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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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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舟子现代科学深深植根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在古希腊的伟大自然哲学家当中，对科学的建立影响最大的有三个：泰勒斯奠定了科学的自然观，宇宙万物都被视为自然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跟神无关；德谟克里特奠定了科学的还原观，还原分析成了科学最重要的方法；毕达哥拉斯奠定了科学的规律观，坚信自然界并非杂乱无章，有完美的规律可循。这些观念，并非来自于当时盛行的多神论宗教，而是来源于爱琴海文化崇尚思想自由和世俗的幸福生活的传统。即使这个传统随着希腊城邦之间血腥争战和马其顿的征服而逐渐消失殆尽，自然哲学也继续在希腊开花结果，直到罗马帝国崩溃，一种最为愚昧残酷的一神论宗教彻底地统治了西方。基督教神学的总设计师奥古斯丁如此宣告了科学的死刑： “不必象希腊人所谓的物理学（physici）所做的那样去探究事物的本性；基督徒也无需担心对元素的数目和力一无所知－－天体的运动、次序和食；动物、植物、石头、泉水、河流、高山的种类和本性；年代和地理的学问；风暴即将来临的预兆；和那些哲学家们已经发现或以为已经发现的成千上万种事情……对基督徒来说，只要相信所有被创造的事物，不管是天上地下，都是造物主这唯一真实的神的恩典，这就足够了。”（Enchiridion第九章） 这样，古希腊的圣贤所辛辛苦苦累积起来的关于物理学、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水利学、历史学、地理学、气象学和所有一切科学的知识，就被基督徒们一扫而空。科学在西方消失了近千年。一个以天堂的幸福生活为“终极关怀”的宗教把西方世界变成了人间地狱。幸运的是，古希腊的科学传统在基督教所管辖不到的伊斯兰国家生存了下来，并终于在西方的宗教统治松动、“终极关怀”被抛弃、人们开始崇尚世俗生活的“文艺复兴”之后，直接导致了现代科学的诞生。当然，现代科学是逐步摆脱基督教的束缚的，在其草创之初，在基督教的迫害、压制、宣传之下，仍不可避免地带着基督教的烙印，而基督教原有的一些设施，比如大学，也被科学所利用。但是，如果据此声称现代科学是基督教的产物，那就跟声称中国的改革开放乃是文革的产物，我们应该对文革感恩戴德一样的荒唐。 一个压制了科学的发展近千年、在科学复活之时施加血腥迫害、至今仍是科学进步的最大阻力的宗教，现在却要来争夺科学果实，是非常无耻的。某些西方思想家如此宣扬，是可以理解的，就象中国永远会有思想家念叨儒家的种种好处。但是某些中国学者也跟在西方学者之后吹捧基督教对科学的作用，却是出于对基督教和科学的双重误解。比如发表在《读书》1999年12月上的田洺《宗教、迷信和科学》一文，竟说：“一些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经过哲学的改造后，已经将信仰基本上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基督教现在有无数的派别，从极端保守到极端自由都有，我不知道在田先生的心目中，哪个派别是“基本上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即使是自由派的基督教，也坚持“因信称义”。如果居然有一种宗教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那么，如果我们不相信它，就将跟不接受科学一样的愚昧。幸运的是，没有一种宗教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所有的宗教都是建立在非理性的“信”上面的：此乃宗教之所以为宗教。诚然，某些宗教在传教时，会采取说理的方法，这也只是将理性做为一种手段为非理性的目的服务；即使是这一点，基督教也远不如佛教的某些派别。田先生将理性当成了宗教的特征，而将非理性因素全都归罪于迷信，才得出了“如果说科学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敌人，那也不是宗教，而是包括迷信在内的非理性思潮”这样一个为宗教文过饰非的结论。如果将一切坏事都算到迷信头上，宗教倒是要比科学更完美了。可惜这种美好的宗教从来就不存在。宗教跟迷信并非泾渭分明，因为宗教其实不过是体系化、思想化了的迷信而已。 田先生对科学的误解，还表现在这一连串的反问：“根据一些人的说法，宗教似乎是科学不共戴天的敌人。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该如何解释作为修道士的哥白尼和孟德尔分别提出了革命性的天文学和遗传学的学说？如何解释所谓宗教死敌的达尔文死后竟然被葬在英国最著名的西敏士教堂？