谈



作者 刘华杰


  真理毕竟不是中庸之道,真理将在知性的偏执中发现并得到锤炼。没有知性的洗礼,真理来得太廉价,懒惰而世故的人怎么能够切身体悟。

  几年前我偶然发现康德的认识论很有意思,他不象我们传统教科书那样将人类认识活动只分作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而是分作感性、知性和理性认识。我亦曾一度作了发挥:认为其独特的“知性”阶段恰好对应于“科学”认识,而这是东方文化所缺少的。进而,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多轮回而少进化,与“感性/理性”团团转有关。中国人个个聪明绝顶,由感性可以直接跳到理性,中国历史上从不缺少朴素的辩证法,但是如黑格尔所言,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都不产生新知识。

  现在看来,这种理解还太狭隘。康德的三分法岂止只适用于讨论科学,于美术、于戏剧、于文学、于音乐,甚至于做学问的方式,可能都是适用的。而西方人精力大都集中于中间的“知性”环节,这在我们看来常常可以轻松挑出毛病。何为“知性”?知性就是理解,是分析、剖析,充分展开矛盾,构造体系。用批判的眼光看,知性“坚持固定的规定性”,必须用理性超越之,但是理性不能对虚无进行超越,只有在知性阶段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时,理性的辩证超越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以戏剧为例,《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则简单故事,随着情节的发展被渲染到极其夸张的程度,两极的张力达到无法再进一步发展的程度,进入一种不可言说的“壮美”,这时矛盾才通过作者的安排给予某种解决。而中国戏剧很少这样。《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算是例外,其表现手法可能模仿了莎士比亚(一种大胆的胡说?)。

  这里谈科学文化争论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开展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我以为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次论战。这不是指最后得出怎样具体的结论,特别是谁战胜了谁,而是指此次论战双方或者多方不断“冲撞”,思想得以充分交流。套用康德的术语,这次论战在“知性”意义上有进步,矛盾得以充分展开。这本身就是学习西方文化的一个结果。在其后的60-70年中有关论述再也没有超出20年代的水平。那么现在是否到了进行理性辩证综合的时候呢?为时过早。 科学与人文的争论自斯诺(C.P.Snow)50年代末的著名演讲的预言后,在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开始从多个方面表现出来。到了90年代中期,科学界与人文学界的斗争已变成公开行动。特别是,此时争论的社会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人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中国科玄论战时刚好经历过一战);第二,人们经历了冷战的漫长时期;第三,科学已从小科学演化为大科学。从中人们固然看到科学造福人类的一方面,但也不能无视几乎所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都被用于最有效地直接或者间接杀人这一事实!

  从学术背景看,维也纳学派规范性科学哲学自60年代初受到彻底批判,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和科学的文化批判相继迅速发展,相对主义弥漫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潘涛博士建议译成“元究”)领域。后来,以后现代主义为首的文化批判运动把矛头直指科学,一定程度的反科学终于变成了学术时尚。科学空前遭遇价值危机,其合理性一时成了一个问题。当然,学者也都清楚一点,无论如何科学技术是有效的,还要照常发展、优先发展,否定这一点是自欺其人。但学者们,为人类未来和幸福而忧患的哲人们,就无能为力了吗,就束手旁观吗?非也。科学评论和科学批判可以影响、控制未来的科学发展方向,使之更人道化。

  活跃于当代学术舞台的“科学元勘”工作者最近20多年作了许多细致工作,发表了一批某种意义上旨在瓦解科学客观性和科学原理、方法普适性,进而揭露科学神圣性的著作。但由于其基本叙事风格和研究动机与我国的主导思想不合拍,他们的工作几乎受到完全的忽视,连被批判的荣誉也轮不上。

  近几年情况有所改变,但由于种种原因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在中国从未能正面交锋,科学与人文的对话或者争论一直没有展开,更不用说达到20年代的热闹场面和理论深度了。当后现代言说方式变得时髦时,人文学界突然高傲起来,瞬间找到超越自己一向崇敬之科学的途径,干脆把科学扔在一旁,不屑一顾。反之亦然。科学界简单地认定后现代不适合国情,除了胡言乱语便是无病呻吟。实际上这反映了中国教育的单面性,中学的文理分科无疑罪责难逃。奇怪的是,这种教育体制培养的畸型人才又都特别自信!

  最近一段时间在网上翻阅“两种文化”之争,有几点感受。一点是,西方学者普遍“犯傻”,很缺乏辩证思想。如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硬是对科学事实与科学知识的制造与生产过程“较真”,再如《高级迷信》、《科学大战》(江西教育出版社即将推出中译本)、《飞离科学与理性》以及索克尔(Alan Sokal)事件所反映的双方奋战不已的“蛮劲”,真让东方人见笑。后一思量,非也。西方学者虽然显得有些傻,但傻得执着傻得认真,没有这种劲头不会有西方学人宏大的学术体系,甚至不会有近代科学。真理毕竟不是中庸之道,真理将在知性的偏执中发现并得到锤炼。没有知性的洗礼,真理来得太廉价,懒惰而世故的人怎么能够切身体悟。换种说法,真理通过歪理得以表现。鉴于此,我们的科学文化讨论应当切实搞起来,首先找准对手,有来有往,排除干扰,战它数个回合,真理的碎片自然在辩论中呈现。辩论也是发现过程。有朝一日,某人来一辩证综合也许是必要的,但当下中国需要的知性张力,即片面的深刻探索。某君急于综合,我们只能说:且慢!江西教育出版社力倡“大科普”,包容了“科学争鸣”一类内容,无疑有利于公众理解科学,了解并参与科学文化之争。此系列“总序”还明确指出:“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禁止对手同时展示另一种偏见。”

  作者关于科学文化争论谬见如下:当前的文化论战在不同社会其宗旨或者政治动机是一致的,它折射出主流意识形态与处于边缘状态的学者思想倾向性之间的固有矛盾。但是矛盾双方在不同社会的具体解释是不同的。在西方发达国家,一方是以资本与科技相结合而武装起来的现行秩序的辩护者,另一方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反霸权学界思想者。这是政治划界,从学术角度看,还有交叉的情况。而对于未经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洗礼的中国而言,一方为封建势力代言人,另一方可笼统称为反封建变革者。将科学抛入这个对阵当中,双方对科学的态度如何?我始终以为,封建势力和观念依然是当前中国走向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对付封建势力要靠两样东西,一是资本,二是科学。前者已不声不响在实践,后者喊得欢却因不合中国文化传统进展缓慢。这两者都呼唤游戏规则,而只有建制能够保证规则。

  (《科技日报》1999-12-11)

  (c)Liu Huajie, Jan. 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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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时间:2000.08
作者:刘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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