如何解释很多一流的科学家一直信奉宗教？如何解释教皇为历史上对伽利略的迫害和对达尔文的指责而公开认错？”如果我们学田先生一样也来个一连串的反问：“根据田洺的说法，迷信似乎是科学不共戴天的敌人。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该如何解释炼金术和占星术分别演化出了化学和天文学？如何解释很多一流的科学家一直信奉通灵术、特异功能等迷信？如何解释许多迷信的宣扬者一贯以当代哥白尼、伽利略自居？”那么我们是不是该庆贺科学的敌人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田先生的这些疑问，也并不是不能一一解释的： “我们该如何解释作为修道士的哥白尼和孟德尔分别提出了革命性的天文学和遗传学的学说？”这是因为哥白尼是宗教的叛徒。他自己显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临死前才发表其天体学说。而孟德尔所做的豌豆实验跟宗教教义没有任何冲突，他也并非抱着宗教感情去做那些实验的。我们说宗教是科学的敌人，并不是说科学的任何研究都会跟宗教有冲突，只有那些不利于宗教教义的研究才是两军交战的战场。 “如何解释所谓宗教死敌的达尔文死后竟然被葬在英国最著名的西敏士教堂？”这是因为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的先贤祠，专门埋葬英国的伟人。达尔文生前已被视为同牛顿一样伟大，死后葬在牛顿身边乃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件事不具有任何宗教意味，事实上笃信宗教的达尔文夫人起初反而反对将达尔文葬在该教堂。 “如何解释很多一流的科学家一直信奉宗教？”我们要知道，科学研究是由科学家从事的，但科学家的一举一动并不等于科学。科学家也有自己的非科学的个人生活，何况田先生也承认：“科学家也是人，也有着人所具有的丰富情感和需求，也有弱点，也会脆弱，也不是仅凭自己的专业知识就可以解决生活、情感和思维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因此，以科学家的个人言行来代表科学，是不妥当的。值得注意的是，一流科学家绝大部分都不信奉宗教。在美国这样一个基督教传统深厚的国家，以美国科学院院士为代表的一流的科学家，竟只有大约百分之七的人信神（Nature 394, 313 (1998)）。 “如何解释教皇为历史上对伽利略的迫害和对达尔文的指责而公开认错？”这只能说明，天主教终于认识到，科学已深入人心，与科学公开为敌是愚蠢的，对其传教不利。何况，为伽利略平反已是几百年后的事，也未免来得太迟。 奇怪的是，田先生在最后却推荐读者去读卡尔·萨根、E.O.威尔逊和斯蒂芬·杰·古尔德的书。据我所知，这些科学作者对宗教的看法，与田先生的大相径庭。尤其是威尔逊，简直就是一个田先生所批判的“将科学奉为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法宝，视为人类惟一合理的认识和思维活动”的“科学主义者”。威尔逊在七十年代创建的社会生物学之所以饱受攻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认为科学可以解释和取代宗教。在他看来，宗教不过是自然选择和文化选择的产物，可以通过遗传优势和进化变化加以解释。在《论人类的天性》（On Human Nature）一书中，他如此宣告： “如果我们最终能够同意科学唯物主义自身就是一种高贵意义上的神话，这种神话的动力就能够被利用来学习和理性地探索人类的进程。那么就让我再一次说明为什么我认为科学的精神高于宗教：在解释和控制物质世界方面，它反复取得了胜利；它具有自我完善的特性，使它为设计和实施检验的一切可能性大开方便之门；它时刻准备着去检查所有的事物，无论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而现在，已有了用进化生物学的机理模型解释传统宗教的可能性。这最后一个成就将会是关键性的。如果宗教，包括教条的世俗意识形态，能够被系统地分析并解释为大脑进化的产物，那么它作为道德的外在根源的威力将会永远地消失。” "科学自然主义能够享有的最后的决定性的优势将是它有能力把它的主要对手传统宗教解释为完完全全是一种物质现象。” 这种宣告，无疑是过于乐观的。我相信科学能够将宗教完全解释为一种物质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终将能用科学取代宗教。这正是由于宗教诉诸人性的非理性因素，理性的进展并不能将其完全消除。但是威尔逊甚至认为科学也能给予人类所谓“终极关怀”。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伟大的古希腊： “请暂时跟我一起回到原本的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 合唱：也许你比你告诉我们的走得更远？ 普罗米修斯：我使凡人停止预见厄运。 合唱：你给了他们什么样的疗法来对抗这种疾病？ 普罗米修斯：我把他们置于盲目的希望之中。 “科学的真正的普罗米修斯精神意味着通过给予知识和在一定程度上主宰物质环境来解放人类。但是在另一水平上，在一个新的时代，科学也建造科学唯物主义的神话，它在科学方法的正确手段的指导下，用精确的、刻意动人的呼吁面向人性最深层的需求，用盲目的希望保持坚强：希望我们正在行进的旅途将会比我们刚刚走完的更为远大、更加美好。” 中国没有古希腊的理性传统，这是我们的不幸。但是中国没有基督教的非理性传统，却是我们的大幸。任何试图向中国引进基督教的努力，不管以什么借口，都是对科学和人文精神的背叛。 2000.3.21 ———————————————————————————— 附：田洺《宗教、迷信和科学》 古尔德论述基督教千禧年思潮的小书《追问千禧年》是应时之作，但是书中表达的思想却超越了时间的限制。凑巧的是，就在该书译完之际，未曾想它在中国突然成了一部“应时”的译作，所以也可以说这本书超越了空间的限制。 基督教文化在我国的影响并不巨大。尽管明末以降就有一些基督教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华传播“福音”，但是即使是现在经常去教堂做礼拜和祷告的虔诚信徒，也并非都能真正理解千禧年的基本内涵，更不用说一般不信基督教的人了。虽然商家也在用“千禧”牌商品或“千禧年”旅游这样的招牌招徕顾客，但是我想顾客当中很少有人会将他们手中的商品或即将奔赴的游程与两千年前中东的那个历尽艰辛、痛苦而去，据说又会再次降临的圣人联系起来。更鲜有人响应千禧年这种脱俗超凡的召唤，放弃即使不太荣华的生活，奔向那敢于想像却不敢于尝试的彼岸生活。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信仰和崇拜的体系，它宣扬世界上存在着一个或多个神，世界由神创造，并由神来控制。从形式上看，世界上的宗教大抵如此。然而，从社会作用的角度看，宗教又都起到了约束人们行为、规范人的道德伦理的作用。一些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经过哲学的改造后，已经将信仰基本上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几乎所有宗教都有对彼岸世界的描绘，意图是要克服或者抚慰人们生时的最大恐惧——死。不过，在我国，世俗化早已浸染了任何传入或生于本土的宗教，加上国人天性敦厚温和，罕有极端过激之举，所以为超验的信念而殉道者向来稀少。 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五千年而未中止或中断过，并且至今还有着很强的生命力，我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文明不是一种宗教文明，我们的文明很早就深深地根植于现世生活中，我们不会为了脱离生活的信念而放弃生活。 这种文明不会由于理念的改变而使人们放弃生活本身。对于一般人来说，任何朝代的更迭，经过短暂的慌乱和迷惘之后，很快就会一切如常。民众是看戏的，人生舞台上的你来我往不仅不会使他们乱了生活的阵脚，反倒会为他们增添生活的乐趣。我们太热爱生活了，凡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我们早就做得很好、甚至最好：我们有令世人垂涎的美食和佳酿；在其他民族还在着麻衣粗布时，我们早已穿上绫罗绸缎；我们的诗歌差不多咏遍了我们所能感知到的一切；我们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亲戚称谓，我们很早就善于、乃至精于处理“公共关系”。我们太留恋生活了，即使外界条件非常恶劣，我们特有的韧性也会帮助我们渡过其他民族无法想像的难关。 然而，我们对生活、对周边环境和人生的境况及未来也会感到不解、恐惧、无助、渴望和焦虑。由于我们的文化过于注重经验和实用，而忽视超验和非功利的理论，没有建立起严谨的西方式的理性思维体系，所以我们缺乏有利于克服生活中恐惧的理性工具，于是便常常仰仗非理性的工具。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最早与迷信抗争的是宗教和哲学。然而，纵观我国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一直很孱弱，而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上的迷信却很流行。宗教与迷信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宗教相信无限、无形、彼岸的神和境界，而迷信则相信有限、有形、现世的神和境界。 迷信是偏执狂或将自己的需求与愿望凌驾于众人之上的野心家鼓噪的运动。迷信是赎本的赌博，是载着我们驶向被美化荒岛的经过粉饰的废船。迷信的倡导者并不像宗教的创立者那样坚信自己所倡导的信念，坚持自己提出的行为准则。迷信宣扬个人的无能，宣传不加思考的遵从，渲染幻象的力量。由于迷信，我们敬畏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神，我们畏惧我们自己幻想出来的鬼，我们常常陷入了自己编织的圈套。 敬畏是迷信的基础，也是信仰的基础。人需要信仰，信仰如同椅子上的靠背；信仰是引导我们前行、抚慰我们心灵的精神故园；信仰是聚合群体的凝聚剂。然而，当我们原有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又不会再去信仰先人、去信仰一个过于抽象的上帝，或者信仰科学的时候，自然会为其他的信念留下空间，会为宣扬迷信的人提供大量的受众——尤其在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人们遭遇到未曾熟知的不安、不平、不稳和不定时，迷信的鼓吹者可供利用的就不仅是土壤了，简直就是温床！ 如果迷信者如云的话，信奉者又将体会到群体的慰藉，尤其在心灵冷寂又无所依托的时候。而且群体本身又构成新的压力，使得怀疑者害怕遭到唾弃，批判者害怕遭到围攻。我们恐惧孤独，思考的惰性又使我们宁愿放弃思考，所以我们干脆去听从众人。思想的偷懒往往会导致生活的偷生。天底下可不乏愿意充当领袖、愿意替别人思想的人。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尝言，人的一切都有可能被剥夺，惟有思想的自由不能。也许他低估了迷信控制思想自由的力量。 对于盛行于中国的种种迷信，很希望有人能突破表象的屏障，避开俗套的说法，做深入的探讨、精辟的阐释和分析。 这二十年来，凡是遇到来自民间的不和谐思潮冲击时，我们就会下意识地想到科学。的确，科学确实有助于解惑和消除人们的恐惧感，但是关键是依靠什么样的科学，或者说依靠科学中的什么。 科学包括科学的理论、事实、方法和精神，以及科学的价值观。在我国的科学教育体系中，基本上重视的是科学的理论和事实的教育，而匮乏的是科学的方法和精神教育，即使是科学价值观的教育也常常是由于流于形式而失去魅力和效力。我们重视科学中的可用成分，而不太重视科学中不可用的成分。在这种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科技工作者，很有可能会让予或根本就没有自我思考的能力。尤其在科学分科非常细致，科学的训练与徒弟学手艺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的今天，有些人专业以外的知识水平与其他人无异。于是，一些科技工作者会像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样，或者比他们更甚地追随高超的煽动者，只不过他们比别人多些自信和辩解的能力罢了。 在我看来，科学方法是从业者共同遵循的工作方式，科学精神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怀疑、批判精神和思想的自由。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不依附任何利益集团，不盲从任何权威，只依赖于理性。思想的自由则意味着不规避任何领域，它指向人类的一切认识，它怀疑一切，它批判一切，乃至科学本身。真正的科学家是不应该相信任何迷信的。不过在现世生活中，做到这一点很难，尤其当面对由国家工具所支持的迷信时，更是如此，比如纳粹德国时科学家的作为。 只要没有在民众之中形成坚持理性的怀疑和批判风气，想要彻底破除迷信本身就是一种迷信，想要涤荡非理性思潮本身也只不过是一种非理性的愿望。然而要真正彻底清除各种迷信，恐怕就不能单单依靠科学的力量了。如果将科学奉为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法宝，视为人类惟一合理的认识和思维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对科学的迷信——有人称之为“科学主义”，是对人类活动和心态的一种狭隘而偏颇的误解，是赋予了科学过多的科学本身并不能或者无法承担的功能。 科学的触角尚未、而且也不可能触及到人类活动、情感和思维的所有领域。科学不解决无限的问题，科学并不涉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科学还不能、甚至未必能，圆满地解释一些终极问题，像为什么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以及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等；在人类的感情领域，科学几乎无能为力；科学无法解决人类社会活动中的所有问题。 科学当然也不是人类惟一的认识和思维活动。除了科学之外，人类的认识和思维活动还有文学、音乐、美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以及逻辑和数学等。科学的发展甚至离不开从这些领域中汲取营养。这四百年来，科学之所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得益于科学是开放的知识体系，能够不断地从其他领域获得启发，也能不断修正自己的不足。哲学家波普曾说，科学并不是绝对真理，而是近似真理。他的话不无道理。 敬畏和恐惧是我们很难消除的情感——或许是根本就不应该消除的情感，因为这种情感是道德和法律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是文学和艺术创造的源泉。我们根据日常经验就能知道，无所畏惧者本身就令人畏惧。敬畏和恐惧是不少科学家信仰宗教的原因之一。科学家也是人，也有着人所具有的丰富情感和需求，也有弱点，也会脆弱，也不是仅凭自己的专业知识就可以解决生活、情感和思维中遇到的所有问题。 在西方，科学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科学是闯入宗教领域的后来者，科学所关注的很多问题，原先都是宗教的辖域。科学继承了宗教提出的一个重要前提——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去理解的；科学运用了经过宗教修改和完善的理性思维方法——逻辑法则；科学是从宗教所建立的学术机构——大学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甚至在执著忘我的科学家身上可以看到过去那些虔诚地穷究义理、不为世俗快乐所动的教士的影子。 当然，一些科学家所信奉的上帝，并不一定是那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随时干涉人间事务的拟人形象，而是——比如爱因斯坦所信奉的上帝——赋予世界以规则和理性的化身。 根据一些人的说法，宗教似乎是科学不共戴天的敌人。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该如何解释作为修道士的哥白尼和孟德尔分别提出了革命性的天文学和遗传学的学说？如何解释所谓宗教死敌的达尔文死后竟然被葬在英国最著名的西敏士教堂？如何解释很多一流的科学家一直信奉宗教？如何解释教皇为历史上对伽利略的迫害和对达尔文的指责而公开认错？当然，宗教并非与科学没有过冲突。以宗教的名义，除了迫害过伽利略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还迫害过一位在美国中学讲述进化论的教师。这里有宗教的因素，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是宗教中、或者假借宗教的名义的非理性思潮和组织对科学的攻击。如果说科学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敌人，那也不是宗教，而是包括迷信在内的非理性思潮。 科学需要有人道主义情怀，否则科学就是不人道的活动，就不可能承担起解惑益智的重任。自从科学组织创立之初，科学家就承担着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消除迷信，解决人类社会中一些问题的责任。成立于十七世纪的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都注重向公众宣传科学知识。科学家定期在公开场合，用通俗的语言，向普通人解释自己的科学发现，任何人也可以将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告诉科学家，让科学家帮助解决。此后，科学家不仅继续关心社会问题，也曾对于由于科学产生出来的问题，比如利用科学制造出更有杀伤力的武器，以及滥用科学（和技术）造成的环境污染，表示过深切的担忧和强烈的不满。 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是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但是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好的工作。固然，我们需要传播科学的理论和事实。但是更重要的是向公众传播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传播科学所带来的对于人类价值观的重新理解，以及通过科学所体现出来的对于理性的维护，对于人的尊严的承认。而真正能起到长期效果的科学普及，依靠的是说理，不是说教。一旦科学的传播不择手段，不是依靠争论、探讨，科学思想还能深入人心吗？合格的科学普及者首先应该是专家，应该对他所研究的领域有透彻的理解。他还应该是一个文人，能够用外行听得懂的语言，形象地去说明原本枯燥的科学道理，并可以从中引发出对于其他事情的联想。再好一些的应该是学者，他有着渊博的知识和非功利的求知欲，具有理性主义的态度和人道主义情怀，以及探索的精神和彻底的怀疑态度，即使对于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和常识，他也要刨根问底。 可能你会说，这样的科学普及者和倡导者只是人们的一种想像和期望。但是的确存在这样的科学普及者——去读一读卡尔·萨根、E.O.威尔逊和斯蒂芬·杰·古尔德的书吧！包括古尔德的这本小册子。 （《追问千禧年》，斯蒂芬·杰·古尔德著，田洺译，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